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8日下午，利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叶聪来京参加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2006年民族管弦乐乐队训练与创作高层论坛”的机会，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围绕他的指挥艺术生涯和民族管弦乐队的训练、创作、编制、乐器改革等问题，我们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话。叶聪的谈话令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现将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于：你现在是美国印第安那州南本德交响乐团的驻团指挥、音乐总监和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总监。我感兴趣的是，首先，作为一个钢琴专业的毕业生，你是怎样成为一个指挥家的？其次，你怎样从一个西洋管弦乐团的指挥家，成为一个身兼民族管弦乐团的“两栖类”指挥家？
　　叶：我出生在上海，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我5岁开始学钢琴，10岁考入“上音”附小，13岁直升“上音”附中，都是钢琴专业。得益于贺绿汀院长为“上音”制定的“洋民合于一校”的教学思想，我从小生长在一个西洋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混合的环境中，周围有许多学习民乐的同学，《二泉映月》《阳关三叠》等乐曲从小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家庭与秦鹏章、陆修棠、卫仲乐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小我就喜欢民间音乐，喜欢上民间音乐课，喜欢民歌与地方戏曲。1972年，我被分配到安徽省艺校任钢琴教员。在那里，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民族民间音乐。我的同事之中有二胡教育家刘北茂的嫡传弟子童文忠、唢呐演奏家刘凤鸣、盲人笛子演奏家尹明山，以及安徽花鼓灯打击乐演奏家谈守文等人。我也与素有“黄梅戏音乐之父”之称的时白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曾经独自一人到凤阳去听当地人唱凤阳花鼓，还到大别山区采集民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历年的耳濡目染，实际上在我灵魂的深处筑起了一个颇为丰富的民族音乐小仓库，在“冷藏”二十几年之后居然在我的指挥领域大放异彩，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1977年，我被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调到了东方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还做过团支部书记。1979年东方歌舞团到泰国、新加坡和香港访问演出后，我开始考虑今后的业务发展。当时我已经29岁了。我的姨父韩中杰告诉我，现在指挥人才青黄不接。他主张我去学习指挥。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到中央音乐学院听课，他给我上了亨德尔的《弥赛亚》。后来，小泽征尔、卡拉扬先后率团到北京演出。我被他们精彩绝伦的表演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发现了比钢琴表现力更为丰富的乐器——交响乐队!这进一步坚定了我要做一个指挥家的决心。我于1979年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本科。我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
　　1981年我赴美学习。赴美后初期的生活大致有这样三条线：
　　第一条线，入校学习。本来我报考的是伊斯曼音乐学院，学校给了我很高的奖学金。但到了纽约后，我被纽约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吸引。我决心留在纽约。我到达时已8月底，朱利亚和曼哈顿等院校已结束招生，当时只有曼尼斯(MANNES)音乐学院还有最后一次招生考试。该校的钢琴、指挥专业水准很高，指挥家郑明和就是那里毕业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该校，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我当时是钢琴、指挥双主课。Sidney Harth是我的指挥老师，钢琴老师是俄裔钢琴家Nadia Reisenburg。我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两年。这是非常关键的两年。这期间，我逐渐熟悉了美国社会和它的语言，逐渐在音乐界站住了脚。我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去听音乐会，例如到音乐厅去等中场的退票(有人只听上半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经常有学生票(6美元)，座位上还提供乐谱。我要求自己每听一场音乐会，就像上一课，起码要学到两三条。在学校我初涉现代音乐。同时，对中世纪的音乐也补充学习，包括数字低音的演奏。还学习奥地利理论家申克 (Schanker)创造的理论体系，从德国古典乐派到浪漫乐派，抓住音的倾向分析乐曲的结构。这对我学习指挥非常重要。1983年我毕业时得了两个“大奖”：一是优秀音乐理论学习，二是各科平均分为全校最高分。毕业后我考取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耶鲁大学与两个基金会给了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的奖学金。Otto-werner Mueller(德国人)是我的老师。他对德奥音乐有着深刻的理解，教学十分严格，在他的课堂上被训得哭鼻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讲起，不像国内先讲柴科夫斯基。他为我打下了如何指挥德奥曲目的基础。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他是对我指挥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导师。
　　
