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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今年以来外部环境的改善，市场对香港2002年GDP的预期亦随之调高，这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看法。不少人甚至认为一旦香港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快，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增加，从而减少令人诟病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因此重申稳健财政政策对香港的重要性似乎是杞人忧天。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为了减轻香港经济转型的痛苦，特区政府应把平衡财政预算作为长期而非短中期目标来考量，以避免香港经济进一步恶化。而当香港面临失业高攀(7.1％)、连续43个月通缩以及百业萧条的种种挑战时，马上解决结构性财政赤字似乎是强人所难。
但以我之见，香港解决结构性财政赤字的迫切性不在于审慎理财本身，而在于如何发挥出私有经济的活力，使香港绝路逢生。从大中华经济整合的大格局来看，香港的优势是它的制度，只有发挥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香港经济才能重现繁荣。对大陆来说，香港的优势就是“制度港”。如果香港不能发挥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反而采取缘木求鱼的产业政策，私营部门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限制。香港不但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窗口，反而会成为中国的包袱，沦为经营不良的窗口公司。
从过去的五年的经验来看，发挥香港优势的理想往往流于空泛之谈，而恰恰是多项所谓“产业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挥之不去的结构性赤字。特区政府已在数码港、中药港、鲜花港上交了昂贵的学费。试想如果在1997年时，政府不推出荒谬的“八万五”房屋政策，果断地实施与深圳的24小时通关，今天香港的房屋市场还会在楼价下跌60％之后仍旧死水一潭吗？还需要如此费力地讨论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融合吗？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严重通缩。如果通缩是经济周期的结果(美元走强、周边环境不佳)，一旦物价回归基本面，香港又可轻装上阵。但如果属于结构性问题，则我们就要接受港元资产永远缩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从1998年起，特区政府就开始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财政储备从4300亿港元下降了近20％。事实上香港财政寅吃卯粮的窘境绝非公务员工资过高所能解释，因为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工资高企体现的是市场对公务员不能有“抱金娃娃”的机会的补偿。反过来说，社会目前出现对公务员高薪的不满怨恨情绪则体现出私营机构从业者对失去“抱金娃娃”机会的绝望心态。
对于香港经济的萎靡不振，另一个理论误区就是把矛头指向联系汇率。然而假如港币币值真被严重高估，香港经常项目会出现赤字，而消费则在被高估的港币支持下相对稳定。但这几年香港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99年到2001年，香港经常项目盈余的年增长分别为190％、－22％和34.4％。香港金管局在发表的一篇关于香港与阿根廷对比的研究报告中，把香港近年来经常项目巨额盈余作为香港维持其竞争力的证据。
香港在美元强势下保持竞争力的证据不仅限于经常盈余。过去的五年里，香港转口贸易商的毛利率以10％的速度逐年递增。去年亚洲各国及经济区的出口普遍受到美国IT业支出下滑的沉重打击，但香港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成长仅次于中国大陆和印度。拖香港后腿的不是出口，而是私人消费与投资。一味强调强势美元实际上是把联系汇率作为替罪羊。
那么香港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只有找到香港的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单靠出售政府资产、增加教育投资，甚至通过QDII和CDR等金融工具与内地合作，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实上香港与内地经济已在融合，只要北边有“水”，自然不愁不流到南边。按照同样的逻辑，香港与其通过教育投资增加其竞争力，不如积极引进内地人才。
简而言之，香港私人消费及投资不景气的背后是私营部门缺乏信心，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某些长期存在的正面因素正面临消失的危险。以低税制为例，香港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低税率，就在于政府能从价格相对较高的物业上获得大量税收。相对较高的地价与极低的税率不过是政府课税的一种方式。政府一旦入不敷出，同时缺乏切实可行的开源节流的手段，投资者就会担心政府以其他苛捐杂税来弥补财政黑洞。而这种担心在资产价格上的体现是私人投资预期回报率被压低。所以尽管香港目前享受所有金融中心最低的税率，但由于市场怀疑特区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乃至认为低税率无法长期维持，因此香港的私营投资仍不景气。
在这一背景下，梁司长勇于向住房、医疗领域中的计划经济宣战，精神可嘉，但市场更真诚地希望梁司长能甘心做特区的账房先生，而不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创新精神。原因很简单，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确定的。应当意识到，当私人投资却步时，政府的政策往往缺乏公信。政策执行者与其打文字仗，表白政府尊重市场的意愿，不如以行动说服市场。因为任何政府机构一旦设立，既得利益马上出现，“政府机构重整”谈何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踏踏实实削减政府开支。当政府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改变时，私人投资自然会跟上，而稳健的财政政策会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当政府财政改善，政策执行者信誉赤字也会减少。最重要的是，只有香港维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它才有望实现大中华经济振兴过程中“制度港”的伟大使命。
