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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是我父亲的男人终于回来了，母亲的脸上因此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表情，这表情令我感到莫名的失落。男人不请自来，主动盘腿坐在本该男主人坐的火塘上方，以夸张的笑声回应别人并不好笑的笑话。他凭借十足的信心和厚厚的脸皮，证明自己在这个家里依然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由于母亲没有再嫁，他自封的地位自然不会受到质疑。他点上一根烟，深吸一口，再吐出浓浓的烟雾，把自己藏在烟雾之中，好让别人看不清他。在我看来，他是不想让人看清他仅有的那只很有规律地眨巴着的眼睛。
“他是一个坏男人。”母亲从小告诉我。这是他不受欢迎的原因，也是我从未叫过他“爸爸”的原因。我由此知道一个男人一旦成为坏人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坏男人的脸上有两块疤痕，一块是左脸自上而下流淌下来的疤痕，雨水可以顺着它流下去，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留给他的杰作；另一块是失去了眼珠的右眼，这一点一不小心成了他身份的标志之一，也成就了他的另一个平淡无奇的外号：瞎子。
他把熄灭的烟头丢向火塘边时，我正站在门口出神地望着他。姐姐站在我身后抚摸我的脑袋，然后蹲在我身后，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耳语：“快过去，过去叫他爸爸。”我没动。姐姐在我身后轻轻推一下，说：“去啊！叫一声就行。”我假装被姐姐推动，顺势向前迈了两步，然后又立在原地。我的心跳得厉害，恨不得立马消失，好让正看着我的人忘记我此刻的尴尬和害怕，同时也希望姐姐再推我一次，好让我顺理成章地向前走几步，甚至希望她一直推我走到他面前，然后替我喊一声“爸爸”，毕竟对我而言，“爸爸”是一个既神圣得让我崇拜，又陌生得从未说出口的名称。现在突然让我对一个很坏，并且被我莫名其妙恨了许多年的男人叫出这个词，的确是一件难为情的事。很遗憾也很庆幸姐姐没有继续推我向前。我低着头翻着眼珠子观察他，发现他一边和别人聊天，一边用独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感觉受到了欺骗，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鼻子随即发酸，没等溢满眼眶的泪水涌出来我就转身跑出了屋子。
这是姐姐出嫁的前一天下午。乡亲们挤满了我家本来就狭窄的小屋，准备天黑就为姐姐唱哭嫁歌。哭嫁歌已经唱过两夜了，可是那两夜姐姐都没有出现，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流泪。白天她在村口等了一整天，那个传说是我父亲也是她父亲的男人始终没有出现。“你等也没用，哭也没用，他都不会来的。即使来了又怎样？他不值得来送你。”母亲站在一旁安慰伏在床上流泪的姐姐。尽管如此，第三天姐姐还是站在了村口，她望眼欲穿了一上午，当太阳再次倾斜着滑行时，他终于来了。他的到来让姐姐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也让她的出嫁合情合理地成为—场悲壮的送别仪式。
姐姐跟着我跑出屋子。她在迈出屋子的那一瞬间，一定想到了许多话要对我说，可是她看到我和阿伙开心地玩耍，想说的话又被她咽了回去。
阿伙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跑出屋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玩耍。和他玩耍总会让我忘记不开心的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朋友就是用来忘记烦恼的。我本来没有朋友，可以做我朋友的孩子都不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伙伴，无法和他们待在同一个战壕，所以我被理所当然地拒绝在他们的圈子之外。更多时候我都独自待着，后来我发现一个人上学放学，一个人放牛放羊终究有些孤寂，我就把阿伙当成了朋友。阿伙有一把和他一样高也和我一样高的枪，在村子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其他人只能等到收苞谷的时节，截出三四根长短不一的苞谷秆，用两根竹棍把苞谷秆穿在一起，这才算是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把枪，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尽情地玩打仗的游戏。秋天一结束，我们的枪就会枯萎，但是阿伙的枪不会枯萎，他的枪来自遥远的县城。县城是个神奇的地方，我们拥有的许多东西和即将拥有的许多东西都来自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县城是我们向往的圣地。阿伙一年四季抱着枪游荡在村子的各个角落，作为他的朋友，我拥有偶尔耍一下他的枪的权力。他声称他的枪可以打死电视里的坏人，我把这件事告诉村子里那些一天到晚都在讨论怎样干大事，却每天都聚集在小卖部门前喝酒打牌的男人们，他们说：“那能不能打瞎你爸爸的另一只眼睛？”阿伙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懂个屁！我爸爸说了，他们都是一群没有本事的男人。”
阿伙的父亲是个有本事的男人，这是村子里公认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村里还没有人敢在他父亲面前说过一句难听的话，除了他母亲。这不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们的村长。在打工潮到来之前，阿伙的父亲是村子里去过县城次数最多的人，他从县城里买来烟酒盐醋，以及别的东西，把它们放在小卖部里等人们去买。村子里要干大事的男人们经常坐在小卖部门前喝酒打牌，还有赊賬。一年下来，每个男人或多或少都会欠下几百上千，年末时阿伙的母亲会挨家挨户讨债，把男人们一年的劳动成果汇报给他们的女人。等她一出别人的家门，人家就会闹得鸡飞狗跳，然后被男人教训得鼻青脸肿的女人把飞了的鸡和跳了的狗抓回来，拿到集市上卖掉，用来偿还男人欠下的债。那些年，经常鼻青脸肿的女人中，有一个便是我母亲。我长大后，母亲挽起衣袖，还能看见胳膊上的伤痕。“你看，这是那个男人留下的，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我，让我遇上这么一个男人，幸好他现在远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每次回忆往事都会重复这句话，以至于后来我看见别人的伤疤就会想起她的话。“坏男人为什么要打你？”我问。“他酗酒，他是个酒鬼，他一喝酒就打人。他每次输光钱都会喝醉，而他从来没有赢过，哪怕赢一次。”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一个男人如果只会输钱和酗酒，那么他的女人的身上就会留下经久不褪的伤痕。
这样的日子被人们心甘情愿地过了许多年，从我出生之前就一如既往地过到我出生并长大之后。直到那些信誓旦旦地说能带年轻人到大城市挣钱的包工头进村，情况才稍微改变。这并不是说小卖部的生意从此惨淡了，恰恰相反，小卖部的生意这时才开始红火。干了一辈子大事也没有走出小卖部的男人们终于不必赊账了，即使赊账也不再那么麻烦，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打工，每个月都会寄回一笔钱，这笔钱足够他们挥霍一阵子。阿伙的父亲去县城的次数也空前频繁，他运回一车又一车的啤酒和香烟，不到几天就售罄。 姐姐就是那年第一次离开村子。
姐姐是个勤劳的女孩子，她的离开让母亲一时适应不了，她习惯了在屋前屋后吆喝姐姐喂鸡喂猪。姐姐离开的前几天，母亲像往常一样吆喝姐姐，她的吆喝没有得到回答，才恍然大悟般低着头继续做事。而如今，明天姐姐将久远地离开她，她只能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面对亲朋好友，嘴上说着“女儿本来就是别家的人，有什么好伤心的？”脸上却写满忧伤的神情。
我和阿伙在庭院里用他的枪打蚂蚁玩儿。我们想象被我们无情射死的蚂蚁是电视里的坏人，所以死有余辜。阿伙说等这个冬天结束，他们一家就要搬到县城去了，而他要去县城上学，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不能形影相随了，甚至恐怕連朋友也不是了，他将在县城找到新的朋友，顺便忘了我这个老朋友。一想到我从此在村子里孤立无援，对自己的怜悯之情瞬间把我自己感动了。阿伙却发誓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他会时常回来看我，而且他走时会把枪送给我。