　　第二条线，天赐良缘。1981年8月我到了美国，11月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黄秀兰。她是香港出生但在美国长大的美国华人。从她那儿我开始了解美国的生活习俗、社交场合的礼仪等等。她不仅积极支持我的专业学习，从语言到生活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第三条线：社会活动。1982年，我参加了Aspen(科罗拉多州的山区)音乐节，那里风景美丽，气候宜人，每年都举办一次长达9周的音乐节。美国许多乐团在那时都放假，许多音乐家都到这里来边度假，边教学。我报名参加那里的指挥大师班，但必须经过考试。考试的曲目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和舒伯特的《八重奏》。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大师班的老师Murry Sidlin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指挥家。我在那里也结识了许多其他知名的指挥家，其中有后来把我从指挥大赛的选手中选出的St. Louis交响乐团音乐总监Leonard Slatkin。在指挥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爱与死》时，我比那些美国青年指挥显得更成熟，因而我被当时国际闻名的“埃克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指挥大赛”的主办者看重。大赛的奖励条件十分优厚：获奖者将到美国十大交响乐团中做助理指挥，任期三年，工资由比赛主办方支付。比赛有很大难度，曲目都是交响乐名作，其中有许多我连听也未听过。谁知委员会研究后居然决定让我轮空，直接进入第二轮。我与其他11名从第一轮选出的选手共同进入第二轮，比赛的曲目是一套全新的，其中有弗朗克的《d小调交响曲 》、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等，准备时间极短。比赛第一天就淘汰了8名，我有幸进入下一轮。在后来的面试中，评委向我提出各种问题，例如：“指挥里有什么哲学？”“根据不同的观众和场次，你的音乐会应该定出哪些曲目？”等等。我的英语当时虽不熟练，但我的大胆与机智却令评委印象深刻。我又顺利通过了。最后一轮是新的曲目——柯普兰的《墨西哥沙龙》。我给我的老师Sidlin打长途请教，他打过来一个多小时，给我上课。他是一个十分厚道的人。在最后四个人的比赛中，我还指挥了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当时，指挥家Slatkin要求我们把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末乐章按他的要求重复指挥一遍。这是对助理指挥的要求。两周以后，比赛委员会打电话通知我，经过委员会评选和乐队投票，一致通过我为优胜者，并要我给Slatkin做三年的助理指挥。当时，我的心情你可想而知。
　　1984年9月，我告别了学生生涯，带着新婚的太太，离开纽约到圣路易斯交响乐团任助理指挥。从此，我跨入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这三年给了我许多新的知识。其间，我还到各地观摩。“艾克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指挥大赛”主办者特别让我去费城向当时已退休的指挥大师Max Rudolf学习，并为此租了一个乐团。Rudolf在临别时对我说了一番令我一生受益的话语：“你有非常优秀而突出的个性，要学会运用它你才会成功。”这使我如梦初醒，豁然开朗。二十几年来在中国我虽然学习成绩超群，但总是被各层的老师、领导批评“个人风头”，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去“合群”，不敢越雷池一步。Rudolf使我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从此我开始变得充满信心，更加大胆进取。
　　
　　美国大经纪公司哈罗德肖(Shaw)与我签了约。这三年里我接触了大量的曲目，我深感国内乐团的曲目实在太少!我还参加了艺术管理大师班。作为一个音乐总监，你必须懂艺术管理。你还要根据不同的观众，安排不同的音乐会曲目。同时，我还要学会合理安排排练时间，等等。
　　1987年，我到佛罗里达州交响乐团出任驻团指挥。1988年我被聘为印第安那州的南本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至今。其间我担任过三藩市交响乐团、明尼苏达州交响乐团的客席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高级助理。1985年第一次回国指挥中央乐团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90年代先后指挥过台湾省立交响乐团、香港交响乐团等众多亚洲乐团。1997年任香港小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在指挥古典音乐的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和支持现代音乐的发展。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时我接触了法国指挥/作曲家布列兹，从他那儿我学到了许多处理现代音乐的办法。谭盾、陈其钢在国内的第一场现代作品音乐会是我指挥的。中国音乐学院华夏乐团音乐会也是由我帮助训练的。我任音乐总监的美国南本德交响乐团还获得了“美国作曲作词家联合会”(ASCAP)颁发的大奖。
　　于：你从何时开始涉足民族管弦乐队的？
　　叶：过去我曾经指挥过台北市立国乐团与香港中乐团。第三次是在2001年指挥新加坡华乐团。几个月后，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拟请我做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我身兼数职，不需要再有这份工作，何况我自认为对民乐不熟悉。思考了好几天，也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国内不少朋友从人事关系和艺术发展上反对我去，但也有人主张我去，如李西安、张维良等。有趣的是，倒是美国音乐界朋友中大多数支持我去，因为他们觉得东方音乐有巨大发展空间，认为欧美的观众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2002年1月，我正式走马上任，出任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
　　于：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虽然指挥过几场民族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但面对一个从乐器到编制以及创作观念等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的民族乐团，应该说是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你是怎样烧这“三把火”的？
　　叶：我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扩大曲目。过去，华乐团较多演奏的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比较单一。扩展曲目，无非是向两个方向：一是真正原生态的传统（而不是那个“洋为中用”的传统），另一是现代，以改变两头都不沾的现状。我上任后的第一场音乐会，曲目是《达勃河随想曲》(何训田)、《三笑》(陈其钢)、《变数》(吕黄)、《醉眼看西贡》(陈明志)、《弦乐组曲》(谭盾)等等。音乐会后反响很大。团员感到作品难度较大，也有观众认为我是不是要把华乐团“洋化”？但我坚持下去了。彭修文、顾冠仁、关迺忠的作品仍然演出，另外，我还委约了一些作品，例如刘湲的清唱剧《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