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正式上台，现年44岁、曾在拜登任副总统时担任其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也成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年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携“中产阶级外交”理念进入白宫，力图革新过去四年单边冒进、缺乏谋划的美国对外战略，既雄心勃勃，也势将遭遇挑战。

“精英中的精英”

　　沙利文出生于佛蒙特州，后随家人搬到明尼苏达州生活，父亲是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教授，母亲是公立学校教师。沙利文从小就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尤其感念小时家中别样的“国际政治启蒙课”：“那时家里的餐桌中间摆着地球仪，父母会在晚餐时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给我们几个子女讲解国际政治。父母告诉我们，及时了解世界大事是良好公民的重要品质”。
　　学生时代的沙利文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并读取法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沙利文酷爱阅读和辩论。昔日同窗回忆称，沙利文对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的“伟大社会”计划尤为着迷，或许从那时起心中便已种下政治理想。
　　沙利文不仅能力出众，机缘也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沙利文过往结识的一些重要人物日后成为其在华盛顿站稳脚跟、打入民主党核心圈子的关键，比如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莱斯利·盖尔布，同为耶鲁校友的前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前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此后，沙利文被引荐给希拉里·克林顿，参与其2008年的总统竞选工作，其间为希拉里、奥巴马等人出谋划策，深得信任，在民主党内声名鹊起。

　　希拉里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后，沙利文先是担任她的副幕僚长，又在34岁时被提任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在美国与古巴重建关系、伊朗核协议谈判等重大问题上表现不凡。2013年希拉里辞任国务卿后，沙利文一度想回乡从政，后受奥巴马挽留转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年富力强的沙利文和老练通达的拜登亦师亦友、共事融洽，开始旁听《总统每日简报》并走入白宫核心决策层。在2016年大选中，沙利文出任希拉里竞选活动的高级政策顾问，普遍被视为希拉里内定的总统国安助理人选，然而终随希拉里败选而功亏一篑。2020年，卧薪尝胆的沙利文加入拜登竞选团队，牵头制定对外政策议程，直至出任总统国安助理。

“中产阶级外交”鼓吹者

　　沙利文不仅是历任总统国安助理中的最年轻者，也是拜登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中的最年轻者。希拉里称沙利文“有当总统的潜质”，拜登则称沙利文是“一代人里才会出一个的智者”。暂不论这些评论有多少溢美成分，至少反映出沙利文决不是视野狭隘的技术官僚，而是具备战略思考和系统谋划的政治家品质。2016年希拉里在总統选举中败给特朗普，沙利文深感自责，开始反思特朗普崛起背后的国内外动因，由此发展出一套旨在“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新型对外政策学说，恰与拜登“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施政理念相通，其要点在于：
　　第一，强调内政与外交融合互促。有感于美国经济不平等蔓延、种族矛盾激化和政治极化加剧，沙利文经常提及“国内重建（domestic renewal）”，呼吁弥合国内分歧，重塑国家实力基础。在今年1月由前任和现任美国数位国安顾问共同参与的“接力棒研讨会”上，沙利文明确表示“国内整顿重建是美国现阶段最深刻的国家安全挑战”。
　　在沙利文看来，内政和外交一体两面、不可割裂，强劲的外交能力源于强劲的国内实力，维护与美国民众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应是施政出发点，美对外政策也要为此服务。沙利文认为，从处置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到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对美国的“多方面挑战”，美国都应以优化国内治理为出发点，然后谋求内外政策协调推进。
　　第二，将重振中产阶级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归宿。沙利文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施政缺憾之一是没能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中充分照顾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关切，加深了美国中产阶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失落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以特朗普崛起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上升。沙利文主张“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以对美国工薪家庭、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的影响来衡量”。沙利文强调，美国今后的国际贸易政策要从侧重关照跨国企业利益，转向更多关照美国工人利益，实施“惠及美国大众的外交安全政策”将成为沙利文对外战略规划的核心命题之一。
　　第三，修复战略信誉、重拾价值观外交。经历过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巅峰时刻”的沙利文对于“美国例外论”抱以深刻认同，坚持认为“美国的诞生是为了改变世界”。在他看来，“美国例外”意味着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需在人类面对重大威胁时展现国际领导力，而这一领导力的核心“不只是实用主义，还有价值观和抱负”。沙利文认为盟友体系是美“独特的国家资产”，支持修复被特朗普狭隘单边主义伤害的同盟体系，将价值观外交置于对外政策布局的重要位置。
　　第四，谋求对中国展开“没有灾难的竞争”。沙利文表示中美关系不应走向“新冷战”，双方必须致力于防止误判和开展旨在防止战端的“底线管理”，同时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合作。但另一方面，沙利文认为中国正在“展示自身模式相对于美国的优越性”，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增长“触动了美国的利益”，美需首先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大力投资科技研发、人才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自身“制度优势”，再联合欧亚盟友一同抵御中国的“掠夺性做法”。近期，沙利文在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和涉疆、涉港等问题上表态强硬，对华“强势竞争”的政策姿态初露端倪。

恐难如愿以偿

　　沙利文尽管个人能力出众，但要想成为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那样被历史铭记的战略家和总统国安助理，却并不容易。
　　过去四年，特朗普崇尚“小圈子”决策，对白宫国安会重视有限，削弱了其专业效力和决策作用。拜登政府把“恢复外交和国家安全机构的专业性”作为执政重点，已发布题为《更新国家安全理事会体制》的国安备忘录。作为国安会的部门领导，沙利文既要落实拜登“复兴”国安会的愿景，强化其政策角色，又要仔细处理国安会与其他内阁机构的关系，防止引发它们对国安会“手伸得太长”的反感。
　　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高度极化背景下上台，势必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反扑，部分共和党鹰派对拜登领导下的建制派外交回归亦缺乏认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讥称，“尽是名校出身的拜登国家安全团队会有序照料美国走向衰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虽是内阁要职，但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国会参院批准。即便如此，沙利文未来的工作也难免受到部分右翼人士的“紧盯”和牵扯，如何在右翼势力的政治压力下逐步出清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负资产，重塑美国的外交安全战略，恐非仅凭其个人能力和意愿便能功成。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