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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百合”下的冤魂
王实味是以政治冤案留名于史的。1942年春，两篇不合时宜的杂文《野百合花》①与《政治家·艺术家》②把河南人王实味推到延安整风的风口浪尖。此事改变了整风的性质：从反对王明遗留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余毒演变为纠正极端民主、打击小资产阶级思想。正如当事人李维汉③所说：“反王实味是一个‘插曲’。但，我们认为这是个大‘插曲’，几乎变成全党普遍整风的正题。”④半年多的时间，王实味案迅速升级，从同志到托洛茨基分子、国民党探子，王着实“亮”了一把。1942年10月，王被开除党籍；次年4月，被正式逮捕。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王在随队向山西兴县转移途中遭秘密处决，年仅四十一岁。
宋金寿在整理李维汉回忆录时，意识到王是为整风深入的需要而升级为托派分子的。朱鸿召亦说：“这段历史需要一个典型，不是王实味，就是李实味，张实味。”⑤毫无疑问，王是政治的牺牲品。他是备战压力下的延安为加强内聚而芟夷的野百合。但这并非“上面”单方迫害的结果，而是建立在深刻误读上的彼此吸引与选择。我以为，这很大程度是由地方（中原河南）人格引发的悲剧效应。毛泽东对王的定性固有杀一儆百的战略意味，但不得不说，王也是很适于做反面典型的，一个天造地设、送上门的“垫刀鬼”。
王实味1925年考入北大文学院预科，结识陈其昌、王凡西。这二人后来都入了托派，他们跟王的交往成为王在延安获罪的重要口实。1926年经陈其昌介绍，王加入共产党。1927年，他因恋爱问题与北大党支书段纯发生激烈争执而脱党，不久受经济所困从北大辍学，以卖文、翻译为生。王译过奥尼尔、哈代、都德的作品，发表的小说有《休息》《毁灭的精神》等。1930年王与湖南女子刘莹结婚。1937年他在开封女中任教时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一年后与刘莹失联。1939年，王与比他小十二岁、曾在开封女中就读的学生薄平结婚，却因性格不合匆匆分手。王到延安半年后，时任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点名调他到编译室工作。王译书卖力，翻译马列著作百余万字，被评为特别研究员，这是研究人员的最高级别。
王实味生前狷傲自负，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他视荣誉、面子为生命，却不会宣传自己。这很有些河南地方意志里“中国弃儿”⑥的清高与自闭色彩。丁玲就说：王根本不是文艺家。除了那两篇“犯事”文章外，他还写过什么呢？连他的第二任妻子薄平也不甚了了。她曾说，如果当初王能向她透露点自己的不凡处（如北大学生、年轻作家等），她不会那么早离开他。20世纪80年代末，薄平辗转从别人的传记里得知了王的经历，一个崭新的刚正不阿的汉子形象矗立起来。她觉得自己真爱上王了。2012年，九十二岁的薄平向天上的王实味送去了迟来的爱情告白⑦。但那新形象果然是王实味吗？
钱理群说：“王实味的悲剧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他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点。”⑧此后的胡风事件、反右斗争及“文革”，包括愈演愈烈的群众批斗模式，均能在王实味案中找到逻辑端倪与伏笔。
这种历史勾连不乏洞见，但由之切入王实味总感笼统了点。那是建立在文艺与政治、个性与国家二元对立框架内的思维范型，王经此被琢磨成了坚持人格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这在某些王的传记里表现尤为突出，施加在传主身上的核心词汇不外乎泣血丹心、铮铮铁骨等。虽然传记中也提到王的性格缺陷，但仅为白璧微瑕。这与其说是对王个性的维护张扬，不如说是压抑扭曲。与王有同乡缘分的评论家黄昌勇在那本颇具影响的《王实味传》后记中有段“多余的交代”：
本书的撰写，还有一个让我难以处理的困难，就是从何种角度来解析王实味的悲剧人生，我曾有过用时下流行的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来观察，我也曾有过用理想主义的人生模式来品衡……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我甚至有过怀疑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的想法……宁愿把他看成是文人政治的一个悲剧典型。⑨
这是《王实味传》中最具价值的困惑，对黄昌勇而言，它亦是某种“莫名乡情的牵引”⑩或曰地方中原的感知。在他对王实味“知识分子身份”的踌躇及“文人政治”的妥协界定中，已然触及问题的关键：知识对王究竟意味着什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后文再述，先解答第二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如曼海姆对知识分子非依附性特征（unattached）的强调，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及萨义德的业余者解释等。我以为，判定知识分子的标准有三点：自省性、批判性与公共实践，其中自省性系基础与核心。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个著名而公认的界定意味着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特殊物种。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哲学的鹄的，亦是导致人群分野、身份多样化的源泉动力。知识分子不也是自我认知与想象的实践结果吗？作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敏于认识自己（即自省）的。舍此，不可称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只有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能超越个体私利与偏见，开展相对公正有效的社会批判与实践。
然而王实味的自省意识相当薄弱，或者说在他的日常思维中，自省被不自觉地屏蔽了。对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似乎心怀恐惧与羞惭。纵观其一生，王从未完整透彻地打量过自身，其自我观照的“弱智”与外向批判的敏感发达形成巨大反差。与其说王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说他更像个中原乡村迂儒或狂人。
二、举人之子与“穷人”的“脸面”
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豫南潢川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他五岁丧母，父亲王元炳系前清举人，因厌恶吏场腐败未谋官职，回乡以教书为业。这位孤芳自赏、时运不济的父亲对王的一生影响甚大，很多方面，父亲就像儿子的模板。王自小被老师誉为玉麒麟下凡，是天才的读书胚；而他的独立思考、奇谈怪论亦每每受到父亲的鼓励和赞赏。显然，这是对互感骄傲、心有灵犀的父子，父亲激发强化了王天才的自我认知与定位。1943年，王元炳收到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在延安犯了文字上的错误，正努力改造，请父亲切勿相信外面的谣传。文字上的错误，自是从前清举人立场拟构的说辞，它一面是为了安慰父亲，另一面也透露了王当时对自身政治错误的理解。显然他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沿袭了父亲的政治天真与隔膜。王元炳教书桃李满天下，却从不求人。王实味亦不会累積、发展自己的人脉，他的人生字典里早早抠除了“低头”“求人”等字眼。就此而言，王在整风期间冥顽不化、至大至刚的表现，实为正常惯性之举。 王氏在潢川属望族大姓，各支都富有房产，独王元炳一户家境贫穷。当地曾流行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讥嘲调笑之意不言而喻。明明系举人之家，却透着寒酸相。这不伦不类的成长环境铸就了王实味病态的面子意识与奋斗精神，他的忧郁暴烈亦由此萌蘖。在王看来，父亲只因不善拍马迎合才遭此白眼，否则谁会瞧不起举人？王后来选择投身革命、从事政治，跟他对父亲及自家命运的反思不无干系。在父亲受挫放弃的地方，他决意打拼出一派天地。可补充的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被羁押一年的王实味现身了。他谈话时“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的程度”。当记者赵超构劝他再从事翻译时，他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11不难体会，王其时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刺激，但即便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王的政治热情、抱负仍未熄灭，这在他当是人生意义与希望的抓手吧。
如王实味般热衷政治的现代河南作家有很多：蒋光慈、李季、姚雪垠、李凖等，无不如是。这跟当地的文化传统、中国情结有密切关系。河南号称中原，曾是中华帝都所在。建诸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就历史起源看，是由洛阳、开封等政治中心带动而起的文化，有极强的政治依附性。那经由政治中心引发文化中心并带来经济实惠的逻辑，深深镌入河南人的集体无意识。从事政治，谋求中国的垂青眷顾，不仅是地方的出路所在，亦成为个体追求自由解放的本能筹划。
贫穷作为共同的生存境遇，充当了联系王实味与故乡河南的命定起点与枢纽，而他的脱贫之道也注定跟河南的现代奋斗依偎缠绕，称得上是个体与地方感应道交、命运暗合的范本。由于长久封闭、天灾战争等历史积习，现代河南的贫穷比其他地方更触目惊心。贫穷影响到个体的交友、求知与价值认同，造就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个体在世形态，或可称为中原“贫穷的社会学”。譬如，王自幼不与富家子弟来往。这种看似洁身自好的品行就个体的生存自由而言，无异于画地为牢的自我障碍，马克思的阶级划分论在此派上了用场。而整风中群众对王“小资产阶级”的定性与弱点发掘，似乎也不无道理。小资产阶级呼应了王没落的举人门庭。在王的悲剧走向里，贫穷社会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的贫穷，不仅是个经济学的概念，亦为地方有限性与思想资源匮乏的综合印象与表征。
张钧在《王实味全传》里提到一件事。有年春节，王元炳在自家门上贴了副春联：“仓中粮满鸡犬饱，架上书多辈辈贤。”他对年幼的王实味说：“人活着要争口气，让亲朋邻里都看看，我王家虽比不上有钱人家，可日子也挺红火！”12这事给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人对面子的讲求、活法——此系贫穷社会学的核心内容——由是显露。具体说来，“仓中粮满鸡犬饱”的上联，是对穷的裹藏装点。至于争气的训导，也就是争个面子。俗语讲财大气粗，穷人没财却硬要争气，这气就不免虚了、粉了。虽说构造面子的资源并不拘于经济实力，还包括职务、能力、辈分等，但堂皇虚浮的“面子”思维却因家教的濡染渗入王的骨髓血脉，他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
