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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从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在1998年为电影《有话好好说》创作的插曲，伴随着悠扬的二胡和轻灵的扬琴。生动地描绘出了北京人的生活片断。而这，正是我年幼时对北京琴书最初的启蒙。虽然至今我也不是一个曲艺迷，可每每听到这段琴书，依然回味无穷，越品越有意思。
北京琴书的旋律始终是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一种记忆，也是人们认同老北京文化的一种典型的音乐符号。当北京琴书旋律响起的时候，人们脑海里映现的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老街坊们互相问候的风情画。
今年，恰逢关学曾先生逝世十周年。带着对北京琴书的一知半解，我登门拜访了关学曾之子关少曾。通过采访，我不但对关老先生的艺术成就有了进一步认识，更深入了解了北京琴书的前世今生。由于幼年受到家庭熏陶，关少曾不仅对艺术格外热爱，更学会了规矩。“我们家是满族，干什么都得讲规矩。我小时候基本没上过饭桌，都是搬个小板凳坐一边吃，还想插话？门儿都没有！长大以后出门儿也得跟我父亲说一声去哪儿，几点回来，不说不行。”
关少曾家里很宽敞，立柜里摆满了书籍。采访问隙，他随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日记本，绿色的封皮。翻开第一页，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日记。他戴上眼镜，开始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其间指着一些贴在本子上的老照片和新闻剪报，逐一讲给我听，仿佛又随着那些用墨水写的文字回到了从前。
打小生活在崇文门的关少曾，和父亲一样都属于胡同串子，骨子里透着南城爷们儿的气息，这一点在采访中表露无遗。我刚一进门，关老师便给我沏了杯茶，请我坐在了沙发上。而一般的采访对象，大概会选择坐在我对面或者旁边，但从没见过关老师这样的，好好的一个皮沙发不坐，偏偏蹲在了沙发前面，后背半倚着呈45°角，这让我迅速脑补了葛优当年客串《我爱我家》时的一个经典场景，也是这么出溜儿着半靠在沙发上，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姿势了。这样也好，证明没拿我当外人！北京人的这种随性和真实，实在是有些可爱！
北京琴书的诞生
在说唱艺术门类中，北京琴书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几乎所有唱段都出自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琴书有着自身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印记，叉恰恰记录了时代的脚步，这也成为了说唱艺术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北京，不会哼唱北京琴书的大有人在，但几乎没人不知道北京琴书。知道北京琴书，自然也会知道关学曾先生。关少曾回忆说：“当时百姓家里还没电视机，走哪儿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唱的北京琴书，《传家宝》《长寿村》等名段家喻户晓。”
出身镶蓝旗满族13岁拜师学艺
1922年8月1日，关学曾出生于北京一个镶蓝旗的满族人家，姓瓜尔佳氏，翻成汉语姓关，取名关士清，祖上是清朝给皇帝站岗放哨的士兵。1935年，因热爱曲艺，经人介绍正式拜师常德山先生学唱单琴大鼓。这一时期，单琴大鼓在京津冀地区声名鹊起，拥趸颇众。常德山在去世之前，将关学曾介绍给乐亭大鼓名家石金荣先生学唱乐亭大鼓。从这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关学曾一直学习和演唱的是乐亭大鼓、单琴大鼓和琴书。
上世纪40年代，天桥不仅是商贾云集之地，也是各路艺人聚集的场所，汇聚了种类繁多的说唱形式。关学曾琴书技艺日臻成熟，不仅传承了常德山先生吐字发音清晰，行腔优美的唱法，叉将在石金荣先生那里练就的抓词、留扣子等技巧融入自己的说唱中，在说唱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大批自己的拥趸。而早期或同期的单琴大鼓艺人却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唯独关学曾的琴书在当时仅此一家，不仅在天桥站住了脚，同时在庙会、堂会、剧场和电台的演出也是接连不断。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关学曾真正确立了在说唱艺人中的地位，演唱的琴书已初步具备了自己的风格，在原来单琴大鼓的基础上从吐字归音、行腔韵律到唱词板眼的排序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改单琴大鼓的舒缓温婉以及吐字归韵略带乡音的特点，使琴书形成了曲调高亢明快，唱词板眼俏丽、说唱婉转自如的艺术特色，琴书的伴奏音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奏、间奏的旋律变得简洁而又适于不同场次的需要，伴奏时按唱词行腔的音序规律，对基本唱腔的伴奏音乐进行了规范和定制，延长的速度根据内容有了不同的变化，这些都与原来的单琴大鼓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小挣钱养家29岁创立北京琴书
解放以后，曲艺艺人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撂地卖艺的穷苦艺人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因此焕发了关学曾空前的创作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关学曾的艺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关学曾当年对单琴大鼓到琴书的变革仅仅是基于适应听众需求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是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寻求更高层面的变革，当时的新思想、新风尚被源源不断地融入到了新的作品中。
