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六年里，每见严明，都是一副从南方来的装束：黑色T恤，中裤剛刚过膝盖，一双“洞洞鞋”踢踏出声，斜挎的运动包里常常塞着禄莱双反相机。这些年，包里又多了一把布鲁斯口琴。
　　他依恋北方。有一年离开北方时，他坐在山崖上，对着散落在黄土与枯木之间的村庄，吹奏了一曲《送别》。
　　连续五六年，他都像只迁徙的候鸟，一攒够胶卷和盘缠，就往北飞，落在那些无名的乡村荒野，在那里安静地等待倏忽而逝的意义——“那么多的精彩意义散落，等我去感知，我总要把我的心一次次运过去。”
　　拈花细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猪小姐在树上，夔门的猴子，便溺的马……在取景框里糅进荒诞、忧伤和严明特有的灰色幽默，这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拼合成他镜头里的马孔多，他将其命名为“大国志”。
　　日光灼烈的天气，是不适合拍照的。严明每次出门拍片见着晴好天，就狠狠甩一句：“白花花的！”若是有点雾，那才是最好的气氛。于是，整个夏天都成了他和儿子共同的暑假。
　　南方暑假的阳台上，有他种下的喇叭花和四季豆，那是他从冬天的北方采摘回来的，“这让我在整个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时候它们的季节。”
　　这一年，严明把自己和阳台上的植物关在一起，任朋友电话呼叫，都不理会。朋友开始担心他自闭。直到最近十万字书稿——《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面世，朋友才舒口气：“严明说：我们都是基因的俘虏、体制的败将，最终也都不是时间的对手。所以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啊！”

码头

　　2010年初，严明辞去9年的报社工作时，妻子陈雪也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家中儿子刚入小学。严明对辞职的解释是：“破釜沉舟。”像萧瑟风沙中的侠客，头也不回地说：“我要去实现理想了。”
　　之前，他已经开始了为自己的拍摄。自2008年，他一次次往返于广州和三峡之间。每次拍摄归来，都被报社年轻摄影师团团围绕，他们钦慕他时常“开溜”去寻找“意义”拍摄。
　　夏天，眼中闪着光的年轻人，兴奋地跟随他把报社灰尘斗乱的暗房打扫干净，他们从此有了自己的“梦工厂”。在10平米的小黑屋里，聊着新闻之外的艺术创作，定影、显影，兴起时抄起吉他弹唱一曲。屋外，数码新科技大潮早已吞噬了手工机械。
　　严明也曾渴望一台数码相机。那时他是报社娱乐记者，那些印在纸上的八卦娱乐带来的成就感越来越淡。与摄影部同事接触，让他对相机有了兴趣。
　　他买了一台数码卡片相机，开始边拍边学，迅速发现相机满足了他对世界的好奇。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变成了走路，“疯狂扫街”。迷恋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之外，他的照片有令人失笑的趣味。报社把他的“扫街”照片刊发出来，命名为“一个文字记者的街头观察”，他发现“照片竟然还可以分享和留存”。
　　“八卦之外原来还有数不清的卦象，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出口，它好像就是我的那一卦。”他索性“弃笔从影”，转当摄影记者。
　　新闻带来了训练，很快也成为他的枷锁。2003年，他捏着一万多的工资单，走在天桥上时，也曾有过衣食无忧的优越感，但每当投身于无尽的活动、会议、图片故事……另一种束缚随之而来。挣扎的结果是，双腿情不自禁要迈向心驰神往的地方——自己的码头。
　　2009年夏天，第一场个人展“我的码头”开幕。即便在这种场合，严明依旧不善言辞，讨厌交际，只在无声时突然冒出一两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幽默之语，引来一片哄笑，他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报社旁边10块钱的鸡蛋炒刀削面，大多数觥筹场合他都拒绝。

