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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善与恶在卢梭那里,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微笑之中,善和恶奇特地交织缠绕在一起。无论怎样,真相要远为复杂,卢梭对抗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不公,他坚强无畏地挑战了很多不可动摇的陈规,擦亮人们的眼睛去探寻真理,他的失败并不仅仅来源于他的个性缺陷。
卢梭是谁?
对于世界,抑或中国,这绝非一个陌生的名字,也绝非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康德,一个沉溺于抽象哲学概念,轻视普通人的傲慢哲学家,在阅读了卢梭之后,如醍醐灌顶,宣称卢梭让他认识了人类,抬头仰望天空,明白了,一切哲学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幸福和权利。托尔斯泰,抛尽荣华,走进俄国广袤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当中,和他们一起过最简朴粗糙的生活,以此作为自我的道德救赎,他生命中最大的精神力量,来源于两个人,其中之一,是卢梭,而另一个,则是福音书里道成肉身,为了拯救人类于罪恶之中,甘心承受十字架苦难的主耶稣基督。
然而同时,塔尔蒙在《极权民主主义的起源》中,矛头直指卢梭,认为他应该为浪漫激情泛滥导致的现代极权负责,20世纪以《自由宪章》闻名的哈耶克,更是以异常雄辩的方式,清理自由主义遗产,毫不迟疑地把卢梭归为大陆建构理性名下,声言其是对自由秩序的最大威胁。
中国背景下,卢梭的面貌,并没有变得丝毫清晰,遮挡着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迁的雾霭和帷幕,一切似乎变得更加难以分辨和判断。他是激励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的先知,呼唤人们打破旧制度、旧政权,一切锁链和桎梏的精神典范;他唤醒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鼓舞她追求独立、正义和平等,鼓舞她在枷锁中间抗争,摆脱自己受奴役的命运。那种对权力压迫和不公正的控诉,洋溢着的道德激情,和伴随着那种道德激情而来的喜悦、狂热甚至战栗,中国人绝对不会不熟悉。然而,道德乌托邦下的疯狂和阴影呢,革命名义下的罕见痛苦和灾难呢,他竟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么,可以毫发无损地得到豁免么?
在不断变换的背景中,卢梭的存在显得异常的诡异。圣徒还是疯子,先知还是精神病患者,光明的使者抑或来自深渊的魔鬼?答案似乎有很多个,可能都对,也可能都不对,面目的模糊可能折射出事情自身的复杂和不确定。卢梭的存在本身,显示了人类固有的伦理困境,那是一个模糊而不断漂移的世界,不具备善与恶、黑与白的清晰界限,那是一个充满悖论、矛盾而无法和解的世界;在卢梭那里,任何的评判都失去了固有的确定性,他的存在显示出,我们在庸碌而琐屑的日常生活里,一直想要自我麻醉、自我宽恕,原来不过是一场多么肤浅的自欺欺人,多么虚伪华丽的表演。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成长一样,要付出伦理的自我审视的代价,结果决不轻松,卢梭可能来不及明白,他自始至终期待追寻的初始纯真,完美无缺的道德救赎,他所阐释与实践的反抗压迫的教义,苦心孤诣塑造起来的为真理受难的圣哲形象,包含了多么残酷的矛盾和自我讽刺。而关于他的一切已经结束时,或许,故事才刚刚开始上演。
卢梭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布兰查德似乎有意把心理分析引入政治理论的解释之中。这也许要归功于20世纪蔚为大观的诸多心理分析学派的繁荣,对这些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心理学学派,我不敢妄言,但其中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它把文本和概念,观念和理论从抽象的语言和逻辑分析中解放出来。单纯从文本的概念分析来看,卢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保守主义者,和法国大革命无关;单纯从逻辑上推理,卢梭富于激情的雄辩争论似乎难以理清其明晰的内在理路。单纯排列出卢梭的观点,抽离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感受与经历,只不过变成了字谜游戏。