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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仿子先生是编辑出版界的老前辈，在长达70年的岁月里，辛勤耕耘，不懈劳作，为编辑出版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在出版实践中，还及时总结编辑出版、图书发行的经验和规律，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编辑出版界的宝贵财富，其出版理念值得我们认真地借鉴和思考。
一 编辑要关心书的命运
编辑是一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评论家，除了作者本人以外，编辑最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很长一段时间，出版、印刷、发行分工明确，编辑只管书的内容，装帧、印刷，只负责设计外观，往往忽视了与内容的联系，导致出版质量不高。因此，由编辑来掌握一本书(一套书)的整体设计，在责任编辑的头脑中首先形成一本书的整体设计思想，是非常必要和恰当的。在确定一本书的选题时，对这本书的开本、篇幅、用纸、版式、插图、封面与封套等等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设想，对于印数、定价也心中有数了。要做到这一点，要求编辑须具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对印刷和书籍市场的情况亦有所了解。编辑要成为出版全才，立足更高的平台和视野去审视图书。在这方面，王仿子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编辑要了解书籍市场，掌握图书市场的动态
了解书籍市场的意义，在于了解选题是否符合读者的需要，能否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此，王仿子先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了解市场，实际上是了解读者，了解读者的需要，了解读者的购买力。编辑在选择各种题目时就要考虑读者的需要。”他主张做一本书以前，就应做好市场调查，参考读者的购买力情况，来定图书的篇幅和定价。了解读者市场，要重视多数人的需要，关注社会文化趋势和走向。此外，对于读者面窄、印数少的小众图书市场(以学术出版为代表)，要有足够的重视，这类出版往往积淀了丰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可以为出版社赢得声誉和地位。在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了解市场，把握同行竞争者的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二)编辑要重视书籍装帧工作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图书装帧的传统，从过去的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到包背装、线装以及现代图书设计，历代的出版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针对一些出版社不大重视书籍装帧的现象，王仿子先生多次强调，从原稿变为书，不能没有装帧。他说：“装帧是书的衣裳，可以美化书，形象地传达这本书的性质、内容，可以诱发读者产生接近书籍的欲望。”他提出，“出版社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装帧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让粗制滥造的封面轻易从总编辑的手里漏出去。有的出版社应该邀请一些美术家作为装帧工作的顾问，或者在出版社里设立类似美术委员会的组织，经常审查和讨论书籍装帧，配合图书选题计划制订装帧的选题计划。”他还提出，书籍装帧中最先要考虑的是开本问题，此外，内文版式设计、纸张等无一可以忽略。一本书的开本和装订形式要根据书的性质、篇幅大小、读者对象和阅读便利等各种因素来决定。
(三)编辑要有一点印刷知识，做印刷工人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编辑只要把稿件加工好就可以了，印刷则是他人的事。对此，王仿子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刚刚走上编辑工作岗位的人，最先遇到的问题是一部书稿怎样变成一本书。这就是印刷生产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制版、印刷、装订。编辑要根据原稿选择相应的印刷方法，了解不同的字体和字号的视觉效果，熟悉印刷特点和生产工序，了解印刷技术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把书做得更好，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编辑应关注书籍的成本与定价
王仿子先生认为，出版社是一个既从事文化活动，又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单位，因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决定一本书定价最主要的依据是生产成本，其成本粗略地分为几部分：制版费、印刷费、装订费、纸张费、稿费、企业管理费等。印数越多，成本越低。结合国家关于图书成本的规定和市场需求合理地进行经济核算，取得经济效益最大化。
(五)编辑要关注书籍宣传与销售工作
1950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五项决议案》，提出了“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和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的方针，对此，王仿子先生认为，这一方针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弊端，势必造成发行工作完全交给新华书店，出版社不管发行，社店信息沟通不畅，出版社不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情况，“买书难”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出版社要掌握销售工作的主动权，要积极进行书籍的推广，还要主动开辟各种销售渠道。
二 出版事业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摒除“一切向钱看”的思想
出版社是文化企业，并且正在由生产性转变为经营管理型企业。要生存，必须考虑经济效益，讲求盈利。然而，对于编辑不能把衡量标准一味定在创造多少利润指标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思想文化部门所属企业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因此，每一名出版工作者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出版社往往偏离了这一方向，“一切向钱看”。有些编辑“见利忘义”，丧失一个出版者的良心，出版所谓的“厕所文学”等低俗读物，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成长带来消极的影响。对此，王仿子先生忧心忡忡，他认为，虽然大家都在讲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但一做起来，往往社会效益是“虚晃一枪”，抓经济效益才是“猛冲猛打”，不顾一切，实际上有人已经把出版工作当做一种牟利的行业，有人认为书籍既然是商品，完全可以用经济利益来刺激它的生产。王仿子先生呼吁：要“明令废止编辑个人承包制”。“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绝不允许以营利为目的。把出版工作当做发财的工具，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应该离开出版队伍，以保持出版工作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出版是一件严肃的事业，作为出版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国家、为人民带来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益。