对于阿伙的父母而言，离开村子或许是避免闲言碎语和恶毒诅咒的最好方式。村子里的妇女把他家的小卖部视为毒瘤，群起而攻之。与此同时她们又离不开小卖部，倘若没有小卖部，意味着她们需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却只是为了买一包盐和一袋醋。这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使得小卖部在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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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嫁歌唱得格外深情，姐姐坐在一旁听着别人为她唱的歌，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流泪，她的同龄朋友却觉得她矫揉造作。“有什么好哭的，以后经常回来不就行了吗？”她们安慰道。只有我知道姐姐哭的不是自己的出嫁，而是哭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在姑娘出嫁的前几个夜晚把自己擅长的哭嫁歌唱给别人听，也唱给自己听。早些年就出去打工的年轻姑娘们却失去了这份荣耀。她们在懵懂的年岁就出去，等她们回来嫁人时已经是许多年之后，对她们来说，哭嫁歌是从未接触过的一门课程。她们在外漂泊的这些年不知不觉远离了家乡，一回来才发现家乡已经不是记忆中的家乡，即使置身于最熟悉的记忆中，她们也感觉别扭，所以她们选择到屋子外面围着篝火坐着聊天。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才有共同语言。”
活了七八十年依然坚持着没有死去的老人，在屋子里等了好久也不见有年轻人来听哭嫁歌，她们探出脑袋朝外面看看，自言自语般地说：“年轻人都哪儿去了？不来听听人家怎么唱的，以后还会唱吗？”有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个了，她们喜欢一些什么所谓的流行。”
父亲依然坐在火塘上方，他自始至终坚持做的事是坐着抽烟和喝酒，其间他出去过两次，目的是解手。他从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可能是他站哪儿都不自在。他时不时挽起衣袖，故意露出手挽上那块金黄色的表，以此表示自己当年也曾风光过。他似乎想说明一个人尽管现在很落魄，但是一直落魄和曾经风光后来才落魄是两码事。姐姐尽管盼来了他，她也没有和他说更多的话，可能她只是需要一个被认为是父亲的人坐在她的婚礼上就行。我一直相信姐姐不如我恨他，在恨这件事上，我学会的比她多。从她打工回来的那一天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姐姐去打工不久，父亲就出现了。这是他离开这个家之后，第一次回来。我们对彼此都很陌生，但是都早已对彼此的故事耳熟能详。他借着姐姐离开后我和妈妈的日子困难为理由，名正言顺地回来帮我们，母亲却不由分说地把他买来的礼物和糖果丢在门外，始终没有让他进门。他在门外苦苦哀求母亲，让他见我一面，母亲丝毫没有答应的迹象。最后他倍感无奈，只好暂时离开。他坐在屋后一块凸出地面的石头上连续抽了半包烟，在他抽烟沉思期间，母亲给我找来一根竹竿，告诉我如果他敢抱我，就用竹竿打他。
他再次回到门口，母亲同意了我们见面，和她设想的一样，他果然想抱我。我一看到他凹进眼眶里的眼睛，害怕得后退几步，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旧弯腰伸手想抱我。我尖叫起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使劲打他。母亲迅速推开他，把我抱回屋里。
我坐在床上心有余悸地发抖，过了好久也不见他再次回来，我对他的厌恶和恐惧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悄悄溜出家，在河边找到他。他正蹲在河边清洗脸上的伤口，没想到八岁的我竟把他打得这么重。
我在他旁边坐下，他扭头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快速擦掉眼泪，笑着说：“小子，你差点把我的另一只眼睛也打瞎了。”
“我当时很害怕。”我用颤抖的声音说。
“知道吗？我是你老爸。知道什么是老爸？”
我点点头，又快速摇头。我知道什么是别人的老爸，但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老爸。
“老爸啊！老爸就是……就是……”他支吾着，始终找不出一个适合形容“老爸”的词语。
“你的眼睛怎么瞎的？”我没有等他的解释。
“眼睛吗？老虎抓的。你听说过了吗？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头猛虎，谁都不敢惹，只有我敢上前打它。我和老虎打了一整天，终于把它打死了，它在死之前把我的眼睛抓瞎了。怎么样！你老爸我厉害吧？”
我傻傻的看着他，笑着想象他打老虎时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恨，我觉得他其实没那么坏，也许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坏的日子，所以不能亲身体验他的坏。总之和他聊天我感觉很愉快。
母亲找到我，把我带回家之后，我没有能够再见到他。我再次溜出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他走之前把母亲扔在地上的东西拾起来放在门前，我趁母亲没看到，快速把东西拿回家，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你现在想到我儿子了？你有钱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你把钱都给了那个女人，现在怎么不去和她过？”母亲站在路中间对着他的背影骂。
母亲所说的那个女人，我只听说过一句她评论父亲的话，她说：“他是我所有男人中最逊色的。”
我很好奇他的那个女人的身上是否也有许多疤痕，我没有见过她，我也不会有机会见到她，因为据说她抽干了父亲的钱之后就离开了他。我不知道父亲是有了她之后才抛弃我们，还是抛弃我们之后才有她，我只知道她不是父亲抛弃我们的唯一理由，但她是母亲一直不能原谅父亲的最大理由。 一年半后，姐姐打工回来了。姐姐的归来在村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是因为姐姐变漂亮了，也不是因为姐姐挣回来了很多钱，而是因为她带回来了一个男人。姐姐是村子里第一个结婚前就把男人带回家的姑娘，村里的男女老少因此觉得她伤风败俗，都对此议论纷纷，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就连村里不谙世事的哑巴都知道了。妇女们找到了值得坐在一起讨论一整天的话题，姐姐和她男朋友的故事在她们的讲述下，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爱情片段，也多了一些羞于说出口的场景。归根结底她们觉得这是因为姐姐从小没有父亲教导。
我和媽妈都听说了别人的议论。我以为妈妈会听取妇女们的意见，真的把姐姐和她的男朋友赶出家门，
但是母亲没有这样做，她心平气和地接待了他，仿佛他的到来是一件早就约定好的事。“只要有女儿，家里早晚会出现女婿，有儿子，家里早晚会有媳妇。这本来就是约定好的。”母亲用—句话让所有人闭了嘴。
趁着他们高兴的劲儿，我决定锦上添花。于是我把打伤父亲的事添油加醋地告诉姐姐。姐姐的脸上没有出现我期待的表情，反而把笑得灿烂的脸换成了哭丧的脸。“你为什么要打他，他是爸爸。你怎么可以打爸爸？”姐姐悄悄说。我知道她不想让男朋友听到。
“可是他是坏人，我不想让坏人抱。”我争辩道。
“他不是坏人。他犯过错，他也没有本事，但他不是坏人。他是好是坏都是你的爸爸。”
“你骗人，你们都骗人。你们所有人都是骗子。”我哭喊着跑出去，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既然他们说那是一个可恨的男人，并且教会了我去恨他，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不也一起来恨他，而是让我一个人承担这沉重的恨？何况我连什么是恨，为什么恨都不知道。后来我慢慢回忆才明白姐姐其实没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恨父亲，她的恨更像是一种为了让母亲开心的表演。甚至连母亲自己也没那么恨他，因为她总是提起他，一个人不会经常提起自己恨的人，除非他爱那个人爱得只能用恨来表达。她所谓的恨，与其说是恨，更不如说是一种责备，一种女人对自己的男人的责备。只可惜我明白大人之间的游戏，是许多年之后的事。
母亲知道情况后，和姐姐吵了起来。她一生气就骂出了一些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话。她说姐姐不仅带回来一个野男人，还把自己的心放在外人身上，自己白养了她那么多年。姐姐气急败坏地拖着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行李箱出门，发誓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也不回来。她的男朋友在后面追赶了很久，又哄了她很久才把她带回来。
我坐在父亲坐过的石头上沉思，他一年半前留下的烟头大多被雨水冲走了，只有一个烟头恰巧被冲到石头缝里留了下来。我抠出烟头，凑到鼻孔里闻，还能依稀闻到一丝味道。“这就是烟头的味道，以及父亲的味道。”我想。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路过我，问我在干嘛！我没有回答。他是第十四个路过我的人，也是第十四个问我在干嘛的人，而我第十四次拒绝回答。他喝一口酒，替我回答。“你一定是在生气，你姐姐和姐夫没有给你买糖吗？你姐姐带回来了一个男人，对吧？他是你姐夫，对吧？现在不是，以后也会是，对吧？”我瞅他一眼，仍旧不搭话。“你爸爸不要你们了，有点可惜。如果他不那样，今天他就能见到女婿了，对吧？你爸爸真是个窝囊的男人，比我还窝囊。”