布兰查德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上,警醒了我们,理解政治理论只靠理智和逻辑,是远远不够的,在卢梭近乎夸张的政论文中,在他反复变换的语调和身影里,有些始终荡漾于其背后的情绪和感觉,深沉地根植于他所有的政治发言和理论观点之中。理解他,如他所感觉的那样,去呼吸、思考,如他所感觉的那样,去抗争、行动;理解他,精密强大的智力和丰富敏感的心灵,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做,或许才在一定程度上,背负了应有的深度,毫无保留的,承担了关于他所有的一切,无论好与坏、对与错。这样,我们或许有望融汇到他的生命河流之中,触摸的,不再单纯是冷冰冰的概念、逻辑、理论,还感受碰触着他的情绪、感情、知觉、直觉;分享着他生命中一切的悲哀与愤怒,眼泪和欢笑,对美好的向往,对现实的反抗,对未来的期盼;凝视着他在无可希望之中的徒劳挣扎,悲悯着他不断的自我怀疑与折磨;体谅着他的爱情、梦想、绝望和自我救赎;甚至,穿越过时空的巨大隔阂,感受他身体所显示出来的一切优美和疼痛,欲望和渴求,一切的单纯、天真无邪和近乎邪恶的残酷。
卢梭是一个叛逆者,他几乎是和整个时代、整个世界作战。他反叛自己身处其中的几乎一切:腐朽的政治制度,不公正的权威,穷苦者遭受的压迫,陈旧虚伪的习俗,复杂无用的礼仪,堕落的道德和科学,被个人利益和野心所绑架的战争,无耻的政客,矫揉造作的妇女,巴黎空洞的沙龙,繁冗而虚伪的教育。通过《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尔》这样一系列持久而坚韧不拔的努力,卢梭成功地给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强有力的打击。同样,这是一个艰难的寻找道德真理的旅程,置身于腐朽与败坏之中,他试图紧紧抓住已经失去的初始的纯真,在这个席卷一切的世界里,保存自己的孤独和美德;在对世界的残酷攻击里,卢梭试图与自我达成和解,弥合在成长过程中间不断增加的罪恶感所带来的恐惧。这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然而正是这一点,无可挽回地造成了他的溃败,或许,反叛一切的背后,实在已经积蓄了太多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和恶意。他不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吗?如何却用建构起来新的真理,独断地笼罩在一切之上,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宣判一切,甚至那样完满自信的塑造爱弥尔的全部生活?在这光影交错的令人目眩的背景里,充满了罕见的美德和大规模欺骗的结盟,反抗精神与权威欲求的联合,真理和权势扩张野心的合谋。
我们和布兰查德一样,试图追寻卢梭生命的轨迹,探索他给出的伦理难题的答案,这样的思想旅程可能异常艰辛。也许不是卢梭的理论,而是他所启发和唤醒的反抗和革命的精神和情感,注入了每一个后来的革命者身体与心灵里。法国大革命震撼世界的呼喊,中国革命近乎信仰的热情,都隐约可以看见他的眉目间的光影。苦难持续了太久了,要心平气和的讨论,不痛不痒的渐进变革,已经太晚了,正义的激情,反抗压迫的渴望,凝聚在卢梭继承者的心灵之中。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他那时常被疼痛和疾病折磨的、纤柔的、女子气身体里,竟然蕴藏了那样令人目眩的反抗光芒。这个影像很难摆脱,具有某种魅惑的魔力,革命者,不管是否曾深入研究卢梭的理论,都是他的继承人,他们在情感和灵魂深处,是他的同志。他所调动的,是远比理性要更加深厚和宽广的东西,在那个崇尚怀疑、论辩和理性的时代,他罕见地渗透到人心灵深处,碰触到人心隐秘的情绪和感受,激起头脑和心灵的奏鸣。他唤起的是近乎诗意的东西,近乎生存结构中最深的渴求,这种诗意的唤醒,描绘了最美好的渴望,同时毫不留情地塑造了敌人,使最残酷无情的破坏欲望变幻成花环般美丽的布景。当真理变成一种权势的时候,道德也会变更利斧,理想也可以释放出难以预料的暴虐,甜美的面具无法掩饰背后的流血和暴力。天使和魔鬼,圣徒和暴民,天堂之国与谋杀之城,甚至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的同一个眼神。
无论怎样,善与恶在卢梭那里,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微笑之中,善和恶奇特地交织缠绕在一起。无论怎样,真相要远为复杂,卢梭对抗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不公,他坚强无畏地挑战了很多不可动摇的陈规,擦亮人们的眼睛去探寻真理,他的失败并不仅仅来源于他的个性缺陷。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折射和暗喻,透露着人类自身的暧昧模糊的存在,透露着人纠结于其中的不可摆脱的困境;真理,将无可挽回地处在五光十色之中,处在艰难的悖论之中,无从救赎。世界的真相异常残酷,没有遮掩的一切,隐隐反射出冰山的凛冽寒光,时有时无的,从卢梭忧郁迟疑的眉目间传递给我们,无从逃避,甚至根本无法遗忘。