找自己

　　火车是他穿梭南北的主要交通工具。读初一时，严明脚踝患骨髓炎，随父亲到山西稷山县求医。父亲背着他日夜兼程，那对他和父亲来说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每到一地，父亲安顿好严明，就会焦虑地去问询车次、吃住。“看着他忙碌而紧张的样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火车站转车留宿。因为没钱，父子俩要在站里过夜。父亲进出查看，再背起严明到母婴候车室，铺开小席，父子俩枕着行李睡一夜。早晨被耳边的脚步声踩醒，父亲恐慌地查看行李，收拾铺盖，背上他继续赶车。“我又一次感觉到出门的不易，这次分明是狼狈。”
　　时隔两代人，有一次儿子看到火车兴奋地在电话里喊：“爸爸爸爸，火车来了，正在开过来，还有50米……40米……” 严明意识到：“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无所畏惧。”
　　现在他每年出门四五次，每次在路上月余，以为自己已经练得“无所畏惧”，但面对家人，“我怎么又怕了。”
　　《火车上的不高兴女孩》和《我的父亲和儿子》两张照片里都是严明怕与不怕的情绪。他没有在自己的照片里出现，但照片里却都是他自己。
　　与所有外在身份说再见，他把自己2010年前的简历清零。“我想看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之后，究竟会是什么。”不出4年，严明就能通过镜头，发现人群中那个能被一眼认出来的自己。
　　这样的拍摄持续几年后，他渐渐发现，当初那个让他“说走就走”的理想，就是通过摄影找到自己，这个“自己”正通过照片与欣赏照片的人产生着强烈共鸣。
　　一位化工厂业务员收藏了严明的《赶猪人》。到处出差，陪人喝酒应酬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他不喜欢这项工作，但却迫于生计。“那个在一片泥泞中赶猪的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位被拍摄者，看到照片的最初总觉得那不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觉得那是住在她心里的另一个自己。

十年

　　摄影这件事降临在严明身上，至少晚了10年。
　　10年前，严明还是南方摇滚圈长发飘飘的乐手。白天在音乐杂志写乐评，晚上跟着王磊在酒吧驻场演出，偶尔也站上舞台为还是新人的陈奕迅、卢巧音伴奏。
　　这都源于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的一把木吉他。大学毕业后，他是安徽淮南一名乡村教师，那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的夙愿。但他却深爱音乐，苦练琴技。在没有互联网的90年代，辞去被认为可以安稳一生的教师工作，北上又南下，拜师学琴。在师傅家中打地铺，包揽所有家务活。还拉起18岁女孩陈雪的手，“自由恋爱”不成，两人“私奔”南下。
　　有一天，他发现苦学10年的音乐并没有眷顾他，那些谙熟互联网技术的年轻人三四年就走完了他10年的路，他决定挂靴。葫芦丝、口琴、架子鼓、贝斯……被他一股脑打包扔进了床底。他去报社赚钱养家了。
　　直到儿子严亨慢慢长大，从床底下把那些家什都翻出来玩耍，挡不住的好奇心和天赋让严明决定：不怕儿子结识音乐。
　　他一件件给严亨演示。严亨也耳濡目染了家中的自由氛围，问母亲：“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幸要每天上下班怎么办？”9岁的严亨认定自己是要搞艺术，而不是朝九晚五的。
　　严明每次外出拍摄，时间虽久，儿子也从不给他打电话，“不能打扰他的赶路和创作。”待到回家，严明给家中打电话，严亨总是顶着个毛茸茸的圆脑袋，蹦跳着下楼来迎他，严明知道该给儿子理发了。陈雪则笑意盈盈：“欢迎回家！”
　　10年前的严明没有这么柔软。还是娱乐记者时，严明受邀到深圳参加张楚的演唱会。现场，张楚被要求与酒吧老板合唱《朋友》。严明挤到台前，指着张楚喊：“你是张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唱？”
　　他当然有机会获得世俗的体面生活。好几个带“总”字的职位找到他，他都一一婉拒：“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去实现。”他的理论是：“钱的话，大家都能听懂；灵魂的话，就不一定了。”