1951年3月底，根据国家的需要，关学曾作为曲艺社成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所属的文工团曲艺服务大队，深入前沿、后方慰问志愿军官兵。这段经历使关学曾大开眼界，毕竟在天桥卖艺时期所接触到的只是在北京比较有市场的曲种。他见到了许多冠有地名的琴书，比如山东琴书、四川琴书、徐州琴书等，这引起了他的思索。琴书本来就是北京的土特产，怎么就不能叫北京琴书啊！此时的关学曾正属于艺术上已有所建树的时期，想象力创造力十分活跃，从当时曲艺界大的环境来讲，也正在经历着不同曲种的整合，表演形式的变化，单一曲种的变革，因此触发了关学曾这一想法。关学曾自幼生活在北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说起北京的事儿来轻车熟路。他演唱的琴书完全使用北京话，吐字归韵和行腔所体现出来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味儿，这更加坚定了他改革的信念。作为单琴大鼓唯一有所作为的传人来讲，要改变前人沿袭下来的曲种名称，是很需要魄力的一件事情。回到北京以后，关学曾便正式把琴书改名为北京琴书了。
关学曾出生在满族家庭，祖上虽享受过满人“吃钱粮”的待遇，可到了关学曾父亲这辈儿家里就败落了。父亲什么手艺也不会，只能靠卖白菜、当劳工、拉洋车维持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常带着关学曾在崇文门一带给人缝补衣扣。每天天不亮就去鬼市上摆地摊卖破烂儿。关学曾从小就要自食其力，挣钱养家，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北京底层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少年时期的他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特别是对说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有空闲，就跑到书馆听蹭儿。北京的市井风俗、京味儿语言、人情世故都在他身上打下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琴书改为北京琴书是必然。从此，北京琴书开始唱响在古老的北京，一门有着漫长历史的说唱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年，关学曾29岁。 北京琴书属于板腔体的说唱音乐，演唱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按北京腔行腔不倒字；二是唱词内容浅显易懂；三是说唱婉转口语化；四是唱段内容贴近生活；五是板眼顺序规律清晰；六是从行腔音独具韵味。这些特征是北京琴书受到听众喜爱的原由，也是从形式到内容形成自身艺术特色的基石。关学曾所经历的少年学艺时代，正是中国说唱艺术发展的繁荣的时期，同时他又经历了新旧社会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仅师承前辈讲故事的本领，而且凭借对北京琴书这门艺术所独有的钟爱与理解，在传统的、良莠不齐的环境下，去粗取精，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北京琴书的艺术风格演绎到了极致，使这门艺术独步于中国曲坛。
关学曾的艺术人生
北京琴书定名以后，关学曾通过发现和撷取生活当中的小人物、小故事，创作了大量歌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唱段，既有良好的教育意义，叉充满娱乐性，这在所有说唱艺术形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关学曾积极响应挖掘传统的号召，将历史题材进行整理加工，为新社会服务，从而诞生了《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张良纳履》《吕蒙正教学》《高亮赶水》《长寿村》《东坡与小妹》等脍炙人口的名段，传唱至今。其中，《长寿村》的唱词还曾被列入小学语文读物。
随便听一段关学曾的唱段，你不仅能够了解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同时，你一定会了解到这个故事发生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相关信息。比如《买肉馅儿》这个段子中，胡闹儿的行为一定是违反了当时的交通法规，而创作这个段子的时候，正是新的交通法规刚刚颁布，关学曾通过北京琴书唱段一方面讽刺和批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另一方面为新的交通法规做宣传。
在关学曾的演艺生涯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到后来的各种慰问和巡演，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走出了国门。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全情地投入，无论在前沿哨所、筑路工地、钻井油田还是厂矿院校，都留下了北京琴书那熟悉的唱腔和旋律，为人们送去了温暖和欢乐。
两次赴朝慰问自愿为国家牺牲
聊到赴朝慰问，关少曾还回忆起一段幼年趣事，“我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还算不错，可父亲不愿意让我乱花钱。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他从朝鲜带回来的子弹给卖废品了，还有箱子上面的铜扣也给撬了，卖的钱部跟胡同里的小哥们儿分了。我爸爸回来以后这顿揍，让我脱了裤子趴床上，几巴掌下去屁股上全都是手印。我妈就在外面叫，别打了，再给孩子打死。”
关少曾告诉记者，“第一次赴朝，我父亲在前线创作了《模范党员姜世福》，内容是写志愿军战士姜世福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段子特别受战士的欢迎，有个战士听完以后还给他写来书面意见，他一直保留着，后来还按着战士的意见修改了段子，回国后宣传抗美援朝时，唱了好长时间。”
1952年初，在北京市文化局领导下，关学曾和侯宝林先生、曹宝禄先生、魏喜奎先生、顾荣甫先生、尹福来先生、昊长宝先生共同组织建立了北京曲艺团。曲艺团成立后第—件事就是组织第二次赴朝慰问，自愿报名参加，关学曾第一个报了名。因为第一次赴朝有人牺牲，所以第二次有的人不敢去了。可关学曾的想法正好相反，觉得国家给的任务是光荣的，现在是给国家做事了，所以得听国家的。关少曾坦言，“我父亲说，为了国家即使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