实际上,当我们不再把他看做天使或魔鬼,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平静地面对和靠近那个遥远而奇异的人生,那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相逢。在最深处,却无非是我们与自我的相逢。他所经受的考验和磨难并不是孤立的,他是人类的一员,他启发我们回转,凝视,穿透浮游平庸的表面,和日渐沉默琐屑的生活,接触到生命和世界更为真实的一面。在这样的深度,我们试图与自我对视,在光影和黑暗、美德与邪恶,不断转换和交错的霎那,平等地审视一切,当善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邪恶也不足以恐惧。当其间不再有明晰界限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终于明白,他不过是人类悲剧中的一部分,与你我一样,承担着非如此不可的命运,声名所及,纵然光影无边,也无非如此。
我可以理解,布兰查德通过对于卢梭的思考,(尽管在具体研究方法论上他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弱点,令人愤懑的缺陷),审视着人性的不足和极限处的危险,警醒我们不要落入为神性奋斗的深渊和圈套,他审慎的思考着,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可不正视的深度(尽管在具体的细节和论述中有不少的荒谬和牵强),这于我们,是一面弥足珍贵的,可以审视自己衣冠和灵魂的铜镜。我们的民族,如果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个可以相信或依凭的概念和实体的话,在毫不遥远的过去,数十年之间,经历了卢梭所渴望的那种革命和反叛,然而事情并不单纯是一场狂欢和盛筵,似乎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悲剧,封陈着不为人知的心情,甚至,隐匿着一直在逃避,试图遗忘的伦理困境。逃避和遗忘,毕竟是件较为容易的事情,转过身,从此撂开了手,不闻不问;毕竟现今我们的生命,太孱弱,正视真实,未免显得太过于残酷。然而,那一切毕竟存在,如同亘古的冰山,传达着遥远天域的秘密,透过凛冽的冰刃般的锋利,和暗夜中的光芒,一切变得前所未有的通透和清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卢梭是谁?
对于世界,抑或中国,这绝非一个陌生的名字,也绝非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康德,一个沉溺于抽象哲学概念,轻视普通人的傲慢哲学家,在阅读了卢梭之后,如醍醐灌顶,宣称卢梭让他认识了人类,抬头仰望天空,明白了,一切哲学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幸福和权利。托尔斯泰,抛尽荣华,走进俄国广袤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当中,和他们一起过最简朴粗糙的生活,以此作为自我的道德救赎,他生命中最大的精神力量,来源于两个人,其中之一,是卢梭,而另一个,则是福音书里道成肉身,为了拯救人类于罪恶之中,甘心承受十字架苦难的主耶稣基督。
然而同时,塔尔蒙在《极权民主主义的起源》中,矛头直指卢梭,认为他应该为浪漫激情泛滥导致的现代极权负责,20世纪以《自由宪章》闻名的哈耶克,更是以异常雄辩的方式,清理自由主义遗产,毫不迟疑地把卢梭归为大陆建构理性名下,声言其是对自由秩序的最大威胁。
中国背景下,卢梭的面貌,并没有变得丝毫清晰,遮挡着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迁的雾霭和帷幕,一切似乎变得更加难以分辨和判断。他是激励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的先知,呼唤人们打破旧制度、旧政权,一切锁链和桎梏的精神典范;他唤醒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鼓舞她追求独立、正义和平等,鼓舞她在枷锁中间抗争,摆脱自己受奴役的命运。那种对权力压迫和不公正的控诉,洋溢着的道德激情,和伴随着那种道德激情而来的喜悦、狂热甚至战栗,中国人绝对不会不熟悉。然而,道德乌托邦下的疯狂和阴影呢,革命名义下的罕见痛苦和灾难呢,他竟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么,可以毫发无损地得到豁免么?