面子（亦称脸面）的形成系人际互动的产物。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期待与设计，二是他人的评价。当两者一致时，个体便觉得有面子，并将面子达成的交际情境不断制造出来，推衍开去。质言之，面子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目中地位序列的感知，旨在获得社会的承认赞许。对面子的追求，体现了穷人对尊严、荣誉和优越感的需要。
王家并非一般的穷人，而是举人之家。就像孔乙己无论如何要穿长衫一样，王家书香门第的架子是不能倒的，那是他们从穷困中脱颖而出的面子资本与不可触碰的生存禁忌。诸多迹象表明，王实味对丢面子的恐惧，是比基督徒对地狱的惊怖还要强烈的。脆薄的面子，建基在对知识的拥有与解释（见解）上，其背后蠕动着让人羞愧痉挛的贫穷。王元炳的下联不是说“架上书多辈辈贤”吗？它跟上联一道，完成了对穷的遮饰涂抹。王实味一生坚执己见，即带有这样的脸面维护或僵持意味。他在整风中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新异阐释，对各方帮助的拒绝抵制，亦不脱面子的意识与思维。这是根本的动力与理由；因为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了。知识与见解，是穷举人之子唯一能显露和证明自我价值及不凡（贫）出身的地方。
从表达宣说知识见解，到构建面子，以至沉湎歆享脸面带来的荣耀成就，这种思维行止贯彻了王的一生。王对知识的倚重与硬性推行（以面子繁衍的方式），显露了边缘弱势的地方河南跻身现代中国的奋斗与博弈。那是从弃儿的集体创伤、“中心”缅怀（曾经的帝都）与匮乏贫穷中激越出的“华山一条路”的现代冲动与构思，它传统而怪异，乡土又时尚。
凌云在回忆王实味第一次受审时提到一个细节。王进门后不理会任何人，他径直走到墙边悬挂的列宁像前恭敬地鞠了一躬，举动很是戏剧化。审讯中王情绪忽高忽低，有时滔滔不绝，话比审讯人员还多。虽已沦为阶下囚，他的见解/面子还是不能放下。于列宁像前鞠躬，即是在践行面子的语法。言下之意，我是列宁的忠诚信徒与解释者。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我是马列专家。列宁在上，只有您才配做我的对话者、审判人；而他们，和我根本不在一个层次……由此，王把被动憋屈的受审变成了主动优越的马列宣教。
据温济泽《斗争日记》载，在针对王实味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批判大会（又称“大座谈会”）上，王坚称托派分子陈其昌、王凡西的人性是好的；自己之所以出席会议，是因为他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他。此言自然遭到群众的集体围攻。休会时他对温济泽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怎样好，也弄不清楚。”温济泽冷笑了一声。13
“只有自己能清算自己”，这种言说思维跟他朝列宁像鞠躬及受审中的滔滔演说，一脉相承。包括会前他提出的退党申请——王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他要走自己的路——亦是如此。真理的探讨与撑持脸面、逞口舌快意的穷人意志绞缠在一起。“因感动于朋友的爱才出席大会”的声言，即屈尊的意思吧，又是脸面的挣扎重申。王在会上还透露：自己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这再次印证了我們对其面子心理及奋斗的推测。受人歧视，不就是没脸吗？无论如何都要在人前维持超凡脱俗、独立见解的外观，这真是再坚硬不过的穷人面子呢。 大座谈会前温济泽和王谈过两三次话。温说，你千里迢迢来到延安，还不是为了革命、抗日？你写文章有了错误，是观点方法不正确，有什么不能改正呢？你去参加大会做个检讨，会得到大家的谅解的。王触动了，他在会上说朋友的爱感动了他，想必由此而起。这明显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倘若大座谈会上的群众亦能像温济泽般循循善诱，给他个台阶下，王该不会如此大放“谬论”了吧。这跟坚持真理的斗士迥然不同，毋宁说他是个决绝的“脸面英雄”。
大座谈会后，托派分子、开除党籍的结果让王难以接受。他终于放下部分身段，跑到中组部哭诉恳求，但为时已晚。王草拟上交了一份《中央组织部对王实味同志的错误及托派活动嫌疑问题的决定》，这是他按照自我意愿写的组织决议：
党认为他的《野百合花》及《政治家，艺术家》在实际上（有）破坏党的错误，其根源在于他的虚无主义倾向及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而他的狂言乱语，则是由于他的神经确实有些异状，党甚至认为他写文章的动机确实是狂热地关心党……兹决定停止他的党籍半年。同时党要求全党同志以友爱的同志态度对他，帮助他早日恢复党籍。14
将政治错误归结于“神经异状”、“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当是最保险体面的遁词了。上述引文显露了王对决议书写的陌生。以他的智力，模仿一种公文体式本不困难，之所以写得如此幼稚，跟面子思维的沉溺有关。文中对“友爱的同志态度”的强调，即为证明。那是面子的底线：千万别看不起我，要把我当成朋友。王的面皮要爆裂了。单调贫穷的面子思维，阻断了王与他人的正常交流。他对形势、人心的解读判断全然不通，就像“党甚至认为他……狂热地关心党”中显示的偏执逻辑一样。这份自拟的组织决议可谓整风时期王内心臆想孤行状态的印证、写照。
1942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实味突然闯到同事雪苇家大谈政见。他情绪激昂地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提出的“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是正确的15。在谈托色变的年代，王竟如此高调地评价托氏，且在一个跟自己关系极其一般的同事面前，他到底意欲何为？难道就是为了表达惊世骇俗的见解，一种与众不同的露脸？从王当时的“低位”处境（延安时期的王就像他翻译的马列著作，冷僻寂寞）与他一贯的“见解→面子→人生成就”的思维看，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在谈话发生几天后，他就发表了《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而雪苇则将王的谈话内容捅给了上级。他的揭发，成为王罪责升级（系托派分子）的关键证词。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跟王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绝对不容许。”但王对此并未领悟，他甚至觉得胡乔木是在支持鼓励他的做法，他的观点受到了“上面”的重视16。显然，王已陶醉在见解/面子的虚幻荣光里了。
面子与面具有关，它是中国文化中甚为微妙发达的部分，以致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言行总觉有做戏的味道。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中国是个表演天赋很强的民族，戏剧是该民族唯一通行的娱乐活动。稍有麻烦，中国人便会把自己作为戏曲中的扮演者，一心投入到表演中，躬腰行礼，下跪叩拜。这在西方人看来，实在荒唐可笑17。此话让人再度想起王的延安表现：他在雪苇及中外记者团前的激烈演说，在列宁像前鞠躬，大座谈会上舌战群儒，不都像戏剧吗？只是当事人绝无荒唐好笑的感觉，他要用生命上演一场天才、英雄的悲剧。
面子从面具演化为调节社会交往的精致符号与标准体系，跟礼教对身体的规训有关。面子与里子、实质相对。礼教的身体规约本要铸造的里子是君子，可惜这一要求委实太高，一般人难以达到，于是外在与内里发生脱节。里子慢慢被忘却了，外在的规约、程式却留存下来，衍化为繁文缛节的面子功夫。那是对内里不足的平衡与弥补，一种精致的异化。王实味父子陈陈相因的面子做派跟礼教在中原的千年熏陶相应，可谓地方文化记忆盘桓、运作的活例。
除礼教外，中国文化里自我价值构建及判定中的他人取向亦推动了面子精神的膨胀细化：我优秀与否，不取决于自身；别人讲我优秀才算优秀。这种面子的评估在王实味生长的家长里短、缺乏隐私的河南乡村甚为风行，“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的顺口溜就是例证。隐私观念的缺失，让个体内部的所有思想、见解，直接裸露为面子（资源），王实味在整风时期口无遮拦、大鸣大放的行事风格，即是这种乡土习气、思维的自然流露。鲁迅曾说，面子系“中国精神的纲领”，抓住它就像捉住了辫子，全身都跟着走动了18。同样，要理解王實味，穷人的面子是把总钥匙。面子，系王感知世界的基本语汇与唯一语法。一辈子就为活张脸，贫穷在此地。
三、“穷人”的革命、交际与肺病
对贫穷，王实味的具体解脱途径是革命与暴力，这成为他加入共产党并跟延安政治发生联系的心理基础，自传小说《休息》形象地展示了这点。主人公秋涵每当受了委屈，就大声诅咒世界：“吮竭我血液的是这肉臭的社会啊！我要毁灭了它！”19陷于困境的个体将内心的无助迷惘转化为对外界的敌视、复仇以至革命的欲望，是自然的情绪反应，一种推咎心理。它在青年身上、青春阶段尤为常见。另一典型例子是郁达夫《沉沦》中的“我”，他把留学日本的吃瘪体验统统归罪于祖国不强大。通过推诿归咎，个体俨然变得无辜纯洁。不仅如此，弥散绝望的个体还在恨的鼓动酝酿中结成坚实战斗的自我：困窘卑贱都是外界造成的，我理当向外界追讨权利，寻求爱的反哺。
王实味一生的主体定位都是青春式的。现代社会对个性、权利的讲求，鼓励了他那青春化的贫穷生存：它是原始正义、天然合理的。与王实味有过一载姻缘的薄平曾说：王感情外露，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对王而言，不顾一切地占有爱情与决绝地向外界复仇是一体两面的行为，二者均系贫穷的宣泄抚慰与能力证明。这种爱情对女性的担待容让要求甚高，薄平的退却不难理解。 如果当初薄平没有过早离开王实味，他或许不会在整风中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吧。某种程度上，可把王的整风言行视为贫穷主体在爱情受挫后为重拾面子而策动的一场凭借“真知”开道的政治赌注。王深夜对雪苇的莫名造访，即为赌注的开始，一种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鲁艺学员崔嵬曾对薄平说，他认为王写《野百合花》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个整风积极分子。这一分析值得重视。在此，爱情、政治、革命均被中原穷人转化成生产和显示脸面的资本与方式。
《野百合花》的前记从初恋女友、烈士李芬落笔，应验了上述感觉。作者说，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即李芬）……它不似一般百合花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20。末句开启了《野百合花》抨击延安现实的序幕，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是也。李芬死得凄惨悲壮，她是被亲伯父出卖给敌军的。临刑前，为防止流氓奸尸，李芬把所有的三套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密密缝合。烈士的纯洁、殉道的崇高、夭折的初恋与火力十足的现实针砭、“牢骚”在《野百合花》里被王焊接起来，升华的初恋记忆（受挫的爱情）充当了“牢骚”（政治冒进）的道义伞盖与辩护。
