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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可以树为楷模的知识分子。他去世后我们一直想编写一本书来记述他的事迹，弘扬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传承他所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由于太忙，我们没有条件全面地搜集、整理资料。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父亲早年历史比较了解的亲戚、同事、朋友相继离开了人世。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难办，心也越来越沉重。可喜的是人们还深深记着他，在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专门开会来纪念他，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也促使我们拿起笔来，写下我们对父亲的片断回忆，权且将他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当成一本书，而将我们的这篇短小的文章当成一篇小序吧。
一、忧国忧民，一片赤诚
父亲出身于一个旧军人的家庭。祖父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24年驻防浙江新昌，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祖父退伍后家境渐衰，父亲靠奖学金读完高中，以后又考上免费的大学，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社会动荡和家境起落，使他深深感受到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疾苦；中西文化教育背景和接触进步的思想，又使他有了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是免费受教育，使他深感受恩于人民，因而终生不忘回报。
抗战时期父亲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为了抗战，随机关转移到浙东山区坚持工作。其间，父亲利用身份之便协助身为共产党干部的弟弟陈山（原名杨时俊）营救了多名被抓捕的共产党和新四军干部。
1940年，父亲在国立英士大学任教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从有所认识到深恶痛绝，1946年国民党对党员重新登记时他断然拒绝了登记（他在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1947年父亲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并以教授身份救助多名受迫害的进步学生。1948年秋，他受到当局的追查，被列入要暗杀的名单，接朋友报信后被迫变卖家产，仓促离开浙江，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家人，辗转浙江、江西、湖南，一路风尘，艰难地到达桂林，到广西大学任教授。
新中国的成立使父亲欢欣鼓舞，他感到国家有了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讲课极受学生欢迎。1953年他调到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举家迁到武汉。当时武汉正在抗御特大洪水，父亲担任了学院防汛工作的指挥，日夜奋战在江堤上，根本顾不上安顿家人。1955年我们搬到千家街新宿舍，父亲每天都在他的书房里工作到深夜。每当他难得的休息一会时，母亲总是心疼地告诉我们“轻点，轻点，别吵醒爸爸！”学院有露天俱乐部，暑假里很多老师会去打打麻将、跳跳舞，但父亲从来不参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教学研究上了。
那段时间，父亲担任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及民革委员等职务，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执着于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理想。同时，他对共产党在执政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也非常着急和担忧。
1957年，共产党号召民主党派帮党整风，他就把心中的话写出来，上书毛泽东主席，就当时我国的人权、法治和民主问题，国家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问题，知识分子问题，领导作风问题等，提出了许多诚挚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心切，信中未免有一些言辞尖锐、过激的地方。当时的邻居钟自能教授好心劝他不要寄出，他却说：共产党执政为民，一定会乐意接受意见的，我可拿我的一双眼睛和你打赌。父亲未在社会上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书，而只是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本人。“反右”开始后，他主动将此信底稿交给学校党委，结果被称为“万言书”、“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党纲领”，公布在长江日报上，遭到了大规模的严厉批判。那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斗争会夜以继日，父亲默默地承受着，母亲害怕极了，几次带上小妹在斗争会场外偷看，深怕父亲出事。父亲最后被打成“极右”，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工资、住房等待遇全部降到最低，子女们个个受到牵连，连少先队小队长都被撤掉。小孩子们见到我们就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全家承受着不可言喻的压力。
