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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员，曾冒着枪林弹雨炸掉敌人4个碉堡。退役转业后，赫赫战功被他埋在心底。88岁时，他左腿截肢，靠假肢、支架又站了起来。现在，95岁的他仍然坚持学习。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95岁老英雄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却直到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他才出示了自己尘封63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
“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
1948年3月，农民出身、当过长工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24岁的张富清光荣入伍，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259旅718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当年8月，他入黨，在壶梯山、东马村、临皋、永丰城等战斗中冲锋在前，九死一生。
“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几乎天天在打仗行军。”张富清回忆道：1948年6月至9月，他参加壶梯山战役，攻下敌人碉堡一座、打死敌人两名、缴获机枪一挺，并巩固阵地;在东马村消灭外围守敌，占领敌人一座碉堡，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在临皋执行搜索任务，发现敌人后即刻占领外围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完成截击敌人任务。
张富清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永丰城那一仗。1948年10月的一天拂晓，张富清作为班长，和两名战友组成突击组，率先攀上永丰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敌群展开近身混战，端着冲锋枪朝敌群猛扫，突然感到头顶仿佛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击退外围敌人后，张富清冲到一座碉堡下，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下手榴弹的拉环，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起炸响，将碉堡炸毁。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他炸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永丰战役后，他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
每一次战斗，张富清总是担任“突击队员”。“那时候，解放军的‘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为什么？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张富清说。
“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张富清跟随部队从陕西一直打到新疆喀什，直到解放全中国。1955年，他作为连职干部在武汉的中央军委航空速成中学完成两年文化学习后，面临复员转业。“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张富清一打听，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妻子孙玉兰也跟着他到了来凤。从此，二人几乎再没回过陕西老家。“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盘山路，从武汉到恩施要走5天，从恩施到来凤要走两天。”孙玉兰回忆说。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感慨道。
张富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的一儿一女都转去公社上学。孩子的老师向致春当时经常去张富清家家访，他说：“张富清的孩子穿的比其他学生都差，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们吃的也很差，很少见到肉。”当时不少干部会向集体借钱，对困难干部，组织上也会给几十元补贴。后来向致春问过公社会计，会计说，直到张富清离开卯洞，从没向集体借过一分钱，也从没享受过组织对困难干部的补贴。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张富清干工作，照样保持着突击队员的作风。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在那里，张富清带领社员们投工投劳，一起放炮眼、开山修路……
“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直到今天，张富清和老伴，还带着残疾的大女儿住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老旧两居室里，装修、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尽管儿女早已成年，工资收入也大有改善，但勤俭节约的习惯已经深入两位老人的骨髓……
上世纪60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口。孙玉兰原本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工作？”张富清对妻子说。
1975年，张富清的大儿子遇到一个到恩施市工作的机会，但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张富清却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我经常对儿女说，找工作、找出路不能靠父亲，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要自强不息、自己奋斗。”张富清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张富清的三个儿女都很争气，通过高考和岗位的公开招考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去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得知张富清因白内障要做手术，叮嘱老人和家属，“您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还是用个好点的晶体，效果好些”。到了医院，医生也向张富清推荐了7000元以上的几款晶体。没想到老人自己向病友打听，了解到别人用的是3000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选择了3000多元的晶体。“拿到报销单时，我吃了一惊，问老人是怎么回事。老人说：‘我90多岁了，不能为国家作什么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吧！’”李甘霖感动地说。
如今，95岁的张富清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频道。在他的书桌上，原本是黄色封面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因为时常翻阅，封皮的四周早已泛白。书里醒目的红色圆点和波浪线，是老人阅读时做的标记。
“工作上离休了，在思想政治上不能离休。要常常学习，检查自己。不给组织找什么麻烦，不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张富清斩钉截铁地说。
（《光明日报》2019.4.9等）
95岁老英雄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却直到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他才出示了自己尘封63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
“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
1948年3月，农民出身、当过长工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24岁的张富清光荣入伍，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259旅718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当年8月，他入黨，在壶梯山、东马村、临皋、永丰城等战斗中冲锋在前，九死一生。
“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几乎天天在打仗行军。”张富清回忆道：1948年6月至9月，他参加壶梯山战役，攻下敌人碉堡一座、打死敌人两名、缴获机枪一挺，并巩固阵地;在东马村消灭外围守敌，占领敌人一座碉堡，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在临皋执行搜索任务，发现敌人后即刻占领外围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完成截击敌人任务。
张富清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永丰城那一仗。1948年10月的一天拂晓，张富清作为班长，和两名战友组成突击组，率先攀上永丰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敌群展开近身混战，端着冲锋枪朝敌群猛扫，突然感到头顶仿佛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击退外围敌人后，张富清冲到一座碉堡下，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下手榴弹的拉环，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起炸响，将碉堡炸毁。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他炸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永丰战役后，他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
每一次战斗，张富清总是担任“突击队员”。“那时候，解放军的‘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为什么？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张富清说。
“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张富清跟随部队从陕西一直打到新疆喀什，直到解放全中国。1955年，他作为连职干部在武汉的中央军委航空速成中学完成两年文化学习后，面临复员转业。“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张富清一打听，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妻子孙玉兰也跟着他到了来凤。从此，二人几乎再没回过陕西老家。“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盘山路，从武汉到恩施要走5天，从恩施到来凤要走两天。”孙玉兰回忆说。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感慨道。
张富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的一儿一女都转去公社上学。孩子的老师向致春当时经常去张富清家家访，他说：“张富清的孩子穿的比其他学生都差，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们吃的也很差，很少见到肉。”当时不少干部会向集体借钱，对困难干部，组织上也会给几十元补贴。后来向致春问过公社会计，会计说，直到张富清离开卯洞，从没向集体借过一分钱，也从没享受过组织对困难干部的补贴。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张富清干工作，照样保持着突击队员的作风。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在那里，张富清带领社员们投工投劳，一起放炮眼、开山修路……
“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直到今天，张富清和老伴，还带着残疾的大女儿住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老旧两居室里，装修、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尽管儿女早已成年，工资收入也大有改善，但勤俭节约的习惯已经深入两位老人的骨髓……
上世纪60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口。孙玉兰原本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工作？”张富清对妻子说。
1975年，张富清的大儿子遇到一个到恩施市工作的机会，但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张富清却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我经常对儿女说，找工作、找出路不能靠父亲，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要自强不息、自己奋斗。”张富清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张富清的三个儿女都很争气，通过高考和岗位的公开招考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去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得知张富清因白内障要做手术，叮嘱老人和家属，“您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还是用个好点的晶体，效果好些”。到了医院，医生也向张富清推荐了7000元以上的几款晶体。没想到老人自己向病友打听，了解到别人用的是3000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选择了3000多元的晶体。“拿到报销单时，我吃了一惊，问老人是怎么回事。老人说：‘我90多岁了，不能为国家作什么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吧！’”李甘霖感动地说。
如今，95岁的张富清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频道。在他的书桌上，原本是黄色封面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因为时常翻阅，封皮的四周早已泛白。书里醒目的红色圆点和波浪线，是老人阅读时做的标记。
“工作上离休了，在思想政治上不能离休。要常常学习，检查自己。不给组织找什么麻烦，不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张富清斩钉截铁地说。
（《光明日报》2019.4.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