熬夜写段子钻研“五分钟艺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学曾就不再演唱琴书的旧有曲目了，完全靠新的作品来展现北京琴书的风貌。他深入生活、贴近群众，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唱到哪儿。对于创作，关学曾一刻也不敢松懈。关少曾回忆说，“每当有国内国际大事，或者英雄事迹，他就觉得必须写，而且得赶快写，不写就心里闹得慌，好像缺点什么。其实搞创作的人应该能理解，只要隔些日子不动笔，心里就痒痒。我记得父亲在写《鞭打芦花》的时候哭过，写《长寿村》时乐得一塌糊涂，他能从自己描写的各类人物形象中感觉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一次，关学曾在老舍茶馆唱了最拿手的段子《鞭打芦花》，开始掌声挺多，可越往后唱掌声越是稀稀拉拉，更别说返场了，关学曾心里直纳闷儿。演出后便问服务员，怎么没有什么掌声了呢。服务员说，那是他们水平低，欣赏不了。骑车回家的路上，关学曾一直琢磨这事儿，是他们真的欣赏不了，还是自己的段子不符合潮流？第二天一早，关学曾出去遛弯，正碰上送牛奶的上楼，撞个满怀。关学曾说，“小伙子，急什么。”小伙子回答，“老爷子，不快点行吗，时间就是金钱。”关学曾联想到头天晚上的演出，如果不是一唱就20多分钟的话，还是挺好的。就是到了后面，年轻的观众可就有点坐不住了。现在的人没时间听长篇大书，在那儿摇头晃脑地咂摸滋味儿。于是关学曾得出一个结论，时代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节目的形式和内容就得跟着变，要不能适应现在观众的胃口，就有点费力不讨好了。于是，关学曾决定从短小精干的节目入手，一门心思放在小段儿的创作演出中，也就在此时关学曾给自己提出了“五分钟艺术”的要求。所谓“五分钟艺术”，就是一般曲艺说唱节目在正段演出后的返场小段儿，就是讲一段有头有尾有情节叉有点意义，还得有笑料包袱的故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不好千的活计。一般人对此并不重视，可关学曾认为要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给大家带来惊喜和快乐，也是件吃功夫的事情。于是，关学曾把五分钟的小段作为正段来演，通过报纸，笑话书，还有别的曲种中发掘了一些挺逗乐的小故事，关学曾费尽心思编创出了《剃头师傅大老王》《怕婆村》《礼尚往来》等段子，还真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少曾坦言，为了这些段子，父亲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有时候一个段子就得熬三四个晚上，有一次为了改《礼尚往来》，都半夜2点多了，我看我爸屋里灯还亮着，就冲了杯牛奶过去，跟他说别写了，喝了牛奶睡吧。结果我爸还急了，说你怎么跟你妈一样磨叽。你不知道，改不出来急吗！我见他动了气，赶紧好言相劝，说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再说也没人挤对您写啊。然后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儿子，你爸爸是千这个的，你的玩意儿要受人尊敬，受人欢迎，你就得自己个儿逼自个儿，自个儿挤对自个儿。结果我就回屋睡觉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我起床一看，我爸还没睡呢，但是作品终于改好了，然后还给我读了一遍，我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他脑子里只有艺术，这一点真的让我佩服。”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社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初步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氛围。北京琴书于2007年6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12月，关学曾北京琴书文化艺术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秉承继承创新、服务社会的宗旨，以弘扬民族说唱艺术为己任，在不断挖掘探讨北京琴书艺术规律、归纳整理北京琴书文化史料的同时，不断开发和创作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作品，广泛开展合作，为政府职能转移、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提供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服务。在学术研讨方面，研究会大量地收集整理关学曾的历史遗稿，在北京琴书的历史沿袭、内在规律、作品分析、关学曾艺术思想的研讨等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退休后担任曲协主席着急北京琴书传承
北京琴书始终伴随着创新而生存和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学曾就致力于北京琴书的推广和普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他退休以后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他担任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期间，不辞辛劳地为曲艺奔波操劳，曾经无数次地将鼓曲艺术带进了校园、军营、厂矿和企事业单位。除此之外，关学曾还身体力行，在家中开办了北京琴书学习班，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去学习受业。关学曾的弟子们也应邀纷纷深入到学校、少年宫开办培训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6年，天桥街道办事处开办了天桥曲艺茶社，关学曾应邀为茶社题写了匾额并以抱病之躯为茶社的开幕揭匾。此后的每个周日上午直到今天，这里都成为广大鼓曲艺术爱好者的乐园，多年来关学曾的弟子们始终坚持到茶社进行演唱和服务。
直到关学曾晚年的时候，仍然致力于对北京琴书进行创新，并时常向弟子们提出创新的要求。“我爸退休以后业余生活就是打麻将，凑仨人也能打，一人多发一摞牌，他自己钻研的。他这个投入劲儿，别人还真比不了，尤其是他倾注一生的北京琴书事业。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中，最着急的就是北京琴书的传承和发展，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记得在急诊室的时候，我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别让琴书断了啊，你为琴书做了不少事，爸相信你，把琴书这事儿一定传承下去，跟师兄弟们好好相处，让大家都有个照应。”
关少曾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后并未继承父业，但始终关注着北京琴书艺术的传承和弘扬，为北京琴书倾注了很多心血，曾得到父亲的肯定与褒奖。“我为什么当年没接我爸的班，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嗓子不好，而且我父亲也很开通，从来不强迫我什么，最主要的是他想让我上大学，因为他自己没怎么上过学，所以特别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我也属于能闯荡能折腾的，插过队，修过汽车，当过兵，演过话剧，搞过晚会，也在影视圈拍了不少作品。对于北京琴书，我也没少花心思，后来张罗着给我爸做了套MTV，把经典段子进行了配器和包装，发行后还真挺受欢迎的。我爸也挺高兴，对我特别满意。”
