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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话语生产、话语翻译、话语传播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的三个基本环节。话语生产中人类-全球价值取向和民族-国家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平衡、话语翻译中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的译介选择、话语传播中“传者”本位与“受者”本位的思维转换共同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在国际竞争话语化、话语竞争政治化的当代，准确识别并及时化解以上困境，对建构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融通中外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 建构 困境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性生存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合作才能共赢，另一方面，身处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人群对疫情的不同反应引发了激烈的话语冲突。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病毒疫情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的“信息疫情”大肆蔓延，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持续恶化，国际竞争话语化，话语竞争政治化态势日趋显著，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紧迫性再次凸显。探明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所在，无疑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考察当前的国际传播话语实践可以发现，话语生产、话语翻译、话语传播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的三个基本环节，与此相应，面对国际关系新格局、国际传播新情势，如何平衡话语生产中人类-全球价值取向和民族-国家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在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作出恰当的译介选择，并完成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对外传播思维转换，共同构筑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困境的解决之途。
一、话语生产：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与人类-全球本位主义之间的张力平衡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以“国际”为指向，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无论是本土传播，还是国际传播，“话语”都是本体，是（国际）传播取得成效的根本要素。由此，话语生产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在人类步入风险社会，依靠单个国家已经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显著的今天，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整体论价值取向迥异于西方主流话语中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个体论取向，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方向，当成为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基石”“突破口”与“立足点”①。另一方面，话语是符号（包括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以及基于符号建构的陈述，但话语不是单纯的符号或者基于符号建构的陈述，而是“一种通过建构意义以生成和施行权力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在于通过赋义而赋权，国际话语“是民族国家等国际社会行为体为赋予国际事物（或事件）以意义，从而确立起某种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权力关系的过程”②。由此可知，以人类福祉为取向的人类-全球本位和以国族权益为取向的民族-国家本位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体两面，在民族国家话语仍是当今国际社会主导逻辑的背景下，如何在话语表达层面缓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全球视野与民族国家权益之本土关怀之间的张力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的国际新闻以及以其他形式进入国际传播渠道的中国相关话语中，凸显民族国家优势，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概念与表述屡见不鲜。这样的话语表述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将是缺乏理性、捧杀中国的“糖衣炮弹”。在国际社会对崛起之中国警惕的眼光中，“新殖民者”“现存世界秩序的威胁者”“打桩者”等国家形象应“声”而生，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因而每况愈下。换言之，国际传播实践中凸显民族-国家崛起的话语生产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严重不符，甚至自相矛盾，难以形成完整、自洽的陈述群（话语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世界价值，消弭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已有成就。
究其原因，话语生产难以在民族-国家话语与人类-全球话语之间取得平衡的现状，与各领域工作者抬高自己以贬低他人、实现为己方加油鼓劲的对外宣传思维惯性有关。而说到底，还是话语生产者没有认清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严峻性，没有深刻领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内涵有关。如果在话语生产中能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正确把握国际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民族国家权益争夺之间的关系，加强政界与学界业界的互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当代经验，在话语选择上注重表达中国特色，在话语组合上淡化民族国家本位意味，形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频共振的核心价值观及恰当的话语表征，才能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化解国别特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难以相融的困境③，达成民族国家权益争夺与全球问题解决的有机统一。
二、话语翻译：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的译介选择
