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理论界已经为新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针对所谓“汇率低估国”的惩罚开始了理论建设和思想储备。中国需要明确汇率博弈的立场,也需要在理论建设和政策讨论上不断积累创新
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以348比79压倒性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为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法律行动,试探性地推开了一扇门。
从最坏的结果是,如果美国最终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将会造成中国出口下滑8.5%-12.1%,均值为-10.3%。但由于中美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透过此次汇率博弈,一些新的经济理论思潮应引起高度关注,相应对策也需调整。
法案难免“无疾而终”
过去十年,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曾多次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但这些法案几乎都“胎死腹中”。《公平贸易法案》看似热闹,可能也很难摆脱这一宿命,这其中牵涉过多的法律盲点、太多的集团利益以及“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投票和审议程序。
这项法律是否符合WTO的规则,存在较大争议。按照WTO规则,对补贴的界定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必须针对某一产品进行。汇率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不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对于作为起诉方的美国企业或者商会来说,即使这一法案得到通过,在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具体反补贴调查时,仍需对单一商品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具体举证。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法案的可操作性仍然存在疑问。
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初展开,即使这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但短时间内在参议院充分辩论,并获得足够支持票数,实在勉为其难。即使参议院通过,法案还需美国总统批准,从程序上看,除非该法案能在参议院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否则美国总统还可以行使否决权。
还有一点被很多观察人士所忽视,即汇率问题牵涉主权,这也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手软”。中国一直强调汇率问题是主权问题,不会允许别国干涉自身的主权利益。在关键时点上,美国方面需要思量触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主权利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因此,法案看似“箭在弦上”,但其前景、程序合理性及法律可操作性上的大量疑问,使其仍处于“前景黯淡”状态。
当然,解决问题需要各退一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让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结构转型、增加社会福祉和抑制输入型通胀的长期诉求。但从短期看,聪明的做法应是让人民币真正盯住一篮子货币,减少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的过多干预,并加大交易波动区间。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尽管不是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根本药方,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的整体调整,从而降低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调整其过于依赖消费的经济模式。从短期来看,让中国自己主导人民币汇率问题也许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主动关上刚刚推开的那扇门,是更聪明的做法。
新理论支撑贸易保护
尽管上述汇率法案的前景不被看好,但仍需关注法案背后涌动的新思潮,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需要关注这股新思潮可能带来长期和广泛影响。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全球贸易失衡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研究。
以研究国际贸易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期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贸易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导致的出口盈余已经造成了全球的“哀鸿遍野”,并说这种政策是“掠夺性”的。
在另一篇文中,克鲁格曼作了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他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五年内将达到世界总体GDP的0.9%左右。换句话说,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承受相当于世界GDP的0.9%左右的“损失”,这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将失去相应的收入,如果认为这些“收入”所对应的乘数为1.5,表示世界其他国家将失去1.4%(1.5乘以0.9)的GDP。同时,他假设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的冲击相同,如果简单认为1%的GDP相当于100万份工作,美国将会因此失去140万份工作。
另外一位“保罗”——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的一篇旧作也被很多人翻了出来,这篇文章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感后,也成为近期贸易理论新思潮的一块重要的研究基石。
萨缪尔森的这篇学术文章用了简单的数学模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假设两个国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发展,并向对方出口自己的产品,最终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也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但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个国家不满足于仅生产本来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如说,中国在生产玩具外,也通过努力发展自己本身不具备优势的新能源产业,并能逐渐追上美国在这一行业的优势,那么对于具有新能源产业“比较优势”的美国来说,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呢?萨缪尔森的结论是,美国的新能源产业将会受到“无法修复”的打击,从而永远减少美国人在这一行业的就业水平。
上述的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均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一种修正和颠覆,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为美欧现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换句话说,在执行具体的政策之前,西方理论界已经为新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针对所谓“汇率低估国”的惩罚,开始了理论建设和思想储备。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的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的研究,为这样的新思潮和派生的新理论 “添砖加瓦”,从而引发更多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措施。
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不仅需要明确自身的立场,也需要在理论建设和政策讨论上不断提高自身的积累,并逐步开展长期的智力建设。
财政货币政策继续失灵
从贸易失衡起步引起的对于全球化的反思,仍然还在不断深化。其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研究结合,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政府实施了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希望可以刺激美国公民的消费,从而推动经济的复苏。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理性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价格较低的商品,同样地,作为美国公民,当他获得了政府给予的现金补贴时,他可能会选择价格较低的中国商品,而不是美国商品。此时,问题出现了,美国的国内消费刺激政策事实上刺激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并非如美国政府所愿地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工业生产。
另外一个案例则来自于货币政策领域,如果美联储再度“量化宽松”,使美元的汇率和利率出现大幅度的降低,那么美国企业会否从中获益呢?
