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秦汉的都亭不只设在城内，在某些乡也设有都亭。一县之内未必只有一个都亭，但却是一定区域内最重要的亭。乡亭的地位低于都亭，故又称为下亭。乡亭和都亭大都位于交通便利、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因而是官府发布文告之处，有的都亭还是军队驻扎之所。
关键词 秦汉，都亭，乡亭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60—04
秦汉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是一种维持社会治安兼顾邮传的机构，已几为学界共识。就都亭与乡亭之制而言，人们的认识还存在明显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都亭是指在京师及郡国县道治所的亭，既可在城内，也可能在城外，但一个城市只有一个都亭。持此说者以劳榦、严耕望为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都亭毫无例外地都在城内，但它不是指某一具体的亭，而是都会或城市所在地之亭的总称。还有的学者则强调都亭作为城市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本文尝试对秦汉都亭与乡亭制度，做一些新的探讨。
一、都亭之设不限于城内
文献中对都亭的记载很多，如《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中，都有相如往投好友临邛县令王吉而“舍都亭”的记载。及至唐代，对秦汉都亭的位置已有三种解释：司马贞认为都亭位于城外，颜师古则主张都亭在郡国县道治所，而李贤则认为所有的都亭均设在城内。
《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此就西周宗法制下尊卑等级而言，有“宗庙先君之主”者为大宗，反之则为小宗。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原来各级大宗所在的“都”，逐渐演变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治所。中央政府所在的京师称为都城，由中央派驻各地的机构称为都官。久而久之，设在郡县治所的机构前也加上“都”字，都乡、都亭即属此类。故有“凡郡国县道治所，皆有都亭”之说。司马相如人住都亭后，临邛令“缪为恭敬”，但他“日往朝相如”，可知此都亭在县城内，甚至就在县廷附近。
《水经注》载，榖水“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关于景阳山及其都亭，史籍多有记载。如郦道元引孙盛《魏春秋》载：“景初元年，明帝……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三国志·魏文帝纪》黄初四年(223年)九月甲辰条裴松之注云：“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洛阳伽蓝记校笺》引《洛阳图经》：“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又引《河南志》：“华林园，即汉芳林园……避齐王芳名，改日华林。”可见，景阳山是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在洛阳城内东北隅之芳林园(后改名华林园)中人工修造的山，此山之都亭即洛阳城内的芳林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亭都设在都城或郡国县道邑所在的城内。《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八月诛灭梁冀后，汉桓帝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其注云：“七亭侯谓尹勋宜阳都乡、霍谓邺都亭、张敬山阳西乡、欧阳参修武仁亭、李玮宜阳金门、虞放冤句吕都亭、周永下邳高迁乡。”其中的“宜阳都乡”即宜阳县之都乡，“邺都亭”即邺县之都亭，“山阳西乡”即山阳县之西乡，“冤句吕都亭”即冤句县之吕乡都亭，均指封地而言。因此，这里的亭或都亭显然都在县城以外，而不可能在城内。
都亭可设在县城以外的乡，故其辖区也不限于城内。居延汉简有一枚简，是关于广明乡啬夫宏等就所辖善居里男子丘张欲在“居延都亭部”买田一事，向其上级居延县出具“更赋皆给，当得取检”的证明文书(H505.37A/B)。丘张欲在居延都亭部买田，可见都亭部在居延城外。这与“邺都亭”和“冤句吕都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而且，即使都亭设在城内，其辖区也可能包括郭外之地。何况汉代的乡、聚、亭周围，都筑有城郭。正如劳榦先生所论：“田在都亭，不应在城内，当以附郭之说为近。盖凡县城城内及郭皆当以都亭称之，原不必泥于城垣内外也。”
二、一县之内未必只有一个都亭
《后汉书·桓帝纪》中明确记载“冤句吕都亭”，足见冤句县除吕都亭外，还有其他都亭。换言之，一县之内未必只有一个都亭。有学者认为，“都亭”之“都”有“总管”之意，故“都亭”是一县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亭。尤其在“西汉初中期，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都亭为各亭之首”。从冤句县吕乡都亭之例来看，都亭不只设在京师及郡(国)县(邑、道)治所，在乡所在地也可能有都亭。因此，将都亭视为某一地区(而非一县或一城)最重要的一个亭，应是可取的。《水经注》卷9《沁水》有“中都亭”：
