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车，我几乎都用走路。我的铁道旅行……常以车站为中心，在周遭不断地漫行、散步。不论大站小站、喧哗寂寥，我好奇地寻访市井乡野。铁道不是一把尺，而是圆规。车站为针尖脚，我是那活动的铅笔脚……我经常脱轨，溢出铁道的思考范畴。”
　　刘克襄游遍台湾铁路每一座车站和它所在的城镇，写下这段话让我想起1924年埃里克·斯特罗海姆导演的《贪婪》，当上牙医的矿工之子麦克提格，与一名吝啬的女子特里娜塔交往之初，他们来到火车站，字幕写着：“这是几周来头一天没下雨，我觉得散会儿步可能会很不错。”于是他们从旧金山市区来到了乡村。
　　站台上的铁轨指向另一个不明的方向，火车成了离别的机器。根据荒木经惟的摄影画册改编的电影《东京日和》结尾，走出死亡阴霾的阳子，手拿野花，一路奔跑来到月台与丈夫会合，赶上开往东京的末班车。荒木本人饰演的列车员对着岛津和阳子微笑着挥一挥手，他是祝福这一对爱人，共同乘上了幸福列车，而不是相隔两方。
　　站台岿然不动地矗立在那里，成为永恒的相会与等待。《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和沃伦斯基在车站第一次相会，沃伦斯基听到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说：“我来接我的妹妹安娜。”只在下一个擦肩而过时，短暂对视之后，沃伦斯基就被爱神牵走了。
　　2007年波兰导演安杰伊·贾奇莫斯基的《追火车日记》，小主人公史蒂芬对月台上那位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也只是看了一眼，便对姐姐说：那是“爸爸”。一个现实中被另一个女人拐走的男人。
　　从此，史蒂芬总在月台上守着他的“爸爸”上下班。时日久了，史蒂芬要留住这位拎公文包的男子，使他成为真实的爸爸。在列车即将经过时，他不断制造事端，让“爸爸”误车，错过最后一班车的“爸爸”，发现了史蒂芬，他们二人开始交往，直至史蒂芬勇敢且无惧地跳到铁轨上，尝试用身体去阻挡迎面驶来的火车，也不要让“爸爸”搭车走，这一刻，他的“爸爸”也没有了退路。
　　意大利现实主义大师德·西卡导演的《站台》，1953年公映。珍妮弗·琼斯饰演一名美国主妇玛利亚，在米兰火车站准备去巴黎，蒙哥马利·克里夫特饰演在火车站与她邂逅的意大利帅哥乔瓦尼。玛利亚先是被乔瓦尼挽留不走，后又碍于家庭伦理，甩了乔瓦尼。乔瓦尼四处寻找玛利亚，在寻找中以现实主义著称的导演，展示了一幅意大利民众的流动画面，在这个封闭的站台空间里，依托于火车站的空间属性，孩子、传教士、贫民百姓、富商大贾以及好色之徒穿插围绕着故事主线。
　　乔瓦尼在对面站台上看到了玛利亚，他急切地横穿铁轨，一趟列车呼啸而过，也没把他们二人分开。但是警察来了，玛利亚再次担忧承受不道德的指控，悻悻离去，八点三十分，火车启程，离别之始、爱情之终。
　　站台是开始与结束的交汇。1967年，在种族歧视白热化的年代，诺曼·杰威森导演了《炎热的夜晚》。白人警长比尔来到火车站给黑人警察维吉尔送行，比尔还主动帮他拿行李。维吉尔半个身子上了火车，站在门内。
　　比尔对他说：谢谢你，再见。维吉尔回头看着他说：再见。
　　接着白人老警长又说：你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对吧？维吉尔笑了。
　　这也许是最稀松平常的别离，但放在1960年代，它很神奇，因为这样的对话和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小步一样意义重大，第一次在银幕上前所未有地出现了黑人與白人的对话。挥别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原来可以像在火车站向古人的挥别，那么轻而易举，那么简单随性。这只取决于在那个时代的大门前，你是否敢于转身，敢于说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