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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形成的动力，而非外部的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
这样的故事周而复始，已经连续三年了。
4月中上旬，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后，我就收到几家国外著名投资银行“预言”人民币某月某日升值多少的“研究报告”。我感觉新一轮炒作又开始了。
没几天，国内外媒体的询问电话与邮件就来了。与去年和前年一样，我都反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上次你们就说要升，升了没有？
那些所谓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每次预言失败后继续预言，锲而不舍，现在我既怀疑其职业操守，也怀疑其专业素养。凭常识可知，世上哪有一个专家即使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或金融专家能准确预测一国汇率水平升值的幅度与具体时间？可笑的是，这样的谎言与谣言还不断地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新，今年不升就明年升，3月不升就10月升，5月8日不升就18日升……其手法之拙劣如同大街上测字卜卦的一般。
然而，让我奇怪和痛心的是，三年多来，竟然国内有些人随声附和，媒体也热衷于跟风炒作。当然，我并非说所有的主张人民币升值论者就完全没有做过研究，更不是说人民币汇率就一点问题没有，而是说这种预言行为已完全超出了专业研究的范畴。
关键是汇率形成机制
我不愿再重复诸如人民币是否高估、是否应该升值、汇率调整的条件、各方在升值中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升值、何时升值、人民币应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每种选择的利弊等等争论。
2002年，日本人就说世界的通货紧缩来自于中国输出的廉价商品。后来，美国人也说，要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就只能将人民币升值。
我一直认为，衡量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标准，关键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金融稳定和发展；虽然不排除它某些时候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现象，但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它还远没有损害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来获得顺差的，而不是汇率水平的低估。这可从中国劳动者那可怜的工资与保障水平就可看出。即使短期内将人民币升值5%-10%，中国消费类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仍是不能替代的，也不可能改变与美日等国的贸易格局。那时，美日是否又将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呢？
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汇率机制和资本管制等因素的存在，汇率水平也许并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市场对外汇的供需关系，如果改革外汇管制，将被压抑的外汇需求释放出来，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自愿结售汇制，外汇盈余究竟如何还难以预期。
但可以肯定的是，央行的压力自然会减小，既不必买入巨额的外汇，也不必为其发行的庞大票据支付巨额利息了。因此，如何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使汇率制度以适当方式及时反映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变动才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关键。
汇率改革依据的是内在逻辑
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大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其实这两年，美日都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来华表达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看法，即使是坚决主张人民币升值的Gold Morristein、Lardy和James Williamson等也都表示，改革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应成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中国有权做出符合其实际的决定。
外国政府与机构对关系到中国经济主权的汇率制度指手画脚根本就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任何外来压力只会使得为这种改革努力的进程延后。何况单一盯住美元的制度并不是什么非法的汇率制度，它完全符合有关国际组织的规定。事实上，固定汇率也是很多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
因此，中国如果调整汇率制度，就只能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内外平衡，控制汇率风险的考虑，是权衡各种选择利弊得失的结果。可见，主要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形成的动力，而非外部的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而且中国对于“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泡沫经济，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某些国际金融专家提出的金融改革建议造成金融危机的教训印象深刻，在做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决策时就将更为慎重。
近两年，由于维持现有汇率水平不变，又受升值预期的影响，外汇占款增加过快，中国的通胀压力也日益加大，宏观调控的成本加大。但总体上，这种选择还是得大于失的。如果在利率市场化、银行部门改革、资本项目开放与外汇交易市场完善等条件还不配套的情况下，贸然加快汇率制度改革的话，可能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萎缩及其他各种风险。
其实这两年，中国方面不仅不存在所谓的“浮动恐惧”或“升值恐惧症”，而且扩大了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加快了银行改革进程和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积极探索完善外汇交易市场的途径，以此为汇率机制改革创造条件。同时，还综合评估各种改革方案可能对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尽量争取减小改革带来的冲击。
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
总体上，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准备，但决非为升值做准备。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依然而且只能按照既有的逻辑顺序进行下去。拔苗助长只会事与愿违，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中国经济如果真的因人民币升值而萎缩的话，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毫无条件地做出让步，如某些专家建议的那样，连续实行小幅升值，只会加剧市场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吸引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入。其情形与结果都将与日本无异。目前，较为理性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议，继续进行改革准备，待机再以“突然动作”，适当扩大浮动范围。
对于投机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不仅要继续采取行政措施打击和监控，而且应借鉴智利的经验，通过无偿准备金制对短期资本建立排斥性制度。央行可针对不同期限的特定类型外资按一定比例收取3到12个月不等的准备金，实行零利率制度；流入资金的期限越短，缴纳的准备金成本就越高。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提高，中国与美日欧的贸易投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相互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中国将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又使得二者在金融上的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方经济政策的失误都将损害双方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因此，毫无理由地将责任推卸某一方将造成经济更大的不平衡。
只有建立和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才是有效解决分歧的途径。只有共同针对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采取对策，才会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目前，美国应改进其财政和消费政策，增加国内储蓄；欧洲和日本则应推进结构改革，刺激内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则应加快汇率等制度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而共同推动协调、合理的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为此，中国应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联系起来，促进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同时，推动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缓解人民币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问题还反映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的确准备不足，世界不应单纯地对中国加以指责和防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国际金融室主任）