这回我真的生气了，我在心里酝酿可以回敬的话，可是没有想出很好的答案，只好反驳说：“你才窝囊，我爸爸比你厉害多了，他打死过老虎，你打死过老虎吗？你连一只老鼠都没有打死过吧？”
酒鬼听了我最生气的话，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这令我恼羞成怒。他却悠悠地说：“就你爸爸？他还打老虎？他除了打老婆，他还能打谁？对了，他还会偷牛，对，他偷牛。你去问一下他现在还偷不偷牛？”
“你凭什么说我爸爸偷牛？你爸爸才偷牛，你爸爸不仅偷牛，他还偷鸡偷狗偷猪。村子里丢了的牛羊全部都是你爸爸偷的。”我一口气给他罗列出他爸爸的一长串罪名，他却说他爸爸只偷一样东西。
“他偷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爸爸的罪状。
“女人。”他说。“我爸爸偷了一辈子女人，却从来没有被抓住过。你爸爸只偷了一次牛，就被别人抓进了监狱。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你骗人，你也是个骗子，你和他们一样是个大骗子。”我大声吼道。这种说法我无法认可，因为我从未听说过关于父亲的这些故事。我知道他坏，但是我不觉得坏和偷牛，还有进监狱有什么关系。
“他进监狱之前，可是差点被打死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就连你姐姐都才一岁。”酒鬼突然坐下。看来他讲得入迷了。
按酒鬼的话来说，父亲确实偷过牛，也进过监狱。他因为赌输，没钱还债，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邻居家的牛。
然后他被抓住了。
多亏他在监狱待了七年，姐姐才得以没有悬念地比我大十来岁。后来母亲说他在监狱的那段日子是家里最安宁的日子，没有讨债的人，没有喝醉的人，至于那个一家之主，安安静静地待在监狱里，只等期满就放出来。母亲等父亲的那些年，不像是等自己的男人，更像是等一个怀了好久的儿子出生，只是这个儿子怀了整整七年。
他出来时姐姐已经叫得出这个世界的许多事物。她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传说中的父亲从一个破箩筐下面钻出来，面向他来时的方向坐着，让毕摩拿着一只鸡念念有词地在他身上拍打了好久。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她说：“你回来了？”口吻和大人如出一辙。
“回来了。乖女儿，来让爸爸抱。”他把姐姐抱在怀里，姐姐一点也不怕生，好像父亲早上刚刚出门，下午又回来了—样。
他回来的那个晚上，把积蓄了七年的欲望全部发泄在母亲身上，结果第二年就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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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出嫁的那个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家里早已人山人海。我在嘈杂的人群中捕捉父亲的声音，我听到了七大姑八大妈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走了吗？”我躺在床上想。“如果他走了，一定是因为我的原因，我昨天没有叫他，让他伤心，所以他才会走。如果他走了，姐姐会伤心的。” 我起身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正稳坐在火塘上方，享受着一家之主的权力。他看到我睡眼惺忪的模样，瞬间咧开嘴，露出满口黄牙，笑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起来了？”他用轻松的口吻说。我闭着嘴用喉咙“嗯”一声，赶紧跑开。
姐姐正坐在家门前的梨树下任人七手八脚地梳妆打扮，他扭头看着我微笑，仿佛她知道我正好会在此时此刻站在她身后。穿上嫁衣的她有些局促不安，同时略带羞涩。
姐姐将要打扮完时，婆家接亲的人也来了。姐夫和一个自称是他堂哥的男人抱着提亲酒进屋，同时和坐在屋里的父亲聊天。他们对彼此客气得让人尴尬，好像一个还没有学会当父亲，另一个还没有准備好当丈夫。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姐夫看着眼前这个传说中的老丈人，尊敬之情写满脸上，他的尊敬加深了父亲的不自在，仿佛他受到的尊敬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一样。他们吃完饭出来时，早已潜伏在门口的姑娘们一拥而上，把他们的衣服和鞋子强行扒下，要求他们用礼金来赎。姐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金赎走衣服，同时准备带走他的女人。母亲在表哥旁边重复她已经重复了好几遍的话，她让表哥切记到了婆家就让姐姐把外面的百褶裙脱掉，再把黑披毡里外翻一遍再披上，背新娘的表哥耐心地点着头应允。临走时母亲在姐姐的头帕上别上装了一小块布的俄祖，叮嘱表哥和叔叔，让他们走出家门跨过第一条河的时候取下俄祖，然后藏在一棵果树底下。母亲还想强调一些事，叔叔不耐烦地打断她，说他知道禁忌，他会注意的。父亲则始终坐在屋里，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没有出来送女儿。村子里所有的男人都去送亲，这让母亲得到了安慰，这说明她的人品在村里的得到了认可。
姐夫走在前面，他的样子像个成熟的小孩子。稚气未脱的他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大人，从而不被人嘲笑。这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类似。当时姐姐拖着行李箱，而他左肩扛着一件啤酒，右肩扛着一袋糖果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的滑稽模样被我嘲笑了好些年。一进家门，他就把糖果扔在地上，再把啤酒卸下来，坐在一边喘气。装糖果的袋子一直放在那里没人动，直到他把和妈妈吵架之后拖着行李箱发誓离家远走的姐姐哄回来才打开袋子，把糖果散发给邻居的女人和孩子。
姐姐生气出走那天，她被男朋友哄回来后，她在石头上找到了我。酒鬼已经走了，所以在她看来没有谁告诉过我什么，我只是像别的小孩子那样在生气。“爸爸进过监狱！”我出乎意料地说。她愣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偷牛，所以别人看不起他。”我又说。姐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说更久远的事她也记不清了，她记得的是父亲出来之后的事。
父亲从监狱出来之后，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丝毫没有再想喝酒和赌钱的事。母亲为此幸福得年轻了好几岁，姐姐对父亲的记忆也是从这时开始。父亲决定洗心革面，做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他打听到大城市的土鸡肉特贵，城里的人只喜欢吃放养的土鸡，于是萌生了做生意的念头。他算了一笔账，只要从本地运一车土鸡到城市，价格会翻一倍多，往返几回他就比村长还有钱了。为了做生意，他前后至少用了三十多个理由来说服母亲，最后让母亲缴械的理由是他赚了钱就一定要带一家人去县城居住，还要让姐姐和还没有出生的我在县城上学。那时能够搬到县城是村子里的最高荣誉。县城像一颗遗落在荒原的明珠，闪闪发光着坐落在大山之间的平地上，吸引着附近村庄的人们对它垂涎。
母亲把父亲进监狱期间攒下的八千块钱交到他手里，整个过程充满神秘感和仪式感。那时八千块是一个不少的数目，“万元富”的思想还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母亲省吃俭用七年，早已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的富婆。因此当父亲接过那一沓纸币时，他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他就揣着钱走了。
二十多天后父亲回来了，他把背上的袋子扔在地上，从袋子里拿出送给母亲的礼物和送给姐姐的礼物，还有城里人才会用的香皂和洗发水。“你买这个干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城里人。”母亲责怪他。“你放心，我们早晚会是的。”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沓钱，交到妈妈手上。“总共一万三千块，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我说能挣钱就一定能挣钱，听我的保证没有错。照这样下去，我们早晚会成为大富豪，搬到县城去，那是早晚的事。”父亲得意地说。
“只怕到时候你就不要我们了，谁知道你会不会喜新厌旧，男人有了钱都这样。”母亲边说边笑得合不拢嘴，把钱紧紧攒在手里，生怕一松手它们就长翅膀飞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是那样的人吗？”父亲生气地说。他的生气理直气壮，母亲平日里底气十足的责骂突然没有了。那天晚上，他们商量搬到县城去的事情直到天亮，第二天母亲依然精神抖擞。在家待两天后，父亲又出去了，这回他把一万三千块钱全部带走了。只是他再也没有把钱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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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婚礼举行得一帆风顺。婚礼结束后，送亲的人原路返回，许多人抱怨如今的婚礼举行得越来越简单随意，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他们在抱怨当下的同时，回忆着昔日贫穷却快乐的日子。“那时的婚礼才好玩呢！”他们说。