与《野百合花》同时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写道：“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雏鸡。这里划分着政治家与政客底界线。对无能捕耗子却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21据刘莹说，这是王早年受段纯迫害的体会（段曾粗暴干涉王与李芬的初恋），他的憎恨真是经久不衰。由个体的屈辱（面子受损）引发对外界的反感仇恨，以至燃起移情式的政治革命与批判冲动，这跟《休息》里秋涵的心理反应如出一辙。
与革命意志紧密相连的是王实味性格中的攻击性，这是外人对他最直观深刻的印象。1941年，王因未领到干部服，他跟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直到范把自己的干部服送上方才作罢。在中央研究院，王除了与调他来此工作的张闻天及闷头做学问的王学文没吵过外，其他人都不轻易放过。当时译马列原著是集体合作的工程，翻译、审稿、校对各有分工。负责审稿的柯柏年每改动王的一个字，他就找上门吵，吵到一脚踢翻窑洞里的砂缶。北大经济学系毕业的何锡麟指出王的一处译文应用“价格”而非“价钱”，结果二人亦吵得不可开交。何锡麟后来对人说：“王实味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面的瘦肉。”22
王实味之所以反感别人改动他的稿件，跟见解/面子的禁忌有关，这触及了穷举人之子的创伤记忆与立身根本，一旦否定了他的知识见解，他真是一穷二白了。至于干部服事件，更明显是面子心理在作祟。所谓干部服，是延安配发给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穿的衣服，自视高才的王岂可没有？这不是明摆的打脸吗？就王来说，为个体挣脸与《野百合花》中针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现实抨击、等级革命，系浑然连带的思维。这种“个色”的革命方式如用佛家思想来阐释，会更加清楚：个体与他人原为平等圆融的一体，但王却因穷的创伤而妄起区别憎爱（穷人与富人、贱与贵、平民与官僚），滋生知识、真理、面子等计较取舍，念念相续辗转往复，以致将自身不断置于诸多对立斗争而必须批判、革命的境地。
何锡麟提到王实味的肺病，尚有几段故事可说。肺病发作是在1932年，彼时王在上海靠翻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一天，他到中华书局签订下一份译书合同，却和编辑在改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结果合同告吹。回到家他闷气难消，开始大口吐血。到医院一查，竟是可怕的肺病。自此肺病就在他身上駐扎下来。
表面看，疾病只是身体器官的问题，但其实它跟个体的精神状态彼此映照。国外研究界有“肺结核个性”的说法：肺病者“具有强烈的本能性利己性；富于直觉、幻想、理想；受苦受难、逃避现实、敢于反抗”23。中医云，百病皆生于气，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以此看王的肺病，不难体悟此系中原穷人对见解/面子执求的显现。鉴于面子生产繁衍的社会依赖性，亦可说肺病是王与他人的隔膜抵牾在躯体上的铭刻与雕塑。
肺病逼迫王实味沉溺于自我。依当时的医学条件，作为慢性病的肺结核是无法克服的。患者内心侧重的已非改变疾病，而是接受融入疾病，并想方设法将疾病连带的存在方式携入日常生活，让其体面化、合法化。诚若托马斯所说，“疾病一方面是敌对性的：它过分强调肉体，使人不得不依赖肉体；另一方面，人的尊严就在疾病之中。”24疾病者对尊严的需求就像空气之于溺水者，尤其是得了慢性传染病的人。肺病的缠绵，强化了王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和对他人关爱的渴望，其郁郁寡合、挑剔暴躁、迥不宽容的心理亦由此蓬勃。
王实味对身体的眷顾在延安是出了名的。据薄平回忆，那时王除了翻译外，每天最爱做的就是把自制的躺椅搬到门口，倚在上面晒太阳。他喜欢清理窑洞和衣着，床单被褥浆洗平整，一律白色，这也算对肺病逻辑的适应妥协吧。王对小灶饭和干部服的强烈要求，他的争肉行为及反对“食分五等”的呼吁革命里，肺病是重要的根由、理由。当时人普遍认为，肺病患者需要加强营养，居住在有阳光的干净环境。这种强制性的肺病律令被王转化为眼里不揉沙子的思维洁癖与批判、革命的躁动，其人际关系亦紧张起来。
王实味的窑洞如洁净的孤岛，偶尔有人来敲门，他只是开道门缝，讲几句话就立刻把门关上，说是怕人家把虱子带进来。后来陈伯达在批判他时说，王衣服穿得还算干净，但灵魂是肮脏丑陋的25。这亦可视为外人对其肺病逻辑的反应、理解吧。可以想见，王肺病式的整洁在延安有多么触目……
1942年6月4日，批判王实味的大座谈会开始了，随着会议铃声响起，与王同时出现的，是那把有名的帆布躺椅。这除了显示王的顾影自怜外，亦是向群众发出的提请注意与辩解的信号：我身体不好，你们应该多多体谅我担待我。何锡麟当时就想：王也许病得不轻吧。这种“我有病”的信号跟王后来自拟的组织决议，在逻辑上相通呼应。他把身体的病状作为政治错误的托词与护身符，孰料这竟成了对其归罪的方便路径：身体的洁癖病变与政治上的异端反动互为论据，就像陈伯达的理解鉴别一样。 大座谈会上群众对王实味的批判方式用萧军的话说是“倒屎盆”，这足见外人对王的肺病式洁癖与面子的愤怒。虽然萧军觉得大家对王的斗争方式过激，但他本人对王亦无好感，认为“王是个有肺病的、神经质的感觉性强的人，不会控制感情，名士气很浓，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26。将王的肺病与神经质、名士气、小资产阶级急性病联系等同的理解模式，在延安不无代表性。
1947年，胡宗南入侵延安，受羁押的王实味在随队转移途中屡次要求改善伙食，每天要吃鸡子白面，又是肺病逻辑的自恋伸张。看押的人反感透顶，认为王在故意找麻烦，实属无法改造之徒，他们请示上面能否处决王，结果得到了众所释然的批准。王的肺病信号非但没有唤起大众的同情，反而加速了自己的毁灭。这真是地方隔膜误解的悲剧！在众叛亲离、格格不入的意義上，我们不难感觉到肺病与河南之“中国弃儿”记忆与地方身份间的亲缘关联：肺病不仅是当下个我身体、精神缺陷的显露，亦是中原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历史之持存、进行的症候与“体现”。这里的身体，已逾出物质静态的肉身，成为承载历史效力与文化属性的生动标志。除非我们准备从身体（包括疾病）中看出社会、历史的运作与趣向，否则就无法解释王的整风行为。所有的解释都属于因果的发掘，而但凡涉及因果，则必然加入对社会关系、历史整体的考察。其实，萧军对王的评价里已经暗含了对身体的历史化认知。萧所列举的“传统的名士气”、“现代幼稚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乃是一种不古不今、既古既今的杂烩，把它们与肺病并列对举，等于把某种类似“进化不调”、“发展失范畸形”的地方历史性局限（感知）置于王的肺病身体中了。乍看下，王就像转世重生的狂士祢衡，被陡然抛掷在话语不通、陌生现代的中国延安。
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延安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用赵超构的话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27为改善这种状况，延安成立了俱乐部，举行露天交谊舞会。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常有这类活动。一次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他门口经过，正斜在躺椅上晒太阳的王突然暴跳起来，他当胸抓住金，指着下面乐声传来的礼堂叫道：“再跳！再跳就找颗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28王如此大动肝火，跟肺病生存郁积的不平气、排他性有关。交谊舞中散发的欢乐气息让王陡然意识到肺病生活的窘迫与无力，它类似存在之烦的触动觉知。薄平的冷淡、刘莹的失联也一股脑涌上心头。这是王最不愿去面对的，他的见解/面子、天才认知于此全不济事，向来被压抑遮饰的贫穷内里豁裂、绽现了。王的光火正是他价值蹈空的变相流露。一旦失却面子的优越感，王简直无可措手了。面子就是穷人王实味的生存根基，是孤立无援的现代河南于一无所有、四面掣肘中创造的精神自淫与胜利法。
可补充的是，在来延安前，王实味在开封女中当过一年多的老师。据薄平讲，那时的王潇洒倜傥，是不少女生暗恋的白马王子。在他去延安的火车上，亦有一位女生同行。这种优势到了延安荡然无存，王说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在女性群体中的“失宠”恐怕是重要的因素。王最初分到陕北公学，也就是个普通队员。薄平第一次在陕北公学看到他时吓了一跳。王大眼深陷，脸色苍白灰暗（类似肺病发作的征兆）。不过一个月未见，他竟年华已逝了。不难体会，王狂热地追求薄平，带有重振雄风、面子的意味。可惜这段爱情匆匆以失败收场。他对金紫光的震怒，是因为金主办的交谊舞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性别交往中的乏力与挫败吗？金无疑是受女同胞欢迎的，一个左右逢源的浅薄滑头！王只能在躺椅上迁就厮守他的肺病，而旁边就是男女勾肩搭背的交谊舞，这不是摆明在嘲笑他的爱情失利、挑衅他的男性尊严、讥讽他乏味无趣的肺病身体吗？
据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生活贫困与医疗水平低下，结核病成为中国最肆虐的疾病杀手。“一百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因肺病而死者有五个……倒毙在马路上的死尸里，竟有一半死于肺痨。”29说肺病是贫穷的伴生物，并不过分。联系肺病牵带的人际交往与革命方式，或可把肺病视为弱势贫穷的地方河南之现代政治的缩微模式或模型。
王实味是个极易失衡的人，这跟中原穷人的人生奋斗、价值实践对面子的单一倚赖有关。由失衡转向攻击，并不止于交谊舞事件，它在王早年的人际交往中就频频发生。他跟张天翼的绝交即是例证。王与张在北大读书时结为好友，两人皆喜文学，常切磋创作。1932年张来上海看王，那时王的女儿已几个月大，长得很可爱。尚未结婚的张正高兴地逗孩子玩，王突然说：“你配有这样好的孩子吗？”30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多年的友谊就此终结。
关于这句玩笑话的根由，要上溯到1928年。张王二人商量好分别给素来崇敬的鲁迅寄稿求教。结果张天翼很快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并获得鲁迅的热情鼓励与扶持，而王实味的信却石沉大海。这对将知识、才华视为脸面资本的王不啻为重大的打击。鲁迅的不同态度改变了张、王间平衡的朋友关系。截至1932年（即玩笑话发生的当年，亦是王与中华书局中止合同、肺病发作的年份），张已出版两部长篇、两本短篇小说集，而王仅有两部中篇和三个短篇问世。在他没头没脑的玩笑里，很可能隐含着对此事的郁结与不平。两人起点差不多，凭什么你得到鲁迅的欣赏而我却没有？“你配有这样好的孩子吗？”这话不自主地发泄了王内心蓄积隐蔽的酸意，即你配有这样好的文学待遇吗？他想以“好孩子”的优势来讥刺、抵消对方在文学上的“好待遇”，重新戴上优越的面具。张、王断交的真正原因，我以为应该在这里。
现实生活中能让王实味和声下气的除了父母亲人外，只有弱者和穷人。他对走投无路的小偷的仗义疏财及在延安对送饭小鬼、拾粪农民的热络亲切，都说明了这点。质言之，只有在自觉优越即有面子的前提下，王的温情仗义才会显露出来，这也是推广发扬面子的仪式吧。而对地位相当的人，尤其是在那些把自身比衬得低下的上司、官员及富家子弟面前，他则显得过度自尊、苛刻暴躁、疑神疑鬼。王能从对方任何一个不经意的言行里分辨出歧视压迫，咂摸到奇耻大辱，进而迸发强大的攻击性、战斗力。