父亲成了武汉的著名右派，一个特务组织曾来拉拢他，他秉持爱国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节操，断然拒绝。
二、历尽磨难，不改痴情
1958年，父亲被发送到学校的鲁巷农场去养猪，他不怕脏不怕累，干什么事都要把它干好。有一次猪掉到粪坑去了，他不顾一切跳进粪坑把猪救起来，连管理干部老崔都夸他：“杨先生是个好人哪！”
后来，父亲被转到石咀农场，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每月才能回一次家，而且回家时需沿长江大堤步行40多里路。在十冬腊月的寒风中，他穿件破棉袄，腰间绑一根草绳，艰难地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回家。我家邻居、被划成右派的曾环九教授就是这样在天寒地冻中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1960年困难时期，右派的境况更惨，没有粮食吃，还要干最重的活。父亲得了肝炎，浑身浮肿；又得了血吸虫病，肚子大得像篮球，后出现了肝腹水。这种病需要打锑剂，有一个右派打到第三针就死去了，父亲打了两针后不敢再打。不能治疗又没有营养，他只好捡菜地里的菜皮子、捡人家倒掉的食物等煮煮再吃，他把农民丢掉地的牛胎盘当宝贝，捡回来当营养品。
那时我们家的生活也极端困窘，只有靠母亲为人家刻写蜡纸来赚取极其微薄的家用。本是高度近视的母亲，因为日夜刻写钢板，眼睛几乎要熬瞎了。
1962年，父亲回到中南财经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开始他被安排在阅览室，学生来查阅资料，他总是热心给学生一些指点。越来越多的学生知道图书馆有位有学问的老管理员，常有学生来向他请教，有一次学生为此给他写来表扬信，不想这倒给他带来了麻烦，人家提高了警惕，把他调到书库去工作了。
1966年文革开始，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家中的书籍在多次运动中早已散佚，他们发现了一套《三国演义》，就让父亲跪着交代为何收藏这种“大毒草”。抄家中母亲也被批斗，剃了“阴阳头”，受到极大的侮辱。文革中父亲被勒令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马路，然后再去图书馆上班。1967年“文革”中武斗最激烈的那些日子，大家都躲走了，学校图书馆大门洞开，空无一人。父亲一个人跑回学校，守着图书馆，保护着大量图书。这对他来说真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在那年代的武斗中，打死一个他这样的“阶级敌人”是谁都不用负责的啊！
打成右派之后，父亲仍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继续搞研究、写学术论文。一次，他将写成的论文以母亲的名字去投稿，当杂志社编辑要找作者磋商时，才发现作者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右派杨时展，文稿当然不能采用了。至此，父亲实际上已没有条件继续从事自己擅长和钟爱的专业了，虽然心存不甘，但也只得忍痛放弃。
然而，他没有放弃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一片痴情。除了会计专业，父亲对文、史、哲等学科都有较深的造诣。他总希望让自己的知识能够服务于人民。在图书馆的书库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典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挑选200部最重要的名著加以介绍和评点，编一套名为《中国典籍200部》的丛书，他决心用自己的后半生来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
那些年，我们一家六口人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住房，父亲不得已借住在别人家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废弃的小厨房里。厨房里面堆满杂物，一块木床板高高地架在杂物之上，在床板的旁边勉强塞下一张小书桌，剩下的空间就只能放一把小椅子了。这间又闷又暗的小屋子就是父亲的卧室兼书房。
每到晚上和周末，父亲就钻进这间小屋子工作。在这极其恶劣和艰苦的环境下，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大量笔记，写了大量手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这项他认为对国家对人民极有价值的重大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个人默默地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和手稿。后来，他又被下放到京山农场，他唯恐手稿和整理的资料丢失，特地让我们带到插队落户的农村去收藏起来。为了完成这项工程，他多次向领导要求，甚至给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信，希望给他专职从事这项工作的条件，虽然始终没等到回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父亲虽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一点也不悲观，也从不低声下气、卑躬屈膝。