姐姐同我们一起回来。天气晴朗，秋天的艳阳照在人身上，把人与生俱来的懒惰暴露出来。“你说爸爸走了吗？”我问姐姐。
“不会走的，他在等我们呢！”姐姐胸有成竹地回答说。
“真的？”我有疑虑。
“真的。你看到他家给我们的那些酒和鸡蛋，还有燕麦了没？那是他用来孝敬爸爸妈妈的，他们还在等着享用这些呢！所以爸爸不会走的。”
姐姐说的他是指他的男人，女人提到自己的男人都会说他。直呼其名是一件不礼貌的事，说我男人是一件害羞的事。
我突然听见阿伙在后面叫我，比我整整胖一圈的他在我身后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里拿着他的玩具枪。
“枪坏了。”阿伙哭丧着脸跑到我身边，打断了我的思绪。“枪被砸坏了，你看！”
我心疼地看着被砸成两截的枪，心疼得暂时忘了父亲。
“我不小心摔一跤，枪被我甩出去，砸到石头上了。”阿伙解释说。 我把枪的残骸拼在一起，勉强使其看起来还是一只枪。我暗中思忖可以用透明胶粘起来。
“我要重新买一把，我爸爸说这种枪县城里有很多，几乎每个商店都有。要是我爸爸愿意给我买两把，我就送你一把。”阿伙认真地说。
“不用，我要自己买一把。学校门前的小卖部就有卖。”我也很认真地说。作为新娘的兄弟，我得到了三百块钱礼金。
“那些枪太小了，县城里面的才大。你没去过县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说了也没用。”
我听了阿伙的话，心里忽然萌发了一个伟大的念头：我要去县城。我的心里波涛汹涌，恨不得快点走到家里，向母亲宣布我的决定。我埋着头想着心事，大人们的谈话断断续续地涌入我耳中，他们从婚礼谈到远方，谈到打工，谈到大城市，最后谈到了我的家庭。“要不是她爸爸没出息，她也不至于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终于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姐夫家的贫穷让大家津津乐道。他们觉得虽然我们村子穷，但是和我们村子比起来，那个村子更穷，而姐夫家又是那个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比较之后的优越感让他们飘飘然，也让他们有了充足的理由贬低姐夫和姐夫所在的村子，姐夫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眼中都是穷人才会有的表现。父亲昔日的过错也因此又一次被提及。
父亲第二次去跑买卖回来时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把之前的钱都陪进去了。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母亲原谅了他，觉得跑买卖本来就有盈亏。可是几次之后，母亲才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亏本了，但是他活得很洒脱，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亏本的人。父亲察觉到了母亲的怀疑，他们之间无形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事情尘埃落定，母亲才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
原来父亲根本就没有跑买卖，从来就没有。他拿着母亲辛苦攒下的八千块钱一直住在县城赌博。而先前的一万多块钱是向别人借来哄母亲开心，并向母亲取得信任的。事情尘埃落定时，他已经身无分文。
他把钱输光之后，硬着头皮来找母亲，让母亲把家里剩下的一千多块钱给他，让他去翻本。“只要你把钱给我，我一定能赢回来。”他黑着脸睁大眼睛求母亲。母亲在他脸上吐一口，把他赶出了家。
深夜时，趁母亲和姐姐熟睡，他悄悄潜回来，爬到床上，躺在母亲身边。母亲被吵醒了，但是她假装还在熟睡。她再一次原谅了父亲。
父亲没有躺下就睡，他轻轻移开母亲的脑袋，拿走了枕头底下的一千多块钱。母亲默默地流着泪继续躺着，希望他把钱放回去，并告诉自己以后他再也不赌了，也不喝醉了。可是他没有。他悄悄下床，准备偷偷溜走。
母亲抓住了他的衣角。
他们纠缠在一起。父亲拼命想摆脱母亲，母亲死死地抓住他。母亲边哭边骂，把这些年聚集在心里的委屈都骂了出来。忽然父亲一耳光打在母亲脸上。母亲眼中冒出金光，倒在地上，姐姐在一旁吓哭了。母亲摸索着爬过去，抓住他的脚不放。这个举动惹怒了他，他一手抓住母亲的脖颈，一手扇她耳光。母亲的脚悬在半空中，她的手四处摸索，忽然她摸到了一把剪刀，紧接着父亲尖叫一声，放开母亲，用手捂住眼睛，跑出去了。
听到争吵声想来劝架却还没来得及敲门的邻居，借着月光看到父亲的眼睛里插着一把剪刀，打开门出现在他眼前，被吓出一身冷汗，立马让出一条道让他走，他顺从地从人群中走过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父亲离开一个多月后，我出生了。早产了半个月的我天生体弱多病，多亏了村子里当过赤脚医生的那位老医生，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活到了姐姐出嫁的那天，活到了今天，活到了未知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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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次没有离开，他等到了我们回来。一见到我们，他悲喜交加，忧郁之情挂满脸上，仿佛我们的回来，使他失去了继续待在这个当初被他遗弃的家的理由。我把我的伟大蓝图说给母亲听，她不出意外地拒绝了我的要求。在她看来一个十岁的孩子独自拿着三百块钱去县城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你想要去县城做什么？你爸爸在县城还是你妈妈在县城？不要说是你，就是我都很少去县城。你把钱给我，我帮你保管着，以后你需要了我再给你。把钱放在你手里早晚被你花掉。”母亲很坚决地命令道。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想生气却找不到生气的理由，不想生气又高兴不起来。我低着头咕哝了一句话，等母亲让我再说一遍，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说我一定要去县城看看，然后买一把很大的玩具枪。“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去过县城呢！”我最后大声说。
“县城有什么好去的？县城也就那个样子。”母亲吃惊地望着我说。
“你就让他自己花这三百块钱，让他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他都已经十岁了。”沉默了好久的母亲终于说话了。
“呵！老天爷今天开口说话了！他十岁了，这十年是谁把他养大的？你给他买过一件衣服吗？喂过他一口饭吗？现在倒好，跑来教我怎么做事了！你有钱的时候在哪儿？想到过我们吗？”母亲一气呵成，父亲脸上不敢有阴霾，只是呵呵地笑着说：“我是说我可以带他去县城，他想去的话。”
“不用你带，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来带。你去带你的那个女人就行了。”母亲三句不离父亲的曾经，而他也因为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在母亲面前失去了说硬话的权力。我不确定父亲是否后悔过，也不确定如果往事也能重复，父亲是否会选择这样的结局。
当年他的眼中插着剪刀离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家。那些日子他一直到处漂泊，在亲戚家轮流蹭饭，或者在工地打临时工，过着一天打一天吃的日子。直到那年的新年大庆到来，确切地说一年一度的抽奖典礼到来，他的心酸日子才结束。那年县城抽奖的十万大奖的得主莫名其妙地是他，而他需要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用仅有的两块钱买了一张彩券。
他手捧着钱从人群中缓缓走过的那一刻是他人生辉煌的巅峰时刻，他的独眼在这时反倒成了英勇的标志，他全心全意享受着万众瞩目的感觉，故意无视所有人羡慕的目光。这天晚上一个十九岁的女人主动投入他的怀抱，做了他的女人。第二天他就带着女人离开了县城。
五年之后他重新出现在县城，只是这时已经没有人认得他，他当年的故事也成为传说。那个女人挥霍完他所有钱之后，一夜间消失掉，再也不出现。他至此才知道那个女人十六岁就在县城卖身，投入他的怀里时已经卖了三年。
他比抽到奖之前还落魄，他留下的唯一令他欣慰的物品是身上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手表。他在县城打听到女人的消息，原来女人又干起了原来的行当。他找到了她，而她则很不屑地站在门口把他拦在门外。“一次二十，一个晚上五十。”她说。他把包里所有的钱翻出来，搁在女人面前。她认真数两遍，说：“才十七块，差三块。算了，那三块就算是让你了，进来吧！”
他出现在县城的消息传到母亲耳中时，她没有表示惊讶。“他不落魄那倒是怪事，像他这种男人，不管和什么样的女人一起过，都没有好结果的。”母亲当时很平静地告诉带来消息的人。
