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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中的“孙景夏”与“孙必振”是两个独特的小说形象。本文考证“孙景夏”的现实原型，以及他与蒲松龄的交游，亦考证“孙必振”的真实面貌与品质特征，分析与小说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考证他与“孙景夏”的关系。
关键词： 《聊斋志异》 人物原型考论 孙景夏 孙必振
一、“孙景夏”考
《聊斋志异》卷四的《诸城某甲》记述“学师孙景夏先生”讲述的家乡诸城县里的奇事。卷六的《冷生》篇末记述“学师孙景夏，往访友人”巧遇的一件趣事。这位籍贯诸城县的孙景夏，被蒲松龄称为学师，他的真实人生面貌是怎样的？他和蒲松龄的交游又是怎样的？
据“宣统三续《淄川县志》卷四，职官”记载：“教谕孙瑚，字景夏，诸城人，举人，康熙四年任。升鳌山卫教授，泾县知县。”又据“咸丰《青州府志》卷十八上”记载：“孙瑚，顺天榜，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江南泾县知县。”可见孙景夏即孙瑚，于康熙四年（1665年）出任淄川县学教谕，身为县学食饩廪生的蒲松龄，自然称其为学师。据“乾隆《山东通志》卷十四，学校志”记载，孙景夏在淄川勤政尽职，县学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已毁，他“重修大成殿两庑，入学拾伍名，置学田壹顷壹拾亩参分”。在宣统三续《淄川县志》卷二十中，有蒲松龄友人高珩于康熙四年所作《重修学宫记》，文中称赞“学宫之圮，亦且数十年所未有敢过而问之者，教谕孙君，至即毅然任之”。可见孙景夏兴校庠、重文教，维系道德教化之举深得淄川士绅敬仰。
孙景夏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出任安徽泾县知县，亦颇有善政。据“《江南通志》卷一百九，职官志，文职十一”记载：“孙瑚，山东人，康熙二十年任泾县知县。”又据“乾隆《诸城县志》三十三，列传五”记载：“（孙瑚）升泾县知县，首除税粮火耗，民甚感颂。尝获盗胡某，以夙嫌诬连邻县人甚多，皆置不究。俗泥形家言，死者殡而不葬，久多暴露，瑚痛切劝谕，风稍改。大计以年老归。”“火耗”是地方官吏附加在正常田赋上的一类苛捐杂税，清代地方官多借此敛财，孙景夏恤民疾苦，停止征收火耗，显现出正直官员的良知。此外，他還明察案情，努力避免株连无辜乡民，且改革殡葬陋习，帮助当地移风易俗。
由以上孙景夏宦绩可见，他禀性正直笃厚，有别于官场蝇营狗苟之辈，所以清高孤直的蒲松龄才有可能与之成为好友，并且乐于将其提供的故事素材写进《聊斋志异》。
在《蒲松龄集》中有《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一文和《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七绝六首，从中可感受到孙景夏与蒲松龄的真挚友谊。孙景夏任淄川教谕期间曾赴京会试，落第返回淄川后，蒲松龄邀请他至家中东阁饮宴，希望排遣他内心的苦闷。《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对孙景夏会试落第表达了震惊、惋惜和安慰，文中写道：“共意风流名字，已绕逐殿之雷，谁期颠倒英雄，未上迁莺之榜……忽闻音而感集，堪痛恨者不睹千里昂霄；一转念而欢生，所幸者又得三年聚首！”[1]P184文中将怀才不遇的痛楚及自己对老师的眷恋描绘得很生动。蒲松龄在孙景夏尚未任职淄川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已经历过第一次科场失利[2]P27，所以与孙景夏有相似的人生处境，促进了他们的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加深。文中还写道：“荒园初扫，若人者，若人者，共拟攀彭泽之车；篮舆已驾，吾师乎，吾师乎，何勿下陈藩之榻？”文辞间可见亲切与信任，可见他们的交往已消融了教谕与生员间沉闷的等级关系，而是心灵上的相遇相知。
