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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历史遗留问题
有关这方面内容，《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有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引用其中的几段：
11月13日。东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解决。
同日，中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说：陈云同志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予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的同志发言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几个遗留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北组的同志也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16日，万里在华北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提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11月22日，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与会同志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此外，许多同志还对康生、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上述描写基本符合会上的实际情况。如果再讲详细一点，还可以具体介绍几位同志揭发批判康生、谢富治错误的发言。
胡耀邦同志说：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束，不等于揭批查工作结束。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600多人。“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姚依林同志说：建议中央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天安门事件和康生的错误等问题表态。
赵苍璧同志说：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几个意见。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8个副部长，7个被整，5个进监狱；63个司局长，54个被群众专政，16个被拘捕。
贾庭三同志说：经康生、谢富治批准，1968年将北京市公安局打成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10个局长被定反革命，6个被法办，975个干部被关押，90个死亡。
张鼎丞同志说：谢富治曾说毛主席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讲过砸烂公检法，但毛主席在1968年对我说。砸烂公检法是谢第一次提出来的，可见毛主席没讲过。由于谢的支持，我被监禁，原最高检察院15名司局长以上干部，11名被隔离，30％的干部被抄家审查。1967年开批斗陈毅大会，谢挑动一派反另一派，总理对谢说：“把陈毅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当?”谢不理。总理说：“我把这口气吞下去了。”
金如柏同志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有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搞“抢救运动”，在解放区土改时搞“查三代”，在华北搞“搬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伙同江青整老干部。
马文瑞同志说：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379个人，还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检验标准”。
萧克同志说：1942年，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毛主席让他转告康生，要听从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不要提出一些不科学的名词，如“化形地主”等等。
王首道同志说：建议中央审查康生的历史问题。
吴庆彤同志说：康生的悼词是张春桥、姚文元反复修改的，由两个人负责起草，治丧班子里的其他人都不能接触。
李葆华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对安徽省军区的人说，李大钊也是叛徒。
江一真同志说：建议中央成立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专案组。
方毅同志说：1947年，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搞得很“左”，“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宋任穷同志说：王幼平、袁血卒都是宁都暴动时的地下党员，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袁一到延安，康生就整他，“文化大革命”中又点他的名，查他的历史。
代表们还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不少意见。例如，粟裕同志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上对下，下对上批评，按党的原则在党的会议上也不行，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徐向前同志说：这十几年来，党内万马齐暗。我们要实现的应当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的团结。
张震同志说：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第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第二，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休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第三，政策多变，失信于民。第四，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对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过去都有过结论，为什么后来不算数了?
张爱萍同志说：在悼念总理的事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会上通过?他们是少数，少数应服从多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
2，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会上谈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会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这就变成了现实问题。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发言中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交中组部，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讲历史问题，而是讲现实问题了。
从发言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
早在11月12日，吕正操同志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人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是砍旗。他还说：中央专案组“三办”对一些案件奉命保 密，这是替林彪、“四人帮”保密，建议将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交中组部。
李人林同志说：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毛远新那么个毛孩子为什么成了东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
万里同志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同志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儿。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同志说：纪登奎同志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提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业科学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大学四年没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写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前，他还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同志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风，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纪(悸)”。
纪登奎同志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同志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
邓颖超同志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同志说：检查太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廖承志同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和陈老总的逆流，但却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另外，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了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的不满。
谭震林同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流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搞“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同志说：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的简报组都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3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结束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同志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还有不少代表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分管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陈漫远同志说：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在报上登的典型是黑典型，实际上长期不给干部分配工作。
王必成同志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李强同志说：要人家不要大兴土木，而中央却在那里大兴土木。下面处理，中央不处理行吗?