每次回到千家街大院他都有说有笑，大着嗓门和人家说话，甚至在大院里拉二胡，与大哥的笛子合奏一些曲子。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常常使母亲十分惊恐，生怕有人打报告说他不服罪。从1959年开始就有一些右派分子陆陆续续摘掉了帽子，到1970年，全国没摘帽的右派已很少，父亲仍然没能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因就是他不承认自己写“万言书”是反党，而是想帮党改进工作，人家认为他不认罪。一位在图书馆工宣队的涂师傅了解他的情况，也十分同情我们三个下乡的兄妹受他牵连不能招工回城，就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劝父亲对当年写“万言书”一事认个错。可父亲对我们说：“我是不会认错的，你们不要指望我了，你们自己的路靠你们自己走。”
也许是那位正直的好心的工宣队师傅起了一些作用，1971年父亲终于摘掉右派帽子，我们三个下乡的兄妹好不容易才从农村回到武汉。摘帽以后，父亲的地位并没多少改变，作为“摘帽右派”，他依然在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他继续为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不懈地努力着。
三、无怨无悔，奉献终身
1978年，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让他十分意外的是，在给他看的平反材料中，除了对他被错打为右派一事加以改正之外，还有一条对其过去所谓特嫌问题的否定意见。大意是：杨时展解放前是一个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授，并未参与迫害学生。父亲实在想不到解放30年了，自己却全然不知地背着一个不明不白的黑锅。这个向来坚强乐观的人讲起这件事来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一年，父亲已经65岁了，组织上让他恢复中断了22年的专业工作。父亲虽然舍不得中断含辛茹苦干了十多年，并已开始出成果的《中国典籍200部》的编写工作，但他深知国家的复兴多么需要振兴和发展会计事业。他毅然放下呕心沥血写就的书稿，重新走上会计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吃了那么多年的苦，父亲的身体非常不好。恢复工作后，他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带病工作。他常说，要把耽误了的22年追回来。父亲有较严重的哮喘病，冬天特别怕冷，他就坐在床上用被子裹住自己来工作。晚年他经常肝痛，总是用东西顶住肝区坚持工作。
父亲很喜欢讲“天伦之乐”。我们几个子女带孙子孙女回家是他最高兴的事，每当此时他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聊几句，可是没多久，他又回到书房去埋头工作了。每次都是如此，连除夕夜他也是吃毕年饭就进书房。
父亲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教学资料和学术研究文稿全部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纸格子里，写完后他还会看过一遍又一遍，改过一遍又一遍。人家请他看的稿子他都是逐字逐句地改，有些不认识的青年人寄稿子来请教，他也会耐心地一一回复。不过，他从来不在他指导和修改过的学生论文上署名，他说：“我不能沾学生的光，学生也不要靠我的名望去发表。”
从65岁恢复工作一直到84岁去世，父亲这一干就是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他翻译了大批最新的会计学和审计学文献，撰写了多篇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博士生和研究生，同时担任了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场学术报告，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在他这样的年纪，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能够出这么多的成果，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可是父亲并未满足于此，去世前他感叹说：“再给我10年就好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患肝癌住院后，一直把最后的博士生的论文看完，并把答辩的事情安排好才离我们而去。
四、守身如玉，清白一生
父亲特别看重自己的人格操守，讲究做人的道德和人生价值。
他1957年前担任教授时工资较高，划右后工资降到最低，改革开放后收入逐渐提高。不过，他无论进退穷达，总是清廉自守，要求自己多奉献少享受，并一贯以此观念教育后辈。
他生活简朴，从不抽烟、喝酒、打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并且喜欢音乐和京剧，但他很少花钱去看京剧，一把廉价的二胡拉了多年，他拉的《良宵》《春江花月夜》等乐曲至今还萦绕在我们心头。他还喜欢菊花、兰花和梅花，我们想，他是在以花明志。50年代他曾养过很多菊花，但以后没有条件养花了。80年代后，我们常会给他买些菊花等，放满整个屋子，每逢此时他就会特别高兴。
父亲非常讨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非常憎恨贪污腐化的现象。他对吃国家拿国家的、慷公家之慨的人十分鄙视。同时，自己对生活的要求总是很低很低，决不让公家为他多花一点钱。他常外出开会和讲学，虽然学术地位高且年老体衰，却不肯享受给他的优厚待遇。亲戚用公家的电话打长途给他拜年，他都会批评人家：“不应沾公家的便宜！”他晚年得了癌症住在医院里，总是对公家为他花了较多的医药费感到不安，一再要求停用营养药和贵重药。
