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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战略已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研究班超在经略西域时在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中所取得的成就，对搞好当今民族关系、应对少数民族问题、制定更加合理的民族政策均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以班超经略西域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为出发点，系统梳理了东汉时期中央对于西域地区的民族政策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当前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关键词】班超；西域；民族政策；“一带一路”战略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新疆古称西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西亚的波斯文明以及东亚的中华文明等几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中转站。自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队开通西域开始，历代中原王朝只要自己的能力所及无不大力经营西域。尤其是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便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然而真正使中原王朝的影响广博西域地区却是与东汉时期班超有效执行东汉王朝的民族政策，同时发挥个人才能大力经营西域分不开的。在“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研究古人在经略西域时在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中的得失成败，对当今搞好民族关系、应对少数民族问題、制定更加合理的民族政策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同时，对加强我国“多元一体”民族理论和我国的打造“一带一路”经济带战略也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一、东汉初年的民族政策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自立新朝，由于政局不稳加之王莽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贬易侯王”，激化了民族矛盾。失败的民族政策导致了“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 [1]的不利局面，造成了此后39年间西域完全受制于匈奴的严重后果。
（一）东汉初年对西域所采取的民族政策
东汉初建，国势衰微无暇他顾，只能对匈奴控制西域的局面采取妥协退让的放任的民族政策。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在西域鄯善、车师等十八国纷纷朝贡并“遣子入侍”，希望东汉王朝重启西域都护的情况下，光武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为由拒之。次年，当西域诸国再次上书请求时，更是明确回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们“愿请都护”[1]的请求。这充分说明，东汉初年由于天下初定，此时国力尚不足以与匈奴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只能无奈地对当时匈奴控制西域的局面采取妥协退让的放任的民族政策。
（二）东汉初年对南北匈奴所采取的不同民族政策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出现了分裂。时任匈奴右薁鞬日逐王的比率南八部自立，并袭用其祖父稽侯珊（曾迎娶王昭君）的呼韩邪单于的称号，并遣使要求“内附”表示“愿扞御北虏”[3]替东汉王朝抵御北匈奴。光武帝采纳了耿国的建议，封比为南单于允许南匈奴“内附”中原，达到彻底使匈奴南北分裂削弱其实力的目的，同时对南匈奴采取“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3]的扶植政策，以对抗北匈奴。而对北匈奴则是从扶植南匈奴的民族政策出发驳回了其遣使和亲的要求，史书记载：“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4]东汉对待南北匈奴的不同民族政策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匈奴的实力，为以后重新开通西域奠定了基础。
二、东汉后光武帝时代的民族政策以及班超经略西域
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东汉王朝国力日盛，为了增加对外交流，同时又可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从而解决匈奴犯边的窘境，东汉王朝遂改变了前期的民族政策。在东汉重启经略西域的过程中，班超出色地执行了中央对西域的民族政策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结合实际情况对中央的民族政策实施了修正，对东汉王朝的民族政策的调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东汉休养生息后重新经略西域
汉明帝先后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派窦固、耿秉对控制西域地区的匈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匈奴势力退出了天山东麓，使“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1]的局面被打破，东汉王朝“遂通西域”，重新控制西域地区。