沁水又东南流迳成乡城北，又东迳中都亭南，左合界沟水，水上承光沟，东南流，长明沟水出焉，又南迳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汉代太原郡辖有中都县，其治所在今山西平遥西南一带。但引文所叙为河内郡野王县(治今河南沁阳市一带)到州县(治今河南武陟县西)之间的一段沁水，故文中两次出现的“中都亭”，显然不是太原郡所辖中都县之亭，而是野王县至州县之间的一处都亭。之所以称“中都亭”，并不是以其所在的县得名，而是因其在各都亭中所处方位居中的缘故。如同县有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一样，亭也有按方位命名的。如胶阳县东之亭被称为“东亭”，至于像“东、西武亭”、“谢堂北亭”、“前亭”之类以方位命名的亭，在史籍中更是屡见不鲜：王莽将南阳郡之涅阳县改为“前亭”。敦煌汉简有“东亭卒尊付西亭卒万时”的邮书记录(D2444)。由此推断，既有“中都亭”，则必有以前、后或东、西、南、北等方位命名的都亭。若只有一处都亭，直言某县都亭即可，不必在“都亭”前加上方位或地名等限定性词语。对此，《水经注》所记“中都亭”和《后汉书》中“冤句吕都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后汉书》记都城洛阳的都亭时，或云“洛阳都亭”，或直称“都亭”。足见洛阳城内确实只有一个都亭，但一县之内却未必如此。这种差别，可能与亭维护社会治安并兼理邮驿事务的职责有关。相对而言，城市地域范围有限、居民集中，故一城之内只设一个都亭；而县的辖区远比城市辽阔，县内人口居住地也较分散，仅在县城设置一个都亭，尚不足以辐射全县，故在某些人口较多、交通便利的乡，也设置都亭。冤句县之吕乡都亭，大概即属此类。
三、都亭位于交通要道，常为官府发布文告之地和军队驻扎之所
都亭处在人员往来频繁的通衢要地，故官府使吏民周知的公文通告也多在都亭发布。《汉书·何并传》载，汉哀帝时，长陵令何并为揭露王林卿的罪行，将被其家奴恶意破坏的大鼓悬挂在都亭下，并“书表其事”；同书《翟方进传》载：北地浩商逃亡，义渠长“取其母，与獗猪连系都亭下”，欲“以深辱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也有将逃亡者母亲捆缚于亭的例证《后汉书·独行传》载，东汉初，“岁荒民饥”，会稽太守尹兴乃令户曹史陵续“于都亭赋 民馇粥”。甚至有人刺杀仇家，亦在都亭候伺这些事例都发生在都亭，说明都亭为往来人口相对密集之地。
此外，都亭还是军队驻扎之地。《后汉书·灵帝纪》载，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以“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注云：“都亭在洛阳。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辍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同书《何进传》也称，大将军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如果说，何进“将兵屯都亭”是朝廷应对黄巾起义非常举措的话；那么，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八月，宦官曹节使郑飒等持节收捕外戚窦武，窦武“驰入步兵营……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则说明都亭就是北军五校士的驻地所在。据《后汉书·质帝纪》载：“冲帝不豫，大将军梁冀征帝(刘缵)到洛阳都亭。”梁冀欲立刘缵为帝，为防止意外而事先将其胁持至洛阳都亭，足见这里驻有数目不小的武装力量。这从《后汉书·张玄传》可得到印证。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司空张温出征金城边章之际，张玄劝其宜：“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其中特别提到“引兵还屯都亭”，可见大军出发前就驻扎在都亭。
不仅京城洛阳如此，各地方郡国也将军营设在都亭。如《后汉书·陈敬王羡传》载：“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李贤注云：“置军营于国之都亭也。”此为诸侯王国在都亭设置军营的例证。
据《三国志·徐盛传》载，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向魏称臣，魏乃遣使邢贞拜孙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即到军营外迎候邢贞，以示其归顺的诚意和对朝廷使者的尊崇。足见都亭即孙权军营所在。《三国志·霍峻传附子弋传》注引《襄阳记》又载，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曹魏大军攻蜀，后主刘禅召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驰援成都，令巴东太守罗宪留守永安。但不久就传闻成都失守，于是城中大乱，沿江长吏皆弃城而去。罗宪为稳定人心，将宣称成都失陷者斩首示众。直到“得后主委质问至，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刘禅出降，标志着蜀汉政权的灭亡。作为镇守一方的将吏，罗宪在故国灭亡后，率其所部在都亭哭吊三日，表达自己内心的悲痛，则此都亭必为其军营所在。
