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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蒋介石侍从室》
夏继诚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
定价:36.00元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30多年前保定军校老同学段云峰中将的两个儿子,先后进入了其御用机构——侍从室;更没有想到堂堂将门之子怎么都投向了共产党!本书作者通过多次采访当事人和历年所积累的资料,记述了段伯宇、段仲宇两兄弟打入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蒋介石侍从室的传奇经历。
蒋介石任人唯亲
蒋介石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前保定军校老同学段云峰中将的两个儿子,先后进入了侍从室;更没有想到堂堂将门之子怎么都投向了共产党?
蒋介石的侍从室,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一个单位,真是侯门深似海,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要进到侍从室里去工作,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当时,成天仰望着这个光彩夺目的“圣殿”,想方设法要跻身进“圣殿”去陪侍君王的人,多得不计其数。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来说,谁能进入侍从室,谁就是“党国”最忠诚可靠的栋梁,就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就身价百倍,无上荣光。
从经济上来说,侍从室待遇优厚,每个月的月薪比所有党政军机关多加发半个月,还有服装费等额外补贴,逢年过节“委座”还有赏赐。至于“隐性”收入,对有的人来说谁也弄不清。据当过侍卫官的人著书披露,送钱送物以求巴结者大有人在,到高级饭店宾馆吃喝玩乐、享受免费招待等等,则是家常便饭。
从仕途上来说,进了侍从室,前程灿烂自不待言,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干上几年,离开时凭“委座”恩赐,提升官职是不成问题的,捞个“肥缺”干干也是小菜一碟。
正因为有上述种种“优越性”,多少人对侍从室趋之若鹜,多少人找关系走门路,削尖脑袋往侍从室里钻。
但是,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任用,却控制得特别严。尤其是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人员,都要亲自看审查表,都要亲自谈话,进行当面考核,不让下面越俎代庖。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历来有“黄、陆、浙”之说。而对进侍从室的人员,还有特别的标准。
首先,要看这个人是否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出身。如不是,则要看他在蒋政权中干了多少年,表现如何。
其次,要看这个人的籍贯在哪里,家境如何,浙江人优先考虑。据段仲宇说,他进侍从室二组以前,二组成员大都是浙江人,其他省籍的人极少。
最后,还要看保荐人是谁,与自己的亲疏如何,任用人与保荐人是什么关系,等等。
中国古代历来反对任人唯亲。而蒋介石对侍从室的用人标准却一反古训,实际上强调的是任人要“亲”,越“亲”越重用。如侍卫长(后任军务局长)俞济时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侄儿,而俞飞鹏则是蒋介石的表兄弟;曾任副侍卫长兼侍三组组长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蒋介石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和蒋孝先是兄弟辈;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后,继任侍三组组长的王世和,是奉化人,和蒋有亲戚关系;侍二处秘书周鸿涛,是蒋经国的表弟;在侍从室任机要秘书达十多年之久的俞国华,其父俞镇臣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侍从秘书陈舜耕,其父陈杏佳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姐姐陈志坚和蒋介石妻子毛福梅是结拜姊妹……这么多沾亲带故的人集中在侍从室,有力地说明了蒋介石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明白:蒋介石对进入侍从室的人员,一定要确信其绝对忠实可靠,保证万无一失以后,才能批准任用。他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不放心的人侍奉在侧的。否则,那该多危险呀!
段仲宇奉命调往印度
那么,段伯宇、段仲宇昆仲,是河北人而非浙江人,和蒋介石又不沾亲带故,他俩为什么能先后进入侍从室工作,并开创了同胞兄弟都在这个核心单位工作过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呢?
笔者认为,这和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中将不无关系。早在1907年,段云峰就和蒋介石是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的同班同学。也许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对故人的关照,蒋介石终于批准段氏兄弟先后进入了侍从室。
笔者向段老提问说:是谁推荐您到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听说侍从室的门槛很“高”,非同凡响,没有强有力的人物的保荐,谁也别想进去,是这样吗?