在“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1]的大好局面初成后，如何使西域人心归附成了摆在东汉王朝面前的又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了屯田西域、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有效措施外，班超对西域实行恩威并举的措施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班超“一通”西域恩威并举
首先，班超 以“威”使鄯善归附。永平十六年（73年），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果敢，出其不意袭杀北匈奴派往鄯善国之来使，将来使首级掷于鄯善王广阙下，使鄯善举国为之震惊。在鄯善王俯首后又以威德相抚之，告知鄯善君臣“自今以后，勿复与北虏通。”[5]恩威并举的措施对鄯善国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迫使鄯善王广叩首并发誓“愿属汉，无二心。”[6]同时遣“质子入朝”，以示其归附东汉王朝之诚意。鄯善遂背匈附汉。
其次，挟附鄯善之威名，使于阗等大多数西域政权归附。当时西域东部与玉门关、阳关相联通的道路分为南、北两道，于阗王广德仰仗匈奴使者监护其国的优势，称雄于南道。班超刚至于阗，于阗王广德甚不恭敬。同时由于于阗人大都信巫，巫师阻止于阗臣服于东汉，班超果断地杀其巫师，鞭笞其国相私来比等一系列敲山震虎的铁腕措施，迫使于阗王广德“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5]以威示之后班超又重赏于阗各级官吏，恩威并施，为镇抚于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遂再现了自汉武以来西域地区“诸国皆遣子入侍”的盛况，使东汉重新经略西域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再次，以班超以“威”控制疏勒，并使龟兹“知汉威德”。当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占据了玉门关、阳关与西域东部相联通的北道沿线，其依仗匈奴之势力，破疏勒杀其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之主。鉴于以上情况，班超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出使疏勒，并派遣部下田虑去招降兜题，临行之时嘱咐田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5]田虑依命而行，在见到兜题根本无归降之意后“遂执之”即绑架了兜题。班超闻讯即刻赶往疏勒驰援田虑，在第一时间召集疏勒文武百官，例数龟兹在疏勒的罪行，与此同时，将疏勒故王的侄子忠立为疏勒王，疏勒 “国人大悦”。当班超问及如何处置兜题时，忠及其部下均欲杀之而后快，而班超则力排众议下令释放兜题，并对疏勒众人晓以大义：“杀之无益于事，当令龟兹知汉威德。” [7]班超恩威并举，对龟兹“欲示以威信”的措施为以后彻底解决龟兹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班超通过恩威并举的策略使西域诸国心悦诚服，不仅达到了使与汉隔绝65年的西域诸国重归大汉的目的，同时也有效打击了匈奴在西域诸国中的势力与影响力。
三、东汉对西域“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形成
正当班超重新使西域归附的事业顺风顺水之际，匈奴势力趁明帝驾崩，章帝继位不久之时大举反扑。东汉王朝被迫采取战略收缩，想再次放弃西域。在此情况下班超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方針，挽回了东汉在西域战略收缩的颓势，改变了中央对西域的民族政策，促成了东汉“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
（一）东汉在西域的战略收缩
在东汉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后，匈奴不甘心失败，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派军队反攻，与此同时，车师国见匈奴势大又感觉“中国有大丧， 救兵不至”[8]，于是联合匈奴军队一起围攻戊校尉于金满城，己校尉于柳中城；匈奴还勾结焉耆、龟兹趁东汉明帝驾崩之际袭杀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当时汉章帝初登大宝，主少国疑，加之灾荒连年，无暇顾及西域。遂决定罢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于建元元年（公元76年）下令放弃西域令班超回朝，次年，又撤回伊吾卢的屯田吏卒。东汉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略态势中处于收缩状态。这项措施一旦实施将使东汉王朝再次与西域的关系断绝，大力开发西域的战略也就无法实现了。
（二）班超“以夷制夷”的方针改变了东汉的民族政策
在此危难之际，班超凭借对西域情况的了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东汉此时的民族政策，扭转了战略收缩的颓势。
班超在奉旨由疏勒回朝途中，由于于阗人民极力挽留，加之“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9]，班超已对“胡夷情数”了如指掌。于是班超果断重返疏勒，迅速稳定了疏勒的局势。这使班超更加明确了经略西域的总方针。首先班超认为，自汉明帝重新开通并经略西域后，“北击匈奴，西使外国， 鄯善、于阗即时向化”，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10]如能控制住亲匈奴的龟兹，西域未服者就微乎其微了。因此，此时已具备了“以夷狄攻夷狄”的条件；其次，班超认为，重新经略西域其目的就是断匈奴之右臂，现今西域诸国，“莫不向化， 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尚未宾服，其余诸国均表示“倚汉与依天等”，只要善加利用便可达到“则葱领可通， 葱领通则龟兹可伐”[9]的目的，进而断匈奴右臂。同时也可加强西域诸多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其愿意受命于东汉政权；再次，班超对经略西域所要进行的必要战争做了充分考虑和深入的分析，认为“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9]。战时可借用莎车、疏勒之粮，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最后，班超认识到，要想攻打龟兹， 就必须借助有控弦之士十万的西域大国——乌孙强大的兵力，因此需派遣使者招慰乌孙，“与共合力”，消灭龟兹。在充分认识了西域诸国力量的前提下，班超对自己的行动方案充满信心，正式向章帝提出“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9]的战略方针，并向汉章帝表示， 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行动，便可实现重新经略西域的目的，巩固东汉王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继而汉章帝就可将此特大喜讯昭告天下。班超这种以夷狄攻夷狄的战略与其行动方案得到了汉章帝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派出部队对班超进行增援。