纵观王整风运动中的表现，忤逆、攻击贯彻始终，这除了崔嵬说的发抒孤独抑郁外，我以为穷人独语式的面子交际与沉醉是根本原因。在攻击的实施中，个体暂时摆脱了穷困受遏的地位而变得凌驾一切了。这种交际模式可追溯到王的童年。六岁时，王跟两个哥哥上山打柴，突然一片大火顺风朝他们蔓延过来。火前有群乱叫疾驰的羊，小羊倌连呼救命。风助火势，形成巨大的火墙。两个哥哥撒腿欲逃，但王却返身向火跑去，且边跑边喊：“我们跑不过风的，大哥二哥跟我来！”哥哥们怕弟弟出事不好向父亲交代，硬着头皮闯入火海。但见王夺过羊倌的鞭子，朝头羊屁股猛抽过去。那羊疼得一跃，朝后奔去。其他羊见状纷纷调头，小羊倌也跟了上去。结果羊得救了，人亦无伤亡，只是衣裳烧烂、羊的皮毛烧焦了。王举人得知此事，把儿子大大夸奖了一通：有胆量，有主见！这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事情往往是“逆则顺”31…… 就王实味后来的人生走向看，父亲的此番教诲可谓影响深远。“逆则顺”成为王应对人生困境、人际争端及自我奋斗的信条与行动模式，而他的确也从中得到了实惠与利益。1926年，二十岁的王将中篇《毁灭的精神》寄给北京《现代评论》主笔陈西滢。《现代评论》是份颇有影响的同仁刊物，对发表稿件的作者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但王寄稿时特别附言：若稿件采用，必须付酬三十元。陈西滢为这个无名作者的要求踌躇起来，他专门召开了一次编辑会议，最终破例给了王三十元稿酬。此事一度在京城文学圈传为美谈。
另有件事涉及徐志摩。徐在文学创作与翻译方面对王一直提携有加，有次两人约好会面，不想徐离家失约了。第二天一早，王再次登门拜访。徐家仆人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稍等一下。王顿时火冒三丈，掉头就走。回家后他写了封措辞尖刻的信，把徐大骂一通。徐接信后，当即找到王诚挚道歉，并请他翻译哈代的《怀乡》，二人始归于好。又是“逆则顺”。
备尝甜头的王实味渐渐把“逆则顺”内化为待人处事的第一反应，他在延安的政治表现便是如此：干部服事件、交谊舞争端、在雪苇面前的“反动”炫耀与挑衅、《野百合花》的刻薄笔调……说白了，“逆则顺”就是反向思维、顶撞攻击、冒进革命，它给予穷人王实味英雄主义的歆享回味与真理在握的面子感。可以说，王一生均未走出那个顶风逆火、救羊少年的交际情境。在在处处，他都试图复制此情境并能很快进入角色。恍然间，延安也成了他的斗火救羊场。在此他是自我负责（“清算”）、果敢英明、真理在握的天才、英雄。王对胡乔木、毛泽东的误解，亦由这种真理自诩的幽闭心理所致。
如果没有独异的见解，王实味竟不知如何与延安同侪交流。当他得知萧军在大座谈会后为自己打抱不平时，于深夜突访萧军。王大声说：“我劝你马上入党吧，痛痛快快把自己的错误承认过来吧……我看到19日《解放日报》的文章，那后面伏着杀机啊！”32显然，王是来感谢萧军的，但他没有采用通常的直接谦恭的表达，这对自恃天才的他着实有些难度，而是把感谢化作了自认远见卓识、好意奉送的政治点拨与指导（“你要入党”）。一番话说得萧军哭笑不得。真是永远放不下的见解/面子啊！1946年，王仍耿耿于怀地说他的缺点仅在“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曲求全”33。这话貌似有自我反思的意味，但在王的逻辑里，真理与容忍并不兼容。换言之，有了真理，就无须容忍了；一旦容忍，则意味着失去了真理。
凡需容忍的人与事在王实味这里都会引发屈辱感。至于“逆则顺”的行为方式可能带给他人的刺激伤害，王则甚少顾及。对祸从口出的警觉和预判，他显得迟钝低能。或许在他看来，所有的冲撞忤逆最终都会顺过来吧。这是真理的魅力，天才的豁免，之前的人生经验向他反复证明了这点。王在被处决的前几天还对人说，他估计自己的问题马上要解决了。他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张稼夫、谭政文写信，要求到報社做翻译工作。这也是他否极泰来、“逆则顺”的希望思维之体现吧，如同阿Q临刑前画的那个圆……
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行为颇有象征意味，它可视作背负“中国弃儿”记忆的河南在现代中国政坛的一次主动出击，可惜时机、火候都拿捏得不对。尤其在跟延安政界领导及他人的沟通方面，王的表现十足像个异类、病人。外人对其病态的感知应对，敞现了现代中国内部的地方差异，那是现代性孕育不平衡的结果，系不同的地方文化逻辑相遇、碰撞产生的历史惶惑与“时间差”。王的言行让一个既遥远又当下、既古老又现代的“异托邦”34——中原河南浮现出来。如果承认中国各地的平等、繁荣乃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王的悲剧也算是敉平地方差异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磨合、代价吧。他那建立在见解/面子上的政治冲动、攻击忤逆，可谓河南现代性的特有表达（兼具策略与无奈的意味）。它们不仅宣泄了地方河南文化“失中”的历史怨诉，亦体现消耗了由地方差异带来的破坏性势能，由此传递出现代中国结构性变动的趋向与消息：从隔阂龃龉的地方群到沟通和谐的有机体。
致使王实味冤死的原因有多重，本篇从地方人格与脸面交际的角度切入、阐述，我以为这也是王悲剧的根由所在。有件事值得一提。1991年王实味案终于平反了。据透露，在对王平反的问题上，所有人都画圈同意，但在恢复其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人画圈，是绝对少数。人心的朴素权衡，再度证明了王的性格缺陷与做人失败。对此，延安时期当过《解放日报》文艺编辑的黎辛有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认为那两位画圈的是深知王实味的经历与不幸的宽大为怀的同志。”35在王身上显露的穷人的面子、知识与革命逻辑，绝不仅是地方河南的现象，应该说这是国民性问题。王就像依附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幽灵。
穷人怎样才能获得权利、荣誉与幸福？加缪在《反与正》中探讨过类似的一个问题：贫困和对立是否必然产生妒羡？他这样回答：我所经历的贫困并没有教给我怨恨，而是某种忠实及默默的韧性。为纠正天生的无动于衷，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被关押27年，受尽虐待。当他就任总统时，邀请了三名虐待过他的狱卒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狱卒致敬时，全世界都静了下来。曼德拉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往通向自由的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谨以此献给天上的王实味和我自己，君与吾共勉之！
【注释】
①20《野百合花》分两次（1942年3月13日、3月23日）刊载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章批评了延安根据地的诸多问题，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生活单调，领导的官僚作风等，并对延安青年的“牢骚”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敢说真话、生命新锐力的表现。
②21《政治家·艺术家》发表于1942年3月15日出版的《谷雨》杂志。文章从多方面比较了政治家与艺术家的不同，认为政治家偏重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侧重改造人的灵魂。二者的工作相辅相依。
③李维汉（1896-1984）：罗迈，延安时期他接替张闻天负责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王实味案即发生于此时期。 ④14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118、46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⑤朱鸿召：《王实味在延安》，见《王实味文存》，34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弃儿意识来自中原河南由盛转衰的沉痛记忆。自南宋迁都后，河南经历了从“中国中心”到“边缘地方”的沉降蜕变，近现代以来更是一落千丈。各路人马逐鹿中原，却只把河南当作战场或棋子。河南就像“中国的弃儿”，一个笼统又深刻的地方创伤记忆的结晶。这亦可作为现代河南（包括豫籍作家）总体身份的命名。参见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载《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⑦緋石：《追怀王实味：从师生到夫妻》，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4期。
⑧钱理群：《我感到惊心动魄》，载《长城》2000年第2期。
⑨⑩22黄昌勇：《王实味传》，292、287、10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27赵超构：《延安一月》，141、154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
1231张钧：《王实味全传》，12、9-1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13温济泽：《斗争日记》，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15雪苇：《我和王实味》，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6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见《王实味文存》，25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7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1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18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王实味：《休息》，见《王实味文存》，5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324梅耶斯：《疾病与艺术》，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
25陈伯达：《关于王实味》，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
2632冉思尧：《萧军与王实味“交往”始末》，载《江淮文史》2014年第3期。
28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29霍塞：《出卖上海滩》，179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
30刘莹：《沉痛的诉说 无限的思念》，见《王实味文存》，37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3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34“异托邦”是福柯的一个概念，它假定了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所在，它并非乌托邦式地存在于某地的彼岸，而是既在此地又“超出”此地。
