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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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義健康理念与当前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个体和社会双重向度出发对健康问题进行探究,形成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健康理念。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的相关观点,通过关于健康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着力解决新时代健康治理的原因、目标、内容、方式和边界等问题,在国内层面主张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进健康治理,在国际层面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利于推动我国健康治理体系和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健康治理;马克思主义;人民健康;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R1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5-0019-08
  健康治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健康治理问题,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民健康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致力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健康治理模式的中国特色健康发展道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健康风险,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着力提升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同时倡导国际社会加强健康治理合作,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以此为视角探究新时代健康治理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的
  生成情境与内涵向度
  习近平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1]。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健康的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健康状况的历史考察中逐步形成的。他们不仅通过观察个体的生产和生活状态来论证健康对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社会维度深入分析健康问题,提出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健康观点。这为我们今天科学认识健康问题提供了分析思路,构成了习近平健康治理相关论述的重要理论来源。
  (一)生成情境:对资本主义社会健康状况的考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2](P385)。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通过对工人阶级生产和生活状态的考察,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面临的各种健康问题,逐渐形成了对健康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虽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由于资本的本性以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工人阶级无法获得维持健康的能力和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健康水平是非均衡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被残忍剥削和压迫的情景:“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2](P409-411)由此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伤害工人健康和生命的严重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医疗人员的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论证资本主义剥削使工人面临缺衣少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传染病频发等现实问题,严重影响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最终使工人走向了“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3](P757)之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健康的理念逐步形成于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关照中。
  (二)个体向度:健康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个体向度上,以工人阶级为主要考察对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健康问题置于对生命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思考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健康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一方面,就健康与生命的关系而言,健康是个体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和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考察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以及疾病缠身的现实状况,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和生活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保持健康,不可能活得长久”[2](P409),因为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教育水平低下,多数工人的健康被彻底破坏,体质越来越弱,工人“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2](P409)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2](P411),已经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别的结局了。由此可以推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健康的体质是工人阶级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个体能够保持自身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就健康与劳动的关系而言,健康是个体从事生产劳动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P531)。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劳动,“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3](P199),“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P162)。工人阶级更是如此,“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2](P23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被迫进行更高强度的劳动,而现实却是,工人无法“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3](P270),也就无法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料,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如果说劳动是维持生命和保持健康的重要手段,那么健康则是进行一切劳动活动的坚实基础。   (三)社会向度: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与传统的健康观念不同,马克思主义对健康问题的认识跳脱出了单个个体和单纯生物模式的狭窄视域,认为健康不仅受生物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指出物质贫困、环境污染和医疗资源不足等是影响工人阶级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3](P199)。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2](P704)。也就是说,资本家实际上将工人的健康状况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变量来进行计算衡量,工人成为一种隶属于资本的存在,资本家财富的增长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3](P659)。资本家不惜牺牲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将一切手段都转变为剥削和压迫的手段,但却并不愿支付足以满足工人基本生存需求、维持其自身健康的工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P743-744)。由此导致工人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资料匮乏、居住环境狭小以及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使公共卫生环境遭到破坏,工人健康受到威胁。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医疗机构逐渐被资本化,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工人“生了病不可能请高明的医生来诊治”[2](P416),导致工人阶级体质普遍下降,免疫力低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健康的因素是多样的,维护健康需要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诸多矛盾,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由此可见,健康问题既牵涉个体自身,又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人的健康状态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运行,同时,健康发展又是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物质保障。同时,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161),自然界从根本上维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一味开发利用自然、破坏生态平衡会引发包括流行性疾病在内的各种健康风险。因此,要学会敬畏、尊重和保护自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如何实现人的健康。另外,在出现健康威胁时,公正合理的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降低健康风险至关重要。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对健康问题的分析是新时代推进健康治理的思想指南,也是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和基础。健康治理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构建健康治理体系不仅有利于科学应对健康风险,更有利于推动健康与经济、生态、社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实现每个人健康、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习近平关于
