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了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逝世的消息。可是很多年轻学子，甚至是一些专攻经济学的，也不知千家驹为何人。大众是健忘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之本的社会，没有理由忘掉千家驹，因为他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资本论》的中译者之一。
　　1991年，当时游居美国的千家驹给国内两位身居高位的友人写信说：“我是以毕生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研究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尚有一知半解。”
　　千家驹1909年8月生于浙江省武义县，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与北大学生示威运动。作为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他曾被张作霖政府逮捕。就是在北大，他开始埋头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大学毕业后，千家驹先后在北平和广西进行社会调查，后又为天津《益世报》编《农村周刊》。1935年，他在母校北大兼任讲师，翻译《资本论》就是在这一时期。
　　1936年，千家驹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理事。1937年，千家驹受聘广西大学教授，任职三年直至被解聘。1941年，他流亡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香港逃回桂林。桂林沦陷后，便在广西其它地方避难。
　　1945年，千家驹加入中国民盟，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在再度流亡香港三年之后，1948年，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千家驹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民主人士被分批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千家驹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49年，千家驹参加筹备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又任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领导起草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他担任过的其他职务包括：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在各民主党派当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真跑到香山跳崖自杀，被救后又表示后悔。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文革”过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国政协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两会”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大众传媒所关注。也在这时，千家驹成为颇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他是一颗“明星”。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两会”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在经济学上并无大量的著述，这种情况在他那一代学人中较为普遍。因此，如今在经济学界，问及千家驹的学术成就，大多不能详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社会的良知”。
　　千家驹曾呼吁各级领导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
　　1989年7月，千家驹到了美国，从此基本上离开了大众传媒的视野。又或准确地说，大众媒体对他的报道有了禁忌。数年后他被允“来去自由”，悄无声息地回到深圳定居。他的名字再一次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竟是在新华社发布他死讯的那则消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