在不断变换的背景中,卢梭的存在显得异常的诡异。圣徒还是疯子,先知还是精神病患者,光明的使者抑或来自深渊的魔鬼?答案似乎有很多个,可能都对,也可能都不对,面目的模糊可能折射出事情自身的复杂和不确定。卢梭的存在本身,显示了人类固有的伦理困境,那是一个模糊而不断漂移的世界,不具备善与恶、黑与白的清晰界限,那是一个充满悖论、矛盾而无法和解的世界;在卢梭那里,任何的评判都失去了固有的确定性,他的存在显示出,我们在庸碌而琐屑的日常生活里,一直想要自我麻醉、自我宽恕,原来不过是一场多么肤浅的自欺欺人,多么虚伪华丽的表演。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成长一样,要付出伦理的自我审视的代价,结果决不轻松,卢梭可能来不及明白,他自始至终期待追寻的初始纯真,完美无缺的道德救赎,他所阐释与实践的反抗压迫的教义,苦心孤诣塑造起来的为真理受难的圣哲形象,包含了多么残酷的矛盾和自我讽刺。而关于他的一切已经结束时,或许,故事才刚刚开始上演。
卢梭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布兰查德似乎有意把心理分析引入政治理论的解释之中。这也许要归功于20世纪蔚为大观的诸多心理分析学派的繁荣,对这些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心理学学派,我不敢妄言,但其中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它把文本和概念,观念和理论从抽象的语言和逻辑分析中解放出来。单纯从文本的概念分析来看,卢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保守主义者,和法国大革命无关;单纯从逻辑上推理,卢梭富于激情的雄辩争论似乎难以理清其明晰的内在理路。单纯排列出卢梭的观点,抽离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感受与经历,只不过变成了字谜游戏。布兰查德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上,警醒了我们,理解政治理论只靠理智和逻辑,是远远不够的,在卢梭近乎夸张的政论文中,在他反复变换的语调和身影里,有些始终荡漾于其背后的情绪和感觉,深沉地根植于他所有的政治发言和理论观点之中。理解他,如他所感觉的那样,去呼吸、思考,如他所感觉的那样,去抗争、行动;理解他,精密强大的智力和丰富敏感的心灵,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做,或许才在一定程度上,背负了应有的深度,毫无保留的,承担了关于他所有的一切,无论好与坏、对与错。这样,我们或许有望融汇到他的生命河流之中,触摸的,不再单纯是冷冰冰的概念、逻辑、理论,还感受碰触着他的情绪、感情、知觉、直觉;分享着他生命中一切的悲哀与愤怒,眼泪和欢笑,对美好的向往,对现实的反抗,对未来的期盼;凝视着他在无可希望之中的徒劳挣扎,悲悯着他不断的自我怀疑与折磨;体谅着他的爱情、梦想、绝望和自我救赎;甚至,穿越过时空的巨大隔阂,感受他身体所显示出来的一切优美和疼痛,欲望和渴求,一切的单纯、天真无邪和近乎邪恶的残酷。
卢梭是一个叛逆者,他几乎是和整个时代、整个世界作战。他反叛自己身处其中的几乎一切:腐朽的政治制度,不公正的权威,穷苦者遭受的压迫,陈旧虚伪的习俗,复杂无用的礼仪,堕落的道德和科学,被个人利益和野心所绑架的战争,无耻的政客,矫揉造作的妇女,巴黎空洞的沙龙,繁冗而虚伪的教育。通过《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尔》这样一系列持久而坚韧不拔的努力,卢梭成功地给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强有力的打击。同样,这是一个艰难的寻找道德真理的旅程,置身于腐朽与败坏之中,他试图紧紧抓住已经失去的初始的纯真,在这个席卷一切的世界里,保存自己的孤独和美德;在对世界的残酷攻击里,卢梭试图与自我达成和解,弥合在成长过程中间不断增加的罪恶感所带来的恐惧。这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然而正是这一点,无可挽回地造成了他的溃败,或许,反叛一切的背后,实在已经积蓄了太多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和恶意。他不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吗?如何却用建构起来新的真理,独断地笼罩在一切之上,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宣判一切,甚至那样完满自信的塑造爱弥尔的全部生活?在这光影交错的令人目眩的背景里,充满了罕见的美德和大规模欺骗的结盟,反抗精神与权威欲求的联合,真理和权势扩张野心的合谋。
