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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反垄断法》利剑出鞘。科技巨鳄高通、微软，车坛大亨奥迪、宝马和奔驰，均受到反垄断执法，更有12家日本车零部件企业再创罚单新高，被罚12.35亿元。
由于近期被反垄断炮火击中的多是国际巨头，一些猜测和质疑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
有的质疑反垄断选择性针对外企，认为反垄断执法喜欢拿外企开刀，却对中国国内的垄断企业敬而远之；有的怀疑政府有政治目的，认为反垄断只是一个借口，本质是国家安全问题；有的质疑执法专断，欧盟商会曾指称，“在未举行充分听证的情况下，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带有恐吓性的行政手段迫使企业接受惩罚和监管”；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不再欢迎外资，在以执法之名遏制国外在华企业，为国内巨头成长提供空间。
此类疑虑不在少数。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今年3月调查的365家企业中，41%的企业认为大陆的商业环境不如过去友好。欧洲商务协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今年的调查也显示，在大陆经营十年以上的欧洲公司中，有大约61%表示在大陆发展业务的难度加大。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负责人也称：跨国企业普遍感觉在中国的日子更难过了。
质疑背后是武断和误解
近期针对跨国公司的调查确实集中，执法方式也并非完美，但仅基于此就得出中国“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甚至“排外”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
首先，反垄断也指向国内企业。9月2日，国家发改委官网登出浙江保险行业被处1.1亿元罚款，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被处以50万元的最高额罚款的消息。这表明反垄断不选择性针对外企也不选择性针对民企，而针对一切垄断行为。翻看反壟断历史，中国酒业巨头茅台、五粮液也均收到2.47亿元、2.02亿元巨额罚单。
其次，垄断事实有目共睹。一些跨国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价格卡特尔等行为众所周知，其“重视中国市场，但不够重视中国消费者”，忽视中国市场产品质量，借垄断获得暴利。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开始爆发，如实行产业链控制，对专利权进行泛化使用等。业界流传一句话：“在美国高通，律师比工程师还多。”为了在全球收取稳定的专利费，美国高通储备着一支庞大的律师军团。对其进行反垄断执法，是应有之义，受到中国消费者拥护。
第三，他们在其他国家也遭遇反垄断。比如高通，在欧盟等地也经常遭遇反垄断调查，再如汽车零部件企业，他们在欧盟、美国也都受到过处罚，这些企业在中国没有受过调查或处罚反而不正常，中国反垄断其实是参照了国际惯例。和国外相比，中国的反垄断调查并不频繁，也不严厉。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反垄断力度，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受到的审查压力会更大。
第四，绝大多数外企未受影响。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市场主体突破6000万户，外企所占比例接近3%，以此可以推算外企数量应接近180万户。由此可见，遭到反垄断调查的企业远不到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外企未受到影响。由于执法资源有限，执法机构可能倾向于优先调查、处理大案要案，吸引眼球实属正常，如果以此推断中国排外，有放大解读之嫌。
第五，中国对外资政策并未转向。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促进产业升级，需要西方高技术企业和本土企业共同实现这一目标，吓跑企业绝不是初衷。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限制、允许设外资独资医院等系列措施恰恰表明中国正考虑给予外资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政策正在趋向更加开放。同时，很多地方政府仍然在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招商引资。
最后，目前阶段的执法很难避免瑕疵。这么说不是想为反垄断执法辩护，而是想说出现瑕疵只能说明执法需要改进，而不是故意排挤外企。中国《反垄断法》发布毕竟才6年，无法与国际上百年、日韩五六十年的反垄断历史相比。外界要相信中国反垄断会越来越公开透明。
企业需认识三个新常态
质疑和误解的出现，究其根源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缺乏认识。“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指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而痛苦的低增长过程。现在，中央依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赋予其新的定义——中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崭新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阶段，经济新秩序的塑造势在必行。深一层讲，加强反垄断执法与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经济管理模式深刻变革不无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反垄断执法正进入新常态。《反垄断法》在颁发6年后迎来高峰期，从执法来说，是因为有一个探索成熟的过程，无论是执法人员的经验，还是对垄断行为的发现、调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视角讲，近期的密集行动可视为执法机构在清理“历史欠账”，执法工作进入常态。
还应看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内外的经营者谋划垄断协议、滥用支配地位等行为越来越多，反垄断力度的加大是对这种新经济状态的必要应对。
此外，中国正逐步放弃产业准入政策作为外资管理主要手段，在此过程中，政府必然会更加倚重反垄断、反商业贿赂等发达国家惯用的手段。在接下来几年里，反垄断执法的脚步会进一步加快。
二是外企在华境遇进入新常态。30年前，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急需外来资金拉动国内经济，给外资企业开出税收红包和土地优惠政策。这是超国民待遇，目前逐步取消，这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外资企业无需过度反应，而应适应经济新状态，寻找新的、适当的战略，留在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企业应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后，那些技术水平高、对整个产业具有带动作用的企业，将更受欢迎，而只把中国作为赚钱市场、漠视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将越来越没市场。