关少曾认为，所谓传承，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你再怎么学，也不是关学增。你说你会唱几句北京琴书，也不能说你传承了这门艺术。任何一门艺术的主体，是从事这门艺术的人，所以从艺术的延续角度讲，要有人掌握这门艺术，并且要不断地有新人加入这一行列，从艺人员的基数越大，则意味着这门艺术的基础越牢，生命力越旺盛。根据北京琴书自身现状，确立传承目标和途径，一方面是要把我父亲传统的曲目、表演体系和原理沿袭下来；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应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需求和受众口味的变化，从内容上做到与时代同步，在创新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
北京琴书路在何方？刨新是关键！
北京琴书是否后继有人？据关少曾介绍，父亲从1986年开始，就在家里办起了学习班。“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义务教，所以每星期六大伙都会聚在我们家。只要能把北京琴书发扬光大，他就心满意足了。”如今，关学曾先生的弟子己达数十人，北京琴书第二代传承人包括王铁山、赵玉宝、殷长海、王小弦、陈凤翔、唐玄默、魏文华、王海元、孙学敏、杨芸、洪宗义、吴林友、刘振浩、肖四北、刘砚声、尚文和、陈良义、张思辰、王树才、崔维克。
关学曾逝世以后，他的弟子殷长海在家中自费开办了“弱竹微草”北京琴书票房，从2007年开始，每周一次的票房接纳了众多北京琴书爱好者前往。殷长海已退休多年，在家公益传授北京琴书演唱技艺，不仅不厌其烦地传帮带，还凭着微薄的退休工资，负责前来学习的人的午饭，可以说是为北京琴书的普及与传承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北京琴书的所有唱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在时代的发展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这是与其他说唱艺术形式的不同所在，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身即是创新最好的印证和解读。在北京琴书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周围的事物在不断地改变，依照适者生存的法则，北京琴书在唱词内容方面依附于时代前进的脚步，以身边的人、事、物和人们熟知并喜爱的历史题材作为说唱内容的来源。因此，从每一个唱段的唱词角度来说，都是在写新唱新，可以说创新是北京琴书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其次，根据唱词内容的需要，关学曾对北京琴书基本伴奏音乐的板武运用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唱段，为北京琴书的创新确立了模式与基本方法的样板。
关学曾在伴奏音乐配合唱词的创新中，遵循了北京琴书的音乐旋律特点，在具体的方法上，主要通过变换板武，特别是散板、流水板和上板的节奏变化，来增强唱段的戏剧感和表现力。除此之外，还吸收了其他曲种剧种的音乐元素，并不留痕迹。这些方法，为北京琴书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和借鉴，使创新作品既保留了北京琴书的独特味道，又能给人带来新颖愉快的感受。
关学曾的创新实践表明，创新必须在遵照本曲种根本特征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要在熟悉多种板式艺术特征的前提下，根据唱词内容而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唯此才能够体现出作品的个性，并以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作为素材，巧妙组合后使之服从于主题表现的需要。
从特定角度上讲，北京琴书在唱词内容创作方面与伴奏音乐改革相比，具有更重要和突出的意义。北京琴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唱段内容紧密相连的，内容是伴奏音乐的内核，与伴奏音乐联系密切。伴奏音乐相对于内容来说受到一定规律的制约，远不及唱词的包容性和可塑性，而唱词的内容可以呈现出无限的变化和多样性。就此来说，北京琴书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唱词内容的创新，而伴奏音乐则是实现创新目的的保证。这一点，对于北京琴书的发展和传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学曾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当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变化后，他非常踊跃地投入到了写新唱新的艺术实践中。面对着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他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通过唱段反映并参与到新的社会生活之中，关注生活、贴近现实、说表典型、颂扬模范，创作了众多的新作品，这正是北京琴书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素。假如当时固步自封或没有能力适应社会的变化，那么北京琴书的今天就可想而知了。同样的道理，今天的社会生活更是进入了瞬息万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之中，人们的娱乐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北京琴书作为一个说唱艺术品种，是不是能够具有这种适应能力，是不是能焕发出自身的创造力，这是决定北京琴书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
链接关晓彤
关晓彤，关学曾之孙女，出生于1997年。2005年因出演《无极》中的“小倾城”而出名。近日，关晓彤北影考试第一名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占据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4月17日，关晓彤在微博发声，纪念爷爷逝世十周年，“我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记得小时候爷爷很宠我，给我买自行车、布娃娃，带我出去玩儿。爷爷还教我唱了两段琴书和打扬琴。时间过得真快，想您……还要感谢北京市西城区文联和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在4月19日为爷爷办琴书专场，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展演让更多人了解北京琴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艺术。”
