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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问题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备受重视，目前我国的农村改革在历经探索与攻坚阶段后，已进入瓶颈突破的创新时期。鉴于此，需要依托历年来的国家政策来梳理我国农村改革的演化过程，分析提出我国的农村改革依旧要遵循国家政策方针和规划路线，在从农村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实事求是进行。漫长的农村发展历史证实农村改革无法一步到位，新时期要妥善控制改革力度，坚定政治路线，在十九大的理念指导下再创农村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农村改革；农村经济；实事求是；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18-0020-02
引言
我国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及政策研究颇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将我国农村改革历程概括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此外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还有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同时阐述了农民物质利益保障、民主权利维护和生产力解放与发展这三大主线[1]。蔡昉（2008）按照时间序列，运用经济学理论，分篇章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三要素的发展历程展开宏观研究，提出保证改革正确的基本条件有三个：决策者的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改革的渐进性[2]。
一、农村改革与城市改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于1984年开始注重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构建，开始将城市与农村在流通渠道上的疏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在此之前，自1978年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后，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变革农业的生产力体制。主要政策导向体现在：对三级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进行自由和所有权的法律保护；提高农产品、农业机械以及农药化肥的销售价格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弹性选择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不强制不分派，让农业生产责任制能够全面考虑到各个农村社队的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对社队成员，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民的农业技术教育等。
而进入1994年，我国农业发展不再局限于改革開放初期急于求效的阶段，开始将重点放在如何让农村改革和城市改制同时并举，以达到促使我国农民实现在20世纪末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伟大目标。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将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增加农副产品、适销的轻纺产品以及能源原材料，在城市体制迅速改革的同时加快城乡资源的重组和流通，将城市企业改革与乡镇企业各级供销社改革相结合，促使城乡劳动力初步实现双向选择，通过妥善的城乡环境治理挖掘城市发展潜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走商品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二、新农村建设奔小康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跳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固有限制，将注意力放在城乡一体化体制的构建和农民收入增长上，力求改变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机制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特产税的取消打开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新局面，农业生产逐步实现生产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粮食收购市场的放开与专业合作组织的丰富促使国家加大农民的种粮补贴，促使粮食产区农民实现增收，提升农民棉量生产的积极性，解决种粮农民的增收困难，解决贫困农民负担，推动我国农村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
在农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集体奔小康的蓝图下，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创造性地将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医疗保障纳入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章程中来，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纳入到公共财政章程上来，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坚持农业基本地位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政策稳定性和改革灵活性相结合，发展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在跨世纪发展新时期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增产，保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和土地改革政策演进的特点与启示
1.促进农改过程中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村民自治是农村治理和发展过程中耳熟能详的话题，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需要建立起基层政权和村社共同体间的利益关联结构，以改善现有基层政权与村社共同体之间存在结构性利益分离的情况，让国家在村社共同体成员和基层政权之间寻求到平衡的支点，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新型利益共同体。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需限制其对集体财产的专有控制权，同时通过立法来保障村社共同体成员的自主权，扩大村社共同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行使权和管理权，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农村土地物权制度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
2.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双向流动的引导作用。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是新时期我国农村面貌中极为亮丽的风景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所导致的劳动力单向转移让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洪流中，我国必须重新整合劳动力资源，完善务工农民的工商、养老、疾病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资源禀赋优势强化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所用，探索制定有利于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及管理制度，以破解我国农村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的体制性难题。
3.农村制度改革不能固守政府供给的主导模式。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金融制度，其制度变迁和创新坚守着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新农村建设新时期，对于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我们需意识到政府倡导和强制性推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形式，不能过度依赖于政府对制度创新需求预判。农村改革中的制度创新变革势在必行，政府主控型的管理方式需逐渐过渡到诱发型方式，解决农村金融制度的相关利益集团的惰性现象，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相一致。
结语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改革停留在单纯依靠农地生产力的简单释放上，强大内聚力的产生带来我国农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但伴随着三十多年来农村改革的深化，以农业承包地所有权及其流转的问题日益引发学界关注，这也是本文后续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326.