如今我十岁了，姐姐也结婚了。母亲勉强同意他留下来待几天。第二天一早姐姐就开始等她男人来接她，而我一直盘算着去县城的事，我准备让他偷偷带我去县城。我把想法告訴他，他东张西望着说肯定不行。我执意要去，并告诉他母亲责怪下来的话，我会帮他承担。他犹豫不决地跟在我后面，和我一起走出了院子。当我和父亲向县城的方向走去时，母亲正在院子里喂鸡。我回头看一眼，看到母亲迅速把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责任编辑：罗蓉芝）
自称是我父亲的男人终于回来了，母亲的脸上因此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表情，这表情令我感到莫名的失落。男人不请自来，主动盘腿坐在本该男主人坐的火塘上方，以夸张的笑声回应别人并不好笑的笑话。他凭借十足的信心和厚厚的脸皮，证明自己在这个家里依然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由于母亲没有再嫁，他自封的地位自然不会受到质疑。他点上一根烟，深吸一口，再吐出浓浓的烟雾，把自己藏在烟雾之中，好让别人看不清他。在我看来，他是不想让人看清他仅有的那只很有规律地眨巴着的眼睛。
“他是一个坏男人。”母亲从小告诉我。这是他不受欢迎的原因，也是我从未叫过他“爸爸”的原因。我由此知道一个男人一旦成为坏人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坏男人的脸上有两块疤痕，一块是左脸自上而下流淌下来的疤痕，雨水可以顺着它流下去，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留给他的杰作；另一块是失去了眼珠的右眼，这一点一不小心成了他身份的标志之一，也成就了他的另一个平淡无奇的外号：瞎子。
他把熄灭的烟头丢向火塘边时，我正站在门口出神地望着他。姐姐站在我身后抚摸我的脑袋，然后蹲在我身后，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耳语：“快过去，过去叫他爸爸。”我没动。姐姐在我身后轻轻推一下，说：“去啊！叫一声就行。”我假装被姐姐推动，顺势向前迈了两步，然后又立在原地。我的心跳得厉害，恨不得立马消失，好让正看着我的人忘记我此刻的尴尬和害怕，同时也希望姐姐再推我一次，好让我顺理成章地向前走几步，甚至希望她一直推我走到他面前，然后替我喊一声“爸爸”，毕竟对我而言，“爸爸”是一个既神圣得让我崇拜，又陌生得从未说出口的名称。现在突然让我对一个很坏，并且被我莫名其妙恨了许多年的男人叫出这个词，的确是一件难为情的事。很遗憾也很庆幸姐姐没有继续推我向前。我低着头翻着眼珠子观察他，发现他一边和别人聊天，一边用独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感觉受到了欺骗，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鼻子随即发酸，没等溢满眼眶的泪水涌出来我就转身跑出了屋子。
这是姐姐出嫁的前一天下午。乡亲们挤满了我家本来就狭窄的小屋，准备天黑就为姐姐唱哭嫁歌。哭嫁歌已经唱过两夜了，可是那两夜姐姐都没有出现，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流泪。白天她在村口等了一整天，那个传说是我父亲也是她父亲的男人始终没有出现。“你等也没用，哭也没用，他都不会来的。即使来了又怎样？他不值得来送你。”母亲站在一旁安慰伏在床上流泪的姐姐。尽管如此，第三天姐姐还是站在了村口，她望眼欲穿了一上午，当太阳再次倾斜着滑行时，他终于来了。他的到来让姐姐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也让她的出嫁合情合理地成为—场悲壮的送别仪式。
姐姐跟着我跑出屋子。她在迈出屋子的那一瞬间，一定想到了许多话要对我说，可是她看到我和阿伙开心地玩耍，想说的话又被她咽了回去。
阿伙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跑出屋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玩耍。和他玩耍总会让我忘记不开心的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朋友就是用来忘记烦恼的。我本来没有朋友，可以做我朋友的孩子都不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伙伴，无法和他们待在同一个战壕，所以我被理所当然地拒绝在他们的圈子之外。更多时候我都独自待着，后来我发现一个人上学放学，一个人放牛放羊终究有些孤寂，我就把阿伙当成了朋友。阿伙有一把和他一样高也和我一样高的枪，在村子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其他人只能等到收苞谷的时节，截出三四根长短不一的苞谷秆，用两根竹棍把苞谷秆穿在一起，这才算是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把枪，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尽情地玩打仗的游戏。秋天一结束，我们的枪就会枯萎，但是阿伙的枪不会枯萎，他的枪来自遥远的县城。县城是个神奇的地方，我们拥有的许多东西和即将拥有的许多东西都来自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县城是我们向往的圣地。阿伙一年四季抱着枪游荡在村子的各个角落，作为他的朋友，我拥有偶尔耍一下他的枪的权力。他声称他的枪可以打死电视里的坏人，我把这件事告诉村子里那些一天到晚都在讨论怎样干大事，却每天都聚集在小卖部门前喝酒打牌的男人们，他们说：“那能不能打瞎你爸爸的另一只眼睛？”阿伙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懂个屁！我爸爸说了，他们都是一群没有本事的男人。”
阿伙的父亲是个有本事的男人，这是村子里公认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村里还没有人敢在他父亲面前说过一句难听的话，除了他母亲。这不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们的村长。在打工潮到来之前，阿伙的父亲是村子里去过县城次数最多的人，他从县城里买来烟酒盐醋，以及别的东西，把它们放在小卖部里等人们去买。村子里要干大事的男人们经常坐在小卖部门前喝酒打牌，还有赊賬。一年下来，每个男人或多或少都会欠下几百上千，年末时阿伙的母亲会挨家挨户讨债，把男人们一年的劳动成果汇报给他们的女人。等她一出别人的家门，人家就会闹得鸡飞狗跳，然后被男人教训得鼻青脸肿的女人把飞了的鸡和跳了的狗抓回来，拿到集市上卖掉，用来偿还男人欠下的债。那些年，经常鼻青脸肿的女人中，有一个便是我母亲。我长大后，母亲挽起衣袖，还能看见胳膊上的伤痕。“你看，这是那个男人留下的，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我，让我遇上这么一个男人，幸好他现在远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每次回忆往事都会重复这句话，以至于后来我看见别人的伤疤就会想起她的话。“坏男人为什么要打你？”我问。“他酗酒，他是个酒鬼，他一喝酒就打人。他每次输光钱都会喝醉，而他从来没有赢过，哪怕赢一次。”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一个男人如果只会输钱和酗酒，那么他的女人的身上就会留下经久不褪的伤痕。
这样的日子被人们心甘情愿地过了许多年，从我出生之前就一如既往地过到我出生并长大之后。直到那些信誓旦旦地说能带年轻人到大城市挣钱的包工头进村，情况才稍微改变。这并不是说小卖部的生意从此惨淡了，恰恰相反，小卖部的生意这时才开始红火。干了一辈子大事也没有走出小卖部的男人们终于不必赊账了，即使赊账也不再那么麻烦，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打工，每个月都会寄回一笔钱，这笔钱足够他们挥霍一阵子。阿伙的父亲去县城的次数也空前频繁，他运回一车又一车的啤酒和香烟，不到几天就售罄。 姐姐就是那年第一次离开村子。
姐姐是个勤劳的女孩子，她的离开让母亲一时适应不了，她习惯了在屋前屋后吆喝姐姐喂鸡喂猪。姐姐离开的前几天，母亲像往常一样吆喝姐姐，她的吆喝没有得到回答，才恍然大悟般低着头继续做事。而如今，明天姐姐将久远地离开她，她只能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面对亲朋好友，嘴上说着“女儿本来就是别家的人，有什么好伤心的？”脸上却写满忧伤的神情。
我和阿伙在庭院里用他的枪打蚂蚁玩儿。我们想象被我们无情射死的蚂蚁是电视里的坏人，所以死有余辜。阿伙说等这个冬天结束，他们一家就要搬到县城去了，而他要去县城上学，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不能形影相随了，甚至恐怕連朋友也不是了，他将在县城找到新的朋友，顺便忘了我这个老朋友。一想到我从此在村子里孤立无援，对自己的怜悯之情瞬间把我自己感动了。阿伙却发誓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他会时常回来看我，而且他走时会把枪送给我。
对于阿伙的父母而言，离开村子或许是避免闲言碎语和恶毒诅咒的最好方式。村子里的妇女把他家的小卖部视为毒瘤，群起而攻之。与此同时她们又离不开小卖部，倘若没有小卖部，意味着她们需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却只是为了买一包盐和一袋醋。这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使得小卖部在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好多年。
