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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前，深圳关外的大芬村还是一个芦苇遍地、鸡鸭到处跑的小村庄，置身其中，有点像是在西伯利亚。
由于深圳市内租金上涨，画商黄江将自己在深圳黄贝岭的行画工厂迁到大芬村，由此开创了商业油画市场的一段传奇。
2017年，余海波以画师赵小勇的经历为底色拍摄而成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作品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传达了中国人寻求原创之路的内在力量和精神。
如今的大芬村已经成为画铺林立的城市商业社区，跟中国的很多村庄一样，它经历了从农村到工业村，再到城中村的过程，走过了时代的变迁。
1200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画工、画师、画家组成的行业队伍，散布在这块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一起向外输送产品，总产值一度占全球商业油画市场产业的70%，这个深圳的小村庄在世界成为“中国大芬油画村”。
野蛮生长
大芬村距离深圳布吉镇三公里，被两条交叉的主干道包夹着，周围挤满了大量商铺、餐馆和旅舍。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大海报：“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一座村庄，改变了若干喜欢画画的人的人生，更是改变了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也成了油画村第一人。众多人在这里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理想的实现，抑或是商机。
2017年6月28日，在深圳大芬油画村工作的墙面画工们手持自己的画作合影。
已入古稀之年的黄江是广东四会人，在广州长大。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兴趣，中学时多次参加绘画比赛。他尝试过多个工作后，到了香港，加入行画领域。
行画起源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傳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中国大陆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19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三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房子开办画室。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1983年，黄江和合作伙伴到了人工、租金更便宜的福建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他们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大陆的人。1987年，黄江跑到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600多平方米的工厂招揽了60多名画工，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不过，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黄江月租金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多块。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最好租金要便宜，画工还要最少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这么想。
他走到了大芬村。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他决定留下来。
1989年10月，黄江租了大芬村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20多个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那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快。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
到1990年代中期，大芬村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周边配套产业陆续进村。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第一时期的大芬村，粗犷有力，野蛮生长。
产业链
出于生1972年的赵小勇第一次来到大芬村的时候，这里只有黄江开设的一家油画工厂和几百名画工。他是1997年8月加入大芬村的“队伍”的。
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发现《向日葵》和《咖啡馆》最好卖，有段时间就只画这两样。一个星期画两三幅，然后背到市区的各家画廊去卖。
渐渐地，赵小勇只画梵高的画，对其他画没了兴趣。他开始买梵高的画册和书，研究梵高的画。
1999年，大芬村出现了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业态逐渐形成。
赵小勇租了一间房子，在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牌子。那时候，来大芬村的客户多，画师们开始有了推广自己的意识，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现在都是微信二维码，几乎每个画师都会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公布出来，扫一下，立刻就被通过了。稍微年轻的画工会问，“老板，喜欢什么样的画？”
此时，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
在不少人眼中，深圳这座新兴城市只是一片文化沙漠，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出现，让这个文化沙漠有了一抹绿色。 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新建步行街，整修街道，意欲把大芬油画村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名片”。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唯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大芬村因此更是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
2003年以后，大芬村行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 赵小勇回忆说。