35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王实味是以政治冤案留名于史的。1942年春，两篇不合时宜的杂文《野百合花》①与《政治家·艺术家》②把河南人王实味推到延安整风的风口浪尖。此事改变了整风的性质：从反对王明遗留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余毒演变为纠正极端民主、打击小资产阶级思想。正如当事人李维汉③所说：“反王实味是一个‘插曲’。但，我们认为这是个大‘插曲’，几乎变成全党普遍整风的正题。”④半年多的时间，王实味案迅速升级，从同志到托洛茨基分子、国民党探子，王着实“亮”了一把。1942年10月，王被开除党籍；次年4月，被正式逮捕。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王在随队向山西兴县转移途中遭秘密处决，年仅四十一岁。
宋金寿在整理李维汉回忆录时，意识到王是为整风深入的需要而升级为托派分子的。朱鸿召亦说：“这段历史需要一个典型，不是王实味，就是李实味，张实味。”⑤毫无疑问，王是政治的牺牲品。他是备战压力下的延安为加强内聚而芟夷的野百合。但这并非“上面”单方迫害的结果，而是建立在深刻误读上的彼此吸引与选择。我以为，这很大程度是由地方（中原河南）人格引发的悲剧效应。毛泽东对王的定性固有杀一儆百的战略意味，但不得不说，王也是很适于做反面典型的，一个天造地设、送上门的“垫刀鬼”。
王实味1925年考入北大文学院预科，结识陈其昌、王凡西。这二人后来都入了托派，他们跟王的交往成为王在延安获罪的重要口实。1926年经陈其昌介绍，王加入共产党。1927年，他因恋爱问题与北大党支书段纯发生激烈争执而脱党，不久受经济所困从北大辍学，以卖文、翻译为生。王译过奥尼尔、哈代、都德的作品，发表的小说有《休息》《毁灭的精神》等。1930年王与湖南女子刘莹结婚。1937年他在开封女中任教时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一年后与刘莹失联。1939年，王与比他小十二岁、曾在开封女中就读的学生薄平结婚，却因性格不合匆匆分手。王到延安半年后，时任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点名调他到编译室工作。王译书卖力，翻译马列著作百余万字，被评为特别研究员，这是研究人员的最高级别。
王实味生前狷傲自负，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他视荣誉、面子为生命，却不会宣传自己。这很有些河南地方意志里“中国弃儿”⑥的清高与自闭色彩。丁玲就说：王根本不是文艺家。除了那两篇“犯事”文章外，他还写过什么呢？连他的第二任妻子薄平也不甚了了。她曾说，如果当初王能向她透露点自己的不凡处（如北大学生、年轻作家等），她不会那么早离开他。20世纪80年代末，薄平辗转从别人的传记里得知了王的经历，一个崭新的刚正不阿的汉子形象矗立起来。她觉得自己真爱上王了。2012年，九十二岁的薄平向天上的王实味送去了迟来的爱情告白⑦。但那新形象果然是王实味吗？
钱理群说：“王实味的悲剧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他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点。”⑧此后的胡风事件、反右斗争及“文革”，包括愈演愈烈的群众批斗模式，均能在王实味案中找到逻辑端倪与伏笔。
这种历史勾连不乏洞见，但由之切入王实味总感笼统了点。那是建立在文艺与政治、个性与国家二元对立框架内的思维范型，王经此被琢磨成了坚持人格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这在某些王的传记里表现尤为突出，施加在传主身上的核心词汇不外乎泣血丹心、铮铮铁骨等。虽然传记中也提到王的性格缺陷，但仅为白璧微瑕。这与其说是对王个性的维护张扬，不如说是压抑扭曲。与王有同乡缘分的评论家黄昌勇在那本颇具影响的《王实味传》后记中有段“多余的交代”：
本书的撰写，还有一个让我难以处理的困难，就是从何种角度来解析王实味的悲剧人生，我曾有过用时下流行的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来观察，我也曾有过用理想主义的人生模式来品衡……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我甚至有过怀疑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的想法……宁愿把他看成是文人政治的一个悲剧典型。⑨
这是《王实味传》中最具价值的困惑，对黄昌勇而言，它亦是某种“莫名乡情的牵引”⑩或曰地方中原的感知。在他对王实味“知识分子身份”的踌躇及“文人政治”的妥协界定中，已然触及问题的关键：知识对王究竟意味着什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后文再述，先解答第二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如曼海姆对知识分子非依附性特征（unattached）的强调，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及萨义德的业余者解释等。我以为，判定知识分子的标准有三点：自省性、批判性与公共实践，其中自省性系基础与核心。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个著名而公认的界定意味着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特殊物种。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哲学的鹄的，亦是导致人群分野、身份多样化的源泉动力。知识分子不也是自我认知与想象的实践结果吗？作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敏于认识自己（即自省）的。舍此，不可称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只有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能超越个体私利与偏见，开展相对公正有效的社会批判与实践。
然而王实味的自省意识相当薄弱，或者说在他的日常思维中，自省被不自觉地屏蔽了。对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似乎心怀恐惧与羞惭。纵观其一生，王从未完整透彻地打量过自身，其自我观照的“弱智”与外向批判的敏感发达形成巨大反差。与其说王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说他更像个中原乡村迂儒或狂人。
二、举人之子与“穷人”的“脸面”
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豫南潢川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他五岁丧母，父亲王元炳系前清举人，因厌恶吏场腐败未谋官职，回乡以教书为业。这位孤芳自赏、时运不济的父亲对王的一生影响甚大，很多方面，父亲就像儿子的模板。王自小被老师誉为玉麒麟下凡，是天才的读书胚；而他的独立思考、奇谈怪论亦每每受到父亲的鼓励和赞赏。显然，这是对互感骄傲、心有灵犀的父子，父亲激发强化了王天才的自我认知与定位。1943年，王元炳收到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在延安犯了文字上的错误，正努力改造，请父亲切勿相信外面的谣传。文字上的错误，自是从前清举人立场拟构的说辞，它一面是为了安慰父亲，另一面也透露了王当时对自身政治错误的理解。显然他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沿袭了父亲的政治天真与隔膜。王元炳教书桃李满天下，却从不求人。王实味亦不会累積、发展自己的人脉，他的人生字典里早早抠除了“低头”“求人”等字眼。就此而言，王在整风期间冥顽不化、至大至刚的表现，实为正常惯性之举。 王氏在潢川属望族大姓，各支都富有房产，独王元炳一户家境贫穷。当地曾流行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讥嘲调笑之意不言而喻。明明系举人之家，却透着寒酸相。这不伦不类的成长环境铸就了王实味病态的面子意识与奋斗精神，他的忧郁暴烈亦由此萌蘖。在王看来，父亲只因不善拍马迎合才遭此白眼，否则谁会瞧不起举人？王后来选择投身革命、从事政治，跟他对父亲及自家命运的反思不无干系。在父亲受挫放弃的地方，他决意打拼出一派天地。可补充的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被羁押一年的王实味现身了。他谈话时“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的程度”。当记者赵超构劝他再从事翻译时，他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11不难体会，王其时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刺激，但即便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王的政治热情、抱负仍未熄灭，这在他当是人生意义与希望的抓手吧。
如王实味般热衷政治的现代河南作家有很多：蒋光慈、李季、姚雪垠、李凖等，无不如是。这跟当地的文化传统、中国情结有密切关系。河南号称中原，曾是中华帝都所在。建诸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就历史起源看，是由洛阳、开封等政治中心带动而起的文化，有极强的政治依附性。那经由政治中心引发文化中心并带来经济实惠的逻辑，深深镌入河南人的集体无意识。从事政治，谋求中国的垂青眷顾，不仅是地方的出路所在，亦成为个体追求自由解放的本能筹划。
贫穷作为共同的生存境遇，充当了联系王实味与故乡河南的命定起点与枢纽，而他的脱贫之道也注定跟河南的现代奋斗依偎缠绕，称得上是个体与地方感应道交、命运暗合的范本。由于长久封闭、天灾战争等历史积习，现代河南的贫穷比其他地方更触目惊心。贫穷影响到个体的交友、求知与价值认同，造就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个体在世形态，或可称为中原“贫穷的社会学”。譬如，王自幼不与富家子弟来往。这种看似洁身自好的品行就个体的生存自由而言，无异于画地为牢的自我障碍，马克思的阶级划分论在此派上了用场。而整风中群众对王“小资产阶级”的定性与弱点发掘，似乎也不无道理。小资产阶级呼应了王没落的举人门庭。在王的悲剧走向里，贫穷社会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的贫穷，不仅是个经济学的概念，亦为地方有限性与思想资源匮乏的综合印象与表征。
张钧在《王实味全传》里提到一件事。有年春节，王元炳在自家门上贴了副春联：“仓中粮满鸡犬饱，架上书多辈辈贤。”他对年幼的王实味说：“人活着要争口气，让亲朋邻里都看看，我王家虽比不上有钱人家，可日子也挺红火！”12这事给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人对面子的讲求、活法——此系贫穷社会学的核心内容——由是显露。具体说来，“仓中粮满鸡犬饱”的上联，是对穷的裹藏装点。至于争气的训导，也就是争个面子。俗语讲财大气粗，穷人没财却硬要争气，这气就不免虚了、粉了。虽说构造面子的资源并不拘于经济实力，还包括职务、能力、辈分等，但堂皇虚浮的“面子”思维却因家教的濡染渗入王的骨髓血脉，他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