  健康治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在新时代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习近平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将“健康中国”上升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国家战略,突出健康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和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形势,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主要解决健康治理的原因、目标、内容、方式、边界等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
  (一)为何治理:“人民健康是社會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历来十分重视健康的重要性,曾经多次强调健康对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国家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健康治理现实意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全面概括了健康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4](P370)这一论述强调,在微观层面,健康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宏观层面,维护人民群众健康、进行健康治理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其中“人民生命健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目标指向,人民健康及健康治理的重要性再次凸显。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5]这就进一步将人民健康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体系之中,奠定了健康治理事业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
  除了健康治理的重要地位,健康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日益凸显。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健康事业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变化、生活方式转变等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环境气候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健康风险时,提升健康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说明了保障人民健康和推进健康治理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公共卫生安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健全健康治理体系和机制。因此,健康治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健康治理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切实推进健康治理进程。   (二)为谁治理:“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4](P370)这一论述,明确了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重要论述的目标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科学界定了健康治理中“为谁治理”的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中倡导的实现每个人健康发展的主张高度契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对健康质量的追求也逐渐提高。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健康治理、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利于提升国民健康质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健康治理进程中,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依靠群众,并主张健康治理并不仅仅局限于治疗疾病,而是要以健康为中心。2016年10月,我国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确立为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其中的核心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2016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努力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2019年7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出台,提出要加快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建立以人民健康为核心的健康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4](P372),“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4](P370),这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人民健康为目标导向的健康治理有利于调动个人、企业、社会、国家等多方主体的积极性,维护“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健康事业发展的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严守牢”[6]。
  (三)治理什么:“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
  健康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科学规划和协调推进。一直以来,习近平主张科学认知健康治理外延,系统全面地构建健康治理体系和机制。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实质是对健康治理范畴进行界定和拓展。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影响健康的因素和领域在不断扩大,即除了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等因素;除了国家范围内的城镇健康、城市健康、社区健康之外,还有国际范围内的健康;除了环境健康、生态系统健康之外,还有社会系统的健康;除了被动治病实现健康之外,还应主动预防保持健康;除了解决疾病等常规健康问题之外,还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等相关社会问题;等等。
  不仅如此,在健康治理过程中,还应处理好与巩固脱贫、生态保护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其一,在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的过程中依然要将解决健康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保障脱贫人口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健康生产力”[7],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其二,在生态保护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健康治理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随着健康风险因素的不断增加,除了基础的医疗卫生领域之外,习近平进一步拓展了健康治理领域,将生物安全治理纳入国家安全和健康治理体系中,主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安全与健康体系。其三,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责”[8],致力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9],积极推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公共卫生整体实力,着力解决养老问题,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四)如何治理:“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将构建完善系统的健康治理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務。健康的维护不仅需要每个个体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党和国家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了在更高水平上改善民生,国家对健康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坚持共建共享的政策方针,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着力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障和服务体系,为当代中国卫生和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具体来说,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治理体系,需要确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机制。第一,要“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4](P370)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这是推进健康治理的总方针。