我们和布兰查德一样,试图追寻卢梭生命的轨迹,探索他给出的伦理难题的答案,这样的思想旅程可能异常艰辛。也许不是卢梭的理论,而是他所启发和唤醒的反抗和革命的精神和情感,注入了每一个后来的革命者身体与心灵里。法国大革命震撼世界的呼喊,中国革命近乎信仰的热情,都隐约可以看见他的眉目间的光影。苦难持续了太久了,要心平气和的讨论,不痛不痒的渐进变革,已经太晚了,正义的激情,反抗压迫的渴望,凝聚在卢梭继承者的心灵之中。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他那时常被疼痛和疾病折磨的、纤柔的、女子气身体里,竟然蕴藏了那样令人目眩的反抗光芒。这个影像很难摆脱,具有某种魅惑的魔力,革命者,不管是否曾深入研究卢梭的理论,都是他的继承人,他们在情感和灵魂深处,是他的同志。他所调动的,是远比理性要更加深厚和宽广的东西,在那个崇尚怀疑、论辩和理性的时代,他罕见地渗透到人心灵深处,碰触到人心隐秘的情绪和感受,激起头脑和心灵的奏鸣。他唤起的是近乎诗意的东西,近乎生存结构中最深的渴求,这种诗意的唤醒,描绘了最美好的渴望,同时毫不留情地塑造了敌人,使最残酷无情的破坏欲望变幻成花环般美丽的布景。当真理变成一种权势的时候,道德也会变更利斧,理想也可以释放出难以预料的暴虐,甜美的面具无法掩饰背后的流血和暴力。天使和魔鬼,圣徒和暴民,天堂之国与谋杀之城,甚至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的同一个眼神。
无论怎样,善与恶在卢梭那里,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微笑之中,善和恶奇特地交织缠绕在一起。无论怎样,真相要远为复杂,卢梭对抗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不公,他坚强无畏地挑战了很多不可动摇的陈规,擦亮人们的眼睛去探寻真理,他的失败并不仅仅来源于他的个性缺陷。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折射和暗喻,透露着人类自身的暧昧模糊的存在,透露着人纠结于其中的不可摆脱的困境;真理,将无可挽回地处在五光十色之中,处在艰难的悖论之中,无从救赎。世界的真相异常残酷,没有遮掩的一切,隐隐反射出冰山的凛冽寒光,时有时无的,从卢梭忧郁迟疑的眉目间传递给我们,无从逃避,甚至根本无法遗忘。
实际上,当我们不再把他看做天使或魔鬼,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平静地面对和靠近那个遥远而奇异的人生,那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相逢。在最深处,却无非是我们与自我的相逢。他所经受的考验和磨难并不是孤立的,他是人类的一员,他启发我们回转,凝视,穿透浮游平庸的表面,和日渐沉默琐屑的生活,接触到生命和世界更为真实的一面。在这样的深度,我们试图与自我对视,在光影和黑暗、美德与邪恶,不断转换和交错的霎那,平等地审视一切,当善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邪恶也不足以恐惧。当其间不再有明晰界限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终于明白,他不过是人类悲剧中的一部分,与你我一样,承担着非如此不可的命运,声名所及,纵然光影无边,也无非如此。
我可以理解,布兰查德通过对于卢梭的思考,(尽管在具体研究方法论上他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弱点,令人愤懑的缺陷),审视着人性的不足和极限处的危险,警醒我们不要落入为神性奋斗的深渊和圈套,他审慎的思考着,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可不正视的深度(尽管在具体的细节和论述中有不少的荒谬和牵强),这于我们,是一面弥足珍贵的,可以审视自己衣冠和灵魂的铜镜。我们的民族,如果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个可以相信或依凭的概念和实体的话,在毫不遥远的过去,数十年之间,经历了卢梭所渴望的那种革命和反叛,然而事情并不单纯是一场狂欢和盛筵,似乎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悲剧,封陈着不为人知的心情,甚至,隐匿着一直在逃避,试图遗忘的伦理困境。逃避和遗忘,毕竟是件较为容易的事情,转过身,从此撂开了手,不闻不问;毕竟现今我们的生命,太孱弱,正视真实,未免显得太过于残酷。然而,那一切毕竟存在,如同亘古的冰山,传达着遥远天域的秘密,透过凛冽的冰刃般的锋利,和暗夜中的光芒,一切变得前所未有的通透和清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