面子（亦称脸面）的形成系人际互动的产物。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期待与设计，二是他人的评价。当两者一致时，个体便觉得有面子，并将面子达成的交际情境不断制造出来，推衍开去。质言之，面子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目中地位序列的感知，旨在获得社会的承认赞许。对面子的追求，体现了穷人对尊严、荣誉和优越感的需要。
王家并非一般的穷人，而是举人之家。就像孔乙己无论如何要穿长衫一样，王家书香门第的架子是不能倒的，那是他们从穷困中脱颖而出的面子资本与不可触碰的生存禁忌。诸多迹象表明，王实味对丢面子的恐惧，是比基督徒对地狱的惊怖还要强烈的。脆薄的面子，建基在对知识的拥有与解释（见解）上，其背后蠕动着让人羞愧痉挛的贫穷。王元炳的下联不是说“架上书多辈辈贤”吗？它跟上联一道，完成了对穷的遮饰涂抹。王实味一生坚执己见，即带有这样的脸面维护或僵持意味。他在整风中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新异阐释，对各方帮助的拒绝抵制，亦不脱面子的意识与思维。这是根本的动力与理由；因为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了。知识与见解，是穷举人之子唯一能显露和证明自我价值及不凡（贫）出身的地方。
从表达宣说知识见解，到构建面子，以至沉湎歆享脸面带来的荣耀成就，这种思维行止贯彻了王的一生。王对知识的倚重与硬性推行（以面子繁衍的方式），显露了边缘弱势的地方河南跻身现代中国的奋斗与博弈。那是从弃儿的集体创伤、“中心”缅怀（曾经的帝都）与匮乏贫穷中激越出的“华山一条路”的现代冲动与构思，它传统而怪异，乡土又时尚。
凌云在回忆王实味第一次受审时提到一个细节。王进门后不理会任何人，他径直走到墙边悬挂的列宁像前恭敬地鞠了一躬，举动很是戏剧化。审讯中王情绪忽高忽低，有时滔滔不绝，话比审讯人员还多。虽已沦为阶下囚，他的见解/面子还是不能放下。于列宁像前鞠躬，即是在践行面子的语法。言下之意，我是列宁的忠诚信徒与解释者。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我是马列专家。列宁在上，只有您才配做我的对话者、审判人；而他们，和我根本不在一个层次……由此，王把被动憋屈的受审变成了主动优越的马列宣教。
据温济泽《斗争日记》载，在针对王实味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批判大会（又称“大座谈会”）上，王坚称托派分子陈其昌、王凡西的人性是好的；自己之所以出席会议，是因为他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他。此言自然遭到群众的集体围攻。休会时他对温济泽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怎样好，也弄不清楚。”温济泽冷笑了一声。13
“只有自己能清算自己”，这种言说思维跟他朝列宁像鞠躬及受审中的滔滔演说，一脉相承。包括会前他提出的退党申请——王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他要走自己的路——亦是如此。真理的探讨与撑持脸面、逞口舌快意的穷人意志绞缠在一起。“因感动于朋友的爱才出席大会”的声言，即屈尊的意思吧，又是脸面的挣扎重申。王在会上还透露：自己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这再次印证了我們对其面子心理及奋斗的推测。受人歧视，不就是没脸吗？无论如何都要在人前维持超凡脱俗、独立见解的外观，这真是再坚硬不过的穷人面子呢。 大座谈会前温济泽和王谈过两三次话。温说，你千里迢迢来到延安，还不是为了革命、抗日？你写文章有了错误，是观点方法不正确，有什么不能改正呢？你去参加大会做个检讨，会得到大家的谅解的。王触动了，他在会上说朋友的爱感动了他，想必由此而起。这明显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倘若大座谈会上的群众亦能像温济泽般循循善诱，给他个台阶下，王该不会如此大放“谬论”了吧。这跟坚持真理的斗士迥然不同，毋宁说他是个决绝的“脸面英雄”。
大座谈会后，托派分子、开除党籍的结果让王难以接受。他终于放下部分身段，跑到中组部哭诉恳求，但为时已晚。王草拟上交了一份《中央组织部对王实味同志的错误及托派活动嫌疑问题的决定》，这是他按照自我意愿写的组织决议：
党认为他的《野百合花》及《政治家，艺术家》在实际上（有）破坏党的错误，其根源在于他的虚无主义倾向及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而他的狂言乱语，则是由于他的神经确实有些异状，党甚至认为他写文章的动机确实是狂热地关心党……兹决定停止他的党籍半年。同时党要求全党同志以友爱的同志态度对他，帮助他早日恢复党籍。14
将政治错误归结于“神经异状”、“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当是最保险体面的遁词了。上述引文显露了王对决议书写的陌生。以他的智力，模仿一种公文体式本不困难，之所以写得如此幼稚，跟面子思维的沉溺有关。文中对“友爱的同志态度”的强调，即为证明。那是面子的底线：千万别看不起我，要把我当成朋友。王的面皮要爆裂了。单调贫穷的面子思维，阻断了王与他人的正常交流。他对形势、人心的解读判断全然不通，就像“党甚至认为他……狂热地关心党”中显示的偏执逻辑一样。这份自拟的组织决议可谓整风时期王内心臆想孤行状态的印证、写照。
1942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实味突然闯到同事雪苇家大谈政见。他情绪激昂地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提出的“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是正确的15。在谈托色变的年代，王竟如此高调地评价托氏，且在一个跟自己关系极其一般的同事面前，他到底意欲何为？难道就是为了表达惊世骇俗的见解，一种与众不同的露脸？从王当时的“低位”处境（延安时期的王就像他翻译的马列著作，冷僻寂寞）与他一贯的“见解→面子→人生成就”的思维看，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在谈话发生几天后，他就发表了《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而雪苇则将王的谈话内容捅给了上级。他的揭发，成为王罪责升级（系托派分子）的关键证词。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跟王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绝对不容许。”但王对此并未领悟，他甚至觉得胡乔木是在支持鼓励他的做法，他的观点受到了“上面”的重视16。显然，王已陶醉在见解/面子的虚幻荣光里了。
面子与面具有关，它是中国文化中甚为微妙发达的部分，以致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言行总觉有做戏的味道。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中国是个表演天赋很强的民族，戏剧是该民族唯一通行的娱乐活动。稍有麻烦，中国人便会把自己作为戏曲中的扮演者，一心投入到表演中，躬腰行礼，下跪叩拜。这在西方人看来，实在荒唐可笑17。此话让人再度想起王的延安表现：他在雪苇及中外记者团前的激烈演说，在列宁像前鞠躬，大座谈会上舌战群儒，不都像戏剧吗？只是当事人绝无荒唐好笑的感觉，他要用生命上演一场天才、英雄的悲剧。
面子从面具演化为调节社会交往的精致符号与标准体系，跟礼教对身体的规训有关。面子与里子、实质相对。礼教的身体规约本要铸造的里子是君子，可惜这一要求委实太高，一般人难以达到，于是外在与内里发生脱节。里子慢慢被忘却了，外在的规约、程式却留存下来，衍化为繁文缛节的面子功夫。那是对内里不足的平衡与弥补，一种精致的异化。王实味父子陈陈相因的面子做派跟礼教在中原的千年熏陶相应，可谓地方文化记忆盘桓、运作的活例。
除礼教外，中国文化里自我价值构建及判定中的他人取向亦推动了面子精神的膨胀细化：我优秀与否，不取决于自身；别人讲我优秀才算优秀。这种面子的评估在王实味生长的家长里短、缺乏隐私的河南乡村甚为风行，“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的顺口溜就是例证。隐私观念的缺失，让个体内部的所有思想、见解，直接裸露为面子（资源），王实味在整风时期口无遮拦、大鸣大放的行事风格，即是这种乡土习气、思维的自然流露。鲁迅曾说，面子系“中国精神的纲领”，抓住它就像捉住了辫子，全身都跟着走动了18。同样，要理解王實味，穷人的面子是把总钥匙。面子，系王感知世界的基本语汇与唯一语法。一辈子就为活张脸，贫穷在此地。
三、“穷人”的革命、交际与肺病
对贫穷，王实味的具体解脱途径是革命与暴力，这成为他加入共产党并跟延安政治发生联系的心理基础，自传小说《休息》形象地展示了这点。主人公秋涵每当受了委屈，就大声诅咒世界：“吮竭我血液的是这肉臭的社会啊！我要毁灭了它！”19陷于困境的个体将内心的无助迷惘转化为对外界的敌视、复仇以至革命的欲望，是自然的情绪反应，一种推咎心理。它在青年身上、青春阶段尤为常见。另一典型例子是郁达夫《沉沦》中的“我”，他把留学日本的吃瘪体验统统归罪于祖国不强大。通过推诿归咎，个体俨然变得无辜纯洁。不仅如此，弥散绝望的个体还在恨的鼓动酝酿中结成坚实战斗的自我：困窘卑贱都是外界造成的，我理当向外界追讨权利，寻求爱的反哺。
王实味一生的主体定位都是青春式的。现代社会对个性、权利的讲求，鼓励了他那青春化的贫穷生存：它是原始正义、天然合理的。与王实味有过一载姻缘的薄平曾说：王感情外露，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对王而言，不顾一切地占有爱情与决绝地向外界复仇是一体两面的行为，二者均系贫穷的宣泄抚慰与能力证明。这种爱情对女性的担待容让要求甚高，薄平的退却不难理解。 如果当初薄平没有过早离开王实味，他或许不会在整风中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吧。某种程度上，可把王的整风言行视为贫穷主体在爱情受挫后为重拾面子而策动的一场凭借“真知”开道的政治赌注。王深夜对雪苇的莫名造访，即为赌注的开始，一种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鲁艺学员崔嵬曾对薄平说，他认为王写《野百合花》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个整风积极分子。这一分析值得重视。在此，爱情、政治、革命均被中原穷人转化成生产和显示脸面的资本与方式。
《野百合花》的前记从初恋女友、烈士李芬落笔，应验了上述感觉。作者说，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即李芬）……它不似一般百合花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20。末句开启了《野百合花》抨击延安现实的序幕，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是也。李芬死得凄惨悲壮，她是被亲伯父出卖给敌军的。临刑前，为防止流氓奸尸，李芬把所有的三套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密密缝合。烈士的纯洁、殉道的崇高、夭折的初恋与火力十足的现实针砭、“牢骚”在《野百合花》里被王焊接起来，升华的初恋记忆（受挫的爱情）充当了“牢骚”（政治冒进）的道义伞盖与辩护。
