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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的起源
从“大学”的本义上讲，大学就是指综合大学。大学概念泛化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如一些专科性学院也称自己为大学，如出现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等等。大学概念是如何泛化的，这就必须从大学的源头说起。
说起大学，大多数人都不陌生，但真正能够把大学说得非常清楚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涉及大学概念来源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大学的组织形态以及大学理念问题。如果对大学概念来源不了解，就很难对大学自身有正确的认识。
现在流行的大学概念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脱胎于一种学术行会组织。最早的大学是由学生组成的行会和教师行会两部分组成。由于当时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按照不同的种族文化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时学生行会是由不同民族团体构成，教师行会则是由不同专业的教师组成。这两部分行会共同构成了“大学”这个概念，而以学生团体为主组成的大学为“学生大学”，以教师为主组成的大学则是“教师大学”。所谓“学生大学”就是以学生为主聘请教师讲学从而形成教学契约关系；“教师大学”则是以教师为主招收学生学习。最早的“学生大学”就是博隆尼亚大学，最早的“教师大学”则是巴黎大学。在历史发展中，“学生大学”逐渐让位于“教师大学”，也就是说负责大学管理事务的是由教师为主体进行，这就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大学组织结构。不过以学生为主的大学传统在拉丁语系国家仍然有影响。
无论教师为主的大学还是学生为主的大学，都是因为“知识”而组成的。学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学习权益经常会与教师发生冲突。教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学权利也在不断与学生团体进行谈判妥协。最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大学组织形态。到中世纪后期，大学形成了由三个学院构成的组织结构，即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这些学院都建立一个预科学院即文学院的基础上。这样的大学架构成为大学的通行模式，也是现代大学的前身。
在大学形成之后，大学的行会色彩逐渐淡化而演变成为一种纯学术组织，大学的专业知识追求也逐渐让位于对一般普遍知识的追求，大学的自我管理也逐渐让位于追求外部的承认。所以后期大学的成立都以教会或国王所颁发的特许状为标志，有的大学则同时获得来自两方面的授权。这种授权就使大学获得来自教会的或世俗的或双方面的保护。这种保护就使大学与市民出现利益争执时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大学自治也是大学在与所在地市政当局发生冲突后经过不断斗争后才获得的一种权利。因为大学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所以才能与市政当局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
二、大学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
大学一开始就与高深学问探求联系在一起。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能完全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必须探求隐藏经验背后的普遍原则，必须探索事物背后的基本规律，对于原则和规律必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不能完全求证于经验。这种认识从古希腊时候就有，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种对普遍原则的探求就是对高深学问的探求。这种高深学问必然涉及世界的所有方面，这种知识必然也是无穷尽的，这种知识的获得也必然是综合的。因此，大学所探求的知识不是某个专门的应用性知识，而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它们都囊括在哲学的范畴之内。在知识没有分化的情况下，所有知识都隶属于哲学。而哲学就是关于人生智慧的求索，这种求索就涉及世界的方方面面。所以哲学知识是综合的、总体性的学问。
一般说来，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感觉经验产生有关事物的意识，之后再产生有关事物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是粗糙的，但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尽管还未达到严格的逻辑思维水平。只有当主体产生了对某类事物进行具体判断时才达到严格意义的逻辑思维水平，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对事物进行定义，需要寻求该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停留在泛泛的表面印象上。大学就是要把关于世界的各种具体认识综合在一起形成关于世界的总体认识，而这种认识只能靠推理而来。这就是关于世界认识的思辨方法，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总体认识就汇成了哲学这门学问，它就是一种解释世界存在根本原因的学问。大学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为了探讨这种学问而存在的，从而指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当哲学发展比较成熟后，大学才可能出现。所以说哲学蕴藏了大学存在的基因。
