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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自民间，目睹元末政治腐败，深恨贪官污吏害民，因而于建国之后大力整顿吏治，不仅设立章程，禁止官吏玩忽职守、不务公而务私，而且制定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纠正贪墨之风，同时还廉洁自律，身体力行。应该说，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明王朝惩治贪腐的效果最好，官吏“带病提拔”“边升边腐”的现象基本没有。朱元璋是如何多管齐下，防止官吏“带病提拔”的呢？
健全法规制度 朱元璋深知，要防止官吏“带病提拔”，得先让他们不敢“带病”。而不敢“带病”的条件，就是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
一是修订《大明律》。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大明律》，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其内容之详尽、手段之严酷、态度之坚决，前无古人。朱元璋通过制定《大明律》，给官吏们画了一道红线，申明敢逾越红线者，严惩不贷。
二是编纂《大诰》。朱元璋在制定法规的同时，更考虑到法规的贯彻落实。如何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他在修订《大明律》的基础上，又亲自制定了《大诰》。《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罪犯案例，记录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的小册子。其性质属于判例法。与《大明律》相比，《大诰》的内容更丰富详细，语言更通俗易懂，宣传效果也更为明显。可以说，《大诰》是《大明律》的通俗版，或者说普及版。在朱元璋看来，要官吏、百姓去背诵枯燥的《大明律》，颇为不易，采取生动案例来告诫官吏百姓，方法简单、效果明显。
三是亲自敲定标准，为“带病”官吏画像。为官吏“把脉”，寻找“病灶”，让法规制度更易操作，是朱元璋乐此不疲的事。工部左侍郎韩铎上任后的一年内，伙同他人先后贪污数万贯，朱元璋下令凌迟处死韩铎。在处理完韩铎事件后，朱元璋讲了一通话：“朕以为，不仅仅贪钱，贪物者为贪官，贪声贪色者，贪权势者，贪奉谀者，贪享乐者，都是贪官！廉能之官犯有过失，朕能宥免，其余之贪者，摇政害民，罪虽小也要重惩！”言下之意，贪官也分种类，千面万象，不一而论。官吏可以“带病”，但必须是过失类的“小恙”，而不是贪腐类的“大病”。
完善监督机制 为防止官吏“带病提拔”，朱元璋在监督方面下足了功夫。
一是建立有效的官方监督机构，并务求恪尽职守。朱元璋称帝后，精选了一大批人担任校检，专门监视重要官员。有意思的是，这些监察官吏的成分颇为复杂，不是纯职业性的，而是多为兼职。如在这种特务组织中，既有文官，也有禁卫军官，甚至还有和尚。在行使监督权上，朱元璋也一再要求务必恪尽职守，不许讲人情世故。
二是重视监督举报的内容，不求形式。朱元璋打破只有大员才能上早朝的规矩，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朱元璋还对各级握有实权的官吏进行监视，校检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随时上奏。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会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遭到查办，动作神速，令人咋舌。连远离京师之地，郡县之官也悚心震胆，不敢稍有放肆，以免被人举报而遭制裁。
三是充分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黑暗，为了使下言能上达，民苦能尽知，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民间若有冤屈，在地方无法讨个公道，可以击此鼓鸣冤，由他亲自审理过问案情。为打消百姓怕举报遭报复的心态，他破天荒地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朱元璋深知，防止官吏“带病提拔”，仅靠监督和个例处理还不够，还应扩大处理范围，尤其要倒追责任，把后台连根拔起，让推荐者和利益相关者不敢、不想、不能保护“带病”官吏。
营造清廉氛围 有人说，朱元璋是靠残酷的杀戮手段来遏制腐败、防止官吏“带病提拔”的，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朱元璋深知釜底抽薪远比扬汤止沸的效果好，因此，他竭力营造良好的官场氛围，力图增强官吏的“免疫”能力，保持健康躯体，客观上形成官吏不想“带病”、自觉远离贪腐病毒的清廉风气。
一是廉洁自律，率先垂范。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后来坐了皇位，深知奢侈之风不可开，故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二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朱元璋并非不教而诛，他一直注重对官吏廉洁的教育。登基伊始，他就谆谆告诫官吏：“现天下刚定，百姓财力乏困，比如初飞之鸟不能拔其羽毛。”他还屡次召集群臣，说道：“朕过去在民间，曾见到县官儒生们多因疏阔而废事，当胥吏的多因奸诈而弄法，导致百姓无法生存。”“贪赃枉法之弊不除，要想成善政，那是万万不能的。卿等要体察朕言：若守己廉而奉公，有如人行坦途，从容自在；如贪赃枉法有如在荆棘丛中穿行，寸步难行，纵使能侥幸逃出，也会体无完肤，卿等切切牢记。”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还把农民的痛苦编成一本书，叫《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人手一册。用心良苦，可见一斑。三是褒奖廉吏，树立榜样。朱元璋为防止官吏“带病”，肃贪的同时不忘正面引导，褒扬清廉。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始终把官吏廉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铁腕肃贪，雷厉风行，刚柔相济，双管齐下，明朝初期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鲜有官员“带病提拔”，廉吏清官倒随处可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朝宣宗宣德年间，长达百余年。