班超在“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的战略方针得到皇帝同意后，于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率疏勒、康居、于阗及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斩首七百级，肃清了从西域东至玉门、阳关沿线的南道。后又于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征于阗国等诸国二万五千名兵马出击莎车采取拂晓突袭的方法大破莎车，斩首五千余级，迫使莎车投降的同时也打退了前来支援莎车的龟兹联军。这一战役使班超威震西域 [11]，也是西域摆脱匈奴统治的关键一战。至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温宿、姑墨等国均降服东汉，只有焉耆、危须、尉犁尚有异心，班超为使西域悉数归汉，实现“自日之所入， 莫不向化”[12]的人生理想追求，已升任西域都护的班超于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再次联合龟兹、鄯善等八国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联军，共同征讨焉耆并大破之，立亲汉的焉耆左侯元孟为新的焉耆王，同时班超本人为抚慰焉耆臣民也留在焉耆国半年之久。此次军事行动，使西域五十余国“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13]至此，西域悉数归附东汉王朝。班超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完成了东汉重新经略西域的目的，恢复了西域都护制，重新于车师之高昌壁设立了戊己校尉等。这些措施完全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辖，班超经营西域31年，较好地运用了“以夷制夷”之策。通过政治、军事并用，安抚与处罚并举的民族政策，合小以攻大，宽于附汉者，严于反复者，从而实现了“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14]的局面。固然有如司马光所说 “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13]的匈奴已经衰弱，无力控制西域有关，但也与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军事谋略以及他的果敢作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班超这种正确的民族关系思想与远见卓识，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东汉的民族政策，使东汉可以更好地经略西域，在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同时，也使新疆地区更加稳固地归入了中华版图。 （三）班超能正确把握西域民族政策的原因
东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对西域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稳定了西域局势、发展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民族关系，首先得益于班超本人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精准到位的把握，并能把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其“以夷狄攻夷狄”战略就是充分考虑了西域地区当时复杂的情势等诸多因素后制定出来的。当然，在阐述其民族政策观点时也能较好地运用传统理论观点。在制定民族政策时虽多来源于对现实情况的考量，但大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其次，班超能制定出正确的民族政策，并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还得益于班超对西域的情况十分熟悉，从其地理风貌、民俗风情到匈奴对该地区的影响以及西域诸国对中原东汉王朝的态度等诸多方面都了然于胸，正如他自己所言：“胡夷情数，臣颇识之”[9]。在他卸任之时还对其继任者任尚交代：西域的风土人情“蛮夷怀鸟兽之心， 难养易败”[15]，同时，班超对戍边的官兵的人员构成以及他们的习性也了如指掌，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15]，对他们应采取“宽小过，总大纲”[15]的原则。这都充分说明班超在制定民族政策总能做到知己知彼，因此其制定的民族政策也就不会与现实脱节，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班超经略西域三十多年，任西域都护十余年，实现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其正确的民族政策及果敢刚毅也得到了东汉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汉和帝曾这样评价班超：“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 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土，得远夷之和，同夷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雠”[14]。班超本人也因其功绩受封定远侯。范晔对其的评价：“班超、梁慬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16]当属实至名归。