四、乡亭地位低于都亭
乡亭是相对于都亭而言的。《汉书·赵广汉传》载，广汉为京兆尹，“尝记召湖都亭长，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湖都亭即湖县之都亭，湖都亭长西赴京兆，途经界上亭，此“界上”应即两亭辖区交界处，故此“界上亭”与“丰西泽中亭”一样，均因所处位置得名。界上亭既与湖都亭邻接，又处在湖县到长安的交通线上，既不在湖县城内，也不在长安城中。二者一称“亭”，一称“都亭”，故“界上亭”显然不是“都亭”，应属乡亭无疑。
乡亭之制早在西周时期既已出现。《风俗通义·皇霸》之“六国”篇云：“燕召公爽与周同姓……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燕召公“不舍乡亭”而“止于棠树之下”，是为了不烦扰百姓，耽误农时。可知官吏在乡亭止宿已成惯例。《汉书·鲍宣传》载，哀帝初，豫州牧鲍宣因“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而被罢免。同书《循吏传》载，南阳太守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师古日：“言休息之时，皆在野次。”离乡即非县治所在之乡，离乡亭实即乡亭。身为州牧、太守的鲍宣、召信臣等人“舍宿乡亭”，足见乡亭亦可止宿。但鲍宣因违背了刺史(州牧)“行部”所乘车驾和止宿的等级规定，而“为众所非”，并受到免职处罚。召信臣“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不仅未被众人所非，反而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并博得了“召父”的美名。
不过，乡亭与都亭确实存在一定的等级和高下之别，故乡亭又被称为下亭。前述鲍宣行部“舍宿乡亭”事，应劭《风俗通·过誉》则云：“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举劾，以为轻威损命，坐之刑黜。”同叙一事，一云乡亭，一称下亭，足见二者可互称。《后汉书·皇甫规传》载：“上郡太守王曼丧还，规缟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同书《独行传》载，新野县阿里街卒孔嵩“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太平御览》卷846引《风俗通义》云：“汝南陈公思为五官掾，王佑为兵曹，行会食下亭。”这几处下亭，均指乡亭。将“乡亭”称为“下亭”，显示其地位与处于郡县乡治所的都亭有别，但乡亭可供止宿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乡亭“皆在野次”，故又被称为野亭。《后汉书·郭伋传》载，并州牧郭伋行部返回美稷时，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天，为不失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这里的野亭，实即美稷县城外之乡亭。
《后汉书·郭镇传》载：“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陈伯敬“不过举孝廉”，他与前引新野县阿里街卒孔嵩一样，都是平民百姓，但他们行路往返，均可宿于“乡(下)亭”，可见乡(下)亭不仅接待官员，普通百姓也可入住。
与都亭一样，乡亭也是百姓时常聚集之所，故大凡官府欲使吏民周知的公文告示多在乡亭发布。《太平御览》卷593引《风俗通义》佚文云：“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辅[补]正，多有阙谬。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著板上，一劳而九逸。”居延肩水金关所出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诏书”册中，就有张掖太守令其下属将此诏书内容“明扁悬亭显处，令吏民皆知之”的文字。敦煌汉简的有关文告中，也有“扁书亭燧显处，令尽讽诵知之”(D1557)之类的习语。可见，在乡亭墙壁上题写有关诏令文书已成惯例，其书写方式也在逐渐完善。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载，王莽素闻刘演(字伯升)之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同书《循吏传》又载，王景为庐江太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王莽在各地乡亭门侧墙壁上绘刘演画像，并作为每日射击的靶标，除了发泄心中的嫉恨和恐惧，更主要的是要使天下吏民周知、辨认，以便通缉捉拿。王景将养蚕纺织之法“著于乡亭”，同样是要百姓家喻户晓。居延和敦煌汉简中屡见有将文书以“扁书”形式公布于“乡亭市里显见处”，以便“令吏民尽知之”之类的记载，居延、敦煌地处边塞，其下达公告之类的作法与京师及其他各地完全一致，足证乡亭确为人们频繁过往和聚集之所。据《晋书·刑法志》载，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侍中卢埏、中书侍郎张华等奏请：“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可见，到西晋时，仍然沿用这种方式。