北京琴书的旋律始终是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一种记忆，也是人们认同老北京文化的一种典型的音乐符号。当北京琴书旋律响起的时候，人们脑海里映现的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老街坊们互相问候的风情画。
今年，恰逢关学曾先生逝世十周年。带着对北京琴书的一知半解，我登门拜访了关学曾之子关少曾。通过采访，我不但对关老先生的艺术成就有了进一步认识，更深入了解了北京琴书的前世今生。由于幼年受到家庭熏陶，关少曾不仅对艺术格外热爱，更学会了规矩。“我们家是满族，干什么都得讲规矩。我小时候基本没上过饭桌，都是搬个小板凳坐一边吃，还想插话？门儿都没有！长大以后出门儿也得跟我父亲说一声去哪儿，几点回来，不说不行。”
关少曾家里很宽敞，立柜里摆满了书籍。采访问隙，他随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日记本，绿色的封皮。翻开第一页，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日记。他戴上眼镜，开始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其间指着一些贴在本子上的老照片和新闻剪报，逐一讲给我听，仿佛又随着那些用墨水写的文字回到了从前。
打小生活在崇文门的关少曾，和父亲一样都属于胡同串子，骨子里透着南城爷们儿的气息，这一点在采访中表露无遗。我刚一进门，关老师便给我沏了杯茶，请我坐在了沙发上。而一般的采访对象，大概会选择坐在我对面或者旁边，但从没见过关老师这样的，好好的一个皮沙发不坐，偏偏蹲在了沙发前面，后背半倚着呈45°角，这让我迅速脑补了葛优当年客串《我爱我家》时的一个经典场景，也是这么出溜儿着半靠在沙发上，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姿势了。这样也好，证明没拿我当外人！北京人的这种随性和真实，实在是有些可爱！
北京琴书的诞生
在说唱艺术门类中，北京琴书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几乎所有唱段都出自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琴书有着自身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印记，叉恰恰记录了时代的脚步，这也成为了说唱艺术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北京，不会哼唱北京琴书的大有人在，但几乎没人不知道北京琴书。知道北京琴书，自然也会知道关学曾先生。关少曾回忆说：“当时百姓家里还没电视机，走哪儿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唱的北京琴书，《传家宝》《长寿村》等名段家喻户晓。”
出身镶蓝旗满族13岁拜师学艺
1922年8月1日，关学曾出生于北京一个镶蓝旗的满族人家，姓瓜尔佳氏，翻成汉语姓关，取名关士清，祖上是清朝给皇帝站岗放哨的士兵。1935年，因热爱曲艺，经人介绍正式拜师常德山先生学唱单琴大鼓。这一时期，单琴大鼓在京津冀地区声名鹊起，拥趸颇众。常德山在去世之前，将关学曾介绍给乐亭大鼓名家石金荣先生学唱乐亭大鼓。从这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关学曾一直学习和演唱的是乐亭大鼓、单琴大鼓和琴书。
上世纪40年代，天桥不仅是商贾云集之地，也是各路艺人聚集的场所，汇聚了种类繁多的说唱形式。关学曾琴书技艺日臻成熟，不仅传承了常德山先生吐字发音清晰，行腔优美的唱法，叉将在石金荣先生那里练就的抓词、留扣子等技巧融入自己的说唱中，在说唱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大批自己的拥趸。而早期或同期的单琴大鼓艺人却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唯独关学曾的琴书在当时仅此一家，不仅在天桥站住了脚，同时在庙会、堂会、剧场和电台的演出也是接连不断。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关学曾真正确立了在说唱艺人中的地位，演唱的琴书已初步具备了自己的风格，在原来单琴大鼓的基础上从吐字归音、行腔韵律到唱词板眼的排序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改单琴大鼓的舒缓温婉以及吐字归韵略带乡音的特点，使琴书形成了曲调高亢明快，唱词板眼俏丽、说唱婉转自如的艺术特色，琴书的伴奏音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奏、间奏的旋律变得简洁而又适于不同场次的需要，伴奏时按唱词行腔的音序规律，对基本唱腔的伴奏音乐进行了规范和定制，延长的速度根据内容有了不同的变化，这些都与原来的单琴大鼓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小挣钱养家29岁创立北京琴书
解放以后，曲艺艺人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撂地卖艺的穷苦艺人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因此焕发了关学曾空前的创作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关学曾的艺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关学曾当年对单琴大鼓到琴书的变革仅仅是基于适应听众需求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是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寻求更高层面的变革，当时的新思想、新风尚被源源不断地融入到了新的作品中。
1951年3月底，根据国家的需要，关学曾作为曲艺社成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所属的文工团曲艺服务大队，深入前沿、后方慰问志愿军官兵。这段经历使关学曾大开眼界，毕竟在天桥卖艺时期所接触到的只是在北京比较有市场的曲种。他见到了许多冠有地名的琴书，比如山东琴书、四川琴书、徐州琴书等，这引起了他的思索。琴书本来就是北京的土特产，怎么就不能叫北京琴书啊！此时的关学曾正属于艺术上已有所建树的时期，想象力创造力十分活跃，从当时曲艺界大的环境来讲，也正在经历着不同曲种的整合，表演形式的变化，单一曲种的变革，因此触发了关学曾这一想法。关学曾自幼生活在北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说起北京的事儿来轻车熟路。他演唱的琴书完全使用北京话，吐字归韵和行腔所体现出来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味儿，这更加坚定了他改革的信念。作为单琴大鼓唯一有所作为的传人来讲，要改变前人沿袭下来的曲种名称，是很需要魄力的一件事情。回到北京以后，关学曾便正式把琴书改名为北京琴书了。
