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一座木头桥的南面，桥北住着我的一个同学，叫宗兆懿。他家有一辆东方红牌自行车，是他爸上班骑的。他也会骑，但他爸不许他骑，他总是偷着骑。那年放暑假，他爸出差了，车子搁在家里，他如鱼得水，天天骑，还载着我四处兜风。
　　那一年我们读小学三年级。宗兆懿个子矮，骑车坐不上座，腿叉到车梁底下蹬，车子左摇右摆，但永远不会摔倒。“东方红”载着我们俩在一条条胡同里穿行，迎来同龄人惊羡的目光。我们真是美极了！要知道，那是上世纪60年代，自行车就像现在的悍马车一样少，小孩骑自行车，且带着一个人，就更罕见了。
　　我妈反对我坐自行车，怕我摔着，更怕把“东方红”坐坏了。每次宗兆懿来喊我，我都不让我妈知道，她要是问起，我就撒谎说去斗蟋蟀。我妈不反对斗蟋蟀。那时男孩兴养蟋蟀，斗蟋蟀。宗兆懿也会带着蟋蟀从桥北跑到我家这边参战。我有一只很厉害的蟋蟀，叫“小钢炮”，骁勇善战，一共打败过别人的11只蟋蟀。最后，它把宗兆懿的一只名叫“黑鬼”的蟋蟀咬断了一条腿。宗兆懿很悲伤，因为“黑鬼”在他们桥北一带比较有名。宗兆懿觉得没脸回桥北了，对我说：“车培晶，把你的‘小钢炮’借我玩一天。”我不应。他便说：“我骑车载你去看马戏。”这回我答应了。他拿我的“小钢炮”把桥北一带的蟋蟀全给打败了。傍晚，他高兴地骑着“东方红”载我出发了。
　　马戏场在火车站那边，离桃源街这边很远。宗兆懿拼命蹬车，出了一身大汗，终于到了。我们没钱买票，所谓看马戏就是站在马戏大帐篷外面，偶尔有人掀开帐篷帘子走进去或走出来，我们趁机往里面瞅一眼，能瞅到里面的彩色灯光和观众的后脑勺，而且是一闪而过，根本看不到马戏。
　　后来，我们想了一招，转到大帐篷背面，拿肩膀把帐篷外围的木栅顶开一根，钻了进去，趴在地上，从帐篷底下的缝隙里往里面瞅，看见了里面的老虎钻火圈儿，羊在过独木桥。后来我们得寸进尺，从帐篷底下钻了进去，坐在漆黑的角落里，当了一次真正的观众。
　　演出结束后，天完全黑了，我们随着观众大模大样地走出帐篷。可是，宗兆懿的“东方红”不见了。车子停在马戏场门前，怪只怪宗兆懿忘记给车子上锁了，车钥匙不在手里呢。“完了，让人偷走了。”宗兆懿哭了。
　　一个马戏场管理员过来问他哭什么，他说：“我自行车丢了，就放在这里，没了。”那人说：“车子放在这里，你去哪了？”他不敢说。我们又去火车站派出所报案，民警也同样问：“车子不上锁，你跑哪去了？”宗兆懿又不敢说了。钻帐篷看马戏，还把栅栏弄坏了，违法呢。
　　我们只好往家走，宗兆懿一路流着泪。我安慰他：“‘小钢炮’给你了，我不要了。”他摇头。他对蟋蟀已经毫无兴致了。那天快到半夜时我才回家，被我妈扇了好几巴掌。我想，宗兆懿挨揍肯定比我厉害多了。
　　次日一大早，我去桥北找他，他的大姐气哼哼地说：“他去找‘东方红’了！”我跑到街上找到了他。他对我说，他爸今天回来，一定饶不了他。
　　我陪他一起寻找“东方红”，找啊找啊，在盐务局门口，我们发现一辆“东方红”停在那儿。但那不是宗兆懿家的，宗兆懿家的“东方红”车牌号和这个不一样。可宗兆懿盯着它不走了。他拿小螺丝刀撬车锁，咔！撬开了，他对我说：“上来，我载你走，快点！”我说：“这不是你家的。”他骑上车子跑了，把我晒在那儿。这时，跑出来一个阿姨喊：“那是我的车子！你回来！”宗兆懿越骑越快。阿姨追不上，回头揪住我，让我带路去宗兆懿家。我只好带路，到了桥北宗家，宗兆懿的大姐一听弟弟偷自行车，慌了神，说：“叫他去找自行车，也没叫他去偷呀。”
　　黄昏时分，宗兆懿他爸出差回来了，居然骑着一辆“东方红”，是他自己的“东方红”！
　　原来，头天傍晚宗兆懿他爸的一个同事上夜班经过马戏场时，发现了没上锁的“东方红”，同事熟悉这辆车子，以为车子被人偷了，就把它骑到厂里。宗兆懿他爸出差下了火车，先去了厂子，这样，他就把“东方红”骑回来了。
　　我赶紧跑去找宗兆懿，要把这个喜讯告诉他，并让他把人家的“东方红”送回盐务局。我一路拼命跑着，喊着宗兆懿！宗兆懿！终于找到他了，见他孤零零地站在刚亮开的路灯底下发呆，不见偷来的“东方红”。
　　“‘东方红’呢？”我问。
　　“放回原来的地方了。”他说。
　　我这才松了口气，说：“你爸爸的‘东方红’找到了！”
　　“真的？”
　　他撒腿就往家跑，兔子似的。一到家，他爸就拿着鞋底子迎接他了，但被那个阿姨拦下。他爸说：“偷自行车犯法，犯罪！”阿姨也说：“我要是去报警，警察就来抓你了。”宗兆懿吓得脸色惨白，两腿打哆嗦。
　　那个有喜有惊的暑假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开始上四年级，都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
　　车培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于大连电视台工作。出版《爷爷铁床下的密室》《我的同桌是女妖》《狼先生和他的大炮》《西瓜越狱》等40多部图书，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 陈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