不少原创画家开始驻扎大芬村，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这个以复制名画闻名的小村庄，第一次出现了原创绘画。大芬村的部分画师们也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开始尝试原创。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通称“荷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梵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梵高的油画，人们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媒体称他为“中国梵高”。
2014年8月，在摄影师余海波和他女儿余天琦的陪同下，赵小勇和他的两个朋友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见到了梵高的真迹。这是他自1997年以来的梦想。
在梵高博物馆，看着画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館》真迹，赵小勇萌生了做原创绘画的想法，用梵高的手法、色彩画一些自己的原创画。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只是纯粹地模仿，赚钱养家。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贸易的不平等在艺术领域仍旧通行，虽然不是滋味，却也无力改变自己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命运。
余海波历时6年以赵小勇为主角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于2017年受到广泛关注，让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如今他的画，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1.2万元。
这个期间的大芬村，不时有版权纷争出现，对此，当地政府需要不定期介入，有一次请来了文化名人马未都。
怎样才是出路？
在大芬村，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就算是高手了。
2005年时，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人民币。
但从2008年开始，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开始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他这时才知道，原来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订单的减少，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
赵小勇说，到了2012年时，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以上。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画师，剩下的已经不到10人。赵小勇也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2016年，他在宁波开了一间画廊，主要是为了实践他做原创画和梵高高仿画的想法。
荷兰之行后，赵小勇开始尝试画自己的原创画，先后画了五幅，都有着浓郁的梵高风格，已经卖出几幅，均价超过5000元。而赵小勇如今的梵高作品，90%以上都在国内销售，他发现，中国家庭对这种挂在家里的油画的要求，比外国人还高。
以复制名画出名，过去十几年，大芬村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过，“大芬村”三字也会让很多真正想成为原创画家的人感到有压力。一些从大芬村走出来的画家，因为害怕偏见而隐瞒身份，只说是从广东来的。这几年，人们对大芬村原创作品的印象慢慢有了改观。
大芬村目前有两百多位原创画家，有很多是从北京过来的，比如赵北。他最初迁来这里是因为对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失望”，他觉得这里“很实在”，而北京“很疯狂”。
大芬的画工、画师，白天晚上都在画，不管他们画什么，“很勤奋，很敬业”，这种状态让赵北感到亲切。况且这里市场发达，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去，能养活自己。在有些地方，画出来的作品只能免费送人。2006年，画商贺克均创办了大芬村唯一一家拍卖行，为这里的原创作品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有画廊功能的咖啡馆陆续出现，也让将大芬村作为旅游景点的人得到休憩的同时，能有看到原创画家作品的机会。
自从行业在2008年发生变化之后，当地政府也在鼓励大芬村油画村转型升级，一方面把市场调整到国内，另一方面则是往原创方向发展。原创可以带动行业的发展，作品之外，还可以原创的艺术衍生品，做知识产权输出。这是理想状态。
制造，创造
早晨7点，大芬村还没有完全醒来，刘许午就打开手机，播放玄幻有声小说，展开画布，开始画梵高的名作之一《收割中的田园风景》。他要忙到晚上10点半。
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最辛苦的，“很多人都是通宵”。
听小说，这是画工们的一个习惯。要有声音，以前很多老画师喜欢开着收音机。到了晚上，大芬村到处都是收音机的声音。现在则是手机APP，各种有声读物，以及音乐。“要不然，时间很难熬的”。
刘许午说他也想做原创，“但是先要吃饭，先要能养活自己。”很多做原创的卖不出去画，只好再回来画行画。
大芬村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体来说有“三部曲”：从画工出来，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可以出师了；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接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打下手了，然后再成立画廊，再继续把画廊做大成企业，成为大老板。
在赵小勇看来，大芬村是个好地方，但也非常残酷。好处是市场培育起来了，经常有人来收画，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残酷在于竞争激烈，如果画得不行，最终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
从家乡湖北孝感踏入深圳大芬村时，王琛觉得这里很荒凉，什么都没有。他指着马路和高楼大厦，以及晚间就灯红酒绿的KTV，“都是这些年建起来的。”
他在大芬村15年，看着那些画画的人走马灯似地换着。
关于《中国梵高》，有这样一段介绍：这是一部讲述文化产业奇迹的大芬村画工转型的故事，画工们从农村来到深圳大芬村与西方油画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铸建新的人生梦想。他们从最初为了生存养家的“复制”，到渐渐地进入梵高的人生和艺术寻求，不断发生着思想变化。大芬村画工的转型同时映射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传达了深圳移民勇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深刻思想内函，表现出深圳移民的创业和青年画工的“中国梦”。
赵小勇说《中国梵高》传递出最大的意义是“一定要原创”。余海波也正奔波在给《中国梵高》取得龙标的路上，“如果可以，传播率会更高一些。”
赵小勇被认为从这条路子走了出来，而进村刚两年的刘许午则还是在路上。还有8000多名刘许午与他一起。他们成为了时代景观，也面临着转型的痛楚。
很显然，大芬村也需要和他们一起，共走一段转型路。