与《野百合花》同时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写道：“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雏鸡。这里划分着政治家与政客底界线。对无能捕耗子却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21据刘莹说，这是王早年受段纯迫害的体会（段曾粗暴干涉王与李芬的初恋），他的憎恨真是经久不衰。由个体的屈辱（面子受损）引发对外界的反感仇恨，以至燃起移情式的政治革命与批判冲动，这跟《休息》里秋涵的心理反应如出一辙。
与革命意志紧密相连的是王实味性格中的攻击性，这是外人对他最直观深刻的印象。1941年，王因未领到干部服，他跟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直到范把自己的干部服送上方才作罢。在中央研究院，王除了与调他来此工作的张闻天及闷头做学问的王学文没吵过外，其他人都不轻易放过。当时译马列原著是集体合作的工程，翻译、审稿、校对各有分工。负责审稿的柯柏年每改动王的一个字，他就找上门吵，吵到一脚踢翻窑洞里的砂缶。北大经济学系毕业的何锡麟指出王的一处译文应用“价格”而非“价钱”，结果二人亦吵得不可开交。何锡麟后来对人说：“王实味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面的瘦肉。”22
王实味之所以反感别人改动他的稿件，跟见解/面子的禁忌有关，这触及了穷举人之子的创伤记忆与立身根本，一旦否定了他的知识见解，他真是一穷二白了。至于干部服事件，更明显是面子心理在作祟。所谓干部服，是延安配发给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穿的衣服，自视高才的王岂可没有？这不是明摆的打脸吗？就王来说，为个体挣脸与《野百合花》中针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现实抨击、等级革命，系浑然连带的思维。这种“个色”的革命方式如用佛家思想来阐释，会更加清楚：个体与他人原为平等圆融的一体，但王却因穷的创伤而妄起区别憎爱（穷人与富人、贱与贵、平民与官僚），滋生知识、真理、面子等计较取舍，念念相续辗转往复，以致将自身不断置于诸多对立斗争而必须批判、革命的境地。
何锡麟提到王实味的肺病，尚有几段故事可说。肺病发作是在1932年，彼时王在上海靠翻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一天，他到中华书局签订下一份译书合同，却和编辑在改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结果合同告吹。回到家他闷气难消，开始大口吐血。到医院一查，竟是可怕的肺病。自此肺病就在他身上駐扎下来。
表面看，疾病只是身体器官的问题，但其实它跟个体的精神状态彼此映照。国外研究界有“肺结核个性”的说法：肺病者“具有强烈的本能性利己性；富于直觉、幻想、理想；受苦受难、逃避现实、敢于反抗”23。中医云，百病皆生于气，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以此看王的肺病，不难体悟此系中原穷人对见解/面子执求的显现。鉴于面子生产繁衍的社会依赖性，亦可说肺病是王与他人的隔膜抵牾在躯体上的铭刻与雕塑。
肺病逼迫王实味沉溺于自我。依当时的医学条件，作为慢性病的肺结核是无法克服的。患者内心侧重的已非改变疾病，而是接受融入疾病，并想方设法将疾病连带的存在方式携入日常生活，让其体面化、合法化。诚若托马斯所说，“疾病一方面是敌对性的：它过分强调肉体，使人不得不依赖肉体；另一方面，人的尊严就在疾病之中。”24疾病者对尊严的需求就像空气之于溺水者，尤其是得了慢性传染病的人。肺病的缠绵，强化了王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和对他人关爱的渴望，其郁郁寡合、挑剔暴躁、迥不宽容的心理亦由此蓬勃。
王实味对身体的眷顾在延安是出了名的。据薄平回忆，那时王除了翻译外，每天最爱做的就是把自制的躺椅搬到门口，倚在上面晒太阳。他喜欢清理窑洞和衣着，床单被褥浆洗平整，一律白色，这也算对肺病逻辑的适应妥协吧。王对小灶饭和干部服的强烈要求，他的争肉行为及反对“食分五等”的呼吁革命里，肺病是重要的根由、理由。当时人普遍认为，肺病患者需要加强营养，居住在有阳光的干净环境。这种强制性的肺病律令被王转化为眼里不揉沙子的思维洁癖与批判、革命的躁动，其人际关系亦紧张起来。
王实味的窑洞如洁净的孤岛，偶尔有人来敲门，他只是开道门缝，讲几句话就立刻把门关上，说是怕人家把虱子带进来。后来陈伯达在批判他时说，王衣服穿得还算干净，但灵魂是肮脏丑陋的25。这亦可视为外人对其肺病逻辑的反应、理解吧。可以想见，王肺病式的整洁在延安有多么触目……
1942年6月4日，批判王实味的大座谈会开始了，随着会议铃声响起，与王同时出现的，是那把有名的帆布躺椅。这除了显示王的顾影自怜外，亦是向群众发出的提请注意与辩解的信号：我身体不好，你们应该多多体谅我担待我。何锡麟当时就想：王也许病得不轻吧。这种“我有病”的信号跟王后来自拟的组织决议，在逻辑上相通呼应。他把身体的病状作为政治错误的托词与护身符，孰料这竟成了对其归罪的方便路径：身体的洁癖病变与政治上的异端反动互为论据，就像陈伯达的理解鉴别一样。 大座谈会上群众对王实味的批判方式用萧军的话说是“倒屎盆”，这足见外人对王的肺病式洁癖与面子的愤怒。虽然萧军觉得大家对王的斗争方式过激，但他本人对王亦无好感，认为“王是个有肺病的、神经质的感觉性强的人，不会控制感情，名士气很浓，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26。将王的肺病与神经质、名士气、小资产阶级急性病联系等同的理解模式，在延安不无代表性。
1947年，胡宗南入侵延安，受羁押的王实味在随队转移途中屡次要求改善伙食，每天要吃鸡子白面，又是肺病逻辑的自恋伸张。看押的人反感透顶，认为王在故意找麻烦，实属无法改造之徒，他们请示上面能否处决王，结果得到了众所释然的批准。王的肺病信号非但没有唤起大众的同情，反而加速了自己的毁灭。这真是地方隔膜误解的悲剧！在众叛亲离、格格不入的意義上，我们不难感觉到肺病与河南之“中国弃儿”记忆与地方身份间的亲缘关联：肺病不仅是当下个我身体、精神缺陷的显露，亦是中原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历史之持存、进行的症候与“体现”。这里的身体，已逾出物质静态的肉身，成为承载历史效力与文化属性的生动标志。除非我们准备从身体（包括疾病）中看出社会、历史的运作与趣向，否则就无法解释王的整风行为。所有的解释都属于因果的发掘，而但凡涉及因果，则必然加入对社会关系、历史整体的考察。其实，萧军对王的评价里已经暗含了对身体的历史化认知。萧所列举的“传统的名士气”、“现代幼稚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乃是一种不古不今、既古既今的杂烩，把它们与肺病并列对举，等于把某种类似“进化不调”、“发展失范畸形”的地方历史性局限（感知）置于王的肺病身体中了。乍看下，王就像转世重生的狂士祢衡，被陡然抛掷在话语不通、陌生现代的中国延安。
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延安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用赵超构的话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27为改善这种状况，延安成立了俱乐部，举行露天交谊舞会。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常有这类活动。一次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他门口经过，正斜在躺椅上晒太阳的王突然暴跳起来，他当胸抓住金，指着下面乐声传来的礼堂叫道：“再跳！再跳就找颗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28王如此大动肝火，跟肺病生存郁积的不平气、排他性有关。交谊舞中散发的欢乐气息让王陡然意识到肺病生活的窘迫与无力，它类似存在之烦的触动觉知。薄平的冷淡、刘莹的失联也一股脑涌上心头。这是王最不愿去面对的，他的见解/面子、天才认知于此全不济事，向来被压抑遮饰的贫穷内里豁裂、绽现了。王的光火正是他价值蹈空的变相流露。一旦失却面子的优越感，王简直无可措手了。面子就是穷人王实味的生存根基，是孤立无援的现代河南于一无所有、四面掣肘中创造的精神自淫与胜利法。
可补充的是，在来延安前，王实味在开封女中当过一年多的老师。据薄平讲，那时的王潇洒倜傥，是不少女生暗恋的白马王子。在他去延安的火车上，亦有一位女生同行。这种优势到了延安荡然无存，王说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在女性群体中的“失宠”恐怕是重要的因素。王最初分到陕北公学，也就是个普通队员。薄平第一次在陕北公学看到他时吓了一跳。王大眼深陷，脸色苍白灰暗（类似肺病发作的征兆）。不过一个月未见，他竟年华已逝了。不难体会，王狂热地追求薄平，带有重振雄风、面子的意味。可惜这段爱情匆匆以失败收场。他对金紫光的震怒，是因为金主办的交谊舞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性别交往中的乏力与挫败吗？金无疑是受女同胞欢迎的，一个左右逢源的浅薄滑头！王只能在躺椅上迁就厮守他的肺病，而旁边就是男女勾肩搭背的交谊舞，这不是摆明在嘲笑他的爱情失利、挑衅他的男性尊严、讥讽他乏味无趣的肺病身体吗？
据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生活贫困与医疗水平低下，结核病成为中国最肆虐的疾病杀手。“一百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因肺病而死者有五个……倒毙在马路上的死尸里，竟有一半死于肺痨。”29说肺病是贫穷的伴生物，并不过分。联系肺病牵带的人际交往与革命方式，或可把肺病视为弱势贫穷的地方河南之现代政治的缩微模式或模型。
王实味是个极易失衡的人，这跟中原穷人的人生奋斗、价值实践对面子的单一倚赖有关。由失衡转向攻击，并不止于交谊舞事件，它在王早年的人际交往中就频频发生。他跟张天翼的绝交即是例证。王与张在北大读书时结为好友，两人皆喜文学，常切磋创作。1932年张来上海看王，那时王的女儿已几个月大，长得很可爱。尚未结婚的张正高兴地逗孩子玩，王突然说：“你配有这样好的孩子吗？”30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多年的友谊就此终结。
关于这句玩笑话的根由，要上溯到1928年。张王二人商量好分别给素来崇敬的鲁迅寄稿求教。结果张天翼很快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并获得鲁迅的热情鼓励与扶持，而王实味的信却石沉大海。这对将知识、才华视为脸面资本的王不啻为重大的打击。鲁迅的不同态度改变了张、王间平衡的朋友关系。截至1932年（即玩笑话发生的当年，亦是王与中华书局中止合同、肺病发作的年份），张已出版两部长篇、两本短篇小说集，而王仅有两部中篇和三个短篇问世。在他没头没脑的玩笑里，很可能隐含着对此事的郁结与不平。两人起点差不多，凭什么你得到鲁迅的欣赏而我却没有？“你配有这样好的孩子吗？”这话不自主地发泄了王内心蓄积隐蔽的酸意，即你配有这样好的文学待遇吗？他想以“好孩子”的优势来讥刺、抵消对方在文学上的“好待遇”，重新戴上优越的面具。张、王断交的真正原因，我以为应该在这里。
现实生活中能让王实味和声下气的除了父母亲人外，只有弱者和穷人。他对走投无路的小偷的仗义疏财及在延安对送饭小鬼、拾粪农民的热络亲切，都说明了这点。质言之，只有在自觉优越即有面子的前提下，王的温情仗义才会显露出来，这也是推广发扬面子的仪式吧。而对地位相当的人，尤其是在那些把自身比衬得低下的上司、官员及富家子弟面前，他则显得过度自尊、苛刻暴躁、疑神疑鬼。王能从对方任何一个不经意的言行里分辨出歧视压迫，咂摸到奇耻大辱，进而迸发强大的攻击性、战斗力。