这样的故事周而复始，已经连续三年了。
4月中上旬，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后，我就收到几家国外著名投资银行“预言”人民币某月某日升值多少的“研究报告”。我感觉新一轮炒作又开始了。
没几天，国内外媒体的询问电话与邮件就来了。与去年和前年一样，我都反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上次你们就说要升，升了没有？
那些所谓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每次预言失败后继续预言，锲而不舍，现在我既怀疑其职业操守，也怀疑其专业素养。凭常识可知，世上哪有一个专家即使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或金融专家能准确预测一国汇率水平升值的幅度与具体时间？可笑的是，这样的谎言与谣言还不断地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新，今年不升就明年升，3月不升就10月升，5月8日不升就18日升……其手法之拙劣如同大街上测字卜卦的一般。
然而，让我奇怪和痛心的是，三年多来，竟然国内有些人随声附和，媒体也热衷于跟风炒作。当然，我并非说所有的主张人民币升值论者就完全没有做过研究，更不是说人民币汇率就一点问题没有，而是说这种预言行为已完全超出了专业研究的范畴。
关键是汇率形成机制
我不愿再重复诸如人民币是否高估、是否应该升值、汇率调整的条件、各方在升值中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升值、何时升值、人民币应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每种选择的利弊等等争论。
2002年，日本人就说世界的通货紧缩来自于中国输出的廉价商品。后来，美国人也说，要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就只能将人民币升值。
我一直认为，衡量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标准，关键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金融稳定和发展；虽然不排除它某些时候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现象，但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它还远没有损害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来获得顺差的，而不是汇率水平的低估。这可从中国劳动者那可怜的工资与保障水平就可看出。即使短期内将人民币升值5%-10%，中国消费类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仍是不能替代的，也不可能改变与美日等国的贸易格局。那时，美日是否又将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呢？
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汇率机制和资本管制等因素的存在，汇率水平也许并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市场对外汇的供需关系，如果改革外汇管制，将被压抑的外汇需求释放出来，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自愿结售汇制，外汇盈余究竟如何还难以预期。
但可以肯定的是，央行的压力自然会减小，既不必买入巨额的外汇，也不必为其发行的庞大票据支付巨额利息了。因此，如何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使汇率制度以适当方式及时反映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变动才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关键。
汇率改革依据的是内在逻辑
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大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其实这两年，美日都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来华表达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看法，即使是坚决主张人民币升值的Gold Morristein、Lardy和James Williamson等也都表示，改革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应成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中国有权做出符合其实际的决定。
外国政府与机构对关系到中国经济主权的汇率制度指手画脚根本就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任何外来压力只会使得为这种改革努力的进程延后。何况单一盯住美元的制度并不是什么非法的汇率制度，它完全符合有关国际组织的规定。事实上，固定汇率也是很多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
因此，中国如果调整汇率制度，就只能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内外平衡，控制汇率风险的考虑，是权衡各种选择利弊得失的结果。可见，主要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形成的动力，而非外部的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而且中国对于“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泡沫经济，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某些国际金融专家提出的金融改革建议造成金融危机的教训印象深刻，在做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决策时就将更为慎重。
近两年，由于维持现有汇率水平不变，又受升值预期的影响，外汇占款增加过快，中国的通胀压力也日益加大，宏观调控的成本加大。但总体上，这种选择还是得大于失的。如果在利率市场化、银行部门改革、资本项目开放与外汇交易市场完善等条件还不配套的情况下，贸然加快汇率制度改革的话，可能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萎缩及其他各种风险。
其实这两年，中国方面不仅不存在所谓的“浮动恐惧”或“升值恐惧症”，而且扩大了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加快了银行改革进程和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积极探索完善外汇交易市场的途径，以此为汇率机制改革创造条件。同时，还综合评估各种改革方案可能对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尽量争取减小改革带来的冲击。
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
总体上，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准备，但决非为升值做准备。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依然而且只能按照既有的逻辑顺序进行下去。拔苗助长只会事与愿违，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中国经济如果真的因人民币升值而萎缩的话，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毫无条件地做出让步，如某些专家建议的那样，连续实行小幅升值，只会加剧市场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吸引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入。其情形与结果都将与日本无异。目前，较为理性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议，继续进行改革准备，待机再以“突然动作”，适当扩大浮动范围。
对于投机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不仅要继续采取行政措施打击和监控，而且应借鉴智利的经验，通过无偿准备金制对短期资本建立排斥性制度。央行可针对不同期限的特定类型外资按一定比例收取3到12个月不等的准备金，实行零利率制度；流入资金的期限越短，缴纳的准备金成本就越高。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提高，中国与美日欧的贸易投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相互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中国将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又使得二者在金融上的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方经济政策的失误都将损害双方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因此，毫无理由地将责任推卸某一方将造成经济更大的不平衡。
只有建立和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才是有效解决分歧的途径。只有共同针对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采取对策，才会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目前，美国应改进其财政和消费政策，增加国内储蓄；欧洲和日本则应推进结构改革，刺激内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则应加快汇率等制度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而共同推动协调、合理的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为此，中国应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联系起来，促进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同时，推动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缓解人民币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问题还反映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的确准备不足，世界不应单纯地对中国加以指责和防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国际金融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