黄新廷同志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同志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
王平同志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
耿飚同志说：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总要暴露。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铁托常常一个人上街。
张爱萍同志说：中办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内要有批评自我批评。
李人林同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泽东著作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批评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查，有的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后来，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四位政治局委员的辞职请求，决定免除和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在那次全会大会上的发言，专门讲了一大段话。这篇发言已收入他的文选，他说：
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抓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陈云同志这段话讲得很全面、很客观、很公正，是对我们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存在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为我们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
3，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
对这个问题，第一阶段中讲的人不多，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也是和“两个凡是”问题、《红旗》杂志不表态问题联系在一起说的。
例如，当说到“两个凡是”的社论时，耿飚同志插话：我当时是奉命发表，我是反对“两个凡是”的。
后来，耿飚同志在发言中又提到这件事，说：对这篇社论我不负责，我是奉命发表，我看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粉碎。这话反映到中央，说我发了牢骚。我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也不和我商量。这时，金明同志插话：“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耿飚同志接着说：我赞成这话。领袖每天要讲多少话，如果每句都要正确，那就太苛刻了。同时，耿在发言中也表示，有些问题不能打破沙锅 问到底，开车速度太快转弯要翻车。他批评《人民日报》刊登斯大林在庆祝列宁50寿辰会上的发言，说这有诱导作用。现在年轻人和我们这一辈感情不一样，一诱导，可能走向反面。宋承志同志也说：《人民日报》“批邓”时调子越唱越高，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和中央精神一致起来。今天回头看，他们能够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注意另一种倾向，的确是很有水平的。
还有不少同志对《红旗》杂志不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了意见。
杨西光同志说：《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有人指责我们意在砍旗，是怀疑论、不可知论。据说。有人在信访会议上说，现在报纸拿着毛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
邓颖超同志说：《红旗》杂志至今没刊登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群众在王府井已贴了大字报。
宋时轮同志说：《红旗》杂志要旗帜鲜明，有什么意见拿出来嘛!
秦基伟同志说：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就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的前两天，还有一些代表谈到这个问题。
陈鹤桥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杂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陈漫远同志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说：不要有顾虑，希望你讲清楚问题，有人说是砍旗，这是否与“两个凡是”有关，是否想用来打人，掩盖自己的错误?
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是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之后。它几乎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每个组都谈，每个代表都谈，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其中原因，分析起来有两个：一是华国锋同志在这次讲话中仍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前面说了，乔木同志为此还发了个言，提出这个问题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希望华国锋主席最后能讲一下；二是有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发言，不仅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而且指责批评他们的人意在“砍旗”，结果犯了众怒。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现在一些书中已有详细的介绍，我这里只简单讲讲几位同志的发言。
吕正操同志说：我们需要理论家，但需要有实践或尊重实践的理论家，对那些鼓唇摇舌、翻云覆雨的我们不欢迎。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是最好的说明。吕还面对面批评那位负责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办副主任，质问他：你说吴庆彤不实事求是，为什么不在会上讲，却要搞个书面材料经华国锋主席圈阅发下来，这是党内正常生活吗?听说个别人发言还要送审，既然要画圈，算什么畅所欲言?你要实事求是，就应揭发康生。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你肉麻地吹捧康生，抬高自己，无端打击乔木。吕建议把那位中办副主任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印发到会同志，让大家看看他是否真的实事求是。
朱穆之同志说：“两个凡是”的社论没经过宣传口。对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没尽到责任，自己没讨论过，却提出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以致闹得全国上下和国际上议论纷纷。
12月3日那天，中南组的召集人段君毅提出后面的会怎么开的问题，说有的组转入了讨论经济问题，有的组转了又转回来。大家表示，还是先议理论问题。随后，王国权同志说：《红旗》不表态，《中国青年》发下去又收回来，这一连串的事使大家很担心。王还在会上念了一封他写给中央的信，信上说：得知在总理逝世周年时，有人压制宣传规格，责难报刊，这是为什么?联系“两个凡是”出笼，真理标准讨论风波，有人批评《解放军报》关于全军政工会议的报道标题(标题中使用了“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的话一笔者注)，感到这是关系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要求中央解决。有人错了，要公开检讨。读完信后，他说愿者签名，结果那个组有24个人签了名。
同一天，在华东组会上，吕正操同志也发言说：看到别组的简报，感到我们组的议题转早了。然后，他批评了宣传口几位负责同志发言中的错误。其他代表，如张香山、萧望东、江渭清、廖汉生等也纷纷发言，对那几位同志提出批评。李丰平同志还针对宣传口一位同志的发言说：这个发言影射攻击乔木。我认为乔木同志说“真理标准本来是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
由于宣传口一位负责同志说了一句“中央的方针是放”，他所在的西南组的同志便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别人告诉我，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可以开展讨论。胡绩伟同志马上说：乔木同志说可以讨论，你概括为“放”的方针，妄图把责任推给乔木，这是诬陷乔木，简直卑鄙!