可是，父亲对困难者和弱者却十分同情，并竭力相助。不论经济状况好坏，他都会接济比他困难的亲戚、朋友、同学等。路上遇到要饭的，他总是会给他们一点钱；有时看到拉板车的工人上坡吃力，他也会去帮忙推车；坐公交车时他不顾自己年迈力衰，见到老人或小孩必让座；在那著名的“万言书”里，他用专门文段为一个保姆所代表的农民的遭遇鸣不平；农场劳动期间他和农工的关系特别融洽，曾将房东的孩子带回城治病，还曾带农民进城到处寻购当时紧缺的农用物资。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目睹大学学费越来越高，贫困学生常常交不起学费，他就拿出他恢复教学工作以来节衣缩食一点一点省下来的10万元钱，设立了名为“勤诚”的奖学金，专门帮助贫困学生。
五、言传身教家风厚淳
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希望我们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也希望我们成为有科学成就、对人民有用的人。
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要诚实、善良、勤奋、有礼。
我们从小就常听他讲毛泽东小时候大雨中不收自家稻谷而先帮别人收稻谷的故事，还有孔融让梨等故事。他说：“如果人家有需要，你们就是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人我都支持。”
1957年，小妹读小学一年级，一天她对父亲说有个同学生活困难，一家人只有一套衣服出门穿。父亲马上叫母亲清理家中的衣服送去。很多这样的事深深教育了我们，并且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常送衣物给农民工，对口培养农民工子女，长期捐助希望工程和单亲困难学生等等。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父母让我们几个孩子读技校，不要上高中了，但父母硬是克服万般困难让大哥读了大学，让二哥、三哥读完高中，让小妹读完初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才中断。恢复高考后，又支持我们读大学，读研究生。80年代初，父亲要小妹考大学，小妹说16年没摸书了，怕不行。父亲严厉地说：“怎么不行？别人行，你就行。”考前他只要求小妹做到一条：“考不上不要紧，不要偷看别人的！”
小妹刚参加工作时在一家工厂当保管。一天她得意地说：“我保管的工具可以满足家里的需要。”父亲告诫她：“你知道什么是贪污吗？记住，一个钉子都不许拿回家！”
在我们家处于逆境的时候，有一位工人师傅和一位农村干部在招工和招生时不歧视我们，秉公办事把我们两兄弟从农村招回武汉，父亲叫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人家的恩情，他临去世前还特意要我们把那两位好心人请到家里来，再次向他们谢恩。
父亲还告诉我们，一次坐摆渡船过江，忘了带钱，等他回头送钱过去时，已经找不到那位船夫了。他为此一辈子都不安心。
我们的父母不仅节衣缩食、耗尽心血哺育我们长大，还以身作则，谆谆教诲抚养我们“精神成人”。我们以有这样一位父亲、国家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自豪！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虽曾受到父亲冤案的牵连，但在他的精神熏陶和影响下，我们个个勤奋努力，学有所成，乐于助人，谦逊有礼。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着自己，并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一、忧国忧民，一片赤诚
父亲出身于一个旧军人的家庭。祖父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24年驻防浙江新昌，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祖父退伍后家境渐衰，父亲靠奖学金读完高中，以后又考上免费的大学，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社会动荡和家境起落，使他深深感受到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疾苦；中西文化教育背景和接触进步的思想，又使他有了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是免费受教育，使他深感受恩于人民，因而终生不忘回报。
抗战时期父亲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为了抗战，随机关转移到浙东山区坚持工作。其间，父亲利用身份之便协助身为共产党干部的弟弟陈山（原名杨时俊）营救了多名被抓捕的共产党和新四军干部。
1940年，父亲在国立英士大学任教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从有所认识到深恶痛绝，1946年国民党对党员重新登记时他断然拒绝了登记（他在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1947年父亲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并以教授身份救助多名受迫害的进步学生。1948年秋，他受到当局的追查，被列入要暗杀的名单，接朋友报信后被迫变卖家产，仓促离开浙江，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家人，辗转浙江、江西、湖南，一路风尘，艰难地到达桂林，到广西大学任教授。