关键词 秦汉，都亭，乡亭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60—04
秦汉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是一种维持社会治安兼顾邮传的机构，已几为学界共识。就都亭与乡亭之制而言，人们的认识还存在明显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都亭是指在京师及郡国县道治所的亭，既可在城内，也可能在城外，但一个城市只有一个都亭。持此说者以劳榦、严耕望为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都亭毫无例外地都在城内，但它不是指某一具体的亭，而是都会或城市所在地之亭的总称。还有的学者则强调都亭作为城市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本文尝试对秦汉都亭与乡亭制度，做一些新的探讨。
一、都亭之设不限于城内
文献中对都亭的记载很多，如《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中，都有相如往投好友临邛县令王吉而“舍都亭”的记载。及至唐代，对秦汉都亭的位置已有三种解释：司马贞认为都亭位于城外，颜师古则主张都亭在郡国县道治所，而李贤则认为所有的都亭均设在城内。
《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此就西周宗法制下尊卑等级而言，有“宗庙先君之主”者为大宗，反之则为小宗。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原来各级大宗所在的“都”，逐渐演变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治所。中央政府所在的京师称为都城，由中央派驻各地的机构称为都官。久而久之，设在郡县治所的机构前也加上“都”字，都乡、都亭即属此类。故有“凡郡国县道治所，皆有都亭”之说。司马相如人住都亭后，临邛令“缪为恭敬”，但他“日往朝相如”，可知此都亭在县城内，甚至就在县廷附近。
《水经注》载，榖水“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关于景阳山及其都亭，史籍多有记载。如郦道元引孙盛《魏春秋》载：“景初元年，明帝……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三国志·魏文帝纪》黄初四年(223年)九月甲辰条裴松之注云：“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洛阳伽蓝记校笺》引《洛阳图经》：“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又引《河南志》：“华林园，即汉芳林园……避齐王芳名，改日华林。”可见，景阳山是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在洛阳城内东北隅之芳林园(后改名华林园)中人工修造的山，此山之都亭即洛阳城内的芳林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亭都设在都城或郡国县道邑所在的城内。《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八月诛灭梁冀后，汉桓帝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其注云：“七亭侯谓尹勋宜阳都乡、霍谓邺都亭、张敬山阳西乡、欧阳参修武仁亭、李玮宜阳金门、虞放冤句吕都亭、周永下邳高迁乡。”其中的“宜阳都乡”即宜阳县之都乡，“邺都亭”即邺县之都亭，“山阳西乡”即山阳县之西乡，“冤句吕都亭”即冤句县之吕乡都亭，均指封地而言。因此，这里的亭或都亭显然都在县城以外，而不可能在城内。
都亭可设在县城以外的乡，故其辖区也不限于城内。居延汉简有一枚简，是关于广明乡啬夫宏等就所辖善居里男子丘张欲在“居延都亭部”买田一事，向其上级居延县出具“更赋皆给，当得取检”的证明文书(H505.37A/B)。丘张欲在居延都亭部买田，可见都亭部在居延城外。这与“邺都亭”和“冤句吕都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而且，即使都亭设在城内，其辖区也可能包括郭外之地。何况汉代的乡、聚、亭周围，都筑有城郭。正如劳榦先生所论：“田在都亭，不应在城内，当以附郭之说为近。盖凡县城城内及郭皆当以都亭称之，原不必泥于城垣内外也。”
二、一县之内未必只有一个都亭
《后汉书·桓帝纪》中明确记载“冤句吕都亭”，足见冤句县除吕都亭外，还有其他都亭。换言之，一县之内未必只有一个都亭。有学者认为，“都亭”之“都”有“总管”之意，故“都亭”是一县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亭。尤其在“西汉初中期，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都亭为各亭之首”。从冤句县吕乡都亭之例来看，都亭不只设在京师及郡(国)县(邑、道)治所，在乡所在地也可能有都亭。因此，将都亭视为某一地区(而非一县或一城)最重要的一个亭，应是可取的。《水经注》卷9《沁水》有“中都亭”：
