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外交格局是多重因素塑造的结果。既有作为曾经的国际体系受害者和挑战者，在每当局势紧张时就会表露出的敌我对立思维;也有邓小平时期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追随国际组织搭经济便车的特点;又有国力迅速崛起之后，希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引领国际体系改造的雄心。不同的政治动机在外交层面带来了“含糊不清”，它构成外交神秘主义力量的来源，但也由此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由于不清楚中国人的底牌，在国际社会上制造出了许多并不真实的恐惧和猜测。
　　外交是内政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中国特殊的外交风格就源自其独特的内政逻辑。中国以往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成功，与其国内发展模式具有相似性，它鼓励遵循规则又保持了高度灵活性。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其成功就同时来源于这两个方面。中国外交政策的设计，显然也得到此种模式可以获得成功的暗示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当代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多边的认知和利益结构，包含了超国家、跨国、民族国家间以及民间外交的多维因素，这一多边网络结构很难容忍既融入其中又根据需要游离其外的暧昧态度，任何单边的善意实践都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更不论采取任何反规则主义的取巧策略。特别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已给世界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过程中，如果无法和外部世界形成有效的对话和协调，矛盾就会集中暴露出来。而伴随中国参与世界进程的深化，这些普遍的焦虑、委屈、对抗和敌对的情绪，就会不断在地缘政治层面制造摩擦和冲突。这需要一整套具有说服力的外交话语和战略予以化解。
　　必须意识到，新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塑造了一个以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国际格局，这种全球治理取代了过去的帝国主义和冷战体系，究其实质则是以西方的法治传统作为基础，通过坚持某种统一的多边规则体系，借助抽象的法理推演构筑出以透明性和公开性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治理形态，而这种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就体现在它往往会要求即使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要以不做变通的方式来坚持规则。
　　在今天，中国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经济金融体系已迅速与各类跨国企业和经济金融组织成为密切的投资伙伴乃至战略共同体。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最为现实的利益角度而言，当今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步伐，已与各个老牌的欧美国家保持同步，因而也需要普遍世界法权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安排。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红利也正来自这种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保障。因此，今天要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在全球政治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经营，在全球市场和世界政治的意义上设计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今天不再是应不应该“走出去”，而是必须“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需要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价值理念，对自己的外交方略做出系统的界定与说明。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与世界体系的运作逻辑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对接，而避免从主观的利益和价值认知出发，希望用简单的物质援助和单向的诚意表达去解决问题。
　　中国今日的外交困局来自于种种复杂情势的结合。如何化解，则需要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之中国，而欲成为世界之中国，则需要以世界视野超越过去以中国来度量世界的格局。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6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