内心的摸爬滚打

　　人物周刊：你的《大国志》会一直拍下去吗？会一直统摄你以后的拍摄生涯吗？从《我的码头》到《大国志》仅仅是将自己放置到一个大场景中去吗？
　　严明：在摄影这个行当中，宣布某个“专题”完结其实是件令人感到艰难和虚弱的事，“大功告成”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我还有继续的欲望，希望能做到某个层面上的更加完备。从《我的码头》到《大国志》，是从最初的怀着攻城拔寨的雄心转战江湖，再到试图回归到内心，耐心体察我自己关心和关注的我们的历史文化及艺术的失落，这是一种渐变，是多方寻找和碰撞后的着落点。我一直认为我们生活的地方满地都是意義、遍地都有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发现和完成艺术创作可能是随时随地的，不应该被地域框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倒是必须的，我们的心应该是自由的，轻松、纯粹才容易去冲击极限。
　　人物周刊：在摄影之前，你做音乐练琴也有10年，但最后发现年轻人依靠互联网技术三四年就能达到你10年苦练的成果。如今，你坚持胶片、黑白、行走……也几乎是最原始的拍摄方式，会不会担心有一天新技术再次颠覆了你的这番执着？
　　严明：从表达的载体方面讲，确实有这个担心。就像音乐一样，它跟承载媒介、技术技巧都有直接关系，每一次新的制作和播放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众的音乐生活，也严重冲击了生产制作行业的生态。摄影也一样，所以摄影师也需要在大时代中思考如何应变。我做这本书，其实也是开辟了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不过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体会是不变的，不管什么样的载体出现，上面刻录的，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与叹息。
　　人物周刊：你说“拍照就是在拍自己”，这些年，你对自己的了解是通过摄影一步步加深的，还是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
　　严明：是通过摄影对自己的了解一步步加深的。离开了传统体制，是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行动空间，其实也就投入到了另一个生态丛林，需要面对的问题都还在，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是一个“从众”到“从己”的过程，当我发现终于可以真实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时，我认为这是我创作的必须，这是珍贵的，我应该用这种身心合作的方式抵达心中的彼岸。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表达风格的？你曾经也用徕卡疯狂扫街，数码、彩色等一定都有过尝试，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让人一看到你的作品就能认出你来的？
　　严明：先按自己的兴趣大量地拍，然后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随之而来的会是“语言”与自己关注点的契合问题，这应该就是被称作风格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地给观众提供了一种辨识度。不过，这是观众说了算的问题。有人说：风格是一个艺术家的背影，他自己看不到。
　　人物周刊：“爱”与“谋生”常像爱情与婚姻一样难以共存长久，对于摄影，如果不做“体制内的熟练工”，会不会变成“体制外的生意场”，如何让对摄影的热爱和依靠它谋生两件事很好地共存下来？
　　严明：“活着”和“相爱”，本来不应该作为那么切近的两方面摆在一起，很多事都需要我们吃饱饭才能去做。我可能不是一个“活”得很好的人，但我试图想了吃饱饭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如何写好一个“爱”字，比“活着”和“生意”都要难和急迫。做得够好，才是让我感受到活得好的依据。
　　人物周刊：你的拍摄方式像不像修行悟道途中的苦行僧？有人说你是哲学摄影，你这么认为吗？
　　严明：不完全是，其实也没有那么苦，现有的各种条件可以被尽量好地服务于创作。我一向认为摄影不应该被简单看作是“在路上”，吃苦终归不是目的，苦行也不值得标榜的，内心的摸爬滚打才是真正的旅途。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听随内心的冲动，让生命个体与艺术形式达到自由的统一才是重要的。我们没有必要自费为别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场无意义的苦肉计。哲学摄影实在不敢当了，许多艺术门类里的确是有一种共通的“道”的，如果这种“道”能被人读出，能显露出一缕禅意，那的确是我心所愿。
　　人物周刊：可能是因为常年出门拍照，导致你身上有很强的漂泊感，这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吗？你理想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严明：漂泊感的确是有的。摄影的人会在长年累月中形成一种摄影式的思维，去接受、应对和处理，力争做到最佳状态。一般不去预想“应该的样子”。好与不好，都是生活和摄影的赠与，都需一并体验。至于理想的状态，我想起了我经常在许愿时心里念出的话：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希望它不会因为时间和处境的改变而变得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