孙景夏从淄川离任时，蒲松龄作有《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七绝六首，诗中表达了惜别眷恋之情，可见两人眷顾之深挚：“未别先惊子夜梦，离魂常在短长亭。”“明朝此际还相忆，知在云山第几重。”“他日屋梁看月落，相思应到碧山头。”[3]P511这六首诗标明作于丙辰年，即康熙十五年（1676年），可知孙景夏任淄川教谕职共十一年。诗中又有“十年风雪眼常青，一曲骊歌月满庭”之句，袁世硕先生说：“诗歌创作中，言及数量时，为了形式上的整饬，作者常常仅以成数出之。因此，当碰到这类数字时，应审慎对待，未可拘泥。”[4]P283那么这里的“十年”应该就是代指十一年。而孙景夏屈居淄川教谕职长达十一年之久，很可能与屡应会试不第有关。这十一年正是蒲松龄从二十六岁至三十七岁的人生阶段，期间他先后在当地李尧臣家攻读，去沈天祥、王永印家坐馆，赴宝应入孙蕙幕，最终坐馆毕际有家，开始长期的塾师生涯[5]P345。这正是蒲松龄生活最飘零动荡、家庭拮据贫困的阶段，“十年风雪眼常青”是用阮籍能作清白眼的典故，表示自己在艰难处境中得到老师的青睐，表达出对这位时常提携自己的恩师的感激。又据《白孔六帖》卷三十四：“骊歌：别歌也。”所以“一曲骊歌月满庭”表示孙景夏将要离去。
十一年的时光为两人交往提供了充分时间，孙景夏可以时常向蒲松龄讲述一些奇事逸闻。《聊斋志异》中多篇有关诸城县的作品，其故事来源很可能与孙景夏有关。
二、“孙必振”考
《聊斋志异》卷九的《孙必振》，讲述了孙必振所乘船只遭遇狂风恶浪，同船之人皆排挤驱赶他，逼他离船下水。他无处存身，处境孤立。最终全船之人中独有他受到天神佑护，得以逃生，其余人皆落水淹死。那么孙必振实有其人吗？蒲松龄是通过何种渠道知道他的故事呢？蒲松龄为什么选择他来表现“杰出个体遭受群体排斥”这一主题呢？这一主题与孙必振的生平遭遇之间有何隐秘联系呢？
在《午亭文编》卷四十五中，有孙必振墓志铭：《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君墓志铭》，是大学士陈廷敬所撰写的。文中有“君讳必振，字卧云”。“君诸城人”。据“乾隆《山东通志》十五之二，选举二，皇清”记载，“孙必振，诸城人，九十名，己亥科徐元文榜（进士）”。可见孙必振是山东诸城县人，顺治己亥科（1659年）进士。据墓志铭记载：“初母孺人教家严，午夜篝灯，督君诵书，与机杼声相轧……郑孺人以不屈于贼卒。君与六岁女，相依为命。破壁赪土，结茅以栖。昼操农业，夜拥书册。流离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此，可不谓贤哉！”可见，孙必振自幼受到母亲严格教育。夜晚油灯光里的苦读伴随着慈母的织布声，恐怕是古代士人回忆童年时常会浮想起的画面。孙必振的母亲丧于贼手之后，他便在艰难困厄之中坚持读书，这种特殊经历为其日后仕途提供了人格精神支撑。 孙必振出仕后，首先担任了怀庆府推官和陵川知县，下面我们分析他这一时期的生平。据“乾隆《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四，人物之四”记载：“孙必振，字卧云，诸城人，顺治己亥进士。初任怀庆推官，兑漕小滩镇，免例金二千两，且勒石永戒。奉裁改授陵川知县。陵经兵燹，道路阻塞，凿山开道，以通行旅，陵人号‘孙公峪’。”可见，孙必振任怀庆府推官时，裁撤“小滩镇例金”陋政，造福黎庶。他严禁贿赂公行，是一位清廉端方的推官。孙必振任陵川知县时，着力修整当地被战争破坏的道路，感激的县民以他的姓氏命名了那条山路。据墓志铭记载：“初为怀庆推官……修武令馈鲜笋，以竹笼盛之，发视皆黄金。君呼其人斥去曰：‘何敢以污我！’”孙必振释褐前十分寒苦，刚刚出仕为推官时，想必经济上仍很拮据，但当辖区内的县令送来满笼不义黄金时，他却能果断斥去。