段仲宇很干脆地回答说:“这话不假。保荐我进侍从室的,是钱大钧。”
1938年初,钱大钧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他对日本侵略我国义愤填膺,指挥空军对日作战卓有贡献。但一年后又因故去职。1940年复出,历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等职。
段仲宇1944年春奉命调往印度,在驻印中国军队总指挥部军务处工作,驻地是印度的蓝姆伽。负责指挥中、美军队作战的总指挥是美国上将史迪威,副总指挥是郑洞国,副参谋长是温鸣剑。指挥部里一半是中国军官,一半是美国军官。由于当时驻印“国军”有三个师、四个炮兵团、一个化学迫击炮团、六七个战车营、两个工兵团,技术兵种多,所以温鸣剑特地向史迪威建议从国内调一个懂炮兵的专家到印度工作,并推荐了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段仲宇前往担任此要职。
史迪威关于选调段仲宇去印度的电报发到了重庆。主管此事的军令部和军政部经过协商,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份报告。蒋当即“御笔”一挥予以批准。也许从此时起,蒋介石脑子里已经有了“段仲宇”这个名字。须知,由一位美国将军发电报,指名道姓要调一个校级军官到国外去工作,当时能享受此殊荣的人,为数是极少的。
这时钱大钧正担任着军政部常务次长的要职。部长何应钦不大管事,实际工作基本上由钱大钧主持。
一天,军政部电话通知段仲宇,叫他去面见钱部长,说有要事相告。
这时,段仲宇正在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当研究员,军衔是上校。他奉命赶到军政部,晋见了钱大钧。
这一年钱大钧正好50岁。他身材修长,面色和善,表情谦逊,服装整洁,十分注意风度。段仲宇向他敬了一个礼,毕恭毕敬地站立着,准备聆听他的指示。
钱大钧客气地叫段仲宇坐下,命人倒上茶水,然后告诉段关于调他去印度工作的种种事宜,特别嘱咐段要多了解美军的组织编制、各级的职责和职权。段一边听,一边深感事出意外,一边又感到能出国去工作机会难得,心中暗暗高兴。
公事谈完后,钱大钧又十分客气地对段仲宇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印度,一个叫忠泽,一个叫文泽,你要多多帮助他们,使他们将来能够考上陆军大学。
段仲宇心想自己在陆军大学学习了3年,毕业后又留校当了一年多时间教员,辅导两位青年军官考陆大可说是“三个指头捉田螺——稳拿”。因此他满怀自信地对钱大钧回答说:“请部长放心,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钱大钧高兴地点点头,客气地说:“那就请关照。”
段仲宇到印度后,与钱忠泽、钱文泽兄弟俩取得了联系。那年钱忠泽二十七八岁,钱文泽二十五六岁。年轻人好学上进,段仲宇帮助热心,辅导认真,一年中兄弟俩大有长进。
段仲宇凭着厚实的军事根底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获得了上司的好感,从参谋提升为军务科长,后又晋升为军务处代处长。他写的关于美军组织编制和补给的调研报告,他提出的国军如何适应新情况的建议,每次呈报到重庆后,钱大钧看了都十分满意,对段的才干倍加赞赏。
段仲宇“相面”通过
正好这时蒋介石调整了军政部的班子,由陈诚接替何应钦任部长。陈诚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生,从资历上来说是钱大钧的学生、下级。学生当部长,他这个老师当助手就不合适了。何况自古以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陈诚也不会用他。好在蒋介石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人事关系心中有本账,遂下令将钱大钧调回侍从室工作,仍任第一处主任。不过侍卫长一职再没有让钱兼任。
不管怎么说,能让钱大钧回到“御前”参赞军国大事,表明蒋介石对钱还是信任的。这使钱兴奋莫名。
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又称参谋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绾军事机要。别看它只是一个“组”,但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国民党军委会所辖的各个重要部门和其他一些行政部门。因此,蒋介石对这个组非常重视。人们也把“侍二组”看成是侍从室里一个“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的单位。
钱大钧走马上任之前,对“侍一处”的人事当然要有所考虑和筹划,要起用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还要十分干练,十分称职,真正是他的得力助手,而不能滥竽充数。
钱大钧想到了段仲宇。权衡成熟,钱大钧在交卸军政部常务次长的权力之前,发了一份电报到驻印部队总指挥部:调段仲宇回国,另有任用。