人们运用哲学来指导具体实践的时候所产生的知识就是专业知识，因为这种知识是在对事物根本规律的把握之后产生的，所以才在处理具体的社会实践或生产实践时是有效的，从而成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实践知识。这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当这种专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比较系统的时候才成为一门学科。但在古代，知识还没有明显分化，都统属在哲学之下。在中世纪，哲学是以神学的面貌出现的。神学出现代表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古代，人类的认识程度还比较低，认为世界是由一个外在力量决定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认识能力感到惊奇，从而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上帝的恩物。所以，在中世纪大学，神学是最高深的学问，神学就是研究究竟上帝如何创造世界并赐予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的。人们自然以探索这种知识为荣，人们也愿意把自己称为神的奴仆。在中世纪，最有用的三门学问是神学、医学和法学，它们分别培养牧师、医师和律师。在这三门学问中，神学地位最高，而牧师也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因为它探究人的精神，为人的心灵提供指导，所以是最受人尊敬的。很多时候，牧师兼任律师或医师，因为要达到专门的神学修养层次，需要广泛地掌握各种知识，需要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修养，那么也就需要博通法律和医学。
三、近代大学以哲学为尊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后，随着宗教势力的跌落，神学也丧失了其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究竟原因，主要是因为神学在发展中越来越教条化，不能接受社会发展变化产生的新情况。一旦神学走向教条化，这就是它生命力走向衰竭的开始。
在科学还不怎么发达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能力是不自信的，所以才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上帝的存在。但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特别是机器工业的出现，关于主宰世界的万能的上帝的神话逐渐地被人们放弃，所以人类转而信仰人类理性自身的力量。就这样，哲学就逐渐地脱去了神秘的外衣，直接以哲学的名义成为最高学问的象征。直接以哲学名义主宰大学是从近代大学开始的，是从洪堡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开始的。在洪堡所创立的柏林大学里，哲学是大学的最高学问。
直到今天，哲学仍然是大学中最主要的学科之一，哲学是进行科学训练的基础，因为哲学就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训练，没有这种训练，人们的视野是狭隘的，只有有了这种训练，人们看待世界的视野才能放在一个可靠的天平上。但如果哲学变成了教条，也会变成与神学一样的命运。目前哲学并不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就在于哲学越来越脱离生活，越来越走向教条化，从而就不能为人们的思考提供指导，那么它就失去了在大学的主导地位。但这并非它的本质，哲学应该是博学的象征，也是最高学问的象征，而非教条和空洞的代名词。至今人们所沿用的学术性学位的标志仍然是哲学博士学位，即简称为PhD。
所以，大学最初的含义就囊括百家的含义。蔡元培先生的名言就是“大学者，网罗百家囊括大典也”。中世纪大学实际上是一种专业教育，广博知识学习是在预科阶段即在文学院完成的。人们通常说大学必须有四个学院就是在上述的医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外再加上文学院。近代大学以哲学取代神学的主导地位，在哲学的名义下各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起来。这个时期大学开始追求纯粹的知识，并不重视应用学问的探究，这正是洪堡对大学的期望，也是蔡元培先生兴办北京大学的主张。当然这种理想在大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能够走得通。所以德国大学模式最后转向了美国大学模式，美国大学模式的核心就是强调应用，口号就是社会服务，目标就是促进工农等各种实业的发展。因此美国大学走向发达是从美国举办农工学院开始，在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著名事件就是赠地法案的颁布，它使各州都开办了面向农工生产的专门学院，这正是今日美国各州立大学的前身。
因而，大学的基本含义就是综合百家之学、追求一种最高的普遍学问。就此而言，没有以哲学探讨为最高追求的大学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为只有达到哲学的层次才能认识到世界的统一性。在中世纪以来，大学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拥有三个以上的专业学院才能称之为大学。也就是说，大学就是综合性的，单科性学院是无法成为大学的。美国仍然沿循这一传统，如麻省理工学院至今仍然是一个学院，此外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这些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高校，但他们都不以大学自称，因为它们都以是理工见长，而不以综合见长。这与我国的情况不同，我国任何一个专业学院都希望称自己为大学，如有外语大学，有邮电大学，有医科大学，有农科大学等等。可见，我国高校有一种“大学”癖好，似乎大学就代表水平高，其实不然。
四、现代大学越来越重视人文素质培养
在今天，真正的大学都非常强调学科交叉和综合，这正是综合大学的本色。综合大学所强调的正是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对纯知识的追求，其重心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探求知识的普遍原理。所以哲学的地位标志一个大学的综合性程度，因为哲学融合了各门学科知识。如果一所大学虽然有众多学科，但各个学科之间是相互封闭的话，仍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学科综合是知识发展的真正源泉，学科之间一旦相互封闭，其发展视野必然狭隘，就很难创新和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学术只有在相互激励和相互启发的状态下才能更快地发展。我国许多有见识的传统理工科大学校长都非常注重走综合的路线就是从这个长远发展而设计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就只能一个应用性的专科学院。