而检验出版的社会效益，要在三个环节上下工夫。他认为：“第一，出版的书是好书；第二，有通畅的流通渠道，把书送到读者面前；第三，让一般人买得起。三者缺一，社会效益或者不能实现，或者打折扣。”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效益，提高出版社的品牌地位，可以采取“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办法，重要的是要能保证具有高文化学术含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读者。“为了贯彻优质高效的出书方针，必须反对看钱出书”。
三 关于出版改革的目的性问题
出版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和出版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此，王仿子先生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认为，出版改革的目的是多出好书。“出版改革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多出书，出好书”。“出版事业要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知识，积累文化，推动改革与开放方面发挥作用；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不能不讲究出书质量，不能不强调一个‘好’字”。
(一)改革要抓住出版工作的特性
谈到出版工作的特性，王仿子先生认为：“出版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广义的出版包括出版、印刷、发行三部分。其中书刊印刷是工业，又不完全等于一般工业；发行是商业，又不相同于一般商业。出版也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它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出版社内的生产者如编辑，书籍装帧，技术设计，美术摄影以及图书资料等主要是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能用仪器来测定优劣，他们的工作效率不像土方那样容易计算。由于这种特殊，所以，不能把出版生产看做一般工业企业的生产，不能把编辑当做一般工业劳动者，也不能把图书、杂志当做一般工业品看待。”因此，在出版改革中，要牢牢抓住出版工作的特性，这是出版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
他还认为，一个出版社的成绩和声誉不是靠利润挣来的。要扭转经济效益第一这股风，铲除“向钱看”的弊病，把社长、总编辑从夹缝中解放出来，必须釜底抽薪，停止实行奖金与利润挂钩的办法，探索新路子，找到适应出版工作特性的奖励办法。这些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处在转型期的出版人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
(二)改革要立足于中国国情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图书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出版社没有自主权。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图书定价问题就成了一个决定出版社经济效益的主要问题。对此，出版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要求自由定价；有人要求废除按纸张定价的办法，改按印数定价；有的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做法，以成本为基数，加倍出售。王仿子先生主张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走得太远。他认为，1954年制订书籍定价标准，即以印张为定价计算单位，按图书类别、印数分别规定定价标准的办法，要求出版社把利润控制在5—10％，这种薄利政策是符合中国读者购买力的。由于纸张和印刷工价的提高，定价标准相应地调整是必要的，但大前提是要兼顾国家、集体(出版社)、读者三者的利益，挖掘出版社内在的降低成本的潜力，努力减轻读者负担。
(三)出版社应实行多种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社的经营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但苏联模式的弊端很快显露出来，正如王仿子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建国初期实行出版与印刷、发行分工，出版按专业分工。1956年后，发现专业分工过于死板，不利于某些门类图书的出版；单一的流通渠道，在图书品种大量增加时难以应付出版订货数量偏多偏少的状况。《人民日报》社论把这种情况称为‘又缺又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体制的僵化模式已经有所突破，专业分工过死的偏向有所纠正，改革图书发行体制的“三多一少”方针得以贯彻。当时出版社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书店订货数量下降和纸张上涨引起亏损。唯有进一步摸索适应出版规律的改革措施，加快改革步伐，才能扭转局面。为此，王仿子先生主张，改变出版社的经营模式，变革单一模式为多种模式有利于摆脱当前的困难。例如，出版社从生产型变为生产经营型，要充实销售部门的人力、物力，掌握图书发行的主动权；出版专业分工不能太窄太死，一个出版社有比较宽广的出书范围，才能具备以赢补亏的优势；有些出版社应该列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如团体、大学和某些专业部门办的出版社，以发扬学术文化、解决本部门业务需要为目的，出书少，门类窄，不能强求有多少利润，应有基金会或事业费给予补助，免交或少交税金；要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等等。
王仿子先生的这些出版理念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当年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的很多出版改进办法，在今天已成为现实政策，由此也足以看出其独到的出版眼光。在出版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现代社会和复杂的文化环境下，王仿子先生的一些出版理念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关于编辑工作者的看法，在今天已发展成为“大编辑”理念；对于图书发行工作“买书难”和小众学术著作出版的忧虑，在今天网络出版“长尾理论”优势中可以看到解决的希望。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平衡的问题，如何解决当前消费社会背景下泛娱乐化倾向、跟风现象和出版资源扩大化现象等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当下的出版工作者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
(作者单位：开明出版社)
一 编辑要关心书的命运