[2] 蔡昉.中国农村改革与变：三十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
关键词：农村改革；农村经济；实事求是；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18-0020-02
引言
我国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及政策研究颇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将我国农村改革历程概括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此外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还有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同时阐述了农民物质利益保障、民主权利维护和生产力解放与发展这三大主线[1]。蔡昉（2008）按照时间序列，运用经济学理论，分篇章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三要素的发展历程展开宏观研究，提出保证改革正确的基本条件有三个：决策者的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改革的渐进性[2]。
一、农村改革与城市改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于1984年开始注重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构建，开始将城市与农村在流通渠道上的疏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在此之前，自1978年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后，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变革农业的生产力体制。主要政策导向体现在：对三级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进行自由和所有权的法律保护；提高农产品、农业机械以及农药化肥的销售价格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弹性选择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不强制不分派，让农业生产责任制能够全面考虑到各个农村社队的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对社队成员，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民的农业技术教育等。
而进入1994年，我国农业发展不再局限于改革開放初期急于求效的阶段，开始将重点放在如何让农村改革和城市改制同时并举，以达到促使我国农民实现在20世纪末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伟大目标。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将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增加农副产品、适销的轻纺产品以及能源原材料，在城市体制迅速改革的同时加快城乡资源的重组和流通，将城市企业改革与乡镇企业各级供销社改革相结合，促使城乡劳动力初步实现双向选择，通过妥善的城乡环境治理挖掘城市发展潜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走商品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二、新农村建设奔小康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跳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固有限制，将注意力放在城乡一体化体制的构建和农民收入增长上，力求改变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机制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特产税的取消打开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新局面，农业生产逐步实现生产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粮食收购市场的放开与专业合作组织的丰富促使国家加大农民的种粮补贴，促使粮食产区农民实现增收，提升农民棉量生产的积极性，解决种粮农民的增收困难，解决贫困农民负担，推动我国农村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
在农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集体奔小康的蓝图下，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创造性地将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医疗保障纳入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章程中来，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纳入到公共财政章程上来，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坚持农业基本地位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政策稳定性和改革灵活性相结合，发展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在跨世纪发展新时期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增产，保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和土地改革政策演进的特点与启示
1.促进农改过程中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村民自治是农村治理和发展过程中耳熟能详的话题，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需要建立起基层政权和村社共同体间的利益关联结构，以改善现有基层政权与村社共同体之间存在结构性利益分离的情况，让国家在村社共同体成员和基层政权之间寻求到平衡的支点，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新型利益共同体。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需限制其对集体财产的专有控制权，同时通过立法来保障村社共同体成员的自主权，扩大村社共同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行使权和管理权，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农村土地物权制度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
2.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双向流动的引导作用。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是新时期我国农村面貌中极为亮丽的风景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所导致的劳动力单向转移让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洪流中，我国必须重新整合劳动力资源，完善务工农民的工商、养老、疾病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资源禀赋优势强化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所用，探索制定有利于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及管理制度，以破解我国农村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的体制性难题。
3.农村制度改革不能固守政府供给的主导模式。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金融制度，其制度变迁和创新坚守着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新农村建设新时期，对于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我们需意识到政府倡导和强制性推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形式，不能过度依赖于政府对制度创新需求预判。农村改革中的制度创新变革势在必行，政府主控型的管理方式需逐渐过渡到诱发型方式，解决农村金融制度的相关利益集团的惰性现象，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相一致。
结语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改革停留在单纯依靠农地生产力的简单释放上，强大内聚力的产生带来我国农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但伴随着三十多年来农村改革的深化，以农业承包地所有权及其流转的问题日益引发学界关注，这也是本文后续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326.
[2] 蔡昉.中国农村改革与变：三十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