沁水又东南流迳成乡城北，又东迳中都亭南，左合界沟水，水上承光沟，东南流，长明沟水出焉，又南迳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汉代太原郡辖有中都县，其治所在今山西平遥西南一带。但引文所叙为河内郡野王县(治今河南沁阳市一带)到州县(治今河南武陟县西)之间的一段沁水，故文中两次出现的“中都亭”，显然不是太原郡所辖中都县之亭，而是野王县至州县之间的一处都亭。之所以称“中都亭”，并不是以其所在的县得名，而是因其在各都亭中所处方位居中的缘故。如同县有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一样，亭也有按方位命名的。如胶阳县东之亭被称为“东亭”，至于像“东、西武亭”、“谢堂北亭”、“前亭”之类以方位命名的亭，在史籍中更是屡见不鲜：王莽将南阳郡之涅阳县改为“前亭”。敦煌汉简有“东亭卒尊付西亭卒万时”的邮书记录(D2444)。由此推断，既有“中都亭”，则必有以前、后或东、西、南、北等方位命名的都亭。若只有一处都亭，直言某县都亭即可，不必在“都亭”前加上方位或地名等限定性词语。对此，《水经注》所记“中都亭”和《后汉书》中“冤句吕都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后汉书》记都城洛阳的都亭时，或云“洛阳都亭”，或直称“都亭”。足见洛阳城内确实只有一个都亭，但一县之内却未必如此。这种差别，可能与亭维护社会治安并兼理邮驿事务的职责有关。相对而言，城市地域范围有限、居民集中，故一城之内只设一个都亭；而县的辖区远比城市辽阔，县内人口居住地也较分散，仅在县城设置一个都亭，尚不足以辐射全县，故在某些人口较多、交通便利的乡，也设置都亭。冤句县之吕乡都亭，大概即属此类。
三、都亭位于交通要道，常为官府发布文告之地和军队驻扎之所
都亭处在人员往来频繁的通衢要地，故官府使吏民周知的公文通告也多在都亭发布。《汉书·何并传》载，汉哀帝时，长陵令何并为揭露王林卿的罪行，将被其家奴恶意破坏的大鼓悬挂在都亭下，并“书表其事”；同书《翟方进传》载：北地浩商逃亡，义渠长“取其母，与獗猪连系都亭下”，欲“以深辱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也有将逃亡者母亲捆缚于亭的例证《后汉书·独行传》载，东汉初，“岁荒民饥”，会稽太守尹兴乃令户曹史陵续“于都亭赋 民馇粥”。甚至有人刺杀仇家，亦在都亭候伺这些事例都发生在都亭，说明都亭为往来人口相对密集之地。
此外，都亭还是军队驻扎之地。《后汉书·灵帝纪》载，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以“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注云：“都亭在洛阳。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辍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同书《何进传》也称，大将军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如果说，何进“将兵屯都亭”是朝廷应对黄巾起义非常举措的话；那么，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八月，宦官曹节使郑飒等持节收捕外戚窦武，窦武“驰入步兵营……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则说明都亭就是北军五校士的驻地所在。据《后汉书·质帝纪》载：“冲帝不豫，大将军梁冀征帝(刘缵)到洛阳都亭。”梁冀欲立刘缵为帝，为防止意外而事先将其胁持至洛阳都亭，足见这里驻有数目不小的武装力量。这从《后汉书·张玄传》可得到印证。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司空张温出征金城边章之际，张玄劝其宜：“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其中特别提到“引兵还屯都亭”，可见大军出发前就驻扎在都亭。
不仅京城洛阳如此，各地方郡国也将军营设在都亭。如《后汉书·陈敬王羡传》载：“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李贤注云：“置军营于国之都亭也。”此为诸侯王国在都亭设置军营的例证。
据《三国志·徐盛传》载，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向魏称臣，魏乃遣使邢贞拜孙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即到军营外迎候邢贞，以示其归顺的诚意和对朝廷使者的尊崇。足见都亭即孙权军营所在。《三国志·霍峻传附子弋传》注引《襄阳记》又载，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曹魏大军攻蜀，后主刘禅召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驰援成都，令巴东太守罗宪留守永安。但不久就传闻成都失守，于是城中大乱，沿江长吏皆弃城而去。罗宪为稳定人心，将宣称成都失陷者斩首示众。直到“得后主委质问至，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刘禅出降，标志着蜀汉政权的灭亡。作为镇守一方的将吏，罗宪在故国灭亡后，率其所部在都亭哭吊三日，表达自己内心的悲痛，则此都亭必为其军营所在。
