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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民族问题新态势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民族问题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政治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以下六大变化趋向：
第一，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向度发生变化。冷战之前，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其工作目标是反对分裂，维护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冷战之后，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更多来自国家内部，即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国家建构、民族融合等问题。可见，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的切入点和重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现代大众传媒和信息革命大大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世界民族问题的了解程度。媒体的即时报道，确实产生了对民族问题进行国内管理和国际干预的强大压力。
第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活动更加突出。民族分裂问题虽不是民族问题的全部，但它是民族问题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加剧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并对世界民族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导致民族冲突的原因更加复杂。首先，社会排斥政策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近年来，有些国家制定了公开歧视宗教少数民族的政策，如规定只有信奉国教的人才能成为公民、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科特迪瓦内战是这一类型冲突的典型事例。其次，环境、资源问题日益诱发民族冲突。因此，在对此类问题进行分析时，必须系统地考虑到环境和资源因素的作用，如土地使用权和保有权、木材砍伐、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贸易以及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的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再次，民主化浪潮激化了转型社会的民族冲突。最后，宗教因素往往与民族冲突相互交织，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西方国家正在积极塑造世界民族问题及冲突管理的话语体系。例如，他们最近倡导的一些新理念，如“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建设和平”(Peacebuilding)等。上述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不能对一国内部的民族危机事件置之不理，甚至要进行必要的国际干预。其中，“维持和平”的目标是西方国家热衷的“自由民主模式”，即民族和解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上实现市场经济，政治上实现民主制度。故此，修改宪法、举行大选、建立多党制度、健全公民社会等措施往往就被西方国家看作是治愈民族冲突的“灵丹妙药”。
第五，主权国政府在民族冲突管理中的位序和作用发生转变，即由“政府管理”转化为“全球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传统的民族冲突管理体制中，主权国政府是唯一行为体，并且扮演领导者角色；在新的冲突管理体制中，主权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等众多行为体均为利益攸关者，强调多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管理。此外，冲突管理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除外交斡旋外，军事干预以及人道主义干预力度加大。在此背景下，安全的概念也由国家安全、领土安全转为平民安全(civiliansecurity)，即由确保国家之间无战事转换到确保任何平民群体免遭侵犯。
第六，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大国战略利益的关联更加紧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国家在世界民族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如对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印度的“七姐妹邦”等分裂问题，持“促和”立场，希望将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力防止问题的激化。但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索马里的索马里兰、俄罗斯的车臣、南苏丹及达尔富尔等问题，则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希望将民族问题国际化，并不断为国际干预制造借口。
二、中国民族外宣工作的应对重点
对崛起的中国而言，民族问题同时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压力。今天，美欧等西方大国利用“民族牌”攻击中国的手段更加多样、攻击的方式更加细致。针对新的变化趋势和国际压力，中国在民族外宣问题上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民族外宣工作必须要有前瞻性，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前瞻性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牢牢把握世界民族议题的变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中国国力开始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但是我们缺乏设定议题的能力。很多议题都是西方国家先提，隔了好多年我们才反应过来，这时议题已经成了气候，“逼我就范”。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跟踪议题、未雨绸缪。另外，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战略思维，要把民族问题看作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大国复兴的战略核心。此外，当代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从事民族外宣工作必须具备世界眼光，要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借鉴世界上相关国家处理民族问题、进行民族外宣的经验教训，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把我国民族团结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最好回避“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等类似的表述。仅从法律角度讲，一说到“最好的”马上引来一系列问题，如标准是什么?另外，从外交角度讲，中国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一定要低调，你越说自己好，越容易激发别人的“斗性”。现在有的国家，正形成这么一种氛围，政府开会时没有人敢说“中国好”。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同我们自身有关的，就是我们老说自己很好。这是一个心理博弈问题。