第二,在政策方面,要将推动健康治理融入所有政策,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包括建立健全全民医保制度,不断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障和服务体系,为个体健康的实现提供相关制度和政策保障;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8];推动中医药体系发展,促进中医药科研、服务和人才体系建设,推动中西医结合、共同发展;全面提高法治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推进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制定和普及工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为健康治理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大科技投入,开展科技攻关,发挥科技在应对重大传染疾病和生命安全风险中的积极作用,提高规避健康风险的能力,化被动为主动;等等。第三,面对健康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党和国家在推进健康治理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健康风险,强化防范意识,构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8]。同时,还应健全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体系、广泛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活动等,提升国民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五)边界在哪:“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前,国内外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出现的非传统性变化,给世界各国的健康发展和治理提出了挑战,建立更加全面系统的健康治理体系和机制“不仅是健康中国的建设目标,也是健康全球的建设目标”[10]。在健康治理的边界问题上,除了国内健康治理,还涉及全球健康治理。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的解放的高度,在全球化视野下关注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状况,具有国际性意义。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健康安全挑战,习近平主张,健康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中国在推进国内健康治理的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加强国际间健康治理合作,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健康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高全球健康治理水平和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倡导,战胜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健康风险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加强合作和信息分享,共同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相关会议;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等等。[11]这实际上是将健康治理上升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将中国置于全球健康治理的大格局中,我们应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深化“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卫生健康领域相关合作,共同降低全人类健康风险。
  总的来看,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提高健康水平为目标,不断优化健康治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一脉相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持了全球性视野,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
  三、习近平关于
  健康治理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我国公共卫生和健康治理探索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能够为维护人民健康、降低健康风险提供科学指导,对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1]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是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新时代推进健康治理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密切关注广大工人群众的健康利益,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医疗体系进行批判,对健康的重要性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在今天依然能够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健康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變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13]。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我国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将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以及个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对健康问题进行系统性、全面性和制度性的治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健康治理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发展的新境界。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说明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依然还有很多未知的健康风险因素的存在,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相比,健康风险因素正在以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形态出现,而面对未知挑战,必须理性认知健康风险,科学分析影响因素,才能为健康治理提供有力依据和基础。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中包含了对健康问题以及不断出现的健康风险因素的深刻分析,这是深入剖析健康治理内涵的重要体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的重要发展。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在理论上界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健康”的内涵和价值,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健康事业指明了基本方向,那么,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则更聚焦于现实层面相关方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致力于通过健康治理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事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力求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健康风险和挑战。
  (二)推进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关于健康治理的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的执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14],在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也是如此。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强调在健全和完善健康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基础上,提升健康治理的水平和质量,以实现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目标,成为新时代推进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道路的形成,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向前推进,同时,也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突发事件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健康风险,习近平直面问题,指出要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5]。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尤其要把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16]。
  (三)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其价值不仅局限于国内,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健康治理也有重要价值。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促进人类健康、和平与进步事业的重要力量。面对全球治理格局,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应该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17]全球健康治理也不例外,需要紧密结合世界公共卫生和健康局势变化,满足应对健康风险的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健康治理的重大挑战和集中检验,凸显了全球健康治理的短板。面对健康治理困境,习近平主张,首先,要从本国做起,“完善我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机制,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8]。其次,倡导国际社会加强健康治理交流合作,各国共同推进全球健康治理进程。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以视频形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再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倡导以人民至上、科学施策、团结合作、公平合理、标本兼治为原则,不断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尤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完善全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并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弥合“免疫鸿沟”。[19]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健康治理体系具有深远影响,有利于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结  语