有一天，当“严禁拍照”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大芬村的各个角落时，对于这个村庄的转型和发展来说，也许是一个好消息。
由于深圳市内租金上涨，画商黄江将自己在深圳黄贝岭的行画工厂迁到大芬村，由此开创了商业油画市场的一段传奇。
2017年，余海波以画师赵小勇的经历为底色拍摄而成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作品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传达了中国人寻求原创之路的内在力量和精神。
如今的大芬村已经成为画铺林立的城市商业社区，跟中国的很多村庄一样，它经历了从农村到工业村，再到城中村的过程，走过了时代的变迁。
1200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画工、画师、画家组成的行业队伍，散布在这块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一起向外输送产品，总产值一度占全球商业油画市场产业的70%，这个深圳的小村庄在世界成为“中国大芬油画村”。
野蛮生长
大芬村距离深圳布吉镇三公里，被两条交叉的主干道包夹着，周围挤满了大量商铺、餐馆和旅舍。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大海报：“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一座村庄，改变了若干喜欢画画的人的人生，更是改变了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也成了油画村第一人。众多人在这里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理想的实现，抑或是商机。
已入古稀之年的黄江是广东四会人，在广州长大。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兴趣，中学时多次参加绘画比赛。他尝试过多个工作后，到了香港，加入行画领域。
行画起源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傳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中国大陆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19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三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房子开办画室。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1983年，黄江和合作伙伴到了人工、租金更便宜的福建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他们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大陆的人。1987年，黄江跑到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600多平方米的工厂招揽了60多名画工，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不过，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黄江月租金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多块。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最好租金要便宜，画工还要最少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这么想。
他走到了大芬村。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他决定留下来。
1989年10月，黄江租了大芬村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20多个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那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快。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
到1990年代中期，大芬村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周边配套产业陆续进村。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第一时期的大芬村，粗犷有力，野蛮生长。
产业链
出于生1972年的赵小勇第一次来到大芬村的时候，这里只有黄江开设的一家油画工厂和几百名画工。他是1997年8月加入大芬村的“队伍”的。
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发现《向日葵》和《咖啡馆》最好卖，有段时间就只画这两样。一个星期画两三幅，然后背到市区的各家画廊去卖。
渐渐地，赵小勇只画梵高的画，对其他画没了兴趣。他开始买梵高的画册和书，研究梵高的画。
1999年，大芬村出现了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业态逐渐形成。
赵小勇租了一间房子，在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牌子。那时候，来大芬村的客户多，画师们开始有了推广自己的意识，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现在都是微信二维码，几乎每个画师都会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公布出来，扫一下，立刻就被通过了。稍微年轻的画工会问，“老板，喜欢什么样的画？”
此时，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
在不少人眼中，深圳这座新兴城市只是一片文化沙漠，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出现，让这个文化沙漠有了一抹绿色。 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新建步行街，整修街道，意欲把大芬油画村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名片”。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唯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大芬村因此更是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
2003年以后，大芬村行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 赵小勇回忆说。
不少原创画家开始驻扎大芬村，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这个以复制名画闻名的小村庄，第一次出现了原创绘画。大芬村的部分画师们也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开始尝试原创。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通称“荷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梵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梵高的油画，人们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媒体称他为“中国梵高”。