2
哭嫁歌唱得格外深情，姐姐坐在一旁听着别人为她唱的歌，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流泪，她的同龄朋友却觉得她矫揉造作。“有什么好哭的，以后经常回来不就行了吗？”她们安慰道。只有我知道姐姐哭的不是自己的出嫁，而是哭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在姑娘出嫁的前几个夜晚把自己擅长的哭嫁歌唱给别人听，也唱给自己听。早些年就出去打工的年轻姑娘们却失去了这份荣耀。她们在懵懂的年岁就出去，等她们回来嫁人时已经是许多年之后，对她们来说，哭嫁歌是从未接触过的一门课程。她们在外漂泊的这些年不知不觉远离了家乡，一回来才发现家乡已经不是记忆中的家乡，即使置身于最熟悉的记忆中，她们也感觉别扭，所以她们选择到屋子外面围着篝火坐着聊天。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才有共同语言。”
活了七八十年依然坚持着没有死去的老人，在屋子里等了好久也不见有年轻人来听哭嫁歌，她们探出脑袋朝外面看看，自言自语般地说：“年轻人都哪儿去了？不来听听人家怎么唱的，以后还会唱吗？”有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个了，她们喜欢一些什么所谓的流行。”
父亲依然坐在火塘上方，他自始至终坚持做的事是坐着抽烟和喝酒，其间他出去过两次，目的是解手。他从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可能是他站哪儿都不自在。他时不时挽起衣袖，故意露出手挽上那块金黄色的表，以此表示自己当年也曾风光过。他似乎想说明一个人尽管现在很落魄，但是一直落魄和曾经风光后来才落魄是两码事。姐姐尽管盼来了他，她也没有和他说更多的话，可能她只是需要一个被认为是父亲的人坐在她的婚礼上就行。我一直相信姐姐不如我恨他，在恨这件事上，我学会的比她多。从她打工回来的那一天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姐姐去打工不久，父亲就出现了。这是他离开这个家之后，第一次回来。我们对彼此都很陌生，但是都早已对彼此的故事耳熟能详。他借着姐姐离开后我和妈妈的日子困难为理由，名正言顺地回来帮我们，母亲却不由分说地把他买来的礼物和糖果丢在门外，始终没有让他进门。他在门外苦苦哀求母亲，让他见我一面，母亲丝毫没有答应的迹象。最后他倍感无奈，只好暂时离开。他坐在屋后一块凸出地面的石头上连续抽了半包烟，在他抽烟沉思期间，母亲给我找来一根竹竿，告诉我如果他敢抱我，就用竹竿打他。
他再次回到门口，母亲同意了我们见面，和她设想的一样，他果然想抱我。我一看到他凹进眼眶里的眼睛，害怕得后退几步，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旧弯腰伸手想抱我。我尖叫起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使劲打他。母亲迅速推开他，把我抱回屋里。
我坐在床上心有余悸地发抖，过了好久也不见他再次回来，我对他的厌恶和恐惧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悄悄溜出家，在河边找到他。他正蹲在河边清洗脸上的伤口，没想到八岁的我竟把他打得这么重。
我在他旁边坐下，他扭头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快速擦掉眼泪，笑着说：“小子，你差点把我的另一只眼睛也打瞎了。”
“我当时很害怕。”我用颤抖的声音说。
“知道吗？我是你老爸。知道什么是老爸？”
我点点头，又快速摇头。我知道什么是别人的老爸，但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老爸。
“老爸啊！老爸就是……就是……”他支吾着，始终找不出一个适合形容“老爸”的词语。
“你的眼睛怎么瞎的？”我没有等他的解释。
“眼睛吗？老虎抓的。你听说过了吗？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头猛虎，谁都不敢惹，只有我敢上前打它。我和老虎打了一整天，终于把它打死了，它在死之前把我的眼睛抓瞎了。怎么样！你老爸我厉害吧？”
我傻傻的看着他，笑着想象他打老虎时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恨，我觉得他其实没那么坏，也许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坏的日子，所以不能亲身体验他的坏。总之和他聊天我感觉很愉快。
母亲找到我，把我带回家之后，我没有能够再见到他。我再次溜出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他走之前把母亲扔在地上的东西拾起来放在门前，我趁母亲没看到，快速把东西拿回家，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你现在想到我儿子了？你有钱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你把钱都给了那个女人，现在怎么不去和她过？”母亲站在路中间对着他的背影骂。
母亲所说的那个女人，我只听说过一句她评论父亲的话，她说：“他是我所有男人中最逊色的。”
我很好奇他的那个女人的身上是否也有许多疤痕，我没有见过她，我也不会有机会见到她，因为据说她抽干了父亲的钱之后就离开了他。我不知道父亲是有了她之后才抛弃我们，还是抛弃我们之后才有她，我只知道她不是父亲抛弃我们的唯一理由，但她是母亲一直不能原谅父亲的最大理由。 一年半后，姐姐打工回来了。姐姐的归来在村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是因为姐姐变漂亮了，也不是因为姐姐挣回来了很多钱，而是因为她带回来了一个男人。姐姐是村子里第一个结婚前就把男人带回家的姑娘，村里的男女老少因此觉得她伤风败俗，都对此议论纷纷，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就连村里不谙世事的哑巴都知道了。妇女们找到了值得坐在一起讨论一整天的话题，姐姐和她男朋友的故事在她们的讲述下，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爱情片段，也多了一些羞于说出口的场景。归根结底她们觉得这是因为姐姐从小没有父亲教导。
我和媽妈都听说了别人的议论。我以为妈妈会听取妇女们的意见，真的把姐姐和她的男朋友赶出家门，
但是母亲没有这样做，她心平气和地接待了他，仿佛他的到来是一件早就约定好的事。“只要有女儿，家里早晚会出现女婿，有儿子，家里早晚会有媳妇。这本来就是约定好的。”母亲用—句话让所有人闭了嘴。
趁着他们高兴的劲儿，我决定锦上添花。于是我把打伤父亲的事添油加醋地告诉姐姐。姐姐的脸上没有出现我期待的表情，反而把笑得灿烂的脸换成了哭丧的脸。“你为什么要打他，他是爸爸。你怎么可以打爸爸？”姐姐悄悄说。我知道她不想让男朋友听到。
“可是他是坏人，我不想让坏人抱。”我争辩道。
“他不是坏人。他犯过错，他也没有本事，但他不是坏人。他是好是坏都是你的爸爸。”
“你骗人，你们都骗人。你们所有人都是骗子。”我哭喊着跑出去，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既然他们说那是一个可恨的男人，并且教会了我去恨他，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不也一起来恨他，而是让我一个人承担这沉重的恨？何况我连什么是恨，为什么恨都不知道。后来我慢慢回忆才明白姐姐其实没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恨父亲，她的恨更像是一种为了让母亲开心的表演。甚至连母亲自己也没那么恨他，因为她总是提起他，一个人不会经常提起自己恨的人，除非他爱那个人爱得只能用恨来表达。她所谓的恨，与其说是恨，更不如说是一种责备，一种女人对自己的男人的责备。只可惜我明白大人之间的游戏，是许多年之后的事。
母亲知道情况后，和姐姐吵了起来。她一生气就骂出了一些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话。她说姐姐不仅带回来一个野男人，还把自己的心放在外人身上，自己白养了她那么多年。姐姐气急败坏地拖着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行李箱出门，发誓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也不回来。她的男朋友在后面追赶了很久，又哄了她很久才把她带回来。
我坐在父亲坐过的石头上沉思，他一年半前留下的烟头大多被雨水冲走了，只有一个烟头恰巧被冲到石头缝里留了下来。我抠出烟头，凑到鼻孔里闻，还能依稀闻到一丝味道。“这就是烟头的味道，以及父亲的味道。”我想。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路过我，问我在干嘛！我没有回答。他是第十四个路过我的人，也是第十四个问我在干嘛的人，而我第十四次拒绝回答。他喝一口酒，替我回答。“你一定是在生气，你姐姐和姐夫没有给你买糖吗？你姐姐带回来了一个男人，对吧？他是你姐夫，对吧？现在不是，以后也会是，对吧？”我瞅他一眼，仍旧不搭话。“你爸爸不要你们了，有点可惜。如果他不那样，今天他就能见到女婿了，对吧？你爸爸真是个窝囊的男人，比我还窝囊。”
