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读书人"和"乡野俗民"两重身份的赵树理,主流意识(儒家思想观念)的"谱系化"教育和其"日常生活化"影响的两种方式,同时对主体的情知建构发挥着作用。"士"的身份与观念,便在这一与"农村""不即不离"的状态中逐步孕育成形。同时,也为他参加革命后在新的"庙堂"与"江湖"之间明确自身的"中间人"角色,奠定了意识基础。正是由于对儒家士人群体"忧世"精神和"中间人"角色的认同,赵树理自觉承担起"新政权"与底层民众(尤以乡村农民为最)之间的利益协调者角色。同时,赵树理显然承续了近代以降新型知识者(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干世"精神。对这种选择的文学表达,他有意采取了与普遍欧化方式迥异的表达形式——中国形式。赵树理刻意张扬的"通俗化"审美取向,就被赋予了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中进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功能。赵树理期待着借重于这一"话语工程"的建构,实现审美的双重功能——既可以对上制约现实政治与权力,又可以对"下"发挥"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