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口渴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杨丹，正是幼儿园放学时分。
　　“妈妈给你五块钱，去买瓶水。记住只能买水，不能买饮料或者可乐。”5岁的男孩拿着钱迅速跑开。
　　五分钟后孩子回来，“妈妈，钱不够。”“五块钱还不够买瓶水啊？”杨丹觉得疑惑，但没有像别的母亲那样迅速去两百米远的小卖部问个究竟，而是又掏出一块钱，递给孩子。
　　再回来时孩子左手冰淇淋，右手一瓶水。虽然也不乐意孩子吃冷饮，但之前买水的要求里并没有这一条，杨丹无奈笑笑，也没有像许多母亲那样不停叨叨着，吃冷饮不好、下次再不许买如何如何，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你说好了买水却多买了冰淇淋如何如何。
　　杨丹没刻意训练孩子自己去买东西，也没有对孩子有过多要求，对儿子很多方面她都没有按照育儿书来，在这个“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仍旧流行的时代，杨丹的做法近乎“放养”。

艰辛北漂

　　杨丹和丈夫吴磊都是“80后”，辽宁人。俩人是大学同学，计算机专业。2003年大学毕业时，家境不太好的吴磊决定开始工作，他想来北京闯闯。杨丹那时已经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但为了这份两年多的爱情，她放弃了读研。
　　父亲不同意这个决定，“不念书你会后悔的。”而且吴磊的家境、外貌等等也不被杨丹家里认可。多年后她承认，“如果说这些年下来有什么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去读研。”
　　小情侣揣着一共不到5000块钱来到了北京，花40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手机，就开始找工作。所有的人才招聘会都跑了一圈，才发现“京城之大居大不易”，在家乡还算天之骄子的文凭，在北京要找到专业对口、待遇尚可的单位简直比登天还难。
　　还是杨丹的妈妈给一个在北京的远房叔叔打电话，北大毕业的远房叔叔自己经营着一家书店，事业刚起步，杨丹到他的店里帮忙。说的是做个出纳，可从进货到店面、销售、出纳、财务什么都干，月工资1200元。
　　吴磊也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销售的工作，收入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俩人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一个叫西北旺的村落里，160元一间的出租平房，屋里就够放下一张床，晚上十点房东老太太就要锁门，夜里上厕所都是问题。2003年的西北旺还是一个环境杂乱的地方，吴磊出差经常一走一两个月，吴丹就整宿开着灯和衣而睡。
　　当妈妈来电话问时，杨丹告诉她：“我俩分别租房呢，邻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熬不下去的时候，杨丹也想过分手，但又想再换个人怕也不容易。
　　这种“从一而终”在80后身上并不多见，他们这个“认定”也表现在工作上。尽管工作不尽如人意，但两人都没有换过工作。学计算机的杨丹觉得知足，“后来，工资也给涨了，地坛书市什么的我们都去摆摊，卖了书也给提成，年底收益好也给发点奖金，这就可以了，再挑剔就是不知足。”
　　2007年，在纠结、不甘与认命中，杨丹结婚了。俩人已经好了快七年了，七年之痒，再不结婚就只有分手。除了经济条件差点，对方的责任心、安全感和善良心都让杨丹觉得踏实。
　　两家的父母之前对这样的婚姻都不看好。特别是杨丹的父母，找个有房有车的对象，女儿的人生会少很多坎坷。
　　结婚时两人已有六七万元存款，如果再找亲戚朋友凑凑，在北京郊区够买套房子的首付。这个忽略成为杨丹日后生活又一个悔。他们的买房计划一拖再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要供吴磊的妹妹读书，之后婆家又要盖房，直到后来房子一天一个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不得已当上独立妈妈

　　和许多年轻父母一样，孩子的到来不在他们“计划中”，而是一个“意外”。没有房子、车子、票子，事业也还没有起色，拿什么要孩子呢？
　　家里的老人做了决定：头胎，又是自己的孩子，早生下来早了事，实在没人带我们来给你带。

　　可孩子留下了，老人却来不了，杨丹不仅自己照顾自己，还得去上班。这时候他们已经换租到了北京东五环外吴磊单位的房子，两居的楼房，便于孩子生下来有人照顾，也便宜。杨丹每天上班单程三个小时，才能到位于西三旗的叔叔的书店里。
　　孩子先吃不消了。四个月时医生说有先兆流产迹象，杨丹只能自己注意，但工作还得继续，她没有撒娇的家底。有时看到开车去做产检、怀孕后不用工作的年轻妈妈，杨丹也会黯然神伤一阵子。
　　孕吐从怀孕最初持续到最后，最严重时吃啥吐啥，后期脚浮肿得都穿不上鞋子，丈夫还是得常常出差。有时候杨丹也会想：自己是传说中的“80后”吗？这样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吗？但想完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疲于奔命让她没有时间忧伤。
　　2009年儿子出生，婆婆在预产期时来了，孩子出生12天后就走了；杨丹的妈妈接班，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照顾，“但只能跟我妈急，‘你们都让我生，生下来却谁都不管’。”她冲自己母亲发了脾气。可发完脾气她也认了，“我老公的父母家里还有地，一年七八万块钱，养活自己就意味着不给儿女增加负担。我父母要给我弟带孩子。”
　　杨丹只好把工作辞了——雇個保姆得三四千，还不放心。工作和孩子，她选择了后者。
　　丈夫仍常常出差。一人带孩子，杨丹练就了一副好身手。别的“80后”做父母，育儿书籍、西方理论看了一大堆，杨丹一本都没看，也没时间看，碰到问题就给自己妈打电话，也许粗养的孩子反而皮实，孩子没出过什么大的意外。
　　唯一一次是孩子四个月的时候，出差的吴磊电话杨丹，让帮忙去另一个房间电脑前传一份文件，杨丹随手把孩子放在了床边。文件还没传完，杨丹就听见一声闷响，她跑回卧室，孩子已经在地上了，没有哭，小脸憋得青紫，呼吸急促，她吓坏了，特别害怕孩子摔傻了。她还是第一时间打给了妈妈，虽然母亲在电话那头安抚：“没关系，小孩子结实着呢，一般摔不坏。”直到孩子“哇”地一声哭出来，她才放下心。也不觉得需要再去医院。 　　还有一次，孩子发烧，老公出差。她给吴磊打了个电话，自己抱着孩子打个车就去了儿研所。等老公叫来的同事帮忙时，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上跑下挂号、看病、拿药，差不多全完成了。
　　随着孩子生病的次数多了，她已经不急不慌了，根据孩子的病症是否去医院，甚至给吃什么药她都心里有数。
　　来北京十年，吃过的苦比她在家里二十多年吃的苦都多。如今，孩子5岁了，她与儿子朝夕陪伴，可对于孩子的第一次翻身、第一次站立、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吃饭，杨丹印象全模糊了，生活的紧张忙碌让她无暇记录、甚至无暇记忆孩子成长的点滴。

