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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建言北京出台“购房落户”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拉动住房市场消费。一场围绕“购房落户”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我当时有单位的工作证件，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证件在我眼中就是护身符，每天都带在身上。”
多年之后，高占强(化名)对那段时光仍旧记忆犹新：他刚来北京闯荡的1997年，收容遣送制度还没有废除，外地人在北京要“三证”。那时，在他全家所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经常看见警察开着警车“呜呜”下来抓人，像抓坏人一样，给你强制遣送回去。”
6年之后，通过在北京郊区城镇投资并买房，高占强一家三口终于获得了北京户口，那段惶恐不安的经历成为历史。高占强也成为1997年到2005年里通过投资和买房，成功落户北京的数万外地人之一。
然而，2005年底之后来京的外地人，则没有高占强那样幸运，北京郊区一度火热的“投资、购房落户”政策，在这一年悄然停止了。直到2009年2月9日，北大教授杨开忠通过媒体，建言北京考虑实行“购房落户”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
站在2009年的关口，回顾像高占强这样昔日受益于“购房落户”者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意义上的北京“购房落户”政策，始终存在异于国内其他城市的特殊性。
“投资+购房+户口”
“购房落户”政策的兴起，始见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尤其以经济发展迅速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深圳和上海分别在1996年的1月和明推出了自己的“购房入户”政策，其他城市不久也相继跟上。
而对于2005年之前即居住北京的人们来说，“购房落户”这一词汇尽管从未在北京官方文件里被正式提及，但却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认识。
在2000年前后，人们开车途径北京各远郊区县，总能在路口看到诸如“投资XX镇，户口进京城”之类的大字标语。
对外省市在京个人来说，拥有北京市户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因为这可以解决找工作、婚姻、子女入托入学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等诸多由户口带来的问题。
“纯粹的购房落户政策，北京其实从来没有实行过，”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一度实行过的投资落户政策，确实有连带购置房产的要求，但是性质归结到底还是重在投资”。
据了解，民间交口相传的北京“购房落户”政策，都源于北京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
1997年7月17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籍管理试行办法》(下称《户籍办法》)，规定外地人士只要在加入试点的小城镇投资50万元现金，再在指定的小区买一套两居室以上的房子，然后按每人两万元的标准交纳小城镇建设基金另加1000元就可以办理最多一家4口人在当地的户口。这种“投资+购房+户口”的组合公式，形成了北京迥异于其他城市的“购房落户”政策。
“政策是让你先在50万，放在银行里5年不能动，就算你投资了。除此之外，还得买一个房子，他们说你没有房子在这块儿的话就说明你不是在这儿投资，”享受过这一政策的高占强曾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况，“他们提供的房子都是20万到30万左右。但这个房子实际不值这么多钱，要打五折才能卖出去，不是为了办户口谁也不会买。而且那房子无论地段还是质量，都不能让人满意，我们是根本不想要的。”
“不过话说回来，那房子也是专门给我们这种人建的，盖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好好卖过，反正有人买。”
来自北京市规划委200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市政府事实上从未出台过“购房落户”政策，《户籍办法》所允许的落户途径，准确提法应为“投资落户”。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吸引投资是唯一目的，人口的户籍转换倒是无关紧要的。
该报告指出，“每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到试点小城镇的户口指标平均每个镇大约为1001、近郊平原镇能达到150个左右，每年2000万左右的新增建设资金，对于大多数城镇特别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城镇固然非常重要，但每年增加100多人对于小城镇聚集规模的提高却无异于杯水车薪。”