钱大钧对段仲宇在印度的工作大加称赞,对段在繁忙的军务中尽心尽力帮助辅导自己的两个儿子深表谢意。在谈到下一步工作去向时,钱语气庄重地告诉段:“你先在家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无论谁来找你去工作你都不要答应,也不要到你的老单位陆军大学去报到,一切听候我的通知。”
两天后,钱大钧派人给段仲宇送来一张条子,叫段立即去见他。
到了钱大钧办公室,钱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段仲宇的服装整齐不整齐,军容仪表端正不端正。段穿一身美式军装,佩戴上校军衔,一米七几的个头,堂堂燕赵大汉,仪表非凡,加上长期的军旅生涯,特别是通过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中严格的教养和训练,使他素来以“标准军人”著称。钱大钧检查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说:“委座召见!我立刻派车送你去。”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曾家岩附近的上清寺德安里。那幢小洋房据说原先是张群的住宅。外边就是侍从室,名叫“尧庐”。据说原为川军将领许绍宗的公馆。钱大钧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将段仲宇送到了德安里。
一进门,迎面立着一个大屏风。段仲宇转过屏风,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蒋介石。
蒋介石没有穿他那身威严的特级上将(大元帅)戎装,而是穿一套普通的中山装。重庆的深秋并不太冷,室内暖融融的,57岁的蒋介石看上去挺精神。
段仲宇咔嚓一声“立正”,以最标准的军人姿态恭恭敬敬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
蒋介石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沙发,以浓重的宁波口音说:“坐,请坐!”
段仲宇哪里敢坐,仍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
蒋介石随身坐到了近旁的沙发上,再一次用手示意段仲宇坐下。段见蒋坐下了,也就坐了下来。
蒋介石看着手中的纸条,头也不抬地问:“你是哪期的?”
“军校九期炮兵科毕业,后进陆大,十七期毕业。”段仲宇回答。
蒋介石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段仲宇,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打量着段,嘴里“嗯”、“嗯”了几下。
段仲宇连大气也不敢出,挺挺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经受着蒋介石的审视。
俄顷,蒋介石站起身来,段仲宇也赶紧起来,在原地立正站着。蒋介石手里拿着纸条,走到段仲宇面前,两人相距还不到一米,又上上下下仔细审视了一番。然后,点点头,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好!”
知道“委座”召见就要结束了,连忙立正、敬礼,然后退出。
两天后,侍从室一处主任办公室正式通知段仲宇,叫他前往报到。从此段仲宇荣耀地跨进了侍从室的大门,成了蒋介石身边的一名办事人员。
50多年后,段仲宇告诉笔者:蒋介石这次召见虽然只说了几句话,时间也很短,但在他脑子里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那时侍从室里对蒋介石召见戏谑地称之为“相面”。谁被召见,就说谁“今天相面去了”。当然,“相面”的结果也有很不妙的。有个人被有关部门选中拟派往德国大使馆当武官。官职不高,但事关“国家形象”,蒋介石照例要亲自召见。哪知这位仁兄有点不拘小节,服装穿得不太整齐,皮鞋后跟上还沾有一点泥巴。蒋介石问他:“你到德国后,准备怎样开展工作?”此人大概事先没有充分准备,竟脱口而出,大大咧咧地说:“联络联络。”蒋介石一听就不入耳,又见这位未来的武官皮鞋后跟上还有泥巴,更大为不悦,脸上立刻转“阴”,挥挥手让其退出。“相面”通不过,任命也就告吹。
段仲宇后来想,他见蒋介石之前,钱大钧之所以那么关心他的军容、仪表,完全是出于一片关爱之情。他心里对钱大钧充满感激。毕竟,能进侍从室工作,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夏继诚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
定价:36.00元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30多年前保定军校老同学段云峰中将的两个儿子,先后进入了其御用机构——侍从室;更没有想到堂堂将门之子怎么都投向了共产党!本书作者通过多次采访当事人和历年所积累的资料,记述了段伯宇、段仲宇两兄弟打入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蒋介石侍从室的传奇经历。
蒋介石任人唯亲
蒋介石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前保定军校老同学段云峰中将的两个儿子,先后进入了侍从室;更没有想到堂堂将门之子怎么都投向了共产党?