各企业还应将中国境内的反垄断合规提高到与美国、欧盟等相同的重视程度，全面排查风险，健全反垄断合规制度和守则，认识到中国反垄断执法已经真正启动，发达国家不允许做的，中国也一定会禁止。 三是产业发展迎来新常态。政府系列举动表明，反垄断执法只是组合拳的其中一记，其和强调国家安全、提高政府采购国产化等一起，都显现中央提振本国产业的意志。虽不可寄望通过反垄断扶持国内产业，却应看到在市场秩序重建中，利益的整合与调整再所难免，有人受到冲击，就有人被赋予机遇，高新科技企业应把握时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从产业大国到产业强国的蜕变已在路上。
政府要主动展示开明开放形象
反垄断的目的应是治病救人，优化投资环境。作为反垄断的推动者、执行者，在遭遇外界质疑后，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消极态度应对，显然是不够的，而应主动向外界展示开放心态与善治决心。
一是支持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思全球化，认为牧歌式、福音式的全球化结束的声音增多，经济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应避免外界将这与反垄断相关联，宣告外界，反垄断的目的是扩大开放、拥抱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形成的时代，所谓的纯粹民族工业已经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发展和提升。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如果其他国家认为自己的企业在中国受到歧视，中国企业受到同样歧视的可能性也将增大。中国应促使各国展开多边会谈，就反倾销、反垄断形成共识。
二是完善法律和程序。执法瑕疵是外界诟病的焦点，遗憾的是，除了执法经验不足等理由，没有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表明在这方面亟待改进。首先应完善细则，规范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着力解决程序缺位问题；同时，需借助外界监督之力，确保执法的中立性和执法尺度的统一性，提高执法透明度。判断垄断的标准、适用等要逐步与世界接轨，尤其要给予被调查企业足够的抗辩空间，更不能“有罪推定”。
三是展示执法公平的决心。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近期撰文《反垄断如何消除“排外”质疑》说，欲消除“排外”质疑，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做到真正的执法公平：在对外资企业严肃执法的同时，对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央企依法发起反垄断调查，这也是众多消费者和法律工作者多年的呼声。2011年，国家发改委曾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反垄断调查，应企业请求“中止调查”后便再无消息，这种方式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是否能消除所有制歧视，将检验中国反垄断的成色。
30年前，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急需外来资金拉动国内经济，给外资企业开出税收红包和土地优惠政策。这是超国民待遇，目前逐步取消，這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外资企业无需过度反应，而应适应经济新状态，寻找新的、适当的战略，留在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
由于近期被反垄断炮火击中的多是国际巨头，一些猜测和质疑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
有的质疑反垄断选择性针对外企，认为反垄断执法喜欢拿外企开刀，却对中国国内的垄断企业敬而远之；有的怀疑政府有政治目的，认为反垄断只是一个借口，本质是国家安全问题；有的质疑执法专断，欧盟商会曾指称，“在未举行充分听证的情况下，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带有恐吓性的行政手段迫使企业接受惩罚和监管”；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不再欢迎外资，在以执法之名遏制国外在华企业，为国内巨头成长提供空间。
此类疑虑不在少数。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今年3月调查的365家企业中，41%的企业认为大陆的商业环境不如过去友好。欧洲商务协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今年的调查也显示，在大陆经营十年以上的欧洲公司中，有大约61%表示在大陆发展业务的难度加大。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负责人也称：跨国企业普遍感觉在中国的日子更难过了。
质疑背后是武断和误解
近期针对跨国公司的调查确实集中，执法方式也并非完美，但仅基于此就得出中国“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甚至“排外”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
首先，反垄断也指向国内企业。9月2日，国家发改委官网登出浙江保险行业被处1.1亿元罚款，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被处以50万元的最高额罚款的消息。这表明反垄断不选择性针对外企也不选择性针对民企，而针对一切垄断行为。翻看反壟断历史，中国酒业巨头茅台、五粮液也均收到2.47亿元、2.02亿元巨额罚单。
其次，垄断事实有目共睹。一些跨国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价格卡特尔等行为众所周知，其“重视中国市场，但不够重视中国消费者”，忽视中国市场产品质量，借垄断获得暴利。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开始爆发，如实行产业链控制，对专利权进行泛化使用等。业界流传一句话：“在美国高通，律师比工程师还多。”为了在全球收取稳定的专利费，美国高通储备着一支庞大的律师军团。对其进行反垄断执法，是应有之义，受到中国消费者拥护。
第三，他们在其他国家也遭遇反垄断。比如高通，在欧盟等地也经常遭遇反垄断调查，再如汽车零部件企业，他们在欧盟、美国也都受到过处罚，这些企业在中国没有受过调查或处罚反而不正常，中国反垄断其实是参照了国际惯例。和国外相比，中国的反垄断调查并不频繁，也不严厉。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反垄断力度，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受到的审查压力会更大。
第四，绝大多数外企未受影响。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市场主体突破6000万户，外企所占比例接近3%，以此可以推算外企数量应接近180万户。由此可见，遭到反垄断调查的企业远不到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外企未受到影响。由于执法资源有限，执法机构可能倾向于优先调查、处理大案要案，吸引眼球实属正常，如果以此推断中国排外，有放大解读之嫌。