纵观王整风运动中的表现，忤逆、攻击贯彻始终，这除了崔嵬说的发抒孤独抑郁外，我以为穷人独语式的面子交际与沉醉是根本原因。在攻击的实施中，个体暂时摆脱了穷困受遏的地位而变得凌驾一切了。这种交际模式可追溯到王的童年。六岁时，王跟两个哥哥上山打柴，突然一片大火顺风朝他们蔓延过来。火前有群乱叫疾驰的羊，小羊倌连呼救命。风助火势，形成巨大的火墙。两个哥哥撒腿欲逃，但王却返身向火跑去，且边跑边喊：“我们跑不过风的，大哥二哥跟我来！”哥哥们怕弟弟出事不好向父亲交代，硬着头皮闯入火海。但见王夺过羊倌的鞭子，朝头羊屁股猛抽过去。那羊疼得一跃，朝后奔去。其他羊见状纷纷调头，小羊倌也跟了上去。结果羊得救了，人亦无伤亡，只是衣裳烧烂、羊的皮毛烧焦了。王举人得知此事，把儿子大大夸奖了一通：有胆量，有主见！这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事情往往是“逆则顺”31…… 就王实味后来的人生走向看，父亲的此番教诲可谓影响深远。“逆则顺”成为王应对人生困境、人际争端及自我奋斗的信条与行动模式，而他的确也从中得到了实惠与利益。1926年，二十岁的王将中篇《毁灭的精神》寄给北京《现代评论》主笔陈西滢。《现代评论》是份颇有影响的同仁刊物，对发表稿件的作者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但王寄稿时特别附言：若稿件采用，必须付酬三十元。陈西滢为这个无名作者的要求踌躇起来，他专门召开了一次编辑会议，最终破例给了王三十元稿酬。此事一度在京城文学圈传为美谈。
另有件事涉及徐志摩。徐在文学创作与翻译方面对王一直提携有加，有次两人约好会面，不想徐离家失约了。第二天一早，王再次登门拜访。徐家仆人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稍等一下。王顿时火冒三丈，掉头就走。回家后他写了封措辞尖刻的信，把徐大骂一通。徐接信后，当即找到王诚挚道歉，并请他翻译哈代的《怀乡》，二人始归于好。又是“逆则顺”。
备尝甜头的王实味渐渐把“逆则顺”内化为待人处事的第一反应，他在延安的政治表现便是如此：干部服事件、交谊舞争端、在雪苇面前的“反动”炫耀与挑衅、《野百合花》的刻薄笔调……说白了，“逆则顺”就是反向思维、顶撞攻击、冒进革命，它给予穷人王实味英雄主义的歆享回味与真理在握的面子感。可以说，王一生均未走出那个顶风逆火、救羊少年的交际情境。在在处处，他都试图复制此情境并能很快进入角色。恍然间，延安也成了他的斗火救羊场。在此他是自我负责（“清算”）、果敢英明、真理在握的天才、英雄。王对胡乔木、毛泽东的误解，亦由这种真理自诩的幽闭心理所致。
如果没有独异的见解，王实味竟不知如何与延安同侪交流。当他得知萧军在大座谈会后为自己打抱不平时，于深夜突访萧军。王大声说：“我劝你马上入党吧，痛痛快快把自己的错误承认过来吧……我看到19日《解放日报》的文章，那后面伏着杀机啊！”32显然，王是来感谢萧军的，但他没有采用通常的直接谦恭的表达，这对自恃天才的他着实有些难度，而是把感谢化作了自认远见卓识、好意奉送的政治点拨与指导（“你要入党”）。一番话说得萧军哭笑不得。真是永远放不下的见解/面子啊！1946年，王仍耿耿于怀地说他的缺点仅在“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曲求全”33。这话貌似有自我反思的意味，但在王的逻辑里，真理与容忍并不兼容。换言之，有了真理，就无须容忍了；一旦容忍，则意味着失去了真理。
凡需容忍的人与事在王实味这里都会引发屈辱感。至于“逆则顺”的行为方式可能带给他人的刺激伤害，王则甚少顾及。对祸从口出的警觉和预判，他显得迟钝低能。或许在他看来，所有的冲撞忤逆最终都会顺过来吧。这是真理的魅力，天才的豁免，之前的人生经验向他反复证明了这点。王在被处决的前几天还对人说，他估计自己的问题马上要解决了。他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张稼夫、谭政文写信，要求到報社做翻译工作。这也是他否极泰来、“逆则顺”的希望思维之体现吧，如同阿Q临刑前画的那个圆……
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行为颇有象征意味，它可视作背负“中国弃儿”记忆的河南在现代中国政坛的一次主动出击，可惜时机、火候都拿捏得不对。尤其在跟延安政界领导及他人的沟通方面，王的表现十足像个异类、病人。外人对其病态的感知应对，敞现了现代中国内部的地方差异，那是现代性孕育不平衡的结果，系不同的地方文化逻辑相遇、碰撞产生的历史惶惑与“时间差”。王的言行让一个既遥远又当下、既古老又现代的“异托邦”34——中原河南浮现出来。如果承认中国各地的平等、繁荣乃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王的悲剧也算是敉平地方差异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磨合、代价吧。他那建立在见解/面子上的政治冲动、攻击忤逆，可谓河南现代性的特有表达（兼具策略与无奈的意味）。它们不仅宣泄了地方河南文化“失中”的历史怨诉，亦体现消耗了由地方差异带来的破坏性势能，由此传递出现代中国结构性变动的趋向与消息：从隔阂龃龉的地方群到沟通和谐的有机体。
致使王实味冤死的原因有多重，本篇从地方人格与脸面交际的角度切入、阐述，我以为这也是王悲剧的根由所在。有件事值得一提。1991年王实味案终于平反了。据透露，在对王平反的问题上，所有人都画圈同意，但在恢复其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人画圈，是绝对少数。人心的朴素权衡，再度证明了王的性格缺陷与做人失败。对此，延安时期当过《解放日报》文艺编辑的黎辛有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认为那两位画圈的是深知王实味的经历与不幸的宽大为怀的同志。”35在王身上显露的穷人的面子、知识与革命逻辑，绝不仅是地方河南的现象，应该说这是国民性问题。王就像依附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幽灵。
穷人怎样才能获得权利、荣誉与幸福？加缪在《反与正》中探讨过类似的一个问题：贫困和对立是否必然产生妒羡？他这样回答：我所经历的贫困并没有教给我怨恨，而是某种忠实及默默的韧性。为纠正天生的无动于衷，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被关押27年，受尽虐待。当他就任总统时，邀请了三名虐待过他的狱卒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狱卒致敬时，全世界都静了下来。曼德拉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往通向自由的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谨以此献给天上的王实味和我自己，君与吾共勉之！
【注释】
①20《野百合花》分两次（1942年3月13日、3月23日）刊载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章批评了延安根据地的诸多问题，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生活单调，领导的官僚作风等，并对延安青年的“牢骚”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敢说真话、生命新锐力的表现。
②21《政治家·艺术家》发表于1942年3月15日出版的《谷雨》杂志。文章从多方面比较了政治家与艺术家的不同，认为政治家偏重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侧重改造人的灵魂。二者的工作相辅相依。
③李维汉（1896-1984）：罗迈，延安时期他接替张闻天负责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王实味案即发生于此时期。 ④14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118、46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⑤朱鸿召：《王实味在延安》，见《王实味文存》，34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弃儿意识来自中原河南由盛转衰的沉痛记忆。自南宋迁都后，河南经历了从“中国中心”到“边缘地方”的沉降蜕变，近现代以来更是一落千丈。各路人马逐鹿中原，却只把河南当作战场或棋子。河南就像“中国的弃儿”，一个笼统又深刻的地方创伤记忆的结晶。这亦可作为现代河南（包括豫籍作家）总体身份的命名。参见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载《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⑦緋石：《追怀王实味：从师生到夫妻》，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4期。
⑧钱理群：《我感到惊心动魄》，载《长城》2000年第2期。
⑨⑩22黄昌勇：《王实味传》，292、287、10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27赵超构：《延安一月》，141、154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
1231张钧：《王实味全传》，12、9-1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13温济泽：《斗争日记》，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15雪苇：《我和王实味》，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6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见《王实味文存》，25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7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1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18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王实味：《休息》，见《王实味文存》，5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324梅耶斯：《疾病与艺术》，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
25陈伯达：《关于王实味》，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
2632冉思尧：《萧军与王实味“交往”始末》，载《江淮文史》2014年第3期。
28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29霍塞：《出卖上海滩》，179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
30刘莹：《沉痛的诉说 无限的思念》，见《王实味文存》，37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3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34“异托邦”是福柯的一个概念，它假定了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所在，它并非乌托邦式地存在于某地的彼岸，而是既在此地又“超出”此地。
35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