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要么以汉语为载体，要么以外语为载体。以汉语为载体可以抵达的受众非常有限，以外语为载体抵达受众必须经过翻译转换。由此，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既有赖于优质的话语生产，也有赖于达意的话语翻译。考虑到国际传播旨在达成民族-国家话语的国际认同，话语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形式的转换，还要考虑文化价值的对接。换言之，国际传播要以国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然而，受到以语言形式对等为准的狭隘“忠实翻译观”影响，翻译实践往往只注重语言形式的对等而忽略文化价值的对接，由此造成的误译、误传、误会不胜枚举，不当的话语翻译甚至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典型案例如将“宣传”等同于“propaganda”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与传播工作的曲解；将“计划生育”译为“birth control”導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争议；将“韬光养晦”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导致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警惕；外媒将“一带一路”译为“China’s Marshall Plan”导致对中国倡议的污名化解读；2018年，某正式出版物将“绿色雄安”译为“Green Male Safety”令人啼笑皆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新闻机构将“输入病例”译为“imported cases”也令人疑惑：“难道中国一直在主动进口新冠病例”？当然，因翻译不当而带来的认知错位并非中国独有，1945年日本首相对《波茨坦公告》的回应“mokusatsu”，因其一词多义，被译为“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事儿放在眼里”而非“不予置评”，则给日本招致原子弹的投掷埋下伏笔。 话语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形式转换和文化价值对接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话语的译介输出过程，也存在于译介引进过程。依据翻译传播规律，外译汉的工作由汉语母语者完成会更好，但在当前所涉领域如此广泛的话语译介活动中，通晓中英双语及其文化背景并能在二者之间自由穿梭的汉语母语译者少之又少，其直接结果便是话语引进中的“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这种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不仅存在于较浅层次的误解与误译（表层语言转换的失误），更存在于较深层次的误解与误译（将话语与其深层文化背景相剥离）。更为关键的是，当翻译话语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增添了中国意涵后再次流入国际对话场域，语言符号在能指层面的完全对等背后可能隐藏着所指层面的双重变异，致使对话过程犹如鸡同鸭讲。譬如，国内在引进“soft power”一词时，将其译为“软实力”，而实际上，“power”一词在英文中既指控制力、操纵力（权力），也指个人或群体在某方面的力量（实力），在讨论国家影响力时，“power”指向“实力”，更指向“权力”，“soft power”由此更偏向“软权力”而非“软实力”。当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使用“soft power”一词讨论“实力”时，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却有意无意地将这一“中国式理解”回炉至西方语境并将其窄化为“权力”，中国话语中的“soft power”由此逐渐被污名化，意指威权主义政府利用信息传播、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力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未获得同步提升。面对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更加宽泛、更加复杂的国际受众和相对弱势的中国国际话语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抛开狭隘的、以语言形式对等为准的忠实翻译观和对外宣传思维，转而照顾受众的接受意愿与认知背景，以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话语表述（语言形式）之“旧瓶”装中国故事（话语內涵）之“新酒”，在“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④的译文之中求得中国概念、范畴与表述的“灵魂转生”或“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换言之，在国际化语言符号包裹下传递中国话语的内在精神，不失为更加可行的话语翻译之路。
三、话语传播：“传者”本位与“受者”本位之间的思维转换
除了话语生产环节难以在民族-国家话语与人类-全球话语之间取得平衡，话语翻译环节难以在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作出审慎恰当的选择，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还在于话语传播环节难以实现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思维转换。这种“自说自话”式的话语传播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以中国为视角的、各领域相互区隔的国际传播议程设置游离于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之外，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以自我兴趣为出发点的话语载体选择游离于国际受众的阅听期许之外。
在宏观层面，以“我想说”而非国际受众“想听”为出发点的国际传播议题设置往往脱离“国际视野”，致使传播内容难以真正进入国际对话场域，更难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以传者为本位的“我想说”思维体现为学界（学术话语体系）、业界（大众传播话语体系）、政界（政治话语体系）在对外传播议程设置方面各自为政，呈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局面，而在领域内部也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传播目标和议题选择，使得进入国际传播渠道的中国话语形式各异，难以构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概念、范畴与表述，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流通于不同国际领域的中国话语难以相互印证，形成合力，也就难以在国际受众中形成关于中国的体系化认知，国际传播的效应（长期效果）因而被大大削弱。举例而言，一项对美国青年关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识及中美价值观比较的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自认为对中华文化“很了解”或者“有所了解”的调查对象在回答“你认为中华文化价值观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时，有人给出诸如“家庭”“尊重”“教育”等与文化关联的概念，有人给出“荣耀”“运气”“钱财”“严苛”“刻板”“保守”“孔子”“花木兰”“中国书法”等表述，还有人给出“龙”“熊猫”“独生子女”等答案，更有甚者，自认为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或者“有所了解”的人中，10%给出的答案是“中餐”。⑤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表象化、碎片化的议题选择难以促使国际受众形成深层次、系统化的中国认知。
在微观层面，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认知基础，脱离国际受众文化心理和认知基础的话语载体选择即使抵达对话场域，也难以进入受众内心。譬如，201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的以“中国红”为主色调，以中国名人为主角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并未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而2017年以来，以中国农村为背景，以日常生活为主线的李子柒古风短视频反而吸引了大批国际受众，在给国际受众带去视听享受的同时，引发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共鸣与深切认同。二者之间形成的反差给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带来的启示之一，在于如何基于受众心理选择恰当的话语载体，使其在“入眼”的同时能够“入脑”“入心”。