据墓志铭记载，陵川县“俗故好讼，豪猾连蠧役为奸。毎勾差出县庭，里闾骚然。君痛惩艾，令讼者自以其人来，既至剖决，无滞留。民化其徳，讼事稀简。去之日，民遮道留数百里。既去，为君立祠”。可见，孙必振任陵川县知县期间，果敢地惩治豪恶，百姓欢跃。他处理诉讼时勤政高效，绝不长期拖延，以免劳民伤财。在《聊斋志异》卷七的《冤狱》里，蒲松龄沉痛地说：“讼狱乃居官之首务……淹滞因循，亦伤民命。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蒲松龄指出，若案件长期拖延不审断，将会给涉案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与痛苦。他还提及很多官员借拖延审案敲诈财物，他恳求那些官吏“早结一日之案，则早安一日之生……不过一濡毫，一动腕之间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6]P977孙必振不同于这些昏官贪官，他“既至剖决，无滞留”。所以当他离任时，“民遮道留数百里”。蒲松龄对于这样一位当时少见的清官，一定是很敬重的，因此通过小说赞美他。
又据“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三，列传五，十一”记载：“孙必振……康熙三年授怀庆推官。总督朱昌祚贤之。旋被裁归里，八年改补陵川知县。”文中提到孙必振得到总督朱昌祚的推重。据袁世硕先生考证，朱昌祚就是蒲松龄的好友朱缃的伯父。此人在康熙五年（1666年），因“抗阻辅政擅权的鳌拜圈换土地之倡议，以藐视上命处绞”[7]P220。后来康熙親政后才平反。据“《清史稿》卷二四九，列传第三六，鳌拜传”记载，“（康熙）八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论大辟，并籍其家”。可知鳌拜在康熙八年（1669年）被处决。而根据《诸城县志》可知，孙必振在康熙三年（1664年）任怀庆推官，得到朱昌祚推重后不久，便被撤除推官职务，直到康熙八年再次出仕。很明显，他是受到康熙五年朱昌祚遭难事件的牵连，直到康熙八年鳌拜倒台才得以复出。朱昌祚敢于抗议鳌拜残暴的圈地政策，表明他是个为民请命的人物，因此才会推重孙必振这样的人。另据墓志铭记载：“总督三省朱公闻君名，召咨以制府事，无大小悉以委君。”可见总督朱昌祚对孙必振非常信任，显示出孙必振的清廉本质。朱昌祚是朱缃家族里的显赫人物，对于受到伯父喜爱并与伯父共患难的人，朱缃一定记忆深刻，很可能向蒲松龄说起过孙必振的为人，以及有关此人的离奇传闻。
孙必振得到平反后再次出仕，担任两浙盐运使和河南监察御史，下面分析他这一时期的生平。据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六之三十四记载，孙必振“视浙江盐政，力剔宿弊。差峻，迁掌河南道。因星变陈言请速撤潼关添税，以安三秦，报可”。据墓志铭记载：“君为御史，前后疏五十余，上皆时政之要。其最著者……选人以急兵费多铨注，而科目最淹迟，请疏清选法，收用真才。其为盐政，皭然洗手自淬，益以洁清闻。盖君为推官以至为令，或所已行所未行，及为言官，尽发其所藴蓄，故其禆益为多！”可见，孙必振任“肥缺”盐运使时，以廉洁清正著称。任河南监察御史时，屡屡耿直上奏，指陈国弊。他利用天象变化的机会，奏请皇帝，巧妙除去关中百姓沉重的苛税负担。直言反对康熙时期为筹措军费而卖官鬻爵的陋政，颇具胆识。墓志铭中还指出，孙必振在以往仕途中已经对官场陋弊十分清楚，所以任监察御史时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又据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三记载：“十六年，授河南道侍御史，首陈河南漕粮折色之弊。明年实授，巡视北城，奸民敛迹。十八年，河南山东水旱，必振疏请驰海禁，劝民出粟，皆蒙允行。京察第一。”可见，经历过宦海沉浮的孙必振，其刚正爱民之本色不变。作为监察御史，他第一个站出来抨击河南“漕粮折色”陋政。蒲松龄晚年曾愤激地抨击借“漕粮折色”敛财的康利贞，甚至不惜因此与老友王士祯发生龃龉。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蒲松龄在作品中对孙必振的那种敬意。