关学曾出生在满族家庭，祖上虽享受过满人“吃钱粮”的待遇，可到了关学曾父亲这辈儿家里就败落了。父亲什么手艺也不会，只能靠卖白菜、当劳工、拉洋车维持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常带着关学曾在崇文门一带给人缝补衣扣。每天天不亮就去鬼市上摆地摊卖破烂儿。关学曾从小就要自食其力，挣钱养家，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北京底层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少年时期的他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特别是对说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有空闲，就跑到书馆听蹭儿。北京的市井风俗、京味儿语言、人情世故都在他身上打下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琴书改为北京琴书是必然。从此，北京琴书开始唱响在古老的北京，一门有着漫长历史的说唱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年，关学曾29岁。 北京琴书属于板腔体的说唱音乐，演唱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按北京腔行腔不倒字；二是唱词内容浅显易懂；三是说唱婉转口语化；四是唱段内容贴近生活；五是板眼顺序规律清晰；六是从行腔音独具韵味。这些特征是北京琴书受到听众喜爱的原由，也是从形式到内容形成自身艺术特色的基石。关学曾所经历的少年学艺时代，正是中国说唱艺术发展的繁荣的时期，同时他又经历了新旧社会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仅师承前辈讲故事的本领，而且凭借对北京琴书这门艺术所独有的钟爱与理解，在传统的、良莠不齐的环境下，去粗取精，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北京琴书的艺术风格演绎到了极致，使这门艺术独步于中国曲坛。
关学曾的艺术人生
北京琴书定名以后，关学曾通过发现和撷取生活当中的小人物、小故事，创作了大量歌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唱段，既有良好的教育意义，叉充满娱乐性，这在所有说唱艺术形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关学曾积极响应挖掘传统的号召，将历史题材进行整理加工，为新社会服务，从而诞生了《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张良纳履》《吕蒙正教学》《高亮赶水》《长寿村》《东坡与小妹》等脍炙人口的名段，传唱至今。其中，《长寿村》的唱词还曾被列入小学语文读物。
随便听一段关学曾的唱段，你不仅能够了解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同时，你一定会了解到这个故事发生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相关信息。比如《买肉馅儿》这个段子中，胡闹儿的行为一定是违反了当时的交通法规，而创作这个段子的时候，正是新的交通法规刚刚颁布，关学曾通过北京琴书唱段一方面讽刺和批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另一方面为新的交通法规做宣传。
在关学曾的演艺生涯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到后来的各种慰问和巡演，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走出了国门。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全情地投入，无论在前沿哨所、筑路工地、钻井油田还是厂矿院校，都留下了北京琴书那熟悉的唱腔和旋律，为人们送去了温暖和欢乐。
两次赴朝慰问自愿为国家牺牲
聊到赴朝慰问，关少曾还回忆起一段幼年趣事，“我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还算不错，可父亲不愿意让我乱花钱。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他从朝鲜带回来的子弹给卖废品了，还有箱子上面的铜扣也给撬了，卖的钱部跟胡同里的小哥们儿分了。我爸爸回来以后这顿揍，让我脱了裤子趴床上，几巴掌下去屁股上全都是手印。我妈就在外面叫，别打了，再给孩子打死。”
关少曾告诉记者，“第一次赴朝，我父亲在前线创作了《模范党员姜世福》，内容是写志愿军战士姜世福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段子特别受战士的欢迎，有个战士听完以后还给他写来书面意见，他一直保留着，后来还按着战士的意见修改了段子，回国后宣传抗美援朝时，唱了好长时间。”
1952年初，在北京市文化局领导下，关学曾和侯宝林先生、曹宝禄先生、魏喜奎先生、顾荣甫先生、尹福来先生、昊长宝先生共同组织建立了北京曲艺团。曲艺团成立后第—件事就是组织第二次赴朝慰问，自愿报名参加，关学曾第一个报了名。因为第一次赴朝有人牺牲，所以第二次有的人不敢去了。可关学曾的想法正好相反，觉得国家给的任务是光荣的，现在是给国家做事了，所以得听国家的。关少曾坦言，“我父亲说，为了国家即使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
熬夜写段子钻研“五分钟艺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学曾就不再演唱琴书的旧有曲目了，完全靠新的作品来展现北京琴书的风貌。他深入生活、贴近群众，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唱到哪儿。对于创作，关学曾一刻也不敢松懈。关少曾回忆说，“每当有国内国际大事，或者英雄事迹，他就觉得必须写，而且得赶快写，不写就心里闹得慌，好像缺点什么。其实搞创作的人应该能理解，只要隔些日子不动笔，心里就痒痒。我记得父亲在写《鞭打芦花》的时候哭过，写《长寿村》时乐得一塌糊涂，他能从自己描写的各类人物形象中感觉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一次，关学曾在老舍茶馆唱了最拿手的段子《鞭打芦花》，开始掌声挺多，可越往后唱掌声越是稀稀拉拉，更别说返场了，关学曾心里直纳闷儿。演出后便问服务员，怎么没有什么掌声了呢。服务员说，那是他们水平低，欣赏不了。骑车回家的路上，关学曾一直琢磨这事儿，是他们真的欣赏不了，还是自己的段子不符合潮流？