归根结底，自说自话式的话语传播源于以传播主体而非以国际受众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国际传播以传播内容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抑或民族-国家话语的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为最终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获取国际受众的注意与共鸣，国际传播由此应从受众喜好出发，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国际受众听得进的故事，而非从传播者的目标出发，用自己擅长的语言讲述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当然，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思维转换并不意味着对国际传播根本意图的舍弃，而是发掘、采用更加符合具体传播情境的话语策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事业。
结语
面对“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话语权结构性弱势，以民族-国家权益为本位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迫在眉睫；面对生态破坏，传染病流行，极端气候频发等单个国家难以应对的全球性生存挑战，以人类-全球命运为本位参与国际对话同样势在必行。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由此需注意化解价值取向上的自相矛盾即二者之间在话语表达层面的张力，生产出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的国际话语。与此同时，鉴于翻译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必经之路，翻译话语的广泛传播与认同建构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最终目标，应当避免止步于语言形式对等之“狭隘忠实观”指导下“望文生义式”的话语翻译实践，并且要扭转以我为主的对外宣传观指导下自说自话式的话语传播模式。总之，力求做到话语生产、翻译与传播的有机联动和同频共振，是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CUC2019A007）的阶段性成果。
祁芝红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智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程曼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思考》，《国际传播》2018年第2期。
②李智：《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212页。
③荆学民：《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及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④钱钟书先生将生于17世纪的英国人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和生于19世纪的德国人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关于翻译的相类比喻和翻译的“化境”思想并置一处，以“躯体”和“精魂”的融合无间进一步阐发理想的翻译。认为入于“化境”的翻译或“真正的翻译”，将原作的风味完全融合于自身，当如原文的“投胎转世”或“灵魂转生”，拥有不同的“躯体”和不变的“精魂”，是以拥有生命。这一“人化”的译文之喻将原文、译文均视为浑然一体的生命，打破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窠臼。参见于德英：《翻译之喻的历史化：钱钟书的“人化”译文观》，《外语研究》2019年第3期。
⑤洪浚浩、严三九：《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必要性、紧迫性与挑战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6期。
责编：谭震
【关键词】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 建构 困境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性生存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合作才能共赢，另一方面，身处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人群对疫情的不同反应引发了激烈的话语冲突。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病毒疫情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的“信息疫情”大肆蔓延，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持续恶化，国际竞争话语化，话语竞争政治化态势日趋显著，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紧迫性再次凸显。探明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所在，无疑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考察当前的国际传播话语实践可以发现，话语生产、话语翻译、话语传播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的三个基本环节，与此相应，面对国际关系新格局、国际传播新情势，如何平衡话语生产中人类-全球价值取向和民族-国家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在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作出恰当的译介选择，并完成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对外传播思维转换，共同构筑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困境的解决之途。
一、话语生产：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与人类-全球本位主义之间的张力平衡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以“国际”为指向，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无论是本土传播，还是国际传播，“话语”都是本体，是（国际）传播取得成效的根本要素。由此，话语生产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在人类步入风险社会，依靠单个国家已经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显著的今天，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整体论价值取向迥异于西方主流话语中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个体论取向，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方向，当成为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基石”“突破口”与“立足点”①。另一方面，话语是符号（包括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以及基于符号建构的陈述，但话语不是单纯的符号或者基于符号建构的陈述，而是“一种通过建构意义以生成和施行权力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在于通过赋义而赋权，国际话语“是民族国家等国际社会行为体为赋予国际事物（或事件）以意义，从而确立起某种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权力关系的过程”②。