四、后班超时代东汉民族政策所出现的问题
班超久居西域，思乡心切。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上书和帝请求乞骸骨归故里，言辞十分恳切：“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息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17]。最后在其妹班昭的帮助下才感动了汉和帝，遂批准班超回到洛阳。
然而，其继任者任尚并未听从班超卸任时对其的告诫：“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 [15]，对他们应采取“宽小过，总大纲”[15]的原则。任尚行事峻刻，放弃了班超所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引起了西域各国的怨恨，于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向驻守疏勒的任尚发起了进攻，东汉朝廷无奈，只得把任尚调回，任命段禧为西域都护，同时任命梁慬为西域副校尉。在梁慬的努力下，虽然叛乱被平息下来，但西域的局势已极不稳定，于是次年朝廷又派王弘率河西羌族骑兵增援西域。然而，由于将吏的残暴又引起了羌族大规模的起义，致使“断陇道”[18]，陇道的断绝，使东汉被迫下令撤回西域都护“遂弃西域”[19]，西域地区又被北匈奴重新控制达十余年之久。这次西域的反叛，责任不在西域诸国，而在于班超的继任者们没有延续班超所执行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在问题出现后又决策失误，处理不当所致，正如班勇所言：“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20]。直到安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21]重新经略西域，班勇自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始至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基本上又实现了对西域的有效控制。
五、结语
东汉时期中央对西域实行的民族政策，既有班超时代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亦有后班超时代错误的，但不论正确与否都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更应以史为鉴，借鉴以班超为代表的正确民族政策中的经验同时，也要吸取班超继任者错误民族政策的教训，搞好新时代的民族关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中国梦”而努力。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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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宋]范晔编撰.《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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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宋]范晔编撰.《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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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南宋]范晔编撰.《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87.
[21][南宋]范晔编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12.
作者简介：张永辉（1979-），男，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民族史。
【关键词】班超；西域；民族政策；“一带一路”战略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新疆古称西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西亚的波斯文明以及东亚的中华文明等几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中转站。自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队开通西域开始，历代中原王朝只要自己的能力所及无不大力经营西域。尤其是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便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然而真正使中原王朝的影响广博西域地区却是与东汉时期班超有效执行东汉王朝的民族政策，同时发挥个人才能大力经营西域分不开的。在“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研究古人在经略西域时在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中的得失成败，对当今搞好民族关系、应对少数民族问題、制定更加合理的民族政策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同时，对加强我国“多元一体”民族理论和我国的打造“一带一路”经济带战略也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一、东汉初年的民族政策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自立新朝，由于政局不稳加之王莽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贬易侯王”，激化了民族矛盾。失败的民族政策导致了“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 [1]的不利局面，造成了此后39年间西域完全受制于匈奴的严重后果。
（一）东汉初年对西域所采取的民族政策