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是适用《户籍办法》的33个小城镇之一。该镇小城镇办公室主任夏建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遗憾地说，“办理户口的外地人几乎全是为了子女可以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平时基本上不住在镇里，很难见到人。”有统计表明，在投资买房落户者当中，近80％的家庭投资的最大理由是为了让子女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
就这样，凭借北京户口的强大吸引力，如高占强一样前来投资买房，进而获得户口的人，络绎不绝。据报道，2002年底，北京市户籍政策改革已引来59亿元资金，而代价则是有1.6万外地人落户北京郊区。
在停止审批“投资购房落户”的2005年之前，按照每年5000个指标计算，至少有4万以上的外地人借此落户北京。
落户政策悄然落幕
就在北京的“投资+购房+落户”高歌猛进时，上海在2001年率先宣布，取消“购房落户”，转而推行“上海居住证”制度。而以此为标志，在全国各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户籍制度改革后宽松的局面开始日渐紧缩，曾经一度引领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也纷纷关上了“购房落户”的大门，
2004年9月，中部城市郑州市“户籍新政”突然急刹车，倒退到一年前的老标准。由于户籍改革步子迈得过大，3年不到的时间，超过25万人口涌入郑州，人口激增带来的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等压力，将郑州逼退到了旧路上。
宽松的政策带来人口压力，似乎成为户籍改革的通病。很快，同样的情况开始在北京出现，2005年底，由于极大的人口和住房压力，北京市“投资+购房+落户”的政策悄然停办。
2006年1月5日，北京两会上，市发改委社会发展处处长梁昌新低调地向媒体宣布，鉴于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压力较大，北京市在2005年底已暂停小城镇户口的办理，并将清理相关的规定，还将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区域合作等办法，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
值得玩味的是，除了人口压力，北京“购房落户”政策的特殊性，使得它停办的原因也显得特殊——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加上今非昔比的北京郊区，当年引资为目的的落户政策，现在已经显得分外多余。
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匡时便认为，在1995到2005年的这十年间，北京市政府更多的是出于发展郊区的考虑，用户籍政策来带动投资。
显然，相比户籍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财政的压力，郊区对于资金的渴望已尽落下风，从此，民间意义上的“购房落户”，在北京成为了历史。
地方再起波澜
紧随北京的脚步，当年加入“购房落户”队列的城市，纷纷退出。
2008年4月9日，珠海市突然宣布，暂停包括“购房落户”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户口迁入。曾有6个城市实行“购房落户”政策的珠三角地区，至此仅剩惠州、江门两地仍在坚持。业内专家惊呼，“一个时代结束了”——单纯以拉动房地产销售为目的的“购房落户”政策，已然终结。
然而，抛物线顶点的那一头，则是一个新阵营的诞生。
2008年10月17日，一支约80多人的温州购房团以及一支约100多人的义乌购房团，出现在“浙江省第十五届房地产博览会”的开幕现场，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3天前(10月14日)，杭州市对外公布了24条“房产新政”，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购房入户”政策的调整。杭州市宣布，该市将“购房落户”政策实施范围由原来的三个郊区扩大到西湖、江干等主城区。杭州在国内一片叫停中逆势而上，竟得来了中西部城市的呼应。
自成都市2008年12月12日正式开办“购房落户”新政后，武汉于今年1月19日发布了“购房落户”新政的细则。重庆紧随其后，于1月20日推出“2009年房地产市场刺激新政17条”，其中包括了放宽外来购房者入户限制的内容。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与10年前那波“购房落户”潮单纯以拉动消费为目的不同，新阵营里的城市，多是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目的。“例如成都在重庆的极大竞争压力之下，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来与之竞争，否则很快就会沦为重庆的附庸。杭州则是处于上海和江苏极大的压力之下。”
“公交车”式纷争?