但以我之见，香港解决结构性财政赤字的迫切性不在于审慎理财本身，而在于如何发挥出私有经济的活力，使香港绝路逢生。从大中华经济整合的大格局来看，香港的优势是它的制度，只有发挥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香港经济才能重现繁荣。对大陆来说，香港的优势就是“制度港”。如果香港不能发挥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反而采取缘木求鱼的产业政策，私营部门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限制。香港不但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窗口，反而会成为中国的包袱，沦为经营不良的窗口公司。
从过去的五年的经验来看，发挥香港优势的理想往往流于空泛之谈，而恰恰是多项所谓“产业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挥之不去的结构性赤字。特区政府已在数码港、中药港、鲜花港上交了昂贵的学费。试想如果在1997年时，政府不推出荒谬的“八万五”房屋政策，果断地实施与深圳的24小时通关，今天香港的房屋市场还会在楼价下跌60％之后仍旧死水一潭吗？还需要如此费力地讨论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融合吗？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严重通缩。如果通缩是经济周期的结果(美元走强、周边环境不佳)，一旦物价回归基本面，香港又可轻装上阵。但如果属于结构性问题，则我们就要接受港元资产永远缩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从1998年起，特区政府就开始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财政储备从4300亿港元下降了近20％。事实上香港财政寅吃卯粮的窘境绝非公务员工资过高所能解释，因为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工资高企体现的是市场对公务员不能有“抱金娃娃”的机会的补偿。反过来说，社会目前出现对公务员高薪的不满怨恨情绪则体现出私营机构从业者对失去“抱金娃娃”机会的绝望心态。
对于香港经济的萎靡不振，另一个理论误区就是把矛头指向联系汇率。然而假如港币币值真被严重高估，香港经常项目会出现赤字，而消费则在被高估的港币支持下相对稳定。但这几年香港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99年到2001年，香港经常项目盈余的年增长分别为190％、－22％和34.4％。香港金管局在发表的一篇关于香港与阿根廷对比的研究报告中，把香港近年来经常项目巨额盈余作为香港维持其竞争力的证据。
香港在美元强势下保持竞争力的证据不仅限于经常盈余。过去的五年里，香港转口贸易商的毛利率以10％的速度逐年递增。去年亚洲各国及经济区的出口普遍受到美国IT业支出下滑的沉重打击，但香港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成长仅次于中国大陆和印度。拖香港后腿的不是出口，而是私人消费与投资。一味强调强势美元实际上是把联系汇率作为替罪羊。
那么香港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只有找到香港的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单靠出售政府资产、增加教育投资，甚至通过QDII和CDR等金融工具与内地合作，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实上香港与内地经济已在融合，只要北边有“水”，自然不愁不流到南边。按照同样的逻辑，香港与其通过教育投资增加其竞争力，不如积极引进内地人才。
简而言之，香港私人消费及投资不景气的背后是私营部门缺乏信心，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某些长期存在的正面因素正面临消失的危险。以低税制为例，香港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低税率，就在于政府能从价格相对较高的物业上获得大量税收。相对较高的地价与极低的税率不过是政府课税的一种方式。政府一旦入不敷出，同时缺乏切实可行的开源节流的手段，投资者就会担心政府以其他苛捐杂税来弥补财政黑洞。而这种担心在资产价格上的体现是私人投资预期回报率被压低。所以尽管香港目前享受所有金融中心最低的税率，但由于市场怀疑特区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乃至认为低税率无法长期维持，因此香港的私营投资仍不景气。
在这一背景下，梁司长勇于向住房、医疗领域中的计划经济宣战，精神可嘉，但市场更真诚地希望梁司长能甘心做特区的账房先生，而不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创新精神。原因很简单，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确定的。应当意识到，当私人投资却步时，政府的政策往往缺乏公信。政策执行者与其打文字仗，表白政府尊重市场的意愿，不如以行动说服市场。因为任何政府机构一旦设立，既得利益马上出现，“政府机构重整”谈何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踏踏实实削减政府开支。当政府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改变时，私人投资自然会跟上，而稳健的财政政策会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当政府财政改善，政策执行者信誉赤字也会减少。最重要的是，只有香港维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它才有望实现大中华经济振兴过程中“制度港”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