健全法规制度 朱元璋深知，要防止官吏“带病提拔”，得先让他们不敢“带病”。而不敢“带病”的条件，就是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
一是修订《大明律》。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大明律》，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其内容之详尽、手段之严酷、态度之坚决，前无古人。朱元璋通过制定《大明律》，给官吏们画了一道红线，申明敢逾越红线者，严惩不贷。
二是编纂《大诰》。朱元璋在制定法规的同时，更考虑到法规的贯彻落实。如何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他在修订《大明律》的基础上，又亲自制定了《大诰》。《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罪犯案例，记录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的小册子。其性质属于判例法。与《大明律》相比，《大诰》的内容更丰富详细，语言更通俗易懂，宣传效果也更为明显。可以说，《大诰》是《大明律》的通俗版，或者说普及版。在朱元璋看来，要官吏、百姓去背诵枯燥的《大明律》，颇为不易，采取生动案例来告诫官吏百姓，方法简单、效果明显。
三是亲自敲定标准，为“带病”官吏画像。为官吏“把脉”，寻找“病灶”，让法规制度更易操作，是朱元璋乐此不疲的事。工部左侍郎韩铎上任后的一年内，伙同他人先后贪污数万贯，朱元璋下令凌迟处死韩铎。在处理完韩铎事件后，朱元璋讲了一通话：“朕以为，不仅仅贪钱，贪物者为贪官，贪声贪色者，贪权势者，贪奉谀者，贪享乐者，都是贪官！廉能之官犯有过失，朕能宥免，其余之贪者，摇政害民，罪虽小也要重惩！”言下之意，贪官也分种类，千面万象，不一而论。官吏可以“带病”，但必须是过失类的“小恙”，而不是贪腐类的“大病”。
完善监督机制 为防止官吏“带病提拔”，朱元璋在监督方面下足了功夫。
一是建立有效的官方监督机构，并务求恪尽职守。朱元璋称帝后，精选了一大批人担任校检，专门监视重要官员。有意思的是，这些监察官吏的成分颇为复杂，不是纯职业性的，而是多为兼职。如在这种特务组织中，既有文官，也有禁卫军官，甚至还有和尚。在行使监督权上，朱元璋也一再要求务必恪尽职守，不许讲人情世故。
二是重视监督举报的内容，不求形式。朱元璋打破只有大员才能上早朝的规矩，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朱元璋还对各级握有实权的官吏进行监视，校检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随时上奏。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会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遭到查办，动作神速，令人咋舌。连远离京师之地，郡县之官也悚心震胆，不敢稍有放肆，以免被人举报而遭制裁。
三是充分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黑暗，为了使下言能上达，民苦能尽知，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民间若有冤屈，在地方无法讨个公道，可以击此鼓鸣冤，由他亲自审理过问案情。为打消百姓怕举报遭报复的心态，他破天荒地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朱元璋深知，防止官吏“带病提拔”，仅靠监督和个例处理还不够，还应扩大处理范围，尤其要倒追责任，把后台连根拔起，让推荐者和利益相关者不敢、不想、不能保护“带病”官吏。
营造清廉氛围 有人说，朱元璋是靠残酷的杀戮手段来遏制腐败、防止官吏“带病提拔”的，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朱元璋深知釜底抽薪远比扬汤止沸的效果好，因此，他竭力营造良好的官场氛围，力图增强官吏的“免疫”能力，保持健康躯体，客观上形成官吏不想“带病”、自觉远离贪腐病毒的清廉风气。
一是廉洁自律，率先垂范。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后来坐了皇位，深知奢侈之风不可开，故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二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朱元璋并非不教而诛，他一直注重对官吏廉洁的教育。登基伊始，他就谆谆告诫官吏：“现天下刚定，百姓财力乏困，比如初飞之鸟不能拔其羽毛。”他还屡次召集群臣，说道：“朕过去在民间，曾见到县官儒生们多因疏阔而废事，当胥吏的多因奸诈而弄法，导致百姓无法生存。”“贪赃枉法之弊不除，要想成善政，那是万万不能的。卿等要体察朕言：若守己廉而奉公，有如人行坦途，从容自在；如贪赃枉法有如在荆棘丛中穿行，寸步难行，纵使能侥幸逃出，也会体无完肤，卿等切切牢记。”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还把农民的痛苦编成一本书，叫《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人手一册。用心良苦，可见一斑。三是褒奖廉吏，树立榜样。朱元璋为防止官吏“带病”，肃贪的同时不忘正面引导，褒扬清廉。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始终把官吏廉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铁腕肃贪，雷厉风行，刚柔相济，双管齐下，明朝初期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鲜有官员“带病提拔”，廉吏清官倒随处可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朝宣宗宣德年间，长达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