新中国的成立使父亲欢欣鼓舞，他感到国家有了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讲课极受学生欢迎。1953年他调到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举家迁到武汉。当时武汉正在抗御特大洪水，父亲担任了学院防汛工作的指挥，日夜奋战在江堤上，根本顾不上安顿家人。1955年我们搬到千家街新宿舍，父亲每天都在他的书房里工作到深夜。每当他难得的休息一会时，母亲总是心疼地告诉我们“轻点，轻点，别吵醒爸爸！”学院有露天俱乐部，暑假里很多老师会去打打麻将、跳跳舞，但父亲从来不参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教学研究上了。
那段时间，父亲担任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及民革委员等职务，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执着于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理想。同时，他对共产党在执政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也非常着急和担忧。
1957年，共产党号召民主党派帮党整风，他就把心中的话写出来，上书毛泽东主席，就当时我国的人权、法治和民主问题，国家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问题，知识分子问题，领导作风问题等，提出了许多诚挚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心切，信中未免有一些言辞尖锐、过激的地方。当时的邻居钟自能教授好心劝他不要寄出，他却说：共产党执政为民，一定会乐意接受意见的，我可拿我的一双眼睛和你打赌。父亲未在社会上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书，而只是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本人。“反右”开始后，他主动将此信底稿交给学校党委，结果被称为“万言书”、“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党纲领”，公布在长江日报上，遭到了大规模的严厉批判。那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斗争会夜以继日，父亲默默地承受着，母亲害怕极了，几次带上小妹在斗争会场外偷看，深怕父亲出事。父亲最后被打成“极右”，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工资、住房等待遇全部降到最低，子女们个个受到牵连，连少先队小队长都被撤掉。小孩子们见到我们就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全家承受着不可言喻的压力。
父亲成了武汉的著名右派，一个特务组织曾来拉拢他，他秉持爱国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节操，断然拒绝。
二、历尽磨难，不改痴情
1958年，父亲被发送到学校的鲁巷农场去养猪，他不怕脏不怕累，干什么事都要把它干好。有一次猪掉到粪坑去了，他不顾一切跳进粪坑把猪救起来，连管理干部老崔都夸他：“杨先生是个好人哪！”
后来，父亲被转到石咀农场，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每月才能回一次家，而且回家时需沿长江大堤步行40多里路。在十冬腊月的寒风中，他穿件破棉袄，腰间绑一根草绳，艰难地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回家。我家邻居、被划成右派的曾环九教授就是这样在天寒地冻中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1960年困难时期，右派的境况更惨，没有粮食吃，还要干最重的活。父亲得了肝炎，浑身浮肿；又得了血吸虫病，肚子大得像篮球，后出现了肝腹水。这种病需要打锑剂，有一个右派打到第三针就死去了，父亲打了两针后不敢再打。不能治疗又没有营养，他只好捡菜地里的菜皮子、捡人家倒掉的食物等煮煮再吃，他把农民丢掉地的牛胎盘当宝贝，捡回来当营养品。
那时我们家的生活也极端困窘，只有靠母亲为人家刻写蜡纸来赚取极其微薄的家用。本是高度近视的母亲，因为日夜刻写钢板，眼睛几乎要熬瞎了。
1962年，父亲回到中南财经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开始他被安排在阅览室，学生来查阅资料，他总是热心给学生一些指点。越来越多的学生知道图书馆有位有学问的老管理员，常有学生来向他请教，有一次学生为此给他写来表扬信，不想这倒给他带来了麻烦，人家提高了警惕，把他调到书库去工作了。
1966年文革开始，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家中的书籍在多次运动中早已散佚，他们发现了一套《三国演义》，就让父亲跪着交代为何收藏这种“大毒草”。抄家中母亲也被批斗，剃了“阴阳头”，受到极大的侮辱。文革中父亲被勒令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马路，然后再去图书馆上班。1967年“文革”中武斗最激烈的那些日子，大家都躲走了，学校图书馆大门洞开，空无一人。父亲一个人跑回学校，守着图书馆，保护着大量图书。这对他来说真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在那年代的武斗中，打死一个他这样的“阶级敌人”是谁都不用负责的啊！
打成右派之后，父亲仍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继续搞研究、写学术论文。一次，他将写成的论文以母亲的名字去投稿，当杂志社编辑要找作者磋商时，才发现作者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右派杨时展，文稿当然不能采用了。至此，父亲实际上已没有条件继续从事自己擅长和钟爱的专业了，虽然心存不甘，但也只得忍痛放弃。