由此可知，以人类福祉为取向的人类-全球本位和以国族权益为取向的民族-国家本位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体两面，在民族国家话语仍是当今国际社会主导逻辑的背景下，如何在话语表达层面缓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全球视野与民族国家权益之本土关怀之间的张力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的国际新闻以及以其他形式进入国际传播渠道的中国相关话语中，凸显民族国家优势，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概念与表述屡见不鲜。这样的话语表述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将是缺乏理性、捧杀中国的“糖衣炮弹”。在国际社会对崛起之中国警惕的眼光中，“新殖民者”“现存世界秩序的威胁者”“打桩者”等国家形象应“声”而生，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因而每况愈下。换言之，国际传播实践中凸显民族-国家崛起的话语生产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严重不符，甚至自相矛盾，难以形成完整、自洽的陈述群（话语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世界价值，消弭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已有成就。
究其原因，话语生产难以在民族-国家话语与人类-全球话语之间取得平衡的现状，与各领域工作者抬高自己以贬低他人、实现为己方加油鼓劲的对外宣传思维惯性有关。而说到底，还是话语生产者没有认清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严峻性，没有深刻领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内涵有关。如果在话语生产中能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正确把握国际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民族国家权益争夺之间的关系，加强政界与学界业界的互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当代经验，在话语选择上注重表达中国特色，在话语组合上淡化民族国家本位意味，形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频共振的核心价值观及恰当的话语表征，才能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化解国别特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难以相融的困境③，达成民族国家权益争夺与全球问题解决的有机统一。
二、话语翻译：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的译介选择
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要么以汉语为载体，要么以外语为载体。以汉语为载体可以抵达的受众非常有限，以外语为载体抵达受众必须经过翻译转换。由此，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既有赖于优质的话语生产，也有赖于达意的话语翻译。考虑到国际传播旨在达成民族-国家话语的国际认同，话语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形式的转换，还要考虑文化价值的对接。换言之，国际传播要以国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然而，受到以语言形式对等为准的狭隘“忠实翻译观”影响，翻译实践往往只注重语言形式的对等而忽略文化价值的对接，由此造成的误译、误传、误会不胜枚举，不当的话语翻译甚至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典型案例如将“宣传”等同于“propaganda”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与传播工作的曲解；将“计划生育”译为“birth control”導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争议；将“韬光养晦”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导致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警惕；外媒将“一带一路”译为“China’s Marshall Plan”导致对中国倡议的污名化解读；2018年，某正式出版物将“绿色雄安”译为“Green Male Safety”令人啼笑皆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新闻机构将“输入病例”译为“imported cases”也令人疑惑：“难道中国一直在主动进口新冠病例”？当然，因翻译不当而带来的认知错位并非中国独有，1945年日本首相对《波茨坦公告》的回应“mokusatsu”，因其一词多义，被译为“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事儿放在眼里”而非“不予置评”，则给日本招致原子弹的投掷埋下伏笔。 话语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形式转换和文化价值对接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话语的译介输出过程，也存在于译介引进过程。依据翻译传播规律，外译汉的工作由汉语母语者完成会更好，但在当前所涉领域如此广泛的话语译介活动中，通晓中英双语及其文化背景并能在二者之间自由穿梭的汉语母语译者少之又少，其直接结果便是话语引进中的“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这种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不仅存在于较浅层次的误解与误译（表层语言转换的失误），更存在于较深层次的误解与误译（将话语与其深层文化背景相剥离）。更为关键的是，当翻译话语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增添了中国意涵后再次流入国际对话场域，语言符号在能指层面的完全对等背后可能隐藏着所指层面的双重变异，致使对话过程犹如鸡同鸭讲。譬如，国内在引进“soft power”一词时，将其译为“软实力”，而实际上，“power”一词在英文中既指控制力、操纵力（权力），也指个人或群体在某方面的力量（实力），在讨论国家影响力时，“power”指向“实力”，更指向“权力”，“soft power”由此更偏向“软权力”而非“软实力”。当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使用“soft power”一词讨论“实力”时，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却有意无意地将这一“中国式理解”回炉至西方语境并将其窄化为“权力”，中国话语中的“soft power”由此逐渐被污名化，意指威权主义政府利用信息传播、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力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未获得同步提升。面对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更加宽泛、更加复杂的国际受众和相对弱势的中国国际话语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抛开狭隘的、以语言形式对等为准的忠实翻译观和对外宣传思维，转而照顾受众的接受意愿与认知背景，以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话语表述（语言形式）之“旧瓶”装中国故事（话语內涵）之“新酒”，在“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④的译文之中求得中国概念、范畴与表述的“灵魂转生”或“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换言之，在国际化语言符号包裹下传递中国话语的内在精神，不失为更加可行的话语翻译之路。
三、话语传播：“传者”本位与“受者”本位之间的思维转换