蒋介石的侍从室,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一个单位,真是侯门深似海,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要进到侍从室里去工作,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当时,成天仰望着这个光彩夺目的“圣殿”,想方设法要跻身进“圣殿”去陪侍君王的人,多得不计其数。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来说,谁能进入侍从室,谁就是“党国”最忠诚可靠的栋梁,就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就身价百倍,无上荣光。
从经济上来说,侍从室待遇优厚,每个月的月薪比所有党政军机关多加发半个月,还有服装费等额外补贴,逢年过节“委座”还有赏赐。至于“隐性”收入,对有的人来说谁也弄不清。据当过侍卫官的人著书披露,送钱送物以求巴结者大有人在,到高级饭店宾馆吃喝玩乐、享受免费招待等等,则是家常便饭。
从仕途上来说,进了侍从室,前程灿烂自不待言,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干上几年,离开时凭“委座”恩赐,提升官职是不成问题的,捞个“肥缺”干干也是小菜一碟。
正因为有上述种种“优越性”,多少人对侍从室趋之若鹜,多少人找关系走门路,削尖脑袋往侍从室里钻。
但是,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任用,却控制得特别严。尤其是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人员,都要亲自看审查表,都要亲自谈话,进行当面考核,不让下面越俎代庖。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历来有“黄、陆、浙”之说。而对进侍从室的人员,还有特别的标准。
首先,要看这个人是否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出身。如不是,则要看他在蒋政权中干了多少年,表现如何。
其次,要看这个人的籍贯在哪里,家境如何,浙江人优先考虑。据段仲宇说,他进侍从室二组以前,二组成员大都是浙江人,其他省籍的人极少。
最后,还要看保荐人是谁,与自己的亲疏如何,任用人与保荐人是什么关系,等等。
中国古代历来反对任人唯亲。而蒋介石对侍从室的用人标准却一反古训,实际上强调的是任人要“亲”,越“亲”越重用。如侍卫长(后任军务局长)俞济时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侄儿,而俞飞鹏则是蒋介石的表兄弟;曾任副侍卫长兼侍三组组长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蒋介石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和蒋孝先是兄弟辈;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后,继任侍三组组长的王世和,是奉化人,和蒋有亲戚关系;侍二处秘书周鸿涛,是蒋经国的表弟;在侍从室任机要秘书达十多年之久的俞国华,其父俞镇臣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侍从秘书陈舜耕,其父陈杏佳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姐姐陈志坚和蒋介石妻子毛福梅是结拜姊妹……这么多沾亲带故的人集中在侍从室,有力地说明了蒋介石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明白:蒋介石对进入侍从室的人员,一定要确信其绝对忠实可靠,保证万无一失以后,才能批准任用。他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不放心的人侍奉在侧的。否则,那该多危险呀!
段仲宇奉命调往印度
那么,段伯宇、段仲宇昆仲,是河北人而非浙江人,和蒋介石又不沾亲带故,他俩为什么能先后进入侍从室工作,并开创了同胞兄弟都在这个核心单位工作过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呢?
笔者认为,这和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中将不无关系。早在1907年,段云峰就和蒋介石是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的同班同学。也许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对故人的关照,蒋介石终于批准段氏兄弟先后进入了侍从室。
笔者向段老提问说:是谁推荐您到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听说侍从室的门槛很“高”,非同凡响,没有强有力的人物的保荐,谁也别想进去,是这样吗?