然而，他没有放弃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一片痴情。除了会计专业，父亲对文、史、哲等学科都有较深的造诣。他总希望让自己的知识能够服务于人民。在图书馆的书库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典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挑选200部最重要的名著加以介绍和评点，编一套名为《中国典籍200部》的丛书，他决心用自己的后半生来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
那些年，我们一家六口人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住房，父亲不得已借住在别人家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废弃的小厨房里。厨房里面堆满杂物，一块木床板高高地架在杂物之上，在床板的旁边勉强塞下一张小书桌，剩下的空间就只能放一把小椅子了。这间又闷又暗的小屋子就是父亲的卧室兼书房。
每到晚上和周末，父亲就钻进这间小屋子工作。在这极其恶劣和艰苦的环境下，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大量笔记，写了大量手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这项他认为对国家对人民极有价值的重大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个人默默地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和手稿。后来，他又被下放到京山农场，他唯恐手稿和整理的资料丢失，特地让我们带到插队落户的农村去收藏起来。为了完成这项工程，他多次向领导要求，甚至给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信，希望给他专职从事这项工作的条件，虽然始终没等到回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父亲虽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一点也不悲观，也从不低声下气、卑躬屈膝。每次回到千家街大院他都有说有笑，大着嗓门和人家说话，甚至在大院里拉二胡，与大哥的笛子合奏一些曲子。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常常使母亲十分惊恐，生怕有人打报告说他不服罪。从1959年开始就有一些右派分子陆陆续续摘掉了帽子，到1970年，全国没摘帽的右派已很少，父亲仍然没能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因就是他不承认自己写“万言书”是反党，而是想帮党改进工作，人家认为他不认罪。一位在图书馆工宣队的涂师傅了解他的情况，也十分同情我们三个下乡的兄妹受他牵连不能招工回城，就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劝父亲对当年写“万言书”一事认个错。可父亲对我们说：“我是不会认错的，你们不要指望我了，你们自己的路靠你们自己走。”
也许是那位正直的好心的工宣队师傅起了一些作用，1971年父亲终于摘掉右派帽子，我们三个下乡的兄妹好不容易才从农村回到武汉。摘帽以后，父亲的地位并没多少改变，作为“摘帽右派”，他依然在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他继续为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不懈地努力着。
三、无怨无悔，奉献终身
1978年，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让他十分意外的是，在给他看的平反材料中，除了对他被错打为右派一事加以改正之外，还有一条对其过去所谓特嫌问题的否定意见。大意是：杨时展解放前是一个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授，并未参与迫害学生。父亲实在想不到解放30年了，自己却全然不知地背着一个不明不白的黑锅。这个向来坚强乐观的人讲起这件事来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一年，父亲已经65岁了，组织上让他恢复中断了22年的专业工作。父亲虽然舍不得中断含辛茹苦干了十多年，并已开始出成果的《中国典籍200部》的编写工作，但他深知国家的复兴多么需要振兴和发展会计事业。他毅然放下呕心沥血写就的书稿，重新走上会计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吃了那么多年的苦，父亲的身体非常不好。恢复工作后，他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带病工作。他常说，要把耽误了的22年追回来。父亲有较严重的哮喘病，冬天特别怕冷，他就坐在床上用被子裹住自己来工作。晚年他经常肝痛，总是用东西顶住肝区坚持工作。
父亲很喜欢讲“天伦之乐”。我们几个子女带孙子孙女回家是他最高兴的事，每当此时他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聊几句，可是没多久，他又回到书房去埋头工作了。每次都是如此，连除夕夜他也是吃毕年饭就进书房。
父亲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教学资料和学术研究文稿全部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纸格子里，写完后他还会看过一遍又一遍，改过一遍又一遍。人家请他看的稿子他都是逐字逐句地改，有些不认识的青年人寄稿子来请教，他也会耐心地一一回复。不过，他从来不在他指导和修改过的学生论文上署名，他说：“我不能沾学生的光，学生也不要靠我的名望去发表。”