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验告诉我们,其政策效果可能也要打一番折扣。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来说,对于投资者,借到更便宜的美元后,更聪明的做法也许是投资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市场上。这与国际投资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借入大量日元而投资在澳元等货币上进行“套利交易”的做法如出一辙。
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因为为刺激经济而进行大规模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完全起到其政策效果,反而可能使美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使其面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赤字”的巨大风险。
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反思,已经在发达国家展开。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其并不愿意看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果。
单个经济政策的失灵可为政策合作提供基础。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寻求各方的利益最大化。
在G20推行全球合作
稍微有些经济学头脑的人都知道,一旦人民币升值,而其他新兴市场的低成本国家的货币不升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会从中国转到这些国家。在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美国会继续深陷贸易逆差的深渊。
因此将于今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G20会议上,中国应联合其他一些顺差国家建议执行全球经济政策的合作。在汇率方面,顺差国家应同时允许它们的货币升值,逆差国家也应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来避免其经济体再次触底。
同时,在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深的状况下,中国也可以采取一些有创意的政策来减少贸易顺差。比如,中国可以采用关税跳脱(Tariff Jumping)的办法,即中国厂商可以考虑在北美自由区内的墨西哥境内开设企业。这样不仅可以利用自贸协议中的关税减免的优势,其生产成本也不比国内高出许多。
中国也可以考虑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种“梯度转移”不仅可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也能迫使国内企业尽早开展产业升级。政府也应该降低高技术产品的关税水平,以保证企业的产业升级能够较为平滑和顺畅。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汇率也可以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通过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中国也可以减少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成品,并降低企业出口低端附加值产品的动力。
降低奢侈品的关税也是可行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也可以安抚出口国(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的情绪,以减少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摩擦。
作者为澳新银行中国经济研究总监
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以348比79压倒性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为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法律行动,试探性地推开了一扇门。
从最坏的结果是,如果美国最终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将会造成中国出口下滑8.5%-12.1%,均值为-10.3%。但由于中美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透过此次汇率博弈,一些新的经济理论思潮应引起高度关注,相应对策也需调整。
法案难免“无疾而终”
过去十年,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曾多次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但这些法案几乎都“胎死腹中”。《公平贸易法案》看似热闹,可能也很难摆脱这一宿命,这其中牵涉过多的法律盲点、太多的集团利益以及“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投票和审议程序。
这项法律是否符合WTO的规则,存在较大争议。按照WTO规则,对补贴的界定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必须针对某一产品进行。汇率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不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对于作为起诉方的美国企业或者商会来说,即使这一法案得到通过,在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具体反补贴调查时,仍需对单一商品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具体举证。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法案的可操作性仍然存在疑问。
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初展开,即使这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但短时间内在参议院充分辩论,并获得足够支持票数,实在勉为其难。即使参议院通过,法案还需美国总统批准,从程序上看,除非该法案能在参议院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否则美国总统还可以行使否决权。
还有一点被很多观察人士所忽视,即汇率问题牵涉主权,这也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手软”。中国一直强调汇率问题是主权问题,不会允许别国干涉自身的主权利益。在关键时点上,美国方面需要思量触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主权利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因此,法案看似“箭在弦上”,但其前景、程序合理性及法律可操作性上的大量疑问,使其仍处于“前景黯淡”状态。
当然,解决问题需要各退一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让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结构转型、增加社会福祉和抑制输入型通胀的长期诉求。但从短期看,聪明的做法应是让人民币真正盯住一篮子货币,减少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的过多干预,并加大交易波动区间。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尽管不是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根本药方,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的整体调整,从而降低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调整其过于依赖消费的经济模式。从短期来看,让中国自己主导人民币汇率问题也许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主动关上刚刚推开的那扇门,是更聪明的做法。
新理论支撑贸易保护
尽管上述汇率法案的前景不被看好,但仍需关注法案背后涌动的新思潮,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需要关注这股新思潮可能带来长期和广泛影响。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全球贸易失衡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研究。
以研究国际贸易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期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贸易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导致的出口盈余已经造成了全球的“哀鸿遍野”,并说这种政策是“掠夺性”的。