第二天一早，关学曾出去遛弯，正碰上送牛奶的上楼，撞个满怀。关学曾说，“小伙子，急什么。”小伙子回答，“老爷子，不快点行吗，时间就是金钱。”关学曾联想到头天晚上的演出，如果不是一唱就20多分钟的话，还是挺好的。就是到了后面，年轻的观众可就有点坐不住了。现在的人没时间听长篇大书，在那儿摇头晃脑地咂摸滋味儿。于是关学曾得出一个结论，时代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节目的形式和内容就得跟着变，要不能适应现在观众的胃口，就有点费力不讨好了。于是，关学曾决定从短小精干的节目入手，一门心思放在小段儿的创作演出中，也就在此时关学曾给自己提出了“五分钟艺术”的要求。所谓“五分钟艺术”，就是一般曲艺说唱节目在正段演出后的返场小段儿，就是讲一段有头有尾有情节叉有点意义，还得有笑料包袱的故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不好千的活计。一般人对此并不重视，可关学曾认为要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给大家带来惊喜和快乐，也是件吃功夫的事情。于是，关学曾把五分钟的小段作为正段来演，通过报纸，笑话书，还有别的曲种中发掘了一些挺逗乐的小故事，关学曾费尽心思编创出了《剃头师傅大老王》《怕婆村》《礼尚往来》等段子，还真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少曾坦言，为了这些段子，父亲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有时候一个段子就得熬三四个晚上，有一次为了改《礼尚往来》，都半夜2点多了，我看我爸屋里灯还亮着，就冲了杯牛奶过去，跟他说别写了，喝了牛奶睡吧。结果我爸还急了，说你怎么跟你妈一样磨叽。你不知道，改不出来急吗！我见他动了气，赶紧好言相劝，说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再说也没人挤对您写啊。然后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儿子，你爸爸是千这个的，你的玩意儿要受人尊敬，受人欢迎，你就得自己个儿逼自个儿，自个儿挤对自个儿。结果我就回屋睡觉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我起床一看，我爸还没睡呢，但是作品终于改好了，然后还给我读了一遍，我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他脑子里只有艺术，这一点真的让我佩服。”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社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初步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氛围。北京琴书于2007年6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12月，关学曾北京琴书文化艺术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秉承继承创新、服务社会的宗旨，以弘扬民族说唱艺术为己任，在不断挖掘探讨北京琴书艺术规律、归纳整理北京琴书文化史料的同时，不断开发和创作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作品，广泛开展合作，为政府职能转移、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提供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服务。在学术研讨方面，研究会大量地收集整理关学曾的历史遗稿，在北京琴书的历史沿袭、内在规律、作品分析、关学曾艺术思想的研讨等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退休后担任曲协主席着急北京琴书传承
北京琴书始终伴随着创新而生存和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学曾就致力于北京琴书的推广和普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他退休以后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他担任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期间，不辞辛劳地为曲艺奔波操劳，曾经无数次地将鼓曲艺术带进了校园、军营、厂矿和企事业单位。除此之外，关学曾还身体力行，在家中开办了北京琴书学习班，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去学习受业。关学曾的弟子们也应邀纷纷深入到学校、少年宫开办培训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6年，天桥街道办事处开办了天桥曲艺茶社，关学曾应邀为茶社题写了匾额并以抱病之躯为茶社的开幕揭匾。此后的每个周日上午直到今天，这里都成为广大鼓曲艺术爱好者的乐园，多年来关学曾的弟子们始终坚持到茶社进行演唱和服务。
直到关学曾晚年的时候，仍然致力于对北京琴书进行创新，并时常向弟子们提出创新的要求。“我爸退休以后业余生活就是打麻将，凑仨人也能打，一人多发一摞牌，他自己钻研的。他这个投入劲儿，别人还真比不了，尤其是他倾注一生的北京琴书事业。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中，最着急的就是北京琴书的传承和发展，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记得在急诊室的时候，我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别让琴书断了啊，你为琴书做了不少事，爸相信你，把琴书这事儿一定传承下去，跟师兄弟们好好相处，让大家都有个照应。”
关少曾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后并未继承父业，但始终关注着北京琴书艺术的传承和弘扬，为北京琴书倾注了很多心血，曾得到父亲的肯定与褒奖。“我为什么当年没接我爸的班，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嗓子不好，而且我父亲也很开通，从来不强迫我什么，最主要的是他想让我上大学，因为他自己没怎么上过学，所以特别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我也属于能闯荡能折腾的，插过队，修过汽车，当过兵，演过话剧，搞过晚会，也在影视圈拍了不少作品。对于北京琴书，我也没少花心思，后来张罗着给我爸做了套MTV，把经典段子进行了配器和包装，发行后还真挺受欢迎的。我爸也挺高兴，对我特别满意。”