北京在新一波地方政府救市浪潮中，一直巍然不动。
然而，2月9日，北大教授杨开忠向媒体表示，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以拉动房地产市场的消费需求。
“在我国目前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下，(购房落户)不仅能够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有效拉动住房市场消费，而且可以加快户籍体制改革，使户籍管理更公开、透明和公平，也使人们对生活更有奔头。”杨开忠的一番讲话，引发了舆论新一轮关于“购房落户”的讨论。
与1997年的《户籍办法》中主要关注落户者的经济因素、单纯强调投资金额等形成了比照，杨开忠针对北京市的现实情况，设想了“购房落户”三项准入条件：首先，在北京市购买单套房产在规定金额以上，学历在本科以上，在北京市常住年限达到两年以上的外地居民，购买单套房产可解决一个户口；其次，个人购房款达到房产总价50％以上的外地购房者，方可落户；第三，通过“购房落户”政策获得的居民户口实行与一般居民户口的区别管理，居住一定年限后方可转为一般居民户口。
这样的“多条件，高门槛”，使得建言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但正如业内人士所说，“北京既无需像成都、重庆那样利用户籍来延揽人才，也无需像杭州、天津那样担心在一个区域性经济圈里被边缘化。”因此，对于北京的“购房落户”是否实施，业界专家普遍不看好。
根据搜房网的调查，截至2月12日零点，在参与调查的463522名网友中，有59.7％的网友表示赞成在北京实行“购房落户”政策。
然而，反对这一政策的网友，也占到了30.47％，除了对于房价上涨的忧思，更多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户籍政策的任何一个松动，都有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
关于“购房落户”讨论的众声喧哗，或如网友的戏言——“购房落户”讨论就是拥挤的公交车门口常常发生的一幕，挤上车的人和还在车外使劲的人，对于车门的开、关问题，必然抱着不同的看法。
相比北京，上海关于“购房落户”的态度十分暧昧。这个实施着极具前瞻性的“居住证”制度的城市，一度否认所谓上海将出台“蓝印户口政策”刺激楼市的传闻，但同时表示，“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研究出台新的政策”，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上海“口径仍留有余地”。
在落户北京两年之后的2005年，高占强曾有这样一段由衷的话语：“虽然对我们来说，拿不拿到北京户口已经无所谓了，但是踏进北京这块土地的人谁都想拿到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户口就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
“因为拿到北京人的身份，你才能畅通无阻，心理上也觉得自己终于成北京人了。”
也许就是这样的心理预期，让北京的“购房落户”想象，得以延续。
“我当时有单位的工作证件，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证件在我眼中就是护身符，每天都带在身上。”
多年之后，高占强(化名)对那段时光仍旧记忆犹新：他刚来北京闯荡的1997年，收容遣送制度还没有废除，外地人在北京要“三证”。那时，在他全家所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经常看见警察开着警车“呜呜”下来抓人，像抓坏人一样，给你强制遣送回去。”
6年之后，通过在北京郊区城镇投资并买房，高占强一家三口终于获得了北京户口，那段惶恐不安的经历成为历史。高占强也成为1997年到2005年里通过投资和买房，成功落户北京的数万外地人之一。
然而，2005年底之后来京的外地人，则没有高占强那样幸运，北京郊区一度火热的“投资、购房落户”政策，在这一年悄然停止了。直到2009年2月9日，北大教授杨开忠通过媒体，建言北京考虑实行“购房落户”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
站在2009年的关口，回顾像高占强这样昔日受益于“购房落户”者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意义上的北京“购房落户”政策，始终存在异于国内其他城市的特殊性。
“投资+购房+户口”
“购房落户”政策的兴起，始见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尤其以经济发展迅速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深圳和上海分别在1996年的1月和明推出了自己的“购房入户”政策，其他城市不久也相继跟上。
而对于2005年之前即居住北京的人们来说，“购房落户”这一词汇尽管从未在北京官方文件里被正式提及，但却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认识。
在2000年前后，人们开车途径北京各远郊区县，总能在路口看到诸如“投资XX镇，户口进京城”之类的大字标语。
对外省市在京个人来说，拥有北京市户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因为这可以解决找工作、婚姻、子女入托入学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等诸多由户口带来的问题。
