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常在报刊杂志上读到一些羡慕“大宋公务员”的杂文，称做大宋公务员就是好耍，放长假、“三公消费”、福利好，而且贪腐成本很低。使当下我们国家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公务员在“看到猪跑，又吃不上猪肉”的情境下，真的好想穿越时空去做一回“大宋公务员”。因此，鄙人亦对如此安逸的大宋朝廷产生了好奇之心，于是利用闲暇之余，翻了几册有关大宋的书籍和看了一些有关大宋的影视，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有关大宋的官场状况。
　　宋太祖、太宗因出身官宦破落之家，对于五代时期的贪赃害民，多有了解或切肤之痛，但是，专制统治者从其一姓之私利出发，他们最害怕的自然是自己的皇位被人夺走。至于贪污受贿，总以为是疥癣之疾，没有必要去对其大动干戈，花赞精力，费力不讨好。
　　开宝五年(972年)十二月，宋太祖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皇上说了，武臣拥兵割据，才是对政权的最大威胁，而文臣无兵，“纵皆贪浊”，也不会危及到自己的政权存亡。皇上不仅说到，而且做到。
　　有一次太祖出行，路上正好碰到赵普的车马从侧面驶来，赵普一见，慌了手脚，来不及回避就被拦了个正着。皇上见赵普的车沉甸甸的，就问装的什么，赵普支吾不答。上日：“此物必佳。”即命启之，原来装了满满一箱瓜子金。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就这样，既不问这么多瓜子金从哪里来，运到哪里去。不久，赵普就用这箱瓜子金造了一座大大的宅院，约两三千平米。
　　顺水推舟，上行下效。这种风气，到了真宗朝时，不仅可以放还，而且允许“叙理”，分等进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三月，真宗下诏规定诸州官吏有罪，只要在败露前投牒自首，便可一切不问。因此，至使许多官吏更加有恃无恐。
　　仁宗时期，因数度对赃吏持宽宥之策，屡行宽典，故大小官吏，各尽其能，尽相贪污肥私。苏轼在他的《策别课百官三》中说：“近年贪吏益众，盖由宽法所致。”“上自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贿赂则不行。”就连小小的出纳、会计、仓库保管都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何况掌管着审批大权的科长、处长、局长、县长等等。
　　在宋代，官官相护、上行下效，以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等，屡见不鲜。如真宗、仁宗时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与徽宗时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动以及杨戬、高俅等人，他们相互勾结，国上欺下，骄奢淫逸，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权倾一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都未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至于真宗朝及以后之贪官，大多仅被流放。如屯田员外郎盛梁坐受赇枉法，流崖州；著作佐郎高清以赃贿杖脊，配沙门岛等，就算是严厉处罚、绝不手软了。更有甚者，身为“六贼之首”的蔡京之流，尽管其贪贿手段更加恶劣，其所贪财物更加巨大，但因他久居相位，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结果却还能至“年八十”而“遗死道路”。可见大宋贪腐成本之低，几无风险可言。
　　南宋中期，著名思想家朱熹在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曾六次“昧死奏闻”台州知府唐仲友“不公不法”之事种种，然而由于唐仲友善于活动，又与当朝宰相是远房亲戚，结果在证据凿凿面前仅判了个暂时降职，而且不久又异地升官。朱熹针对这件事情说：“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仁义。”今人“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一生只为钓名誉，干利禄而已”。朱熹的这些言论，可以说，较典型地概括出了宋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官利一体化的思想特征。一句话，就是贪腐付出的成本太低；在其位，谋其利，低风险，高收入的事情，放到现在，谁不乐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