2014年8月，在摄影师余海波和他女儿余天琦的陪同下，赵小勇和他的两个朋友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见到了梵高的真迹。这是他自1997年以来的梦想。
在梵高博物馆，看着画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館》真迹，赵小勇萌生了做原创绘画的想法，用梵高的手法、色彩画一些自己的原创画。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只是纯粹地模仿，赚钱养家。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贸易的不平等在艺术领域仍旧通行，虽然不是滋味，却也无力改变自己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命运。
余海波历时6年以赵小勇为主角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于2017年受到广泛关注，让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如今他的画，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1.2万元。
这个期间的大芬村，不时有版权纷争出现，对此，当地政府需要不定期介入，有一次请来了文化名人马未都。
怎样才是出路？
在大芬村，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就算是高手了。
2005年时，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人民币。
但从2008年开始，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开始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他这时才知道，原来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订单的减少，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
赵小勇说，到了2012年时，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以上。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画师，剩下的已经不到10人。赵小勇也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2016年，他在宁波开了一间画廊，主要是为了实践他做原创画和梵高高仿画的想法。
荷兰之行后，赵小勇开始尝试画自己的原创画，先后画了五幅，都有着浓郁的梵高风格，已经卖出几幅，均价超过5000元。而赵小勇如今的梵高作品，90%以上都在国内销售，他发现，中国家庭对这种挂在家里的油画的要求，比外国人还高。
以复制名画出名，过去十几年，大芬村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过，“大芬村”三字也会让很多真正想成为原创画家的人感到有压力。一些从大芬村走出来的画家，因为害怕偏见而隐瞒身份，只说是从广东来的。这几年，人们对大芬村原创作品的印象慢慢有了改观。
大芬村目前有两百多位原创画家，有很多是从北京过来的，比如赵北。他最初迁来这里是因为对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失望”，他觉得这里“很实在”，而北京“很疯狂”。
大芬的画工、画师，白天晚上都在画，不管他们画什么，“很勤奋，很敬业”，这种状态让赵北感到亲切。况且这里市场发达，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去，能养活自己。在有些地方，画出来的作品只能免费送人。2006年，画商贺克均创办了大芬村唯一一家拍卖行，为这里的原创作品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有画廊功能的咖啡馆陆续出现，也让将大芬村作为旅游景点的人得到休憩的同时，能有看到原创画家作品的机会。
自从行业在2008年发生变化之后，当地政府也在鼓励大芬村油画村转型升级，一方面把市场调整到国内，另一方面则是往原创方向发展。原创可以带动行业的发展，作品之外，还可以原创的艺术衍生品，做知识产权输出。这是理想状态。
制造，创造
早晨7点，大芬村还没有完全醒来，刘许午就打开手机，播放玄幻有声小说，展开画布，开始画梵高的名作之一《收割中的田园风景》。他要忙到晚上10点半。
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最辛苦的，“很多人都是通宵”。
听小说，这是画工们的一个习惯。要有声音，以前很多老画师喜欢开着收音机。到了晚上，大芬村到处都是收音机的声音。现在则是手机APP，各种有声读物，以及音乐。“要不然，时间很难熬的”。
刘许午说他也想做原创，“但是先要吃饭，先要能养活自己。”很多做原创的卖不出去画，只好再回来画行画。
大芬村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体来说有“三部曲”：从画工出来，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可以出师了；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接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打下手了，然后再成立画廊，再继续把画廊做大成企业，成为大老板。
在赵小勇看来，大芬村是个好地方，但也非常残酷。好处是市场培育起来了，经常有人来收画，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残酷在于竞争激烈，如果画得不行，最终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
从家乡湖北孝感踏入深圳大芬村时，王琛觉得这里很荒凉，什么都没有。他指着马路和高楼大厦，以及晚间就灯红酒绿的KTV，“都是这些年建起来的。”
他在大芬村15年，看着那些画画的人走马灯似地换着。
关于《中国梵高》，有这样一段介绍：这是一部讲述文化产业奇迹的大芬村画工转型的故事，画工们从农村来到深圳大芬村与西方油画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铸建新的人生梦想。他们从最初为了生存养家的“复制”，到渐渐地进入梵高的人生和艺术寻求，不断发生着思想变化。大芬村画工的转型同时映射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传达了深圳移民勇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深刻思想内函，表现出深圳移民的创业和青年画工的“中国梦”。
赵小勇说《中国梵高》传递出最大的意义是“一定要原创”。余海波也正奔波在给《中国梵高》取得龙标的路上，“如果可以，传播率会更高一些。”
赵小勇被认为从这条路子走了出来，而进村刚两年的刘许午则还是在路上。还有8000多名刘许午与他一起。他们成为了时代景观，也面临着转型的痛楚。
很显然，大芬村也需要和他们一起，共走一段转型路。
有一天，当“严禁拍照”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大芬村的各个角落时，对于这个村庄的转型和发展来说，也许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