第三，民族外宣工作一定要有责任心。民族问题无小事，如果搞不好就可能引发国家分裂，以及国家的根本性衰落，但不能把民族问题神秘化、敏感化。民族问题很复杂，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无解，更不应看到问题绕着走。在今天的中国民族问题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往中央越强调其重要、敏感，一般公务人员越不敢处理。例如，外国记者打来电话，问具体情况，谁都不敢回答，顶多说一些原则性的空话，怕犯错误。总之，民族宣工作不是一个很虚的问题，更不是雷区，而是一个需要动脑筋、需要勇气和责任心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理论的修正，通过共同价值观、国家认同的建构，来逐步解决民族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四，更新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有一个困境：当我们和国际社会交流时，往往用别人的概念、用别人的话语来阐释中国自身的问题，这样有时会说不通，甚至会遭致反感、抵制。因此，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建构。为此，首先要注意英汉翻译的对接问题。比如，中文“民族”，无论是翻译成NATION还是ETHNIC，都无法准确表示中国历史与现状。所以，不如直接用汉语拼音“MINZU”。其次，要注意叙述内容的针对性问题。例如，我们在国外对待达赖是从反分裂、维护主权这个角度应对的，而达赖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西藏民族宗教文化保护问题、人权问题等，导致我们的应对缺乏针对性。此外，达赖在国外的活动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而我们只依靠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发出一种代表官方的声音，效果自然不会太理想。
第五，要注重细节。民族外宣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需要注重细节，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我们到目前做的还不够理想。例如，孔子学院是否能代表中国文化?在孔子学院内除了推广汉族文化外，少数民族文化是否也应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综合推广?当我们宣传中医的时候，是否应把蒙医、藏医等也包括进去?我们广为宣传的“龙的传人”，是否能代表少数民族认同?此外，在民族问题上，要想让西方国家不找事、不捣乱，最好用他们的话来封他们的嘴，而不仅仅是“自圆其说”。例如，我们可以引用林肯的话来反对民族分裂，如“分裂的房子是不能持久的”；可以引用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的话来反对独立公投，如“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能分裂一个国家，这不是民主”。总之，我们应多积累、多学习一些类似的表述，让我们的外宣手段更加丰富、外宣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威慑力”。
责编：吴奇志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民族问题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政治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以下六大变化趋向：
第一，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向度发生变化。冷战之前，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其工作目标是反对分裂，维护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冷战之后，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更多来自国家内部，即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国家建构、民族融合等问题。可见，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的切入点和重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现代大众传媒和信息革命大大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世界民族问题的了解程度。媒体的即时报道，确实产生了对民族问题进行国内管理和国际干预的强大压力。
第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活动更加突出。民族分裂问题虽不是民族问题的全部，但它是民族问题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加剧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并对世界民族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导致民族冲突的原因更加复杂。首先，社会排斥政策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近年来，有些国家制定了公开歧视宗教少数民族的政策，如规定只有信奉国教的人才能成为公民、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科特迪瓦内战是这一类型冲突的典型事例。其次，环境、资源问题日益诱发民族冲突。因此，在对此类问题进行分析时，必须系统地考虑到环境和资源因素的作用，如土地使用权和保有权、木材砍伐、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贸易以及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的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再次，民主化浪潮激化了转型社会的民族冲突。最后，宗教因素往往与民族冲突相互交织，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西方国家正在积极塑造世界民族问题及冲突管理的话语体系。例如，他们最近倡导的一些新理念，如“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建设和平”(Peacebuilding)等。上述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不能对一国内部的民族危机事件置之不理，甚至要进行必要的国际干预。其中，“维持和平”的目标是西方国家热衷的“自由民主模式”，即民族和解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上实现市场经济，政治上实现民主制度。故此，修改宪法、举行大选、建立多党制度、健全公民社会等措施往往就被西方国家看作是治愈民族冲突的“灵丹妙药”。