关少曾认为，所谓传承，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你再怎么学，也不是关学增。你说你会唱几句北京琴书，也不能说你传承了这门艺术。任何一门艺术的主体，是从事这门艺术的人，所以从艺术的延续角度讲，要有人掌握这门艺术，并且要不断地有新人加入这一行列，从艺人员的基数越大，则意味着这门艺术的基础越牢，生命力越旺盛。根据北京琴书自身现状，确立传承目标和途径，一方面是要把我父亲传统的曲目、表演体系和原理沿袭下来；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应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需求和受众口味的变化，从内容上做到与时代同步，在创新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
北京琴书路在何方？刨新是关键！
北京琴书是否后继有人？据关少曾介绍，父亲从1986年开始，就在家里办起了学习班。“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义务教，所以每星期六大伙都会聚在我们家。只要能把北京琴书发扬光大，他就心满意足了。”如今，关学曾先生的弟子己达数十人，北京琴书第二代传承人包括王铁山、赵玉宝、殷长海、王小弦、陈凤翔、唐玄默、魏文华、王海元、孙学敏、杨芸、洪宗义、吴林友、刘振浩、肖四北、刘砚声、尚文和、陈良义、张思辰、王树才、崔维克。
关学曾逝世以后，他的弟子殷长海在家中自费开办了“弱竹微草”北京琴书票房，从2007年开始，每周一次的票房接纳了众多北京琴书爱好者前往。殷长海已退休多年，在家公益传授北京琴书演唱技艺，不仅不厌其烦地传帮带，还凭着微薄的退休工资，负责前来学习的人的午饭，可以说是为北京琴书的普及与传承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北京琴书的所有唱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在时代的发展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这是与其他说唱艺术形式的不同所在，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身即是创新最好的印证和解读。在北京琴书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周围的事物在不断地改变，依照适者生存的法则，北京琴书在唱词内容方面依附于时代前进的脚步，以身边的人、事、物和人们熟知并喜爱的历史题材作为说唱内容的来源。因此，从每一个唱段的唱词角度来说，都是在写新唱新，可以说创新是北京琴书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其次，根据唱词内容的需要，关学曾对北京琴书基本伴奏音乐的板武运用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唱段，为北京琴书的创新确立了模式与基本方法的样板。
关学曾在伴奏音乐配合唱词的创新中，遵循了北京琴书的音乐旋律特点，在具体的方法上，主要通过变换板武，特别是散板、流水板和上板的节奏变化，来增强唱段的戏剧感和表现力。除此之外，还吸收了其他曲种剧种的音乐元素，并不留痕迹。这些方法，为北京琴书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和借鉴，使创新作品既保留了北京琴书的独特味道，又能给人带来新颖愉快的感受。
关学曾的创新实践表明，创新必须在遵照本曲种根本特征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要在熟悉多种板式艺术特征的前提下，根据唱词内容而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唯此才能够体现出作品的个性，并以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作为素材，巧妙组合后使之服从于主题表现的需要。
从特定角度上讲，北京琴书在唱词内容创作方面与伴奏音乐改革相比，具有更重要和突出的意义。北京琴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唱段内容紧密相连的，内容是伴奏音乐的内核，与伴奏音乐联系密切。伴奏音乐相对于内容来说受到一定规律的制约，远不及唱词的包容性和可塑性，而唱词的内容可以呈现出无限的变化和多样性。就此来说，北京琴书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唱词内容的创新，而伴奏音乐则是实现创新目的的保证。这一点，对于北京琴书的发展和传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学曾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当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变化后，他非常踊跃地投入到了写新唱新的艺术实践中。面对着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他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通过唱段反映并参与到新的社会生活之中，关注生活、贴近现实、说表典型、颂扬模范，创作了众多的新作品，这正是北京琴书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素。假如当时固步自封或没有能力适应社会的变化，那么北京琴书的今天就可想而知了。同样的道理，今天的社会生活更是进入了瞬息万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之中，人们的娱乐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北京琴书作为一个说唱艺术品种，是不是能够具有这种适应能力，是不是能焕发出自身的创造力，这是决定北京琴书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
链接关晓彤
关晓彤，关学曾之孙女，出生于1997年。2005年因出演《无极》中的“小倾城”而出名。近日，关晓彤北影考试第一名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占据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4月17日，关晓彤在微博发声，纪念爷爷逝世十周年，“我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记得小时候爷爷很宠我，给我买自行车、布娃娃，带我出去玩儿。爷爷还教我唱了两段琴书和打扬琴。时间过得真快，想您……还要感谢北京市西城区文联和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在4月19日为爷爷办琴书专场，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展演让更多人了解北京琴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