除了话语生产环节难以在民族-国家话语与人类-全球话语之间取得平衡，话语翻译环节难以在语言形式对等与文化价值对接之间作出审慎恰当的选择，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还在于话语传播环节难以实现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思维转换。这种“自说自话”式的话语传播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以中国为视角的、各领域相互区隔的国际传播议程设置游离于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之外，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以自我兴趣为出发点的话语载体选择游离于国际受众的阅听期许之外。
在宏观层面，以“我想说”而非国际受众“想听”为出发点的国际传播议题设置往往脱离“国际视野”，致使传播内容难以真正进入国际对话场域，更难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以传者为本位的“我想说”思维体现为学界（学术话语体系）、业界（大众传播话语体系）、政界（政治话语体系）在对外传播议程设置方面各自为政，呈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局面，而在领域内部也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传播目标和议题选择，使得进入国际传播渠道的中国话语形式各异，难以构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概念、范畴与表述，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流通于不同国际领域的中国话语难以相互印证，形成合力，也就难以在国际受众中形成关于中国的体系化认知，国际传播的效应（长期效果）因而被大大削弱。举例而言，一项对美国青年关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识及中美价值观比较的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自认为对中华文化“很了解”或者“有所了解”的调查对象在回答“你认为中华文化价值观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时，有人给出诸如“家庭”“尊重”“教育”等与文化关联的概念，有人给出“荣耀”“运气”“钱财”“严苛”“刻板”“保守”“孔子”“花木兰”“中国书法”等表述，还有人给出“龙”“熊猫”“独生子女”等答案，更有甚者，自认为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或者“有所了解”的人中，10%给出的答案是“中餐”。⑤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困境——表象化、碎片化的议题选择难以促使国际受众形成深层次、系统化的中国认知。
在微观层面，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认知基础，脱离国际受众文化心理和认知基础的话语载体选择即使抵达对话场域，也难以进入受众内心。譬如，201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的以“中国红”为主色调，以中国名人为主角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并未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而2017年以来，以中国农村为背景，以日常生活为主线的李子柒古风短视频反而吸引了大批国际受众，在给国际受众带去视听享受的同时，引发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共鸣与深切认同。二者之间形成的反差给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带来的启示之一，在于如何基于受众心理选择恰当的话语载体，使其在“入眼”的同时能够“入脑”“入心”。
归根结底，自说自话式的话语传播源于以传播主体而非以国际受众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国际传播以传播内容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抑或民族-国家话语的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为最终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获取国际受众的注意与共鸣，国际传播由此应从受众喜好出发，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国际受众听得进的故事，而非从传播者的目标出发，用自己擅长的语言讲述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当然，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思维转换并不意味着对国际传播根本意图的舍弃，而是发掘、采用更加符合具体传播情境的话语策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事业。
结语
面对“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话语权结构性弱势，以民族-国家权益为本位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迫在眉睫；面对生态破坏，传染病流行，极端气候频发等单个国家难以应对的全球性生存挑战，以人类-全球命运为本位参与国际对话同样势在必行。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由此需注意化解价值取向上的自相矛盾即二者之间在话语表达层面的张力，生产出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的国际话语。与此同时，鉴于翻译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必经之路，翻译话语的广泛传播与认同建构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最终目标，应当避免止步于语言形式对等之“狭隘忠实观”指导下“望文生义式”的话语翻译实践，并且要扭转以我为主的对外宣传观指导下自说自话式的话语传播模式。总之，力求做到话语生产、翻译与传播的有机联动和同频共振，是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实践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CUC2019A007）的阶段性成果。
祁芝红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智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程曼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思考》，《国际传播》2018年第2期。
②李智：《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212页。
③荆学民：《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及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④钱钟书先生将生于17世纪的英国人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和生于19世纪的德国人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关于翻译的相类比喻和翻译的“化境”思想并置一处，以“躯体”和“精魂”的融合无间进一步阐发理想的翻译。认为入于“化境”的翻译或“真正的翻译”，将原作的风味完全融合于自身，当如原文的“投胎转世”或“灵魂转生”，拥有不同的“躯体”和不变的“精魂”，是以拥有生命。这一“人化”的译文之喻将原文、译文均视为浑然一体的生命，打破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窠臼。参见于德英：《翻译之喻的历史化：钱钟书的“人化”译文观》，《外语研究》2019年第3期。
⑤洪浚浩、严三九：《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必要性、紧迫性与挑战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6期。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