这回我真的生气了，我在心里酝酿可以回敬的话，可是没有想出很好的答案，只好反驳说：“你才窝囊，我爸爸比你厉害多了，他打死过老虎，你打死过老虎吗？你连一只老鼠都没有打死过吧？”
酒鬼听了我最生气的话，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这令我恼羞成怒。他却悠悠地说：“就你爸爸？他还打老虎？他除了打老婆，他还能打谁？对了，他还会偷牛，对，他偷牛。你去问一下他现在还偷不偷牛？”
“你凭什么说我爸爸偷牛？你爸爸才偷牛，你爸爸不仅偷牛，他还偷鸡偷狗偷猪。村子里丢了的牛羊全部都是你爸爸偷的。”我一口气给他罗列出他爸爸的一长串罪名，他却说他爸爸只偷一样东西。
“他偷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爸爸的罪状。
“女人。”他说。“我爸爸偷了一辈子女人，却从来没有被抓住过。你爸爸只偷了一次牛，就被别人抓进了监狱。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你骗人，你也是个骗子，你和他们一样是个大骗子。”我大声吼道。这种说法我无法认可，因为我从未听说过关于父亲的这些故事。我知道他坏，但是我不觉得坏和偷牛，还有进监狱有什么关系。
“他进监狱之前，可是差点被打死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就连你姐姐都才一岁。”酒鬼突然坐下。看来他讲得入迷了。
按酒鬼的话来说，父亲确实偷过牛，也进过监狱。他因为赌输，没钱还债，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邻居家的牛。
然后他被抓住了。
多亏他在监狱待了七年，姐姐才得以没有悬念地比我大十来岁。后来母亲说他在监狱的那段日子是家里最安宁的日子，没有讨债的人，没有喝醉的人，至于那个一家之主，安安静静地待在监狱里，只等期满就放出来。母亲等父亲的那些年，不像是等自己的男人，更像是等一个怀了好久的儿子出生，只是这个儿子怀了整整七年。
他出来时姐姐已经叫得出这个世界的许多事物。她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传说中的父亲从一个破箩筐下面钻出来，面向他来时的方向坐着，让毕摩拿着一只鸡念念有词地在他身上拍打了好久。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她说：“你回来了？”口吻和大人如出一辙。
“回来了。乖女儿，来让爸爸抱。”他把姐姐抱在怀里，姐姐一点也不怕生，好像父亲早上刚刚出门，下午又回来了—样。
他回来的那个晚上，把积蓄了七年的欲望全部发泄在母亲身上，结果第二年就有了我。
3
姐姐出嫁的那个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家里早已人山人海。我在嘈杂的人群中捕捉父亲的声音，我听到了七大姑八大妈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走了吗？”我躺在床上想。“如果他走了，一定是因为我的原因，我昨天没有叫他，让他伤心，所以他才会走。如果他走了，姐姐会伤心的。” 我起身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正稳坐在火塘上方，享受着一家之主的权力。他看到我睡眼惺忪的模样，瞬间咧开嘴，露出满口黄牙，笑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起来了？”他用轻松的口吻说。我闭着嘴用喉咙“嗯”一声，赶紧跑开。
姐姐正坐在家门前的梨树下任人七手八脚地梳妆打扮，他扭头看着我微笑，仿佛她知道我正好会在此时此刻站在她身后。穿上嫁衣的她有些局促不安，同时略带羞涩。
姐姐将要打扮完时，婆家接亲的人也来了。姐夫和一个自称是他堂哥的男人抱着提亲酒进屋，同时和坐在屋里的父亲聊天。他们对彼此客气得让人尴尬，好像一个还没有学会当父亲，另一个还没有准備好当丈夫。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姐夫看着眼前这个传说中的老丈人，尊敬之情写满脸上，他的尊敬加深了父亲的不自在，仿佛他受到的尊敬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一样。他们吃完饭出来时，早已潜伏在门口的姑娘们一拥而上，把他们的衣服和鞋子强行扒下，要求他们用礼金来赎。姐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金赎走衣服，同时准备带走他的女人。母亲在表哥旁边重复她已经重复了好几遍的话，她让表哥切记到了婆家就让姐姐把外面的百褶裙脱掉，再把黑披毡里外翻一遍再披上，背新娘的表哥耐心地点着头应允。临走时母亲在姐姐的头帕上别上装了一小块布的俄祖，叮嘱表哥和叔叔，让他们走出家门跨过第一条河的时候取下俄祖，然后藏在一棵果树底下。母亲还想强调一些事，叔叔不耐烦地打断她，说他知道禁忌，他会注意的。父亲则始终坐在屋里，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没有出来送女儿。村子里所有的男人都去送亲，这让母亲得到了安慰，这说明她的人品在村里的得到了认可。
姐夫走在前面，他的样子像个成熟的小孩子。稚气未脱的他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大人，从而不被人嘲笑。这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类似。当时姐姐拖着行李箱，而他左肩扛着一件啤酒，右肩扛着一袋糖果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的滑稽模样被我嘲笑了好些年。一进家门，他就把糖果扔在地上，再把啤酒卸下来，坐在一边喘气。装糖果的袋子一直放在那里没人动，直到他把和妈妈吵架之后拖着行李箱发誓离家远走的姐姐哄回来才打开袋子，把糖果散发给邻居的女人和孩子。
姐姐生气出走那天，她被男朋友哄回来后，她在石头上找到了我。酒鬼已经走了，所以在她看来没有谁告诉过我什么，我只是像别的小孩子那样在生气。“爸爸进过监狱！”我出乎意料地说。她愣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偷牛，所以别人看不起他。”我又说。姐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说更久远的事她也记不清了，她记得的是父亲出来之后的事。
父亲从监狱出来之后，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丝毫没有再想喝酒和赌钱的事。母亲为此幸福得年轻了好几岁，姐姐对父亲的记忆也是从这时开始。父亲决定洗心革面，做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他打听到大城市的土鸡肉特贵，城里的人只喜欢吃放养的土鸡，于是萌生了做生意的念头。他算了一笔账，只要从本地运一车土鸡到城市，价格会翻一倍多，往返几回他就比村长还有钱了。为了做生意，他前后至少用了三十多个理由来说服母亲，最后让母亲缴械的理由是他赚了钱就一定要带一家人去县城居住，还要让姐姐和还没有出生的我在县城上学。那时能够搬到县城是村子里的最高荣誉。县城像一颗遗落在荒原的明珠，闪闪发光着坐落在大山之间的平地上，吸引着附近村庄的人们对它垂涎。
母亲把父亲进监狱期间攒下的八千块钱交到他手里，整个过程充满神秘感和仪式感。那时八千块是一个不少的数目，“万元富”的思想还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母亲省吃俭用七年，早已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的富婆。因此当父亲接过那一沓纸币时，他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他就揣着钱走了。
二十多天后父亲回来了，他把背上的袋子扔在地上，从袋子里拿出送给母亲的礼物和送给姐姐的礼物，还有城里人才会用的香皂和洗发水。“你买这个干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城里人。”母亲责怪他。“你放心，我们早晚会是的。”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沓钱，交到妈妈手上。“总共一万三千块，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我说能挣钱就一定能挣钱，听我的保证没有错。照这样下去，我们早晚会成为大富豪，搬到县城去，那是早晚的事。”父亲得意地说。
“只怕到时候你就不要我们了，谁知道你会不会喜新厌旧，男人有了钱都这样。”母亲边说边笑得合不拢嘴，把钱紧紧攒在手里，生怕一松手它们就长翅膀飞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是那样的人吗？”父亲生气地说。他的生气理直气壮，母亲平日里底气十足的责骂突然没有了。那天晚上，他们商量搬到县城去的事情直到天亮，第二天母亲依然精神抖擞。在家待两天后，父亲又出去了，这回他把一万三千块钱全部带走了。只是他再也没有把钱带回来。
4
姐姐的婚礼举行得一帆风顺。婚礼结束后，送亲的人原路返回，许多人抱怨如今的婚礼举行得越来越简单随意，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他们在抱怨当下的同时，回忆着昔日贫穷却快乐的日子。“那时的婚礼才好玩呢！”他们说。
姐姐同我们一起回来。天气晴朗，秋天的艳阳照在人身上，把人与生俱来的懒惰暴露出来。“你说爸爸走了吗？”我问姐姐。
“不会走的，他在等我们呢！”姐姐胸有成竹地回答说。
“真的？”我有疑虑。