在代表们的批评帮助下，到了会议末期，那几位受批评的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都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态度，并程度不同地作出了检讨。
4，关于中央人事安排包括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与前3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是解决前3个问题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结果。因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就包括关于中央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对当时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宣传口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就包括他们在原有岗位上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谁合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上尤其在会议后期，代表们议论得比较多，意见也比较集中，比较一致。从发言上看，大家谈的最多的有这样几条：一是汪东兴同志应当辞去各种兼职，二是陈云同志应当担任中央副主席，三是胡乔木同志应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另外，也有不少人谈到胡耀邦、王震同志应当进政治局。下面把谈到陈云和胡乔木的发言介绍一下。
第一个在小组会上提出陈云同志应担任副主席的是王震。他在11月28日西北组会上提了5条建议，第一条就是陈云担任副主席。他说：陈云过去是我们党的一位副主席，不少人希望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他还说：有些干部力不胜任，应允许提出辞职或免职，自己也应主动辞职。
以后又有许多代表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例如，李强同志在书面发言中建议陈云当副主席。他说：陈云是我党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既有白区工作经验，又有苏区工作经验；既有党的工作经验，又有经济工作经验。陈云同志过去曾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请中央考虑选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
黄新廷同志说：同意陈云当副主席。
柴树藩同志说：过去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公正。
刘震同志说：赞成陈云当副主席。陈云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去年金明要我转一封信给中央，我找过纪登奎，他不管。找到陈云同志，陈云亲切地对我说：不光是金明的问题，“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组部部长，我 在适当时机要向华主席报告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非常负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很难得的。
韩光同志回忆了陈云在莫斯科给他们讲课的情况，还说到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看到科委的一份简报上载有每两大豆所含蛋白质数量和每人每天所需数量的材料，经自己计算，决定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发两斤大豆，保证了这批干部的起码营养。
杜义德同志说：延安时期，王明要求把中央迁到武汉，毛主席不同意，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投了毛主席一票。陈漫远同志也说：延安时期中央开会，与王明路线斗争，陈云同志当时有病，躺在担架上去投了毛主席一票。
对这件事，陈云同志在12月10日发言中特别提了一下，对不准确的地方作了纠正。他说：当时没有用担架抬。那时他曾劝博古，应当让王明回延安，博说王明对于延安发电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不满意，说延安的书记不比国统区的书记多。(长江局委员中同时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笔者注)他把博的话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以后再发电，(落款)就改用毛洛康陈(即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他们是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成员——笔者注)。这件事，陈云同志后来在我担任他秘书期间，对我也说过。他说：毛主席听到王明那个话后，再给武汉发电，抬头仍是陈周博凯(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落款改为毛洛康陈，不再用书记处的名义。延安整风时，博古否认他曾向我讲过这个话。周总理找他谈话，要他说实话，他又承认了。总理说：“那你要向陈云同志道歉。”
关于把陈云补进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事，早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人提出。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同叶剑英同志等在中央会议上也多次提过这件事，都被有人以毛主席说过“陈云一贯右倾”为由挡了回去。到了党的十一大上，许多代表又提出应让陈云、邓大姐、王震进入政治局，还是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代表们在下面提，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上面提，上下夹攻，这才算通过。
20D5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陈云传》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代表要求选陈云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有很详细的介绍。现将我前面没有提到的内容，照录几段如下：
12月3日，韩先楚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民主空气浓，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中央根据大家的意见解决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比十一大，比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大大地进了一步。”对于中央的人事安排，韩先楚说：“小平同志讲的，加可以，不要减，是对的。我赞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一批老同志，这也是大家的要求。在党的十一大会上，我们军队代表团曾经提议陈云、邓大姐、王震等几位同志进政治局，据说其他代表团没有不同意的，但大会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我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选陈云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并建议排在东兴同志前面。陈云同志正派，民主作风、联系群众好，善于思考问题，想得深，看得远，处事稳重，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中央委员里，他是最老的一个。过去是我们党的副主席。他对我们党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在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影响的。对这个问题，群众也有议论，看来是人心所向。”
同一天的西北组会上，姚依林发言说：“邓、李副主席提出要大家酝酿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参加政治局，我完全拥护。还有七位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也完全同意。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能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次会议(应是八届一中全会——引者注)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