东汉初建，国势衰微无暇他顾，只能对匈奴控制西域的局面采取妥协退让的放任的民族政策。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在西域鄯善、车师等十八国纷纷朝贡并“遣子入侍”，希望东汉王朝重启西域都护的情况下，光武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为由拒之。次年，当西域诸国再次上书请求时，更是明确回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们“愿请都护”[1]的请求。这充分说明，东汉初年由于天下初定，此时国力尚不足以与匈奴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只能无奈地对当时匈奴控制西域的局面采取妥协退让的放任的民族政策。
（二）东汉初年对南北匈奴所采取的不同民族政策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出现了分裂。时任匈奴右薁鞬日逐王的比率南八部自立，并袭用其祖父稽侯珊（曾迎娶王昭君）的呼韩邪单于的称号，并遣使要求“内附”表示“愿扞御北虏”[3]替东汉王朝抵御北匈奴。光武帝采纳了耿国的建议，封比为南单于允许南匈奴“内附”中原，达到彻底使匈奴南北分裂削弱其实力的目的，同时对南匈奴采取“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3]的扶植政策，以对抗北匈奴。而对北匈奴则是从扶植南匈奴的民族政策出发驳回了其遣使和亲的要求，史书记载：“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4]东汉对待南北匈奴的不同民族政策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匈奴的实力，为以后重新开通西域奠定了基础。
二、东汉后光武帝时代的民族政策以及班超经略西域
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东汉王朝国力日盛，为了增加对外交流，同时又可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从而解决匈奴犯边的窘境，东汉王朝遂改变了前期的民族政策。在东汉重启经略西域的过程中，班超出色地执行了中央对西域的民族政策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结合实际情况对中央的民族政策实施了修正，对东汉王朝的民族政策的调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东汉休养生息后重新经略西域
汉明帝先后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派窦固、耿秉对控制西域地区的匈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匈奴势力退出了天山东麓，使“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1]的局面被打破，东汉王朝“遂通西域”，重新控制西域地区。
在“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1]的大好局面初成后，如何使西域人心归附成了摆在东汉王朝面前的又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了屯田西域、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有效措施外，班超对西域实行恩威并举的措施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班超“一通”西域恩威并举
首先，班超 以“威”使鄯善归附。永平十六年（73年），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果敢，出其不意袭杀北匈奴派往鄯善国之来使，将来使首级掷于鄯善王广阙下，使鄯善举国为之震惊。在鄯善王俯首后又以威德相抚之，告知鄯善君臣“自今以后，勿复与北虏通。”[5]恩威并举的措施对鄯善国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迫使鄯善王广叩首并发誓“愿属汉，无二心。”[6]同时遣“质子入朝”，以示其归附东汉王朝之诚意。鄯善遂背匈附汉。
其次，挟附鄯善之威名，使于阗等大多数西域政权归附。当时西域东部与玉门关、阳关相联通的道路分为南、北两道，于阗王广德仰仗匈奴使者监护其国的优势，称雄于南道。班超刚至于阗，于阗王广德甚不恭敬。同时由于于阗人大都信巫，巫师阻止于阗臣服于东汉，班超果断地杀其巫师，鞭笞其国相私来比等一系列敲山震虎的铁腕措施，迫使于阗王广德“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5]以威示之后班超又重赏于阗各级官吏，恩威并施，为镇抚于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遂再现了自汉武以来西域地区“诸国皆遣子入侍”的盛况，使东汉重新经略西域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再次，以班超以“威”控制疏勒，并使龟兹“知汉威德”。当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占据了玉门关、阳关与西域东部相联通的北道沿线，其依仗匈奴之势力，破疏勒杀其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之主。鉴于以上情况，班超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出使疏勒，并派遣部下田虑去招降兜题，临行之时嘱咐田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5]田虑依命而行，在见到兜题根本无归降之意后“遂执之”即绑架了兜题。班超闻讯即刻赶往疏勒驰援田虑，在第一时间召集疏勒文武百官，例数龟兹在疏勒的罪行，与此同时，将疏勒故王的侄子忠立为疏勒王，疏勒 “国人大悦”。当班超问及如何处置兜题时，忠及其部下均欲杀之而后快，而班超则力排众议下令释放兜题，并对疏勒众人晓以大义：“杀之无益于事，当令龟兹知汉威德。” [7]班超恩威并举，对龟兹“欲示以威信”的措施为以后彻底解决龟兹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班超通过恩威并举的策略使西域诸国心悦诚服，不仅达到了使与汉隔绝65年的西域诸国重归大汉的目的，同时也有效打击了匈奴在西域诸国中的势力与影响力。
三、东汉对西域“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形成