  习近平关于健康治理的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当今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健康治理的目标导向、基本内容、主要策略和治理边界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健康治理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另一方面力求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完善全球健康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伴随国内外公共卫生安全和健康治理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这一思想体系将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为健康中国以及全球健康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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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Health Governance
  — take the health concept of Marxism as the perspective
  ZHANG Yan-ping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health governance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view of health with the current foreign and domestic situation.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explored the health problem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and formed a health concept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Xi Jinping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health concept of Marxism. His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health governance focuses on solving the causes,objectives,contents,methods and boundaries of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t the domestic level,he advocates to promote health governance with people’s health as the center,an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he advocates to buil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This exposi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and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Key Words:Xi Jinping;health governance;Marxism;people’s health;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責任编辑:傅建芬
其他文献
中图分类号: S 436.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529—1542(2002)06—0059—02  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干燥,蛞蝓[Agriolimaxagrestis(Linne)]极少发生。近年来随着设施园艺的发展,蛞蝓发生危害也日趋频繁。由于人们对此虫认识不足导致甘肃省及兰州地区许多温室盆栽花卉蛞蝓虫口密度大,危害严重。兰州市园林科研所温室花卉平均有虫1.05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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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了北京甘蓝上枯萎病发生危害情况及其症状。经病原菌分离鉴定、致病性测定和对6种十字花科蔬菜侵染能力的测定,认为该病由Fusarium oxysporum Schl.f.sp.conzJutinans(Wo11enw.)Snyder&Hansen寄生所致。该菌可侵染甘蓝、抱子甘蓝、青花菜、芥兰及樱桃萝卜,不能侵染大白菜。  关键词: 植物病理学; 甘蓝枯萎病; 发生危害; 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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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至2002年4月,对新疆北部和东部主要果品产地的主要果树寄生线虫种类进行了调查和鉴定,发现新疆植物线虫4个新记录属和6个新记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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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雷公藤根皮乙醇提取物对茭白二化螟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提取物对二化螟幼虫有较强的拒食作用、生长发育抑制作用、毒杀作用和内吸毒力。对2龄1日幼虫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拒食中浓度(AFC50)分别为111.57μg/mL和144.28μg/mL,生长发育的抑制中浓度(EC50)为134. 39μg/mL。 内吸毒杀作用在1 600μg/mL浓度下能达到90%以上,胃毒作用在800μ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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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2003年在河北省满城县的温室中进行了低量澳甲烷覆盖不渗漏膜(VIP膜)土壤消毒试验。在田间相同条件下,用溴甲烷对常年种植草莓的土壤进行消毒处理,分别覆盖不渗透膜(VIF膜)和常规聚乙烯膜(PE膜)。试验结果表明,澳甲烷低量处理41 g/m2,覆盖VIF膜与常规用量55g/m2,覆盖PE膜比较,在杀灭病原菌效果、杂草控制以及草莓产量上均无显著差异,但使用VIF膜可显著减少溴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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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华北棉区5省13个病虫测报站1967~1990年棉铃虫越冬代至3代黑光灯诱蛾资料,经常规及圆形统计分析表明,黑光灯诱集棉铃虫峰日受到月光显著影响。在发蛾期内,农历7~9日峰日最多,13~15日最少,上旬最多,中旬最少,以上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准(P<0。01)。上、下半月差异甚小。圆形分析表明,上、下半月和全月蛾峰日集中角对应时间分别为07—20:45、28—10:36、2—11:1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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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室内测定了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对甜菜夜蛾LC50和LT50,结果表明,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对甜菜夜蛾1、5日龄虫,药后48h的LC50为28.8~131.7μg/mL。 甲胺阿维菌素对不同龄期幼虫毒性差异很大,药后72hLC50值显示5日龄比1日龄大8.3倍;药剂浓度相差7倍,LT50相差3~5倍。  关键词: 农药毒理学; 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甜菜夜蛾; 毒力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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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室内用点滴法测定了5株绿僵菌对东亚飞蝗的毒力,结果表明,其毒力效果与菌株种类,接种剂量和温度有密切关系,菌株对东亚飞蝗的毒力为LA06>L1308>LCll>LF07>LD04。接种l久06菌株孢子量在2.6x104侠下,对4龄蝗蝻的LT50为3.91 d。用不同剂量LA06接种4龄蝗蝻时,发现其LD50。仅为26.67个/头。在设定剂量下,低龄蝻比高龄蝻和成虫更敏感,死亡较快。不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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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 435.6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529—1542(2003)03—0060—01  龙胆草(Gentiana scabrd Bunge)属龙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根人药,具有泻肝胆实火、除下焦湿热作用,属辽东山区特产药材。由于龙胆草具有较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1985年辽宁省清原县将龙胆草从山上野生状态引种归圃人工栽培成功,现已成为当地农民发挥山区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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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 436.621.2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529—1542(2003)03—0057—02  桃红颈天牛[(Aromia bungii(Fald)]主要危害核果类果树,以幼虫蛀食枝干,致使树势衰弱,甚至整株死亡。果树盛果期以后的成龄桃树受害更严重,给果农带来很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桃、杏的种植面积为4万hm2以上,受害面积达1.3万hm2,受害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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