从65岁恢复工作一直到84岁去世，父亲这一干就是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他翻译了大批最新的会计学和审计学文献，撰写了多篇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博士生和研究生，同时担任了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场学术报告，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在他这样的年纪，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能够出这么多的成果，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可是父亲并未满足于此，去世前他感叹说：“再给我10年就好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患肝癌住院后，一直把最后的博士生的论文看完，并把答辩的事情安排好才离我们而去。
四、守身如玉，清白一生
父亲特别看重自己的人格操守，讲究做人的道德和人生价值。
他1957年前担任教授时工资较高，划右后工资降到最低，改革开放后收入逐渐提高。不过，他无论进退穷达，总是清廉自守，要求自己多奉献少享受，并一贯以此观念教育后辈。
他生活简朴，从不抽烟、喝酒、打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并且喜欢音乐和京剧，但他很少花钱去看京剧，一把廉价的二胡拉了多年，他拉的《良宵》《春江花月夜》等乐曲至今还萦绕在我们心头。他还喜欢菊花、兰花和梅花，我们想，他是在以花明志。50年代他曾养过很多菊花，但以后没有条件养花了。80年代后，我们常会给他买些菊花等，放满整个屋子，每逢此时他就会特别高兴。
父亲非常讨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非常憎恨贪污腐化的现象。他对吃国家拿国家的、慷公家之慨的人十分鄙视。同时，自己对生活的要求总是很低很低，决不让公家为他多花一点钱。他常外出开会和讲学，虽然学术地位高且年老体衰，却不肯享受给他的优厚待遇。亲戚用公家的电话打长途给他拜年，他都会批评人家：“不应沾公家的便宜！”他晚年得了癌症住在医院里，总是对公家为他花了较多的医药费感到不安，一再要求停用营养药和贵重药。
可是，父亲对困难者和弱者却十分同情，并竭力相助。不论经济状况好坏，他都会接济比他困难的亲戚、朋友、同学等。路上遇到要饭的，他总是会给他们一点钱；有时看到拉板车的工人上坡吃力，他也会去帮忙推车；坐公交车时他不顾自己年迈力衰，见到老人或小孩必让座；在那著名的“万言书”里，他用专门文段为一个保姆所代表的农民的遭遇鸣不平；农场劳动期间他和农工的关系特别融洽，曾将房东的孩子带回城治病，还曾带农民进城到处寻购当时紧缺的农用物资。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目睹大学学费越来越高，贫困学生常常交不起学费，他就拿出他恢复教学工作以来节衣缩食一点一点省下来的10万元钱，设立了名为“勤诚”的奖学金，专门帮助贫困学生。
五、言传身教家风厚淳
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希望我们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也希望我们成为有科学成就、对人民有用的人。
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要诚实、善良、勤奋、有礼。
我们从小就常听他讲毛泽东小时候大雨中不收自家稻谷而先帮别人收稻谷的故事，还有孔融让梨等故事。他说：“如果人家有需要，你们就是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人我都支持。”
1957年，小妹读小学一年级，一天她对父亲说有个同学生活困难，一家人只有一套衣服出门穿。父亲马上叫母亲清理家中的衣服送去。很多这样的事深深教育了我们，并且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常送衣物给农民工，对口培养农民工子女，长期捐助希望工程和单亲困难学生等等。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父母让我们几个孩子读技校，不要上高中了，但父母硬是克服万般困难让大哥读了大学，让二哥、三哥读完高中，让小妹读完初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才中断。恢复高考后，又支持我们读大学，读研究生。80年代初，父亲要小妹考大学，小妹说16年没摸书了，怕不行。父亲严厉地说：“怎么不行？别人行，你就行。”考前他只要求小妹做到一条：“考不上不要紧，不要偷看别人的！”
小妹刚参加工作时在一家工厂当保管。一天她得意地说：“我保管的工具可以满足家里的需要。”父亲告诫她：“你知道什么是贪污吗？记住，一个钉子都不许拿回家！”
在我们家处于逆境的时候，有一位工人师傅和一位农村干部在招工和招生时不歧视我们，秉公办事把我们两兄弟从农村招回武汉，父亲叫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人家的恩情，他临去世前还特意要我们把那两位好心人请到家里来，再次向他们谢恩。
父亲还告诉我们，一次坐摆渡船过江，忘了带钱，等他回头送钱过去时，已经找不到那位船夫了。他为此一辈子都不安心。
我们的父母不仅节衣缩食、耗尽心血哺育我们长大，还以身作则，谆谆教诲抚养我们“精神成人”。我们以有这样一位父亲、国家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自豪！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虽曾受到父亲冤案的牵连，但在他的精神熏陶和影响下，我们个个勤奋努力，学有所成，乐于助人，谦逊有礼。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着自己，并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