“纯粹的购房落户政策，北京其实从来没有实行过，”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一度实行过的投资落户政策，确实有连带购置房产的要求，但是性质归结到底还是重在投资”。
据了解，民间交口相传的北京“购房落户”政策，都源于北京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
1997年7月17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籍管理试行办法》(下称《户籍办法》)，规定外地人士只要在加入试点的小城镇投资50万元现金，再在指定的小区买一套两居室以上的房子，然后按每人两万元的标准交纳小城镇建设基金另加1000元就可以办理最多一家4口人在当地的户口。这种“投资+购房+户口”的组合公式，形成了北京迥异于其他城市的“购房落户”政策。
“政策是让你先在50万，放在银行里5年不能动，就算你投资了。除此之外，还得买一个房子，他们说你没有房子在这块儿的话就说明你不是在这儿投资，”享受过这一政策的高占强曾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况，“他们提供的房子都是20万到30万左右。但这个房子实际不值这么多钱，要打五折才能卖出去，不是为了办户口谁也不会买。而且那房子无论地段还是质量，都不能让人满意，我们是根本不想要的。”
“不过话说回来，那房子也是专门给我们这种人建的，盖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好好卖过，反正有人买。”
来自北京市规划委200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市政府事实上从未出台过“购房落户”政策，《户籍办法》所允许的落户途径，准确提法应为“投资落户”。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吸引投资是唯一目的，人口的户籍转换倒是无关紧要的。
该报告指出，“每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到试点小城镇的户口指标平均每个镇大约为1001、近郊平原镇能达到150个左右，每年2000万左右的新增建设资金，对于大多数城镇特别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城镇固然非常重要，但每年增加100多人对于小城镇聚集规模的提高却无异于杯水车薪。”
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是适用《户籍办法》的33个小城镇之一。该镇小城镇办公室主任夏建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遗憾地说，“办理户口的外地人几乎全是为了子女可以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平时基本上不住在镇里，很难见到人。”有统计表明，在投资买房落户者当中，近80％的家庭投资的最大理由是为了让子女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
就这样，凭借北京户口的强大吸引力，如高占强一样前来投资买房，进而获得户口的人，络绎不绝。据报道，2002年底，北京市户籍政策改革已引来59亿元资金，而代价则是有1.6万外地人落户北京郊区。
在停止审批“投资购房落户”的2005年之前，按照每年5000个指标计算，至少有4万以上的外地人借此落户北京。
落户政策悄然落幕
就在北京的“投资+购房+落户”高歌猛进时，上海在2001年率先宣布，取消“购房落户”，转而推行“上海居住证”制度。而以此为标志，在全国各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户籍制度改革后宽松的局面开始日渐紧缩，曾经一度引领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也纷纷关上了“购房落户”的大门，
2004年9月，中部城市郑州市“户籍新政”突然急刹车，倒退到一年前的老标准。由于户籍改革步子迈得过大，3年不到的时间，超过25万人口涌入郑州，人口激增带来的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等压力，将郑州逼退到了旧路上。
宽松的政策带来人口压力，似乎成为户籍改革的通病。很快，同样的情况开始在北京出现，2005年底，由于极大的人口和住房压力，北京市“投资+购房+落户”的政策悄然停办。
2006年1月5日，北京两会上，市发改委社会发展处处长梁昌新低调地向媒体宣布，鉴于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压力较大，北京市在2005年底已暂停小城镇户口的办理，并将清理相关的规定，还将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区域合作等办法，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
值得玩味的是，除了人口压力，北京“购房落户”政策的特殊性，使得它停办的原因也显得特殊——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加上今非昔比的北京郊区，当年引资为目的的落户政策，现在已经显得分外多余。
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匡时便认为，在1995到2005年的这十年间，北京市政府更多的是出于发展郊区的考虑，用户籍政策来带动投资。