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看，它也是先从应用性学院建设开始，然后逐渐走向综合化并成为大学的，这个综合化过程，就是提高学术水平的过程，这正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碰撞的结果。所以在美国大学中，既有隶属于各个学院的教授，也有属于大学层次的教授，而大学层次的教授一般都是资深的教授，他们一般是不受学科局限的，是可以为各个学科开设基础课程的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是自由的、广泛的，而不是终身固守于某个狭隘的领域。也就是说，在美国大学内部，各学科之间是开放的，没有严格的学科壁垒。相反，在我国大学学科之间的壁垒森严，学科交叉很难发生，这样就使大学很难产生大学问，所以所研究的内容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在综合大学，其教育宗旨是注重学生的广博知识学习和人文修养的提高，这种教育被我国学术界称为通识教育，其目的就在于要培养具有广阔视野的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人，而不是视野狭隘、没有发展创新潜力的人。这也是我国许多传统的理工为主的大学逐渐走向综合化所追求的方向。但由于受学科传统影响，这些大学在走向综合化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如人文社会科学始终难以摆脱其作为配角的地位。在大学治理上，它们始终难以摆脱工程思维模式。虽然他们在培养高级应用人才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培养具有创新发展潜力方面则始终是有局限的。
在今天，由于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受市场化、功利化驱动左右，所以对人文素质的重视越来越成为大学普遍关注的话题。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文知识修养作为基础的话，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就不再是福祉，很可能更多的是灾难。因此，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潮流。
五、几点结论
在目前，我国高校中的升格风仍然很盛行，非常注重拥有大学的名号，所以从学院升为大学就成为一种时髦。拥有大学之后又追求科类齐全，似乎这就是综合大学。这其实是走向了一个误区。而真正的综合大学是以基础研究为主体的大学，它的目标是追求全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谋求学校个体的利益；综合大学强调学科之间相互融合，而不是越来越细化和封闭化；综合大学非常强调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特别是人文知识修养，和具有创新潜力的有责任心的社会公民。
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综合大学就意味着需要在多方面发展知识，使自己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素养，需要使自己具有一个服务于全人类的信念，需要使自己具有一种主动探索的精神。有了这种探索精神，他就可以全面地提升自己的素质。如果没有主动学习精神，等待学校来灌输的话，恐怕即使身处综合大学，也很难达到预想的目的。
从“大学”的本义上讲，大学就是指综合大学。大学概念泛化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如一些专科性学院也称自己为大学，如出现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等等。大学概念是如何泛化的，这就必须从大学的源头说起。
说起大学，大多数人都不陌生，但真正能够把大学说得非常清楚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涉及大学概念来源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大学的组织形态以及大学理念问题。如果对大学概念来源不了解，就很难对大学自身有正确的认识。
现在流行的大学概念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脱胎于一种学术行会组织。最早的大学是由学生组成的行会和教师行会两部分组成。由于当时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按照不同的种族文化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时学生行会是由不同民族团体构成，教师行会则是由不同专业的教师组成。这两部分行会共同构成了“大学”这个概念，而以学生团体为主组成的大学为“学生大学”，以教师为主组成的大学则是“教师大学”。所谓“学生大学”就是以学生为主聘请教师讲学从而形成教学契约关系；“教师大学”则是以教师为主招收学生学习。最早的“学生大学”就是博隆尼亚大学，最早的“教师大学”则是巴黎大学。在历史发展中，“学生大学”逐渐让位于“教师大学”，也就是说负责大学管理事务的是由教师为主体进行，这就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大学组织结构。不过以学生为主的大学传统在拉丁语系国家仍然有影响。
无论教师为主的大学还是学生为主的大学，都是因为“知识”而组成的。学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学习权益经常会与教师发生冲突。教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学权利也在不断与学生团体进行谈判妥协。最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大学组织形态。到中世纪后期，大学形成了由三个学院构成的组织结构，即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这些学院都建立一个预科学院即文学院的基础上。这样的大学架构成为大学的通行模式，也是现代大学的前身。
在大学形成之后，大学的行会色彩逐渐淡化而演变成为一种纯学术组织，大学的专业知识追求也逐渐让位于对一般普遍知识的追求，大学的自我管理也逐渐让位于追求外部的承认。所以后期大学的成立都以教会或国王所颁发的特许状为标志，有的大学则同时获得来自两方面的授权。这种授权就使大学获得来自教会的或世俗的或双方面的保护。这种保护就使大学与市民出现利益争执时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大学自治也是大学在与所在地市政当局发生冲突后经过不断斗争后才获得的一种权利。因为大学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所以才能与市政当局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