段仲宇很干脆地回答说:“这话不假。保荐我进侍从室的,是钱大钧。”
1938年初,钱大钧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他对日本侵略我国义愤填膺,指挥空军对日作战卓有贡献。但一年后又因故去职。1940年复出,历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等职。
段仲宇1944年春奉命调往印度,在驻印中国军队总指挥部军务处工作,驻地是印度的蓝姆伽。负责指挥中、美军队作战的总指挥是美国上将史迪威,副总指挥是郑洞国,副参谋长是温鸣剑。指挥部里一半是中国军官,一半是美国军官。由于当时驻印“国军”有三个师、四个炮兵团、一个化学迫击炮团、六七个战车营、两个工兵团,技术兵种多,所以温鸣剑特地向史迪威建议从国内调一个懂炮兵的专家到印度工作,并推荐了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段仲宇前往担任此要职。
史迪威关于选调段仲宇去印度的电报发到了重庆。主管此事的军令部和军政部经过协商,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份报告。蒋当即“御笔”一挥予以批准。也许从此时起,蒋介石脑子里已经有了“段仲宇”这个名字。须知,由一位美国将军发电报,指名道姓要调一个校级军官到国外去工作,当时能享受此殊荣的人,为数是极少的。
这时钱大钧正担任着军政部常务次长的要职。部长何应钦不大管事,实际工作基本上由钱大钧主持。
一天,军政部电话通知段仲宇,叫他去面见钱部长,说有要事相告。
这时,段仲宇正在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当研究员,军衔是上校。他奉命赶到军政部,晋见了钱大钧。
这一年钱大钧正好50岁。他身材修长,面色和善,表情谦逊,服装整洁,十分注意风度。段仲宇向他敬了一个礼,毕恭毕敬地站立着,准备聆听他的指示。
钱大钧客气地叫段仲宇坐下,命人倒上茶水,然后告诉段关于调他去印度工作的种种事宜,特别嘱咐段要多了解美军的组织编制、各级的职责和职权。段一边听,一边深感事出意外,一边又感到能出国去工作机会难得,心中暗暗高兴。
公事谈完后,钱大钧又十分客气地对段仲宇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印度,一个叫忠泽,一个叫文泽,你要多多帮助他们,使他们将来能够考上陆军大学。
段仲宇心想自己在陆军大学学习了3年,毕业后又留校当了一年多时间教员,辅导两位青年军官考陆大可说是“三个指头捉田螺——稳拿”。因此他满怀自信地对钱大钧回答说:“请部长放心,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钱大钧高兴地点点头,客气地说:“那就请关照。”
段仲宇到印度后,与钱忠泽、钱文泽兄弟俩取得了联系。那年钱忠泽二十七八岁,钱文泽二十五六岁。年轻人好学上进,段仲宇帮助热心,辅导认真,一年中兄弟俩大有长进。
段仲宇凭着厚实的军事根底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获得了上司的好感,从参谋提升为军务科长,后又晋升为军务处代处长。他写的关于美军组织编制和补给的调研报告,他提出的国军如何适应新情况的建议,每次呈报到重庆后,钱大钧看了都十分满意,对段的才干倍加赞赏。
段仲宇“相面”通过
正好这时蒋介石调整了军政部的班子,由陈诚接替何应钦任部长。陈诚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生,从资历上来说是钱大钧的学生、下级。学生当部长,他这个老师当助手就不合适了。何况自古以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陈诚也不会用他。好在蒋介石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人事关系心中有本账,遂下令将钱大钧调回侍从室工作,仍任第一处主任。不过侍卫长一职再没有让钱兼任。
不管怎么说,能让钱大钧回到“御前”参赞军国大事,表明蒋介石对钱还是信任的。这使钱兴奋莫名。
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又称参谋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绾军事机要。别看它只是一个“组”,但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国民党军委会所辖的各个重要部门和其他一些行政部门。因此,蒋介石对这个组非常重视。人们也把“侍二组”看成是侍从室里一个“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的单位。
钱大钧走马上任之前,对“侍一处”的人事当然要有所考虑和筹划,要起用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还要十分干练,十分称职,真正是他的得力助手,而不能滥竽充数。