姚依林接着说：“我是一九四九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姚依林还说：“我不赞成那种‘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说法。全国解放以来，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任弼时同志逝世后参加书记处，主持财经工作。在全国财经统一、稳定物价、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等方面，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于反冒进问题，陈云同志究竟有多少错误?究竟有没有错误?当时批评他的那些论点，究竟是否站得住脚?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计划中讲的许多问题，还是采用了多年以前陈云同志讲过的观点。例如，陈云同志说过，搞建设要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他曾对我解释这个观点，说明只能提有吃有穿，不能提吃饱穿暖，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吃没穿是搞不了建设的。他还讲过，我们的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不能不平衡。我认为这些道理至今仍然是适用的，现在我们的计划，还是紧张的平衡。我认为，陈云同志当时不同意那种不顾人民生活，只热衷于搞工业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对扭转当时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陈云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言不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12月7日，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的发言中说：“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陈云同志的特点是慎重，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事情都能冷静周密地思考，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工作抓得很细，许多事都是亲自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妥善处理。例如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他亲自找专家调查，每天一个人至少需要多少大卡热量和多少蛋白质，才可以避免浮肿。经过计算，就毅然下决心给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两斤黄豆、一斤糖，还有一些别的措施。这种关心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所谓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让他讲话他没讲，后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一次会上讲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建议采取的措施。这究竟算不算错误?我的看法，那时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太多了，能像他那样讲话的人太少了。把国民经济形势告诉大家，提出解决办法，即使有些情况讲得有些重了，敲敲警钟引起大家注意，有什么不好?这件事不能算个问题，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名誉。”
有关这方面内容，《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有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引用其中的几段：
11月13日。东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解决。
同日，中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说：陈云同志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予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的同志发言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几个遗留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北组的同志也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16日，万里在华北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提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11月22日，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与会同志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此外，许多同志还对康生、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上述描写基本符合会上的实际情况。如果再讲详细一点，还可以具体介绍几位同志揭发批判康生、谢富治错误的发言。
胡耀邦同志说：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束，不等于揭批查工作结束。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600多人。“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姚依林同志说：建议中央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天安门事件和康生的错误等问题表态。
赵苍璧同志说：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几个意见。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8个副部长，7个被整，5个进监狱；63个司局长，54个被群众专政，16个被拘捕。
贾庭三同志说：经康生、谢富治批准，1968年将北京市公安局打成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10个局长被定反革命，6个被法办，975个干部被关押，90个死亡。
张鼎丞同志说：谢富治曾说毛主席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讲过砸烂公检法，但毛主席在1968年对我说。砸烂公检法是谢第一次提出来的，可见毛主席没讲过。由于谢的支持，我被监禁，原最高检察院15名司局长以上干部，11名被隔离，30％的干部被抄家审查。1967年开批斗陈毅大会，谢挑动一派反另一派，总理对谢说：“把陈毅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当?”谢不理。总理说：“我把这口气吞下去了。”
金如柏同志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有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搞“抢救运动”，在解放区土改时搞“查三代”，在华北搞“搬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伙同江青整老干部。
马文瑞同志说：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379个人，还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检验标准”。
萧克同志说：1942年，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毛主席让他转告康生，要听从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不要提出一些不科学的名词，如“化形地主”等等。
王首道同志说：建议中央审查康生的历史问题。
吴庆彤同志说：康生的悼词是张春桥、姚文元反复修改的，由两个人负责起草，治丧班子里的其他人都不能接触。
李葆华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对安徽省军区的人说，李大钊也是叛徒。
江一真同志说：建议中央成立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专案组。
方毅同志说：1947年，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搞得很“左”，“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宋任穷同志说：王幼平、袁血卒都是宁都暴动时的地下党员，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袁一到延安，康生就整他，“文化大革命”中又点他的名，查他的历史。
代表们还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不少意见。例如，粟裕同志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上对下，下对上批评，按党的原则在党的会议上也不行，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徐向前同志说：这十几年来，党内万马齐暗。我们要实现的应当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的团结。
张震同志说：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第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第二，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休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第三，政策多变，失信于民。第四，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对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过去都有过结论，为什么后来不算数了?