第五，中国对外资政策并未转向。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促进产业升级，需要西方高技术企业和本土企业共同实现这一目标，吓跑企业绝不是初衷。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限制、允许设外资独资医院等系列措施恰恰表明中国正考虑给予外资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政策正在趋向更加开放。同时，很多地方政府仍然在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招商引资。
最后，目前阶段的执法很难避免瑕疵。这么说不是想为反垄断执法辩护，而是想说出现瑕疵只能说明执法需要改进，而不是故意排挤外企。中国《反垄断法》发布毕竟才6年，无法与国际上百年、日韩五六十年的反垄断历史相比。外界要相信中国反垄断会越来越公开透明。
企业需认识三个新常态
质疑和误解的出现，究其根源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缺乏认识。“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指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而痛苦的低增长过程。现在，中央依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赋予其新的定义——中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崭新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阶段，经济新秩序的塑造势在必行。深一层讲，加强反垄断执法与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经济管理模式深刻变革不无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反垄断执法正进入新常态。《反垄断法》在颁发6年后迎来高峰期，从执法来说，是因为有一个探索成熟的过程，无论是执法人员的经验，还是对垄断行为的发现、调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视角讲，近期的密集行动可视为执法机构在清理“历史欠账”，执法工作进入常态。
还应看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内外的经营者谋划垄断协议、滥用支配地位等行为越来越多，反垄断力度的加大是对这种新经济状态的必要应对。
此外，中国正逐步放弃产业准入政策作为外资管理主要手段，在此过程中，政府必然会更加倚重反垄断、反商业贿赂等发达国家惯用的手段。在接下来几年里，反垄断执法的脚步会进一步加快。
二是外企在华境遇进入新常态。30年前，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急需外来资金拉动国内经济，给外资企业开出税收红包和土地优惠政策。这是超国民待遇，目前逐步取消，这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外资企业无需过度反应，而应适应经济新状态，寻找新的、适当的战略，留在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企业应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后，那些技术水平高、对整个产业具有带动作用的企业，将更受欢迎，而只把中国作为赚钱市场、漠视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将越来越没市场。
各企业还应将中国境内的反垄断合规提高到与美国、欧盟等相同的重视程度，全面排查风险，健全反垄断合规制度和守则，认识到中国反垄断执法已经真正启动，发达国家不允许做的，中国也一定会禁止。 三是产业发展迎来新常态。政府系列举动表明，反垄断执法只是组合拳的其中一记，其和强调国家安全、提高政府采购国产化等一起，都显现中央提振本国产业的意志。虽不可寄望通过反垄断扶持国内产业，却应看到在市场秩序重建中，利益的整合与调整再所难免，有人受到冲击，就有人被赋予机遇，高新科技企业应把握时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从产业大国到产业强国的蜕变已在路上。
政府要主动展示开明开放形象
反垄断的目的应是治病救人，优化投资环境。作为反垄断的推动者、执行者，在遭遇外界质疑后，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消极态度应对，显然是不够的，而应主动向外界展示开放心态与善治决心。
一是支持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思全球化，认为牧歌式、福音式的全球化结束的声音增多，经济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应避免外界将这与反垄断相关联，宣告外界，反垄断的目的是扩大开放、拥抱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形成的时代，所谓的纯粹民族工业已经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发展和提升。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如果其他国家认为自己的企业在中国受到歧视，中国企业受到同样歧视的可能性也将增大。中国应促使各国展开多边会谈，就反倾销、反垄断形成共识。
二是完善法律和程序。执法瑕疵是外界诟病的焦点，遗憾的是，除了执法经验不足等理由，没有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表明在这方面亟待改进。首先应完善细则，规范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着力解决程序缺位问题；同时，需借助外界监督之力，确保执法的中立性和执法尺度的统一性，提高执法透明度。判断垄断的标准、适用等要逐步与世界接轨，尤其要给予被调查企业足够的抗辩空间，更不能“有罪推定”。
三是展示执法公平的决心。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近期撰文《反垄断如何消除“排外”质疑》说，欲消除“排外”质疑，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做到真正的执法公平：在对外资企业严肃执法的同时，对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央企依法发起反垄断调查，这也是众多消费者和法律工作者多年的呼声。2011年，国家发改委曾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反垄断调查，应企业请求“中止调查”后便再无消息，这种方式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是否能消除所有制歧视，将检验中国反垄断的成色。
30年前，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急需外来资金拉动国内经济，给外资企业开出税收红包和土地优惠政策。这是超国民待遇，目前逐步取消，這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外资企业无需过度反应，而应适应经济新状态，寻找新的、适当的战略，留在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