此外，孙必振还建议在水旱年份放松严厉的海禁，从而使百姓获得谋生途径，体现他体恤民生的仁厚用心。据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六之三十四记载：“又以铨法不公劾吏部，吏部中以‘危法’。上鉴其诚，掌河南道如故。旋以病归。”可见，孙必振敢于挑战整个吏部的腐败，吏部却反戈一击，他的耿介最终感动了康熙帝，得以平反昭雪。其刚正不阿可见一斑。所以小说中，蒲松龄写他遭遇众人的倾轧，又获得上天的佑护。现实里的孙必振就是这样一个清正廉直，与整个贪婪自私的官僚集团格格不入的人。他受到群体的排斥，最终却能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护佑。
《青州府志》还记载有一个重要线索：“从兄瑚，举人，泾县知县，能除税粮火耗，民甚感之。”联系前文可知，孙瑚就是孙景夏。而这一线索表明：孙景夏就是孙必振的堂兄。蒲松龄可能是在与孙景夏的交谈中熟知孙必振的，那么，《孙必振》的创作时间很可能是在康熙四年以后，因为孙景夏在康熙四年才来到淄川。蒲松龄从老师孙景夏和友人朱缃两个渠道都听说了有关孙必振的事迹，引起他对此人的重视。
孙必振这样曒然卓立的清官在污浊官场中势必是孤独且受到排斥的，由于康熙帝的护佑，孙必振得以保全，而且获得“京察第一”。作品《孙必振》正是巧妙地透过“杰出个体遭受群体排斥”的象征性场景，反映他的这种处境和遭遇，反映他敢于对抗整个群体的腐败，势单力薄，却幸运地受到康熙帝神明般的保护。蒲松龄从孙景夏和朱缃两个途径获得了孙必振的原型素材，通过对孙必振现实原型的高度抽象，通过对其生活真实素材的巧妙提炼，以及浪漫主义的变形，将孙必振最鲜明的特征凝结在了小说形象里，以奇幻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他的现实遭遇。
参考文献：
[1][3]路大荒，编.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新1版）.
[2][4][5]袁士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袁士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山东：齐鲁书社，1988.
关键词： 《聊斋志异》 人物原型考论 孙景夏 孙必振
一、“孙景夏”考
《聊斋志异》卷四的《诸城某甲》记述“学师孙景夏先生”讲述的家乡诸城县里的奇事。卷六的《冷生》篇末记述“学师孙景夏，往访友人”巧遇的一件趣事。这位籍贯诸城县的孙景夏，被蒲松龄称为学师，他的真实人生面貌是怎样的？他和蒲松龄的交游又是怎样的？
据“宣统三续《淄川县志》卷四，职官”记载：“教谕孙瑚，字景夏，诸城人，举人，康熙四年任。升鳌山卫教授，泾县知县。”又据“咸丰《青州府志》卷十八上”记载：“孙瑚，顺天榜，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江南泾县知县。”可见孙景夏即孙瑚，于康熙四年（1665年）出任淄川县学教谕，身为县学食饩廪生的蒲松龄，自然称其为学师。据“乾隆《山东通志》卷十四，学校志”记载，孙景夏在淄川勤政尽职，县学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已毁，他“重修大成殿两庑，入学拾伍名，置学田壹顷壹拾亩参分”。在宣统三续《淄川县志》卷二十中，有蒲松龄友人高珩于康熙四年所作《重修学宫记》，文中称赞“学宫之圮，亦且数十年所未有敢过而问之者，教谕孙君，至即毅然任之”。可见孙景夏兴校庠、重文教，维系道德教化之举深得淄川士绅敬仰。
孙景夏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出任安徽泾县知县，亦颇有善政。据“《江南通志》卷一百九，职官志，文职十一”记载：“孙瑚，山东人，康熙二十年任泾县知县。”又据“乾隆《诸城县志》三十三，列传五”记载：“（孙瑚）升泾县知县，首除税粮火耗，民甚感颂。尝获盗胡某，以夙嫌诬连邻县人甚多，皆置不究。俗泥形家言，死者殡而不葬，久多暴露，瑚痛切劝谕，风稍改。大计以年老归。”“火耗”是地方官吏附加在正常田赋上的一类苛捐杂税，清代地方官多借此敛财，孙景夏恤民疾苦，停止征收火耗，显现出正直官员的良知。此外，他還明察案情，努力避免株连无辜乡民，且改革殡葬陋习，帮助当地移风易俗。