张爱萍同志说：在悼念总理的事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会上通过?他们是少数，少数应服从多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
2，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会上谈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会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这就变成了现实问题。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发言中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交中组部，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讲历史问题，而是讲现实问题了。
从发言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
早在11月12日，吕正操同志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人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是砍旗。他还说：中央专案组“三办”对一些案件奉命保 密，这是替林彪、“四人帮”保密，建议将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交中组部。
李人林同志说：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毛远新那么个毛孩子为什么成了东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
万里同志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同志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儿。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同志说：纪登奎同志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提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业科学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大学四年没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写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前，他还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同志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风，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纪(悸)”。
纪登奎同志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同志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
邓颖超同志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同志说：检查太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廖承志同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和陈老总的逆流，但却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另外，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了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的不满。
谭震林同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流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搞“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同志说：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的简报组都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3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结束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同志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还有不少代表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分管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陈漫远同志说：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在报上登的典型是黑典型，实际上长期不给干部分配工作。
王必成同志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李强同志说：要人家不要大兴土木，而中央却在那里大兴土木。下面处理，中央不处理行吗?
黄新廷同志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同志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
王平同志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
耿飚同志说：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总要暴露。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铁托常常一个人上街。
张爱萍同志说：中办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内要有批评自我批评。
李人林同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泽东著作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批评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查，有的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后来，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四位政治局委员的辞职请求，决定免除和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在那次全会大会上的发言，专门讲了一大段话。这篇发言已收入他的文选，他说：
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抓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陈云同志这段话讲得很全面、很客观、很公正，是对我们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存在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为我们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
3，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
对这个问题，第一阶段中讲的人不多，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也是和“两个凡是”问题、《红旗》杂志不表态问题联系在一起说的。
例如，当说到“两个凡是”的社论时，耿飚同志插话：我当时是奉命发表，我是反对“两个凡是”的。
后来，耿飚同志在发言中又提到这件事，说：对这篇社论我不负责，我是奉命发表，我看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粉碎。这话反映到中央，说我发了牢骚。我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也不和我商量。这时，金明同志插话：“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耿飚同志接着说：我赞成这话。领袖每天要讲多少话，如果每句都要正确，那就太苛刻了。同时，耿在发言中也表示，有些问题不能打破沙锅 问到底，开车速度太快转弯要翻车。他批评《人民日报》刊登斯大林在庆祝列宁50寿辰会上的发言，说这有诱导作用。现在年轻人和我们这一辈感情不一样，一诱导，可能走向反面。宋承志同志也说：《人民日报》“批邓”时调子越唱越高，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和中央精神一致起来。今天回头看，他们能够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注意另一种倾向，的确是很有水平的。
还有不少同志对《红旗》杂志不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了意见。
杨西光同志说：《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有人指责我们意在砍旗，是怀疑论、不可知论。据说。有人在信访会议上说，现在报纸拿着毛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
邓颖超同志说：《红旗》杂志至今没刊登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群众在王府井已贴了大字报。
宋时轮同志说：《红旗》杂志要旗帜鲜明，有什么意见拿出来嘛!
秦基伟同志说：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就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的前两天，还有一些代表谈到这个问题。
陈鹤桥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杂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陈漫远同志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说：不要有顾虑，希望你讲清楚问题，有人说是砍旗，这是否与“两个凡是”有关，是否想用来打人，掩盖自己的错误?