钱大钧想到了段仲宇。权衡成熟,钱大钧在交卸军政部常务次长的权力之前,发了一份电报到驻印部队总指挥部:调段仲宇回国,另有任用。
钱大钧对段仲宇在印度的工作大加称赞,对段在繁忙的军务中尽心尽力帮助辅导自己的两个儿子深表谢意。在谈到下一步工作去向时,钱语气庄重地告诉段:“你先在家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无论谁来找你去工作你都不要答应,也不要到你的老单位陆军大学去报到,一切听候我的通知。”
两天后,钱大钧派人给段仲宇送来一张条子,叫段立即去见他。
到了钱大钧办公室,钱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段仲宇的服装整齐不整齐,军容仪表端正不端正。段穿一身美式军装,佩戴上校军衔,一米七几的个头,堂堂燕赵大汉,仪表非凡,加上长期的军旅生涯,特别是通过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中严格的教养和训练,使他素来以“标准军人”著称。钱大钧检查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说:“委座召见!我立刻派车送你去。”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曾家岩附近的上清寺德安里。那幢小洋房据说原先是张群的住宅。外边就是侍从室,名叫“尧庐”。据说原为川军将领许绍宗的公馆。钱大钧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将段仲宇送到了德安里。
一进门,迎面立着一个大屏风。段仲宇转过屏风,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蒋介石。
蒋介石没有穿他那身威严的特级上将(大元帅)戎装,而是穿一套普通的中山装。重庆的深秋并不太冷,室内暖融融的,57岁的蒋介石看上去挺精神。
段仲宇咔嚓一声“立正”,以最标准的军人姿态恭恭敬敬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
蒋介石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沙发,以浓重的宁波口音说:“坐,请坐!”
段仲宇哪里敢坐,仍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
蒋介石随身坐到了近旁的沙发上,再一次用手示意段仲宇坐下。段见蒋坐下了,也就坐了下来。
蒋介石看着手中的纸条,头也不抬地问:“你是哪期的?”
“军校九期炮兵科毕业,后进陆大,十七期毕业。”段仲宇回答。
蒋介石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段仲宇,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打量着段,嘴里“嗯”、“嗯”了几下。
段仲宇连大气也不敢出,挺挺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经受着蒋介石的审视。
俄顷,蒋介石站起身来,段仲宇也赶紧起来,在原地立正站着。蒋介石手里拿着纸条,走到段仲宇面前,两人相距还不到一米,又上上下下仔细审视了一番。然后,点点头,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好!”
知道“委座”召见就要结束了,连忙立正、敬礼,然后退出。
两天后,侍从室一处主任办公室正式通知段仲宇,叫他前往报到。从此段仲宇荣耀地跨进了侍从室的大门,成了蒋介石身边的一名办事人员。
50多年后,段仲宇告诉笔者:蒋介石这次召见虽然只说了几句话,时间也很短,但在他脑子里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那时侍从室里对蒋介石召见戏谑地称之为“相面”。谁被召见,就说谁“今天相面去了”。当然,“相面”的结果也有很不妙的。有个人被有关部门选中拟派往德国大使馆当武官。官职不高,但事关“国家形象”,蒋介石照例要亲自召见。哪知这位仁兄有点不拘小节,服装穿得不太整齐,皮鞋后跟上还沾有一点泥巴。蒋介石问他:“你到德国后,准备怎样开展工作?”此人大概事先没有充分准备,竟脱口而出,大大咧咧地说:“联络联络。”蒋介石一听就不入耳,又见这位未来的武官皮鞋后跟上还有泥巴,更大为不悦,脸上立刻转“阴”,挥挥手让其退出。“相面”通不过,任命也就告吹。
段仲宇后来想,他见蒋介石之前,钱大钧之所以那么关心他的军容、仪表,完全是出于一片关爱之情。他心里对钱大钧充满感激。毕竟,能进侍从室工作,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是一个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