由以上孙景夏宦绩可见，他禀性正直笃厚，有别于官场蝇营狗苟之辈，所以清高孤直的蒲松龄才有可能与之成为好友，并且乐于将其提供的故事素材写进《聊斋志异》。
在《蒲松龄集》中有《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一文和《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七绝六首，从中可感受到孙景夏与蒲松龄的真挚友谊。孙景夏任淄川教谕期间曾赴京会试，落第返回淄川后，蒲松龄邀请他至家中东阁饮宴，希望排遣他内心的苦闷。《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对孙景夏会试落第表达了震惊、惋惜和安慰，文中写道：“共意风流名字，已绕逐殿之雷，谁期颠倒英雄，未上迁莺之榜……忽闻音而感集，堪痛恨者不睹千里昂霄；一转念而欢生，所幸者又得三年聚首！”[1]P184文中将怀才不遇的痛楚及自己对老师的眷恋描绘得很生动。蒲松龄在孙景夏尚未任职淄川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已经历过第一次科场失利[2]P27，所以与孙景夏有相似的人生处境，促进了他们的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加深。文中还写道：“荒园初扫，若人者，若人者，共拟攀彭泽之车；篮舆已驾，吾师乎，吾师乎，何勿下陈藩之榻？”文辞间可见亲切与信任，可见他们的交往已消融了教谕与生员间沉闷的等级关系，而是心灵上的相遇相知。
孙景夏从淄川离任时，蒲松龄作有《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七绝六首，诗中表达了惜别眷恋之情，可见两人眷顾之深挚：“未别先惊子夜梦，离魂常在短长亭。”“明朝此际还相忆，知在云山第几重。”“他日屋梁看月落，相思应到碧山头。”[3]P511这六首诗标明作于丙辰年，即康熙十五年（1676年），可知孙景夏任淄川教谕职共十一年。诗中又有“十年风雪眼常青，一曲骊歌月满庭”之句，袁世硕先生说：“诗歌创作中，言及数量时，为了形式上的整饬，作者常常仅以成数出之。因此，当碰到这类数字时，应审慎对待，未可拘泥。”[4]P283那么这里的“十年”应该就是代指十一年。而孙景夏屈居淄川教谕职长达十一年之久，很可能与屡应会试不第有关。这十一年正是蒲松龄从二十六岁至三十七岁的人生阶段，期间他先后在当地李尧臣家攻读，去沈天祥、王永印家坐馆，赴宝应入孙蕙幕，最终坐馆毕际有家，开始长期的塾师生涯[5]P345。这正是蒲松龄生活最飘零动荡、家庭拮据贫困的阶段，“十年风雪眼常青”是用阮籍能作清白眼的典故，表示自己在艰难处境中得到老师的青睐，表达出对这位时常提携自己的恩师的感激。又据《白孔六帖》卷三十四：“骊歌：别歌也。”所以“一曲骊歌月满庭”表示孙景夏将要离去。
十一年的时光为两人交往提供了充分时间，孙景夏可以时常向蒲松龄讲述一些奇事逸闻。《聊斋志异》中多篇有关诸城县的作品，其故事来源很可能与孙景夏有关。
二、“孙必振”考
《聊斋志异》卷九的《孙必振》，讲述了孙必振所乘船只遭遇狂风恶浪，同船之人皆排挤驱赶他，逼他离船下水。他无处存身，处境孤立。最终全船之人中独有他受到天神佑护，得以逃生，其余人皆落水淹死。那么孙必振实有其人吗？蒲松龄是通过何种渠道知道他的故事呢？蒲松龄为什么选择他来表现“杰出个体遭受群体排斥”这一主题呢？这一主题与孙必振的生平遭遇之间有何隐秘联系呢？