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是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之后。它几乎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每个组都谈，每个代表都谈，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其中原因，分析起来有两个：一是华国锋同志在这次讲话中仍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前面说了，乔木同志为此还发了个言，提出这个问题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希望华国锋主席最后能讲一下；二是有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发言，不仅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而且指责批评他们的人意在“砍旗”，结果犯了众怒。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现在一些书中已有详细的介绍，我这里只简单讲讲几位同志的发言。
吕正操同志说：我们需要理论家，但需要有实践或尊重实践的理论家，对那些鼓唇摇舌、翻云覆雨的我们不欢迎。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是最好的说明。吕还面对面批评那位负责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办副主任，质问他：你说吴庆彤不实事求是，为什么不在会上讲，却要搞个书面材料经华国锋主席圈阅发下来，这是党内正常生活吗?听说个别人发言还要送审，既然要画圈，算什么畅所欲言?你要实事求是，就应揭发康生。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你肉麻地吹捧康生，抬高自己，无端打击乔木。吕建议把那位中办副主任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印发到会同志，让大家看看他是否真的实事求是。
朱穆之同志说：“两个凡是”的社论没经过宣传口。对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没尽到责任，自己没讨论过，却提出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以致闹得全国上下和国际上议论纷纷。
12月3日那天，中南组的召集人段君毅提出后面的会怎么开的问题，说有的组转入了讨论经济问题，有的组转了又转回来。大家表示，还是先议理论问题。随后，王国权同志说：《红旗》不表态，《中国青年》发下去又收回来，这一连串的事使大家很担心。王还在会上念了一封他写给中央的信，信上说：得知在总理逝世周年时，有人压制宣传规格，责难报刊，这是为什么?联系“两个凡是”出笼，真理标准讨论风波，有人批评《解放军报》关于全军政工会议的报道标题(标题中使用了“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的话一笔者注)，感到这是关系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要求中央解决。有人错了，要公开检讨。读完信后，他说愿者签名，结果那个组有24个人签了名。
同一天，在华东组会上，吕正操同志也发言说：看到别组的简报，感到我们组的议题转早了。然后，他批评了宣传口几位负责同志发言中的错误。其他代表，如张香山、萧望东、江渭清、廖汉生等也纷纷发言，对那几位同志提出批评。李丰平同志还针对宣传口一位同志的发言说：这个发言影射攻击乔木。我认为乔木同志说“真理标准本来是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
由于宣传口一位负责同志说了一句“中央的方针是放”，他所在的西南组的同志便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别人告诉我，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可以开展讨论。胡绩伟同志马上说：乔木同志说可以讨论，你概括为“放”的方针，妄图把责任推给乔木，这是诬陷乔木，简直卑鄙!
在代表们的批评帮助下，到了会议末期，那几位受批评的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都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态度，并程度不同地作出了检讨。
4，关于中央人事安排包括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与前3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是解决前3个问题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结果。因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就包括关于中央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对当时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宣传口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就包括他们在原有岗位上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谁合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上尤其在会议后期，代表们议论得比较多，意见也比较集中，比较一致。从发言上看，大家谈的最多的有这样几条：一是汪东兴同志应当辞去各种兼职，二是陈云同志应当担任中央副主席，三是胡乔木同志应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另外，也有不少人谈到胡耀邦、王震同志应当进政治局。下面把谈到陈云和胡乔木的发言介绍一下。
第一个在小组会上提出陈云同志应担任副主席的是王震。他在11月28日西北组会上提了5条建议，第一条就是陈云担任副主席。他说：陈云过去是我们党的一位副主席，不少人希望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他还说：有些干部力不胜任，应允许提出辞职或免职，自己也应主动辞职。
以后又有许多代表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例如，李强同志在书面发言中建议陈云当副主席。他说：陈云是我党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既有白区工作经验，又有苏区工作经验；既有党的工作经验，又有经济工作经验。陈云同志过去曾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请中央考虑选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
黄新廷同志说：同意陈云当副主席。
柴树藩同志说：过去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公正。
刘震同志说：赞成陈云当副主席。陈云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去年金明要我转一封信给中央，我找过纪登奎，他不管。找到陈云同志，陈云亲切地对我说：不光是金明的问题，“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组部部长，我 在适当时机要向华主席报告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非常负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很难得的。
韩光同志回忆了陈云在莫斯科给他们讲课的情况，还说到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看到科委的一份简报上载有每两大豆所含蛋白质数量和每人每天所需数量的材料，经自己计算，决定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发两斤大豆，保证了这批干部的起码营养。
杜义德同志说：延安时期，王明要求把中央迁到武汉，毛主席不同意，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投了毛主席一票。陈漫远同志也说：延安时期中央开会，与王明路线斗争，陈云同志当时有病，躺在担架上去投了毛主席一票。