二、大学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
大学一开始就与高深学问探求联系在一起。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能完全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必须探求隐藏经验背后的普遍原则，必须探索事物背后的基本规律，对于原则和规律必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不能完全求证于经验。这种认识从古希腊时候就有，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种对普遍原则的探求就是对高深学问的探求。这种高深学问必然涉及世界的所有方面，这种知识必然也是无穷尽的，这种知识的获得也必然是综合的。因此，大学所探求的知识不是某个专门的应用性知识，而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它们都囊括在哲学的范畴之内。在知识没有分化的情况下，所有知识都隶属于哲学。而哲学就是关于人生智慧的求索，这种求索就涉及世界的方方面面。所以哲学知识是综合的、总体性的学问。
一般说来，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感觉经验产生有关事物的意识，之后再产生有关事物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是粗糙的，但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尽管还未达到严格的逻辑思维水平。只有当主体产生了对某类事物进行具体判断时才达到严格意义的逻辑思维水平，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对事物进行定义，需要寻求该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停留在泛泛的表面印象上。大学就是要把关于世界的各种具体认识综合在一起形成关于世界的总体认识，而这种认识只能靠推理而来。这就是关于世界认识的思辨方法，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总体认识就汇成了哲学这门学问，它就是一种解释世界存在根本原因的学问。大学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为了探讨这种学问而存在的，从而指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当哲学发展比较成熟后，大学才可能出现。所以说哲学蕴藏了大学存在的基因。
人们运用哲学来指导具体实践的时候所产生的知识就是专业知识，因为这种知识是在对事物根本规律的把握之后产生的，所以才在处理具体的社会实践或生产实践时是有效的，从而成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实践知识。这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当这种专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比较系统的时候才成为一门学科。但在古代，知识还没有明显分化，都统属在哲学之下。在中世纪，哲学是以神学的面貌出现的。神学出现代表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古代，人类的认识程度还比较低，认为世界是由一个外在力量决定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认识能力感到惊奇，从而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上帝的恩物。所以，在中世纪大学，神学是最高深的学问，神学就是研究究竟上帝如何创造世界并赐予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的。人们自然以探索这种知识为荣，人们也愿意把自己称为神的奴仆。在中世纪，最有用的三门学问是神学、医学和法学，它们分别培养牧师、医师和律师。在这三门学问中，神学地位最高，而牧师也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因为它探究人的精神，为人的心灵提供指导，所以是最受人尊敬的。很多时候，牧师兼任律师或医师，因为要达到专门的神学修养层次，需要广泛地掌握各种知识，需要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修养，那么也就需要博通法律和医学。
三、近代大学以哲学为尊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后，随着宗教势力的跌落，神学也丧失了其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究竟原因，主要是因为神学在发展中越来越教条化，不能接受社会发展变化产生的新情况。一旦神学走向教条化，这就是它生命力走向衰竭的开始。
在科学还不怎么发达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能力是不自信的，所以才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上帝的存在。但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特别是机器工业的出现，关于主宰世界的万能的上帝的神话逐渐地被人们放弃，所以人类转而信仰人类理性自身的力量。就这样，哲学就逐渐地脱去了神秘的外衣，直接以哲学的名义成为最高学问的象征。直接以哲学名义主宰大学是从近代大学开始的，是从洪堡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开始的。在洪堡所创立的柏林大学里，哲学是大学的最高学问。
直到今天，哲学仍然是大学中最主要的学科之一，哲学是进行科学训练的基础，因为哲学就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训练，没有这种训练，人们的视野是狭隘的，只有有了这种训练，人们看待世界的视野才能放在一个可靠的天平上。但如果哲学变成了教条，也会变成与神学一样的命运。目前哲学并不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就在于哲学越来越脱离生活，越来越走向教条化，从而就不能为人们的思考提供指导，那么它就失去了在大学的主导地位。但这并非它的本质，哲学应该是博学的象征，也是最高学问的象征，而非教条和空洞的代名词。至今人们所沿用的学术性学位的标志仍然是哲学博士学位，即简称为PhD。