正当班超重新使西域归附的事业顺风顺水之际，匈奴势力趁明帝驾崩，章帝继位不久之时大举反扑。东汉王朝被迫采取战略收缩，想再次放弃西域。在此情况下班超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方針，挽回了东汉在西域战略收缩的颓势，改变了中央对西域的民族政策，促成了东汉“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
（一）东汉在西域的战略收缩
在东汉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后，匈奴不甘心失败，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派军队反攻，与此同时，车师国见匈奴势大又感觉“中国有大丧， 救兵不至”[8]，于是联合匈奴军队一起围攻戊校尉于金满城，己校尉于柳中城；匈奴还勾结焉耆、龟兹趁东汉明帝驾崩之际袭杀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当时汉章帝初登大宝，主少国疑，加之灾荒连年，无暇顾及西域。遂决定罢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于建元元年（公元76年）下令放弃西域令班超回朝，次年，又撤回伊吾卢的屯田吏卒。东汉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略态势中处于收缩状态。这项措施一旦实施将使东汉王朝再次与西域的关系断绝，大力开发西域的战略也就无法实现了。
（二）班超“以夷制夷”的方针改变了东汉的民族政策
在此危难之际，班超凭借对西域情况的了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东汉此时的民族政策，扭转了战略收缩的颓势。
班超在奉旨由疏勒回朝途中，由于于阗人民极力挽留，加之“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9]，班超已对“胡夷情数”了如指掌。于是班超果断重返疏勒，迅速稳定了疏勒的局势。这使班超更加明确了经略西域的总方针。首先班超认为，自汉明帝重新开通并经略西域后，“北击匈奴，西使外国， 鄯善、于阗即时向化”，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10]如能控制住亲匈奴的龟兹，西域未服者就微乎其微了。因此，此时已具备了“以夷狄攻夷狄”的条件；其次，班超认为，重新经略西域其目的就是断匈奴之右臂，现今西域诸国，“莫不向化， 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尚未宾服，其余诸国均表示“倚汉与依天等”，只要善加利用便可达到“则葱领可通， 葱领通则龟兹可伐”[9]的目的，进而断匈奴右臂。同时也可加强西域诸多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其愿意受命于东汉政权；再次，班超对经略西域所要进行的必要战争做了充分考虑和深入的分析，认为“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9]。战时可借用莎车、疏勒之粮，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最后，班超认识到，要想攻打龟兹， 就必须借助有控弦之士十万的西域大国——乌孙强大的兵力，因此需派遣使者招慰乌孙，“与共合力”，消灭龟兹。在充分认识了西域诸国力量的前提下，班超对自己的行动方案充满信心，正式向章帝提出“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9]的战略方针，并向汉章帝表示， 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行动，便可实现重新经略西域的目的，巩固东汉王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继而汉章帝就可将此特大喜讯昭告天下。班超这种以夷狄攻夷狄的战略与其行动方案得到了汉章帝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派出部队对班超进行增援。
班超在“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的战略方针得到皇帝同意后，于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率疏勒、康居、于阗及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斩首七百级，肃清了从西域东至玉门、阳关沿线的南道。后又于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征于阗国等诸国二万五千名兵马出击莎车采取拂晓突袭的方法大破莎车，斩首五千余级，迫使莎车投降的同时也打退了前来支援莎车的龟兹联军。这一战役使班超威震西域 [11]，也是西域摆脱匈奴统治的关键一战。至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温宿、姑墨等国均降服东汉，只有焉耆、危须、尉犁尚有异心，班超为使西域悉数归汉，实现“自日之所入， 莫不向化”[12]的人生理想追求，已升任西域都护的班超于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再次联合龟兹、鄯善等八国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联军，共同征讨焉耆并大破之，立亲汉的焉耆左侯元孟为新的焉耆王，同时班超本人为抚慰焉耆臣民也留在焉耆国半年之久。此次军事行动，使西域五十余国“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13]至此，西域悉数归附东汉王朝。班超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完成了东汉重新经略西域的目的，恢复了西域都护制，重新于车师之高昌壁设立了戊己校尉等。这些措施完全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辖，班超经营西域31年，较好地运用了“以夷制夷”之策。通过政治、军事并用，安抚与处罚并举的民族政策，合小以攻大，宽于附汉者，严于反复者，从而实现了“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14]的局面。固然有如司马光所说 “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13]的匈奴已经衰弱，无力控制西域有关，但也与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军事谋略以及他的果敢作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班超这种正确的民族关系思想与远见卓识，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东汉的民族政策，使东汉可以更好地经略西域，在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同时，也使新疆地区更加稳固地归入了中华版图。 （三）班超能正确把握西域民族政策的原因