对这件事，陈云同志在12月10日发言中特别提了一下，对不准确的地方作了纠正。他说：当时没有用担架抬。那时他曾劝博古，应当让王明回延安，博说王明对于延安发电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不满意，说延安的书记不比国统区的书记多。(长江局委员中同时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笔者注)他把博的话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以后再发电，(落款)就改用毛洛康陈(即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他们是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成员——笔者注)。这件事，陈云同志后来在我担任他秘书期间，对我也说过。他说：毛主席听到王明那个话后，再给武汉发电，抬头仍是陈周博凯(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落款改为毛洛康陈，不再用书记处的名义。延安整风时，博古否认他曾向我讲过这个话。周总理找他谈话，要他说实话，他又承认了。总理说：“那你要向陈云同志道歉。”
关于把陈云补进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事，早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人提出。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同叶剑英同志等在中央会议上也多次提过这件事，都被有人以毛主席说过“陈云一贯右倾”为由挡了回去。到了党的十一大上，许多代表又提出应让陈云、邓大姐、王震进入政治局，还是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代表们在下面提，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上面提，上下夹攻，这才算通过。
20D5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陈云传》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代表要求选陈云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有很详细的介绍。现将我前面没有提到的内容，照录几段如下：
12月3日，韩先楚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民主空气浓，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中央根据大家的意见解决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比十一大，比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大大地进了一步。”对于中央的人事安排，韩先楚说：“小平同志讲的，加可以，不要减，是对的。我赞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一批老同志，这也是大家的要求。在党的十一大会上，我们军队代表团曾经提议陈云、邓大姐、王震等几位同志进政治局，据说其他代表团没有不同意的，但大会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我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选陈云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并建议排在东兴同志前面。陈云同志正派，民主作风、联系群众好，善于思考问题，想得深，看得远，处事稳重，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中央委员里，他是最老的一个。过去是我们党的副主席。他对我们党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在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影响的。对这个问题，群众也有议论，看来是人心所向。”
同一天的西北组会上，姚依林发言说：“邓、李副主席提出要大家酝酿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参加政治局，我完全拥护。还有七位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也完全同意。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能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次会议(应是八届一中全会——引者注)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
姚依林接着说：“我是一九四九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姚依林还说：“我不赞成那种‘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说法。全国解放以来，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任弼时同志逝世后参加书记处，主持财经工作。在全国财经统一、稳定物价、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等方面，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于反冒进问题，陈云同志究竟有多少错误?究竟有没有错误?当时批评他的那些论点，究竟是否站得住脚?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计划中讲的许多问题，还是采用了多年以前陈云同志讲过的观点。例如，陈云同志说过，搞建设要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他曾对我解释这个观点，说明只能提有吃有穿，不能提吃饱穿暖，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吃没穿是搞不了建设的。他还讲过，我们的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不能不平衡。我认为这些道理至今仍然是适用的，现在我们的计划，还是紧张的平衡。我认为，陈云同志当时不同意那种不顾人民生活，只热衷于搞工业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对扭转当时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陈云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言不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12月7日，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的发言中说：“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陈云同志的特点是慎重，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事情都能冷静周密地思考，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工作抓得很细，许多事都是亲自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妥善处理。例如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他亲自找专家调查，每天一个人至少需要多少大卡热量和多少蛋白质，才可以避免浮肿。经过计算，就毅然下决心给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两斤黄豆、一斤糖，还有一些别的措施。这种关心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所谓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让他讲话他没讲，后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一次会上讲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建议采取的措施。这究竟算不算错误?我的看法，那时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太多了，能像他那样讲话的人太少了。把国民经济形势告诉大家，提出解决办法，即使有些情况讲得有些重了，敲敲警钟引起大家注意，有什么不好?这件事不能算个问题，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