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做事，由于态度有认真与不认真的差别，所以在结果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然而，也许为了“公平”，有的人对这种差别视而不见，或是打马虎眼，做一个“差不多先生”。这里要说到现代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1956年，傅雷写信给人民出版社，执言：“别差了差别。”
　　傅雷在信中写道：“近年来各出版社对译作报酬，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我希望把拙译同大多数译作在品质上、劳动强度与所费的时间上，以及艺术成就上，作一公平合理的纯客观的比较;也希望把我译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梅里美、服尔德，等等，与英译、德译、俄译……各类作家的作品，在品质上、艺术上作一公平合理的比較，看看是否我的译作与一般的译作，报酬总应该每千字有两元的差别。”
　　有人或许会说，这个傅雷太计较自个儿的利益了。其实并非如此，他的这种“别差了差别”，说小了，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往大了说，则是通过对一些事的差别对待，调动每一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快速发展与前进。
　　我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柯灵曾评价傅雷“过分认真”“耿直”“执拗”。正是如此，在对待翻译上，傅雷就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明显“差别”，他每译一部作品都是呕心沥血。有一次，他对巴金说：“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难安，有时连睡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早在动手翻译之前，傅雷已是殚精竭虑，他说：“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透彻，人物历历在目，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
　　书译完了，稿子交出去了，出版社将校样给傅雷看，他还会大改特改，总之要做到精益求精。由此，巴金由衷地说：“傅雷的译本比别人好得多了。从他身上，我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
　　傅雷的“别差了差别”，是根植在心灵中的爱，他爱国家，也珍爱自己的译作，彰显的是一种“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操守。正如当代知名画家黄苗子说的：“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
　　不同于别人的“差别”是因为认真，而这样的认真是一种耿直、执拗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