在另一篇文中,克鲁格曼作了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他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五年内将达到世界总体GDP的0.9%左右。换句话说,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承受相当于世界GDP的0.9%左右的“损失”,这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将失去相应的收入,如果认为这些“收入”所对应的乘数为1.5,表示世界其他国家将失去1.4%(1.5乘以0.9)的GDP。同时,他假设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的冲击相同,如果简单认为1%的GDP相当于100万份工作,美国将会因此失去140万份工作。
另外一位“保罗”——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的一篇旧作也被很多人翻了出来,这篇文章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感后,也成为近期贸易理论新思潮的一块重要的研究基石。
萨缪尔森的这篇学术文章用了简单的数学模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假设两个国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发展,并向对方出口自己的产品,最终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也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但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个国家不满足于仅生产本来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如说,中国在生产玩具外,也通过努力发展自己本身不具备优势的新能源产业,并能逐渐追上美国在这一行业的优势,那么对于具有新能源产业“比较优势”的美国来说,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呢?萨缪尔森的结论是,美国的新能源产业将会受到“无法修复”的打击,从而永远减少美国人在这一行业的就业水平。
上述的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均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一种修正和颠覆,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为美欧现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换句话说,在执行具体的政策之前,西方理论界已经为新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针对所谓“汇率低估国”的惩罚,开始了理论建设和思想储备。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的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的研究,为这样的新思潮和派生的新理论 “添砖加瓦”,从而引发更多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措施。
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不仅需要明确自身的立场,也需要在理论建设和政策讨论上不断提高自身的积累,并逐步开展长期的智力建设。
财政货币政策继续失灵
从贸易失衡起步引起的对于全球化的反思,仍然还在不断深化。其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研究结合,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政府实施了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希望可以刺激美国公民的消费,从而推动经济的复苏。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理性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价格较低的商品,同样地,作为美国公民,当他获得了政府给予的现金补贴时,他可能会选择价格较低的中国商品,而不是美国商品。此时,问题出现了,美国的国内消费刺激政策事实上刺激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并非如美国政府所愿地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工业生产。
另外一个案例则来自于货币政策领域,如果美联储再度“量化宽松”,使美元的汇率和利率出现大幅度的降低,那么美国企业会否从中获益呢?
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验告诉我们,其政策效果可能也要打一番折扣。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来说,对于投资者,借到更便宜的美元后,更聪明的做法也许是投资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市场上。这与国际投资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借入大量日元而投资在澳元等货币上进行“套利交易”的做法如出一辙。
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因为为刺激经济而进行大规模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完全起到其政策效果,反而可能使美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使其面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赤字”的巨大风险。
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反思,已经在发达国家展开。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其并不愿意看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果。
单个经济政策的失灵可为政策合作提供基础。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寻求各方的利益最大化。
在G20推行全球合作
稍微有些经济学头脑的人都知道,一旦人民币升值,而其他新兴市场的低成本国家的货币不升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会从中国转到这些国家。在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美国会继续深陷贸易逆差的深渊。
因此将于今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G20会议上,中国应联合其他一些顺差国家建议执行全球经济政策的合作。在汇率方面,顺差国家应同时允许它们的货币升值,逆差国家也应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来避免其经济体再次触底。
同时,在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深的状况下,中国也可以采取一些有创意的政策来减少贸易顺差。比如,中国可以采用关税跳脱(Tariff Jumping)的办法,即中国厂商可以考虑在北美自由区内的墨西哥境内开设企业。这样不仅可以利用自贸协议中的关税减免的优势,其生产成本也不比国内高出许多。
中国也可以考虑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种“梯度转移”不仅可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也能迫使国内企业尽早开展产业升级。政府也应该降低高技术产品的关税水平,以保证企业的产业升级能够较为平滑和顺畅。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汇率也可以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通过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中国也可以减少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成品,并降低企业出口低端附加值产品的动力。
降低奢侈品的关税也是可行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也可以安抚出口国(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的情绪,以减少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摩擦。
作者为澳新银行中国经济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