在《午亭文编》卷四十五中，有孙必振墓志铭：《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君墓志铭》，是大学士陈廷敬所撰写的。文中有“君讳必振，字卧云”。“君诸城人”。据“乾隆《山东通志》十五之二，选举二，皇清”记载，“孙必振，诸城人，九十名，己亥科徐元文榜（进士）”。可见孙必振是山东诸城县人，顺治己亥科（1659年）进士。据墓志铭记载：“初母孺人教家严，午夜篝灯，督君诵书，与机杼声相轧……郑孺人以不屈于贼卒。君与六岁女，相依为命。破壁赪土，结茅以栖。昼操农业，夜拥书册。流离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此，可不谓贤哉！”可见，孙必振自幼受到母亲严格教育。夜晚油灯光里的苦读伴随着慈母的织布声，恐怕是古代士人回忆童年时常会浮想起的画面。孙必振的母亲丧于贼手之后，他便在艰难困厄之中坚持读书，这种特殊经历为其日后仕途提供了人格精神支撑。 孙必振出仕后，首先担任了怀庆府推官和陵川知县，下面我们分析他这一时期的生平。据“乾隆《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四，人物之四”记载：“孙必振，字卧云，诸城人，顺治己亥进士。初任怀庆推官，兑漕小滩镇，免例金二千两，且勒石永戒。奉裁改授陵川知县。陵经兵燹，道路阻塞，凿山开道，以通行旅，陵人号‘孙公峪’。”可见，孙必振任怀庆府推官时，裁撤“小滩镇例金”陋政，造福黎庶。他严禁贿赂公行，是一位清廉端方的推官。孙必振任陵川知县时，着力修整当地被战争破坏的道路，感激的县民以他的姓氏命名了那条山路。据墓志铭记载：“初为怀庆推官……修武令馈鲜笋，以竹笼盛之，发视皆黄金。君呼其人斥去曰：‘何敢以污我！’”孙必振释褐前十分寒苦，刚刚出仕为推官时，想必经济上仍很拮据，但当辖区内的县令送来满笼不义黄金时，他却能果断斥去。
据墓志铭记载，陵川县“俗故好讼，豪猾连蠧役为奸。毎勾差出县庭，里闾骚然。君痛惩艾，令讼者自以其人来，既至剖决，无滞留。民化其徳，讼事稀简。去之日，民遮道留数百里。既去，为君立祠”。可见，孙必振任陵川县知县期间，果敢地惩治豪恶，百姓欢跃。他处理诉讼时勤政高效，绝不长期拖延，以免劳民伤财。在《聊斋志异》卷七的《冤狱》里，蒲松龄沉痛地说：“讼狱乃居官之首务……淹滞因循，亦伤民命。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蒲松龄指出，若案件长期拖延不审断，将会给涉案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与痛苦。他还提及很多官员借拖延审案敲诈财物，他恳求那些官吏“早结一日之案，则早安一日之生……不过一濡毫，一动腕之间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6]P977孙必振不同于这些昏官贪官，他“既至剖决，无滞留”。所以当他离任时，“民遮道留数百里”。蒲松龄对于这样一位当时少见的清官，一定是很敬重的，因此通过小说赞美他。
又据“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三，列传五，十一”记载：“孙必振……康熙三年授怀庆推官。总督朱昌祚贤之。旋被裁归里，八年改补陵川知县。”文中提到孙必振得到总督朱昌祚的推重。据袁世硕先生考证，朱昌祚就是蒲松龄的好友朱缃的伯父。此人在康熙五年（1666年），因“抗阻辅政擅权的鳌拜圈换土地之倡议，以藐视上命处绞”[7]P220。后来康熙親政后才平反。据“《清史稿》卷二四九，列传第三六，鳌拜传”记载，“（康熙）八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论大辟，并籍其家”。可知鳌拜在康熙八年（1669年）被处决。而根据《诸城县志》可知，孙必振在康熙三年（1664年）任怀庆推官，得到朱昌祚推重后不久，便被撤除推官职务，直到康熙八年再次出仕。很明显，他是受到康熙五年朱昌祚遭难事件的牵连，直到康熙八年鳌拜倒台才得以复出。朱昌祚敢于抗议鳌拜残暴的圈地政策，表明他是个为民请命的人物，因此才会推重孙必振这样的人。另据墓志铭记载：“总督三省朱公闻君名，召咨以制府事，无大小悉以委君。”可见总督朱昌祚对孙必振非常信任，显示出孙必振的清廉本质。朱昌祚是朱缃家族里的显赫人物，对于受到伯父喜爱并与伯父共患难的人，朱缃一定记忆深刻，很可能向蒲松龄说起过孙必振的为人，以及有关此人的离奇传闻。