没有老人带孩子也有好处

　　杨丹的母亲是教师。杨丹说，自己成长时，母亲没有像许多父母那样管得过多，自己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但从始至终她很清楚，给孩子一个自然的成长环境，给他一个宁静的心情，会让他终身受益。
　　有时候杨丹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着急起来也会打孩子。到了“讨厌的两周岁”，孩子开始不睡午觉。杨丹唯一的休息放松的时間被剥夺了，一着急她照着孩子屁股就扇了两巴掌，希望把他打哭了，哭累了也许就睡了。打完杨丹就后悔了。
　　再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会主动跟她说，“妈妈我站5分钟，你别生气了。”当母亲的发现，儿子开始在某些地方让着自己。这让杨丹非常心疼，也学会向孩子道歉。
　　在小区里，碰到全职在家的妈妈们在一起聊天开始攀比，给孩子买多少钱的鞋、在哪里又买房了时，杨丹一般会带着孩子走开；家乡大学同学聚会，大家都开车前来，席间问起在北京不少挣钱吧，杨丹刚开始还跟他们说说，慢慢地也就点点头含糊带过。
　　身边有钱人、嫁得好一夜之间过上好日子的例子也看得不少，她说早些时候，心里也会不平衡，“但我老公会开导我，咱挣的钱不是不够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跟人家比，心里踏实。”
　　虽是同龄人，但吴磊是家里的主心骨。平时家里的开支、孩子上学该找什么学校等“大事”都由丈夫管，杨丹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去、有钱花也就行了。
　　“钱够用就行，靠自己的本事挣钱、生活比什么都重要。”杨丹也这么教育儿子。她跟儿子说不要买公园里的玩具、零食，因为贵，要的话可以回家上超市买，儿子从小就会理解配合，从来没有大吵大闹，或赖在地上不起来。
　　她也从不对孩子进行诸如此类的诉苦教育：“妈妈小时候可没有你这么多玩具，没有吃过这么多好吃的……”
　　儿子3岁上幼儿园后，杨丹在幼儿园附近找了个工作，只为方便接送，因为是合同工，和正式工干一样的活收入却少得多，她也觉得不公平，但为了孩子都忍了。
　　两个人撑起了家
　　因为当年住地下室时，杨丹每天都用凉水洗衣服，大冬天也如此，现在手腕关节一到变天就疼，不得不喝中药调理。吴磊又常年出差，尤其是孩子到了两岁以后，杨丹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争吵成了难以避免的家庭问题。最终，吴磊从销售申请转岗坐办公室，虽然收入少了，但能够按时上下班，俩人的感情这才有了改善。
　　不再出差后，一家人总在一起看电视，周末去郊游，有长假就出去旅游，日子过得琐碎而满足。
　　俩人教育孩子也越来越默契。妈妈批评孩子时，爸爸一定当没看见，必要时当“和事佬”。而爸爸在对儿子进行男子汉的教育时，妈妈也不插手。
　　儿子两岁半时，杨丹教了孩子好多唐诗、《三字经》，英语也可以说简短的句子了。但上幼儿园后，上班累一天回家她实在是教不动了，慢慢的以前学的也渐渐忘记了。吴磊有时会说，“你现在怎么也不管孩子啊！”她说，反正该会的终究是要会的。
　　儿子5岁了，杨丹最得意的是带孩子出去别的家长都说，“你家明明挺懂事的。”孩子想玩陌生的小朋友的玩具时，会先礼貌地问对方，“我可以玩你的玩具吗？”如果被拒绝，他会耐心等待。耐心，比什么都重要，对6岁以下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记者采访杨丹时，是在幼儿园放学后，每次一聊两个小时，孩子自己在大操场上跟各个不同的孩子玩耍，偶尔回来跟妈妈搭个话，从不吵闹。
　　对于儿子的兴趣班问题，杨丹把孩子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她不强求，最后一个都没正式报名。这和她周边的“80后”父母们很不同，杨丹发现他们大都挺要强，注重孩子的教育，上各种早教班。
　　杨丹和吴磊对孩子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他各方面跟得上就行。他们希望孩子将来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不能不讲道理，最起码不能打架斗殴，“大部分人都是平平凡凡过一辈子。生活总得乐乐呵呵、平平安安地过下去。”
　　可她也开始发愁了，孩子5岁了，后年就要上小学，没有户口要在北京上一个好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一切都有他呢。”她指指下班后来接他的丈夫，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