四、乡亭地位低于都亭
乡亭是相对于都亭而言的。《汉书·赵广汉传》载，广汉为京兆尹，“尝记召湖都亭长，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湖都亭即湖县之都亭，湖都亭长西赴京兆，途经界上亭，此“界上”应即两亭辖区交界处，故此“界上亭”与“丰西泽中亭”一样，均因所处位置得名。界上亭既与湖都亭邻接，又处在湖县到长安的交通线上，既不在湖县城内，也不在长安城中。二者一称“亭”，一称“都亭”，故“界上亭”显然不是“都亭”，应属乡亭无疑。
乡亭之制早在西周时期既已出现。《风俗通义·皇霸》之“六国”篇云：“燕召公爽与周同姓……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燕召公“不舍乡亭”而“止于棠树之下”，是为了不烦扰百姓，耽误农时。可知官吏在乡亭止宿已成惯例。《汉书·鲍宣传》载，哀帝初，豫州牧鲍宣因“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而被罢免。同书《循吏传》载，南阳太守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师古日：“言休息之时，皆在野次。”离乡即非县治所在之乡，离乡亭实即乡亭。身为州牧、太守的鲍宣、召信臣等人“舍宿乡亭”，足见乡亭亦可止宿。但鲍宣因违背了刺史(州牧)“行部”所乘车驾和止宿的等级规定，而“为众所非”，并受到免职处罚。召信臣“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不仅未被众人所非，反而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并博得了“召父”的美名。
不过，乡亭与都亭确实存在一定的等级和高下之别，故乡亭又被称为下亭。前述鲍宣行部“舍宿乡亭”事，应劭《风俗通·过誉》则云：“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举劾，以为轻威损命，坐之刑黜。”同叙一事，一云乡亭，一称下亭，足见二者可互称。《后汉书·皇甫规传》载：“上郡太守王曼丧还，规缟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同书《独行传》载，新野县阿里街卒孔嵩“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太平御览》卷846引《风俗通义》云：“汝南陈公思为五官掾，王佑为兵曹，行会食下亭。”这几处下亭，均指乡亭。将“乡亭”称为“下亭”，显示其地位与处于郡县乡治所的都亭有别，但乡亭可供止宿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乡亭“皆在野次”，故又被称为野亭。《后汉书·郭伋传》载，并州牧郭伋行部返回美稷时，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天，为不失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这里的野亭，实即美稷县城外之乡亭。
《后汉书·郭镇传》载：“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陈伯敬“不过举孝廉”，他与前引新野县阿里街卒孔嵩一样，都是平民百姓，但他们行路往返，均可宿于“乡(下)亭”，可见乡(下)亭不仅接待官员，普通百姓也可入住。
与都亭一样，乡亭也是百姓时常聚集之所，故大凡官府欲使吏民周知的公文告示多在乡亭发布。《太平御览》卷593引《风俗通义》佚文云：“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辅[补]正，多有阙谬。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著板上，一劳而九逸。”居延肩水金关所出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诏书”册中，就有张掖太守令其下属将此诏书内容“明扁悬亭显处，令吏民皆知之”的文字。敦煌汉简的有关文告中，也有“扁书亭燧显处，令尽讽诵知之”(D1557)之类的习语。可见，在乡亭墙壁上题写有关诏令文书已成惯例，其书写方式也在逐渐完善。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载，王莽素闻刘演(字伯升)之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同书《循吏传》又载，王景为庐江太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王莽在各地乡亭门侧墙壁上绘刘演画像，并作为每日射击的靶标，除了发泄心中的嫉恨和恐惧，更主要的是要使天下吏民周知、辨认，以便通缉捉拿。王景将养蚕纺织之法“著于乡亭”，同样是要百姓家喻户晓。居延和敦煌汉简中屡见有将文书以“扁书”形式公布于“乡亭市里显见处”，以便“令吏民尽知之”之类的记载，居延、敦煌地处边塞，其下达公告之类的作法与京师及其他各地完全一致，足证乡亭确为人们频繁过往和聚集之所。据《晋书·刑法志》载，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侍中卢埏、中书侍郎张华等奏请：“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可见，到西晋时，仍然沿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