“真的。你看到他家给我们的那些酒和鸡蛋，还有燕麦了没？那是他用来孝敬爸爸妈妈的，他们还在等着享用这些呢！所以爸爸不会走的。”
姐姐说的他是指他的男人，女人提到自己的男人都会说他。直呼其名是一件不礼貌的事，说我男人是一件害羞的事。
我突然听见阿伙在后面叫我，比我整整胖一圈的他在我身后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里拿着他的玩具枪。
“枪坏了。”阿伙哭丧着脸跑到我身边，打断了我的思绪。“枪被砸坏了，你看！”
我心疼地看着被砸成两截的枪，心疼得暂时忘了父亲。
“我不小心摔一跤，枪被我甩出去，砸到石头上了。”阿伙解释说。 我把枪的残骸拼在一起，勉强使其看起来还是一只枪。我暗中思忖可以用透明胶粘起来。
“我要重新买一把，我爸爸说这种枪县城里有很多，几乎每个商店都有。要是我爸爸愿意给我买两把，我就送你一把。”阿伙认真地说。
“不用，我要自己买一把。学校门前的小卖部就有卖。”我也很认真地说。作为新娘的兄弟，我得到了三百块钱礼金。
“那些枪太小了，县城里面的才大。你没去过县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说了也没用。”
我听了阿伙的话，心里忽然萌发了一个伟大的念头：我要去县城。我的心里波涛汹涌，恨不得快点走到家里，向母亲宣布我的决定。我埋着头想着心事，大人们的谈话断断续续地涌入我耳中，他们从婚礼谈到远方，谈到打工，谈到大城市，最后谈到了我的家庭。“要不是她爸爸没出息，她也不至于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终于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姐夫家的贫穷让大家津津乐道。他们觉得虽然我们村子穷，但是和我们村子比起来，那个村子更穷，而姐夫家又是那个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比较之后的优越感让他们飘飘然，也让他们有了充足的理由贬低姐夫和姐夫所在的村子，姐夫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眼中都是穷人才会有的表现。父亲昔日的过错也因此又一次被提及。
父亲第二次去跑买卖回来时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把之前的钱都陪进去了。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母亲原谅了他，觉得跑买卖本来就有盈亏。可是几次之后，母亲才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亏本了，但是他活得很洒脱，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亏本的人。父亲察觉到了母亲的怀疑，他们之间无形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事情尘埃落定，母亲才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
原来父亲根本就没有跑买卖，从来就没有。他拿着母亲辛苦攒下的八千块钱一直住在县城赌博。而先前的一万多块钱是向别人借来哄母亲开心，并向母亲取得信任的。事情尘埃落定时，他已经身无分文。
他把钱输光之后，硬着头皮来找母亲，让母亲把家里剩下的一千多块钱给他，让他去翻本。“只要你把钱给我，我一定能赢回来。”他黑着脸睁大眼睛求母亲。母亲在他脸上吐一口，把他赶出了家。
深夜时，趁母亲和姐姐熟睡，他悄悄潜回来，爬到床上，躺在母亲身边。母亲被吵醒了，但是她假装还在熟睡。她再一次原谅了父亲。
父亲没有躺下就睡，他轻轻移开母亲的脑袋，拿走了枕头底下的一千多块钱。母亲默默地流着泪继续躺着，希望他把钱放回去，并告诉自己以后他再也不赌了，也不喝醉了。可是他没有。他悄悄下床，准备偷偷溜走。
母亲抓住了他的衣角。
他们纠缠在一起。父亲拼命想摆脱母亲，母亲死死地抓住他。母亲边哭边骂，把这些年聚集在心里的委屈都骂了出来。忽然父亲一耳光打在母亲脸上。母亲眼中冒出金光，倒在地上，姐姐在一旁吓哭了。母亲摸索着爬过去，抓住他的脚不放。这个举动惹怒了他，他一手抓住母亲的脖颈，一手扇她耳光。母亲的脚悬在半空中，她的手四处摸索，忽然她摸到了一把剪刀，紧接着父亲尖叫一声，放开母亲，用手捂住眼睛，跑出去了。
听到争吵声想来劝架却还没来得及敲门的邻居，借着月光看到父亲的眼睛里插着一把剪刀，打开门出现在他眼前，被吓出一身冷汗，立马让出一条道让他走，他顺从地从人群中走过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父亲离开一个多月后，我出生了。早产了半个月的我天生体弱多病，多亏了村子里当过赤脚医生的那位老医生，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活到了姐姐出嫁的那天，活到了今天，活到了未知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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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次没有离开，他等到了我们回来。一见到我们，他悲喜交加，忧郁之情挂满脸上，仿佛我们的回来，使他失去了继续待在这个当初被他遗弃的家的理由。我把我的伟大蓝图说给母亲听，她不出意外地拒绝了我的要求。在她看来一个十岁的孩子独自拿着三百块钱去县城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你想要去县城做什么？你爸爸在县城还是你妈妈在县城？不要说是你，就是我都很少去县城。你把钱给我，我帮你保管着，以后你需要了我再给你。把钱放在你手里早晚被你花掉。”母亲很坚决地命令道。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想生气却找不到生气的理由，不想生气又高兴不起来。我低着头咕哝了一句话，等母亲让我再说一遍，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说我一定要去县城看看，然后买一把很大的玩具枪。“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去过县城呢！”我最后大声说。
“县城有什么好去的？县城也就那个样子。”母亲吃惊地望着我说。
“你就让他自己花这三百块钱，让他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他都已经十岁了。”沉默了好久的母亲终于说话了。
“呵！老天爷今天开口说话了！他十岁了，这十年是谁把他养大的？你给他买过一件衣服吗？喂过他一口饭吗？现在倒好，跑来教我怎么做事了！你有钱的时候在哪儿？想到过我们吗？”母亲一气呵成，父亲脸上不敢有阴霾，只是呵呵地笑着说：“我是说我可以带他去县城，他想去的话。”
“不用你带，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来带。你去带你的那个女人就行了。”母亲三句不离父亲的曾经，而他也因为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在母亲面前失去了说硬话的权力。我不确定父亲是否后悔过，也不确定如果往事也能重复，父亲是否会选择这样的结局。
当年他的眼中插着剪刀离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家。那些日子他一直到处漂泊，在亲戚家轮流蹭饭，或者在工地打临时工，过着一天打一天吃的日子。直到那年的新年大庆到来，确切地说一年一度的抽奖典礼到来，他的心酸日子才结束。那年县城抽奖的十万大奖的得主莫名其妙地是他，而他需要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用仅有的两块钱买了一张彩券。
他手捧着钱从人群中缓缓走过的那一刻是他人生辉煌的巅峰时刻，他的独眼在这时反倒成了英勇的标志，他全心全意享受着万众瞩目的感觉，故意无视所有人羡慕的目光。这天晚上一个十九岁的女人主动投入他的怀抱，做了他的女人。第二天他就带着女人离开了县城。
五年之后他重新出现在县城，只是这时已经没有人认得他，他当年的故事也成为传说。那个女人挥霍完他所有钱之后，一夜间消失掉，再也不出现。他至此才知道那个女人十六岁就在县城卖身，投入他的怀里时已经卖了三年。
他比抽到奖之前还落魄，他留下的唯一令他欣慰的物品是身上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手表。他在县城打听到女人的消息，原来女人又干起了原来的行当。他找到了她，而她则很不屑地站在门口把他拦在门外。“一次二十，一个晚上五十。”她说。他把包里所有的钱翻出来，搁在女人面前。她认真数两遍，说：“才十七块，差三块。算了，那三块就算是让你了，进来吧！”
他出现在县城的消息传到母亲耳中时，她没有表示惊讶。“他不落魄那倒是怪事，像他这种男人，不管和什么样的女人一起过，都没有好结果的。”母亲当时很平静地告诉带来消息的人。
如今我十岁了，姐姐也结婚了。母亲勉强同意他留下来待几天。第二天一早姐姐就开始等她男人来接她，而我一直盘算着去县城的事，我准备让他偷偷带我去县城。我把想法告訴他，他东张西望着说肯定不行。我执意要去，并告诉他母亲责怪下来的话，我会帮他承担。他犹豫不决地跟在我后面，和我一起走出了院子。当我和父亲向县城的方向走去时，母亲正在院子里喂鸡。我回头看一眼，看到母亲迅速把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责任编辑：罗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