第五，主权国政府在民族冲突管理中的位序和作用发生转变，即由“政府管理”转化为“全球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传统的民族冲突管理体制中，主权国政府是唯一行为体，并且扮演领导者角色；在新的冲突管理体制中，主权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等众多行为体均为利益攸关者，强调多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管理。此外，冲突管理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除外交斡旋外，军事干预以及人道主义干预力度加大。在此背景下，安全的概念也由国家安全、领土安全转为平民安全(civiliansecurity)，即由确保国家之间无战事转换到确保任何平民群体免遭侵犯。
第六，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大国战略利益的关联更加紧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国家在世界民族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如对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印度的“七姐妹邦”等分裂问题，持“促和”立场，希望将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力防止问题的激化。但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索马里的索马里兰、俄罗斯的车臣、南苏丹及达尔富尔等问题，则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希望将民族问题国际化，并不断为国际干预制造借口。
二、中国民族外宣工作的应对重点
对崛起的中国而言，民族问题同时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压力。今天，美欧等西方大国利用“民族牌”攻击中国的手段更加多样、攻击的方式更加细致。针对新的变化趋势和国际压力，中国在民族外宣问题上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民族外宣工作必须要有前瞻性，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前瞻性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牢牢把握世界民族议题的变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中国国力开始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但是我们缺乏设定议题的能力。很多议题都是西方国家先提，隔了好多年我们才反应过来，这时议题已经成了气候，“逼我就范”。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跟踪议题、未雨绸缪。另外，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战略思维，要把民族问题看作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大国复兴的战略核心。此外，当代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从事民族外宣工作必须具备世界眼光，要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借鉴世界上相关国家处理民族问题、进行民族外宣的经验教训，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把我国民族团结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最好回避“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等类似的表述。仅从法律角度讲，一说到“最好的”马上引来一系列问题，如标准是什么?另外，从外交角度讲，中国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一定要低调，你越说自己好，越容易激发别人的“斗性”。现在有的国家，正形成这么一种氛围，政府开会时没有人敢说“中国好”。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同我们自身有关的，就是我们老说自己很好。这是一个心理博弈问题。
第三，民族外宣工作一定要有责任心。民族问题无小事，如果搞不好就可能引发国家分裂，以及国家的根本性衰落，但不能把民族问题神秘化、敏感化。民族问题很复杂，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无解，更不应看到问题绕着走。在今天的中国民族问题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往中央越强调其重要、敏感，一般公务人员越不敢处理。例如，外国记者打来电话，问具体情况，谁都不敢回答，顶多说一些原则性的空话，怕犯错误。总之，民族宣工作不是一个很虚的问题，更不是雷区，而是一个需要动脑筋、需要勇气和责任心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理论的修正，通过共同价值观、国家认同的建构，来逐步解决民族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四，更新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有一个困境：当我们和国际社会交流时，往往用别人的概念、用别人的话语来阐释中国自身的问题，这样有时会说不通，甚至会遭致反感、抵制。因此，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建构。为此，首先要注意英汉翻译的对接问题。比如，中文“民族”，无论是翻译成NATION还是ETHNIC，都无法准确表示中国历史与现状。所以，不如直接用汉语拼音“MINZU”。其次，要注意叙述内容的针对性问题。例如，我们在国外对待达赖是从反分裂、维护主权这个角度应对的，而达赖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西藏民族宗教文化保护问题、人权问题等，导致我们的应对缺乏针对性。此外，达赖在国外的活动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而我们只依靠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发出一种代表官方的声音，效果自然不会太理想。
第五，要注重细节。民族外宣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需要注重细节，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我们到目前做的还不够理想。例如，孔子学院是否能代表中国文化?在孔子学院内除了推广汉族文化外，少数民族文化是否也应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综合推广?当我们宣传中医的时候，是否应把蒙医、藏医等也包括进去?我们广为宣传的“龙的传人”，是否能代表少数民族认同?此外，在民族问题上，要想让西方国家不找事、不捣乱，最好用他们的话来封他们的嘴，而不仅仅是“自圆其说”。例如，我们可以引用林肯的话来反对民族分裂，如“分裂的房子是不能持久的”；可以引用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的话来反对独立公投，如“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能分裂一个国家，这不是民主”。总之，我们应多积累、多学习一些类似的表述，让我们的外宣手段更加丰富、外宣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威慑力”。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