孙必振得到平反后再次出仕，担任两浙盐运使和河南监察御史，下面分析他这一时期的生平。据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六之三十四记载，孙必振“视浙江盐政，力剔宿弊。差峻，迁掌河南道。因星变陈言请速撤潼关添税，以安三秦，报可”。据墓志铭记载：“君为御史，前后疏五十余，上皆时政之要。其最著者……选人以急兵费多铨注，而科目最淹迟，请疏清选法，收用真才。其为盐政，皭然洗手自淬，益以洁清闻。盖君为推官以至为令，或所已行所未行，及为言官，尽发其所藴蓄，故其禆益为多！”可见，孙必振任“肥缺”盐运使时，以廉洁清正著称。任河南监察御史时，屡屡耿直上奏，指陈国弊。他利用天象变化的机会，奏请皇帝，巧妙除去关中百姓沉重的苛税负担。直言反对康熙时期为筹措军费而卖官鬻爵的陋政，颇具胆识。墓志铭中还指出，孙必振在以往仕途中已经对官场陋弊十分清楚，所以任监察御史时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又据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三记载：“十六年，授河南道侍御史，首陈河南漕粮折色之弊。明年实授，巡视北城，奸民敛迹。十八年，河南山东水旱，必振疏请驰海禁，劝民出粟，皆蒙允行。京察第一。”可见，经历过宦海沉浮的孙必振，其刚正爱民之本色不变。作为监察御史，他第一个站出来抨击河南“漕粮折色”陋政。蒲松龄晚年曾愤激地抨击借“漕粮折色”敛财的康利贞，甚至不惜因此与老友王士祯发生龃龉。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蒲松龄在作品中对孙必振的那种敬意。此外，孙必振还建议在水旱年份放松严厉的海禁，从而使百姓获得谋生途径，体现他体恤民生的仁厚用心。据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六之三十四记载：“又以铨法不公劾吏部，吏部中以‘危法’。上鉴其诚，掌河南道如故。旋以病归。”可见，孙必振敢于挑战整个吏部的腐败，吏部却反戈一击，他的耿介最终感动了康熙帝，得以平反昭雪。其刚正不阿可见一斑。所以小说中，蒲松龄写他遭遇众人的倾轧，又获得上天的佑护。现实里的孙必振就是这样一个清正廉直，与整个贪婪自私的官僚集团格格不入的人。他受到群体的排斥，最终却能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护佑。
《青州府志》还记载有一个重要线索：“从兄瑚，举人，泾县知县，能除税粮火耗，民甚感之。”联系前文可知，孙瑚就是孙景夏。而这一线索表明：孙景夏就是孙必振的堂兄。蒲松龄可能是在与孙景夏的交谈中熟知孙必振的，那么，《孙必振》的创作时间很可能是在康熙四年以后，因为孙景夏在康熙四年才来到淄川。蒲松龄从老师孙景夏和友人朱缃两个渠道都听说了有关孙必振的事迹，引起他对此人的重视。
孙必振这样曒然卓立的清官在污浊官场中势必是孤独且受到排斥的，由于康熙帝的护佑，孙必振得以保全，而且获得“京察第一”。作品《孙必振》正是巧妙地透过“杰出个体遭受群体排斥”的象征性场景，反映他的这种处境和遭遇，反映他敢于对抗整个群体的腐败，势单力薄，却幸运地受到康熙帝神明般的保护。蒲松龄从孙景夏和朱缃两个途径获得了孙必振的原型素材，通过对孙必振现实原型的高度抽象，通过对其生活真实素材的巧妙提炼，以及浪漫主义的变形，将孙必振最鲜明的特征凝结在了小说形象里，以奇幻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他的现实遭遇。
参考文献：
[1][3]路大荒，编.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新1版）.
[2][4][5]袁士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袁士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山东：齐鲁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