显然，相比户籍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财政的压力，郊区对于资金的渴望已尽落下风，从此，民间意义上的“购房落户”，在北京成为了历史。
地方再起波澜
紧随北京的脚步，当年加入“购房落户”队列的城市，纷纷退出。
2008年4月9日，珠海市突然宣布，暂停包括“购房落户”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户口迁入。曾有6个城市实行“购房落户”政策的珠三角地区，至此仅剩惠州、江门两地仍在坚持。业内专家惊呼，“一个时代结束了”——单纯以拉动房地产销售为目的的“购房落户”政策，已然终结。
然而，抛物线顶点的那一头，则是一个新阵营的诞生。
2008年10月17日，一支约80多人的温州购房团以及一支约100多人的义乌购房团，出现在“浙江省第十五届房地产博览会”的开幕现场，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3天前(10月14日)，杭州市对外公布了24条“房产新政”，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购房入户”政策的调整。杭州市宣布，该市将“购房落户”政策实施范围由原来的三个郊区扩大到西湖、江干等主城区。杭州在国内一片叫停中逆势而上，竟得来了中西部城市的呼应。
自成都市2008年12月12日正式开办“购房落户”新政后，武汉于今年1月19日发布了“购房落户”新政的细则。重庆紧随其后，于1月20日推出“2009年房地产市场刺激新政17条”，其中包括了放宽外来购房者入户限制的内容。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与10年前那波“购房落户”潮单纯以拉动消费为目的不同，新阵营里的城市，多是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目的。“例如成都在重庆的极大竞争压力之下，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来与之竞争，否则很快就会沦为重庆的附庸。杭州则是处于上海和江苏极大的压力之下。”
“公交车”式纷争?
北京在新一波地方政府救市浪潮中，一直巍然不动。
然而，2月9日，北大教授杨开忠向媒体表示，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以拉动房地产市场的消费需求。
“在我国目前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下，(购房落户)不仅能够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有效拉动住房市场消费，而且可以加快户籍体制改革，使户籍管理更公开、透明和公平，也使人们对生活更有奔头。”杨开忠的一番讲话，引发了舆论新一轮关于“购房落户”的讨论。
与1997年的《户籍办法》中主要关注落户者的经济因素、单纯强调投资金额等形成了比照，杨开忠针对北京市的现实情况，设想了“购房落户”三项准入条件：首先，在北京市购买单套房产在规定金额以上，学历在本科以上，在北京市常住年限达到两年以上的外地居民，购买单套房产可解决一个户口；其次，个人购房款达到房产总价50％以上的外地购房者，方可落户；第三，通过“购房落户”政策获得的居民户口实行与一般居民户口的区别管理，居住一定年限后方可转为一般居民户口。
这样的“多条件，高门槛”，使得建言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但正如业内人士所说，“北京既无需像成都、重庆那样利用户籍来延揽人才，也无需像杭州、天津那样担心在一个区域性经济圈里被边缘化。”因此，对于北京的“购房落户”是否实施，业界专家普遍不看好。
根据搜房网的调查，截至2月12日零点，在参与调查的463522名网友中，有59.7％的网友表示赞成在北京实行“购房落户”政策。
然而，反对这一政策的网友，也占到了30.47％，除了对于房价上涨的忧思，更多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户籍政策的任何一个松动，都有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
关于“购房落户”讨论的众声喧哗，或如网友的戏言——“购房落户”讨论就是拥挤的公交车门口常常发生的一幕，挤上车的人和还在车外使劲的人，对于车门的开、关问题，必然抱着不同的看法。
相比北京，上海关于“购房落户”的态度十分暧昧。这个实施着极具前瞻性的“居住证”制度的城市，一度否认所谓上海将出台“蓝印户口政策”刺激楼市的传闻，但同时表示，“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研究出台新的政策”，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上海“口径仍留有余地”。
在落户北京两年之后的2005年，高占强曾有这样一段由衷的话语：“虽然对我们来说，拿不拿到北京户口已经无所谓了，但是踏进北京这块土地的人谁都想拿到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户口就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
“因为拿到北京人的身份，你才能畅通无阻，心理上也觉得自己终于成北京人了。”
也许就是这样的心理预期，让北京的“购房落户”想象，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