所以，大学最初的含义就囊括百家的含义。蔡元培先生的名言就是“大学者，网罗百家囊括大典也”。中世纪大学实际上是一种专业教育，广博知识学习是在预科阶段即在文学院完成的。人们通常说大学必须有四个学院就是在上述的医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外再加上文学院。近代大学以哲学取代神学的主导地位，在哲学的名义下各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起来。这个时期大学开始追求纯粹的知识，并不重视应用学问的探究，这正是洪堡对大学的期望，也是蔡元培先生兴办北京大学的主张。当然这种理想在大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能够走得通。所以德国大学模式最后转向了美国大学模式，美国大学模式的核心就是强调应用，口号就是社会服务，目标就是促进工农等各种实业的发展。因此美国大学走向发达是从美国举办农工学院开始，在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著名事件就是赠地法案的颁布，它使各州都开办了面向农工生产的专门学院，这正是今日美国各州立大学的前身。
因而，大学的基本含义就是综合百家之学、追求一种最高的普遍学问。就此而言，没有以哲学探讨为最高追求的大学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为只有达到哲学的层次才能认识到世界的统一性。在中世纪以来，大学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拥有三个以上的专业学院才能称之为大学。也就是说，大学就是综合性的，单科性学院是无法成为大学的。美国仍然沿循这一传统，如麻省理工学院至今仍然是一个学院，此外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这些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高校，但他们都不以大学自称，因为它们都以是理工见长，而不以综合见长。这与我国的情况不同，我国任何一个专业学院都希望称自己为大学，如有外语大学，有邮电大学，有医科大学，有农科大学等等。可见，我国高校有一种“大学”癖好，似乎大学就代表水平高，其实不然。
四、现代大学越来越重视人文素质培养
在今天，真正的大学都非常强调学科交叉和综合，这正是综合大学的本色。综合大学所强调的正是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对纯知识的追求，其重心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探求知识的普遍原理。所以哲学的地位标志一个大学的综合性程度，因为哲学融合了各门学科知识。如果一所大学虽然有众多学科，但各个学科之间是相互封闭的话，仍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学科综合是知识发展的真正源泉，学科之间一旦相互封闭，其发展视野必然狭隘，就很难创新和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学术只有在相互激励和相互启发的状态下才能更快地发展。我国许多有见识的传统理工科大学校长都非常注重走综合的路线就是从这个长远发展而设计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就只能一个应用性的专科学院。
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看，它也是先从应用性学院建设开始，然后逐渐走向综合化并成为大学的，这个综合化过程，就是提高学术水平的过程，这正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碰撞的结果。所以在美国大学中，既有隶属于各个学院的教授，也有属于大学层次的教授，而大学层次的教授一般都是资深的教授，他们一般是不受学科局限的，是可以为各个学科开设基础课程的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是自由的、广泛的，而不是终身固守于某个狭隘的领域。也就是说，在美国大学内部，各学科之间是开放的，没有严格的学科壁垒。相反，在我国大学学科之间的壁垒森严，学科交叉很难发生，这样就使大学很难产生大学问，所以所研究的内容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在综合大学，其教育宗旨是注重学生的广博知识学习和人文修养的提高，这种教育被我国学术界称为通识教育，其目的就在于要培养具有广阔视野的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人，而不是视野狭隘、没有发展创新潜力的人。这也是我国许多传统的理工为主的大学逐渐走向综合化所追求的方向。但由于受学科传统影响，这些大学在走向综合化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如人文社会科学始终难以摆脱其作为配角的地位。在大学治理上，它们始终难以摆脱工程思维模式。虽然他们在培养高级应用人才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培养具有创新发展潜力方面则始终是有局限的。
在今天，由于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受市场化、功利化驱动左右，所以对人文素质的重视越来越成为大学普遍关注的话题。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文知识修养作为基础的话，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就不再是福祉，很可能更多的是灾难。因此，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潮流。
五、几点结论
在目前，我国高校中的升格风仍然很盛行，非常注重拥有大学的名号，所以从学院升为大学就成为一种时髦。拥有大学之后又追求科类齐全，似乎这就是综合大学。这其实是走向了一个误区。而真正的综合大学是以基础研究为主体的大学，它的目标是追求全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谋求学校个体的利益；综合大学强调学科之间相互融合，而不是越来越细化和封闭化；综合大学非常强调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特别是人文知识修养，和具有创新潜力的有责任心的社会公民。
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综合大学就意味着需要在多方面发展知识，使自己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素养，需要使自己具有一个服务于全人类的信念，需要使自己具有一种主动探索的精神。有了这种探索精神，他就可以全面地提升自己的素质。如果没有主动学习精神，等待学校来灌输的话，恐怕即使身处综合大学，也很难达到预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