东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对西域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稳定了西域局势、发展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民族关系，首先得益于班超本人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精准到位的把握，并能把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其“以夷狄攻夷狄”战略就是充分考虑了西域地区当时复杂的情势等诸多因素后制定出来的。当然，在阐述其民族政策观点时也能较好地运用传统理论观点。在制定民族政策时虽多来源于对现实情况的考量，但大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其次，班超能制定出正确的民族政策，并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还得益于班超对西域的情况十分熟悉，从其地理风貌、民俗风情到匈奴对该地区的影响以及西域诸国对中原东汉王朝的态度等诸多方面都了然于胸，正如他自己所言：“胡夷情数，臣颇识之”[9]。在他卸任之时还对其继任者任尚交代：西域的风土人情“蛮夷怀鸟兽之心， 难养易败”[15]，同时，班超对戍边的官兵的人员构成以及他们的习性也了如指掌，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15]，对他们应采取“宽小过，总大纲”[15]的原则。这都充分说明班超在制定民族政策总能做到知己知彼，因此其制定的民族政策也就不会与现实脱节，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班超经略西域三十多年，任西域都护十余年，实现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其正确的民族政策及果敢刚毅也得到了东汉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汉和帝曾这样评价班超：“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 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土，得远夷之和，同夷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雠”[14]。班超本人也因其功绩受封定远侯。范晔对其的评价：“班超、梁慬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16]当属实至名归。
四、后班超时代东汉民族政策所出现的问题
班超久居西域，思乡心切。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上书和帝请求乞骸骨归故里，言辞十分恳切：“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息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17]。最后在其妹班昭的帮助下才感动了汉和帝，遂批准班超回到洛阳。
然而，其继任者任尚并未听从班超卸任时对其的告诫：“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 [15]，对他们应采取“宽小过，总大纲”[15]的原则。任尚行事峻刻，放弃了班超所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引起了西域各国的怨恨，于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向驻守疏勒的任尚发起了进攻，东汉朝廷无奈，只得把任尚调回，任命段禧为西域都护，同时任命梁慬为西域副校尉。在梁慬的努力下，虽然叛乱被平息下来，但西域的局势已极不稳定，于是次年朝廷又派王弘率河西羌族骑兵增援西域。然而，由于将吏的残暴又引起了羌族大规模的起义，致使“断陇道”[18]，陇道的断绝，使东汉被迫下令撤回西域都护“遂弃西域”[19]，西域地区又被北匈奴重新控制达十余年之久。这次西域的反叛，责任不在西域诸国，而在于班超的继任者们没有延续班超所执行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在问题出现后又决策失误，处理不当所致，正如班勇所言：“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20]。直到安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21]重新经略西域，班勇自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始至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基本上又实现了对西域的有效控制。
五、结语
东汉时期中央对西域实行的民族政策，既有班超时代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亦有后班超时代错误的，但不论正确与否都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更应以史为鉴，借鉴以班超为代表的正确民族政策中的经验同时，也要吸取班超继任者错误民族政策的教训，搞好新时代的民族关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中国梦”而努力。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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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永辉（1979-），男，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