编辑是一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评论家，除了作者本人以外，编辑最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很长一段时间，出版、印刷、发行分工明确，编辑只管书的内容，装帧、印刷，只负责设计外观，往往忽视了与内容的联系，导致出版质量不高。因此，由编辑来掌握一本书(一套书)的整体设计，在责任编辑的头脑中首先形成一本书的整体设计思想，是非常必要和恰当的。在确定一本书的选题时，对这本书的开本、篇幅、用纸、版式、插图、封面与封套等等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设想，对于印数、定价也心中有数了。要做到这一点，要求编辑须具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对印刷和书籍市场的情况亦有所了解。编辑要成为出版全才，立足更高的平台和视野去审视图书。在这方面，王仿子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编辑要了解书籍市场，掌握图书市场的动态
了解书籍市场的意义，在于了解选题是否符合读者的需要，能否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此，王仿子先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了解市场，实际上是了解读者，了解读者的需要，了解读者的购买力。编辑在选择各种题目时就要考虑读者的需要。”他主张做一本书以前，就应做好市场调查，参考读者的购买力情况，来定图书的篇幅和定价。了解读者市场，要重视多数人的需要，关注社会文化趋势和走向。此外，对于读者面窄、印数少的小众图书市场(以学术出版为代表)，要有足够的重视，这类出版往往积淀了丰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可以为出版社赢得声誉和地位。在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了解市场，把握同行竞争者的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二)编辑要重视书籍装帧工作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图书装帧的传统，从过去的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到包背装、线装以及现代图书设计，历代的出版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针对一些出版社不大重视书籍装帧的现象，王仿子先生多次强调，从原稿变为书，不能没有装帧。他说：“装帧是书的衣裳，可以美化书，形象地传达这本书的性质、内容，可以诱发读者产生接近书籍的欲望。”他提出，“出版社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装帧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让粗制滥造的封面轻易从总编辑的手里漏出去。有的出版社应该邀请一些美术家作为装帧工作的顾问，或者在出版社里设立类似美术委员会的组织，经常审查和讨论书籍装帧，配合图书选题计划制订装帧的选题计划。”他还提出，书籍装帧中最先要考虑的是开本问题，此外，内文版式设计、纸张等无一可以忽略。一本书的开本和装订形式要根据书的性质、篇幅大小、读者对象和阅读便利等各种因素来决定。
(三)编辑要有一点印刷知识，做印刷工人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编辑只要把稿件加工好就可以了，印刷则是他人的事。对此，王仿子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刚刚走上编辑工作岗位的人，最先遇到的问题是一部书稿怎样变成一本书。这就是印刷生产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制版、印刷、装订。编辑要根据原稿选择相应的印刷方法，了解不同的字体和字号的视觉效果，熟悉印刷特点和生产工序，了解印刷技术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把书做得更好，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编辑应关注书籍的成本与定价
王仿子先生认为，出版社是一个既从事文化活动，又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单位，因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决定一本书定价最主要的依据是生产成本，其成本粗略地分为几部分：制版费、印刷费、装订费、纸张费、稿费、企业管理费等。印数越多，成本越低。结合国家关于图书成本的规定和市场需求合理地进行经济核算，取得经济效益最大化。
(五)编辑要关注书籍宣传与销售工作
1950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五项决议案》，提出了“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和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的方针，对此，王仿子先生认为，这一方针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弊端，势必造成发行工作完全交给新华书店，出版社不管发行，社店信息沟通不畅，出版社不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情况，“买书难”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出版社要掌握销售工作的主动权，要积极进行书籍的推广，还要主动开辟各种销售渠道。
二 出版事业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摒除“一切向钱看”的思想
出版社是文化企业，并且正在由生产性转变为经营管理型企业。要生存，必须考虑经济效益，讲求盈利。然而，对于编辑不能把衡量标准一味定在创造多少利润指标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思想文化部门所属企业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因此，每一名出版工作者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出版社往往偏离了这一方向，“一切向钱看”。有些编辑“见利忘义”，丧失一个出版者的良心，出版所谓的“厕所文学”等低俗读物，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成长带来消极的影响。对此，王仿子先生忧心忡忡，他认为，虽然大家都在讲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但一做起来，往往社会效益是“虚晃一枪”，抓经济效益才是“猛冲猛打”，不顾一切，实际上有人已经把出版工作当做一种牟利的行业，有人认为书籍既然是商品，完全可以用经济利益来刺激它的生产。王仿子先生呼吁：要“明令废止编辑个人承包制”。“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绝不允许以营利为目的。把出版工作当做发财的工具，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应该离开出版队伍，以保持出版工作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出版是一件严肃的事业，作为出版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国家、为人民带来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益。
而检验出版的社会效益，要在三个环节上下工夫。他认为：“第一，出版的书是好书；第二，有通畅的流通渠道，把书送到读者面前；第三，让一般人买得起。三者缺一，社会效益或者不能实现，或者打折扣。”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效益，提高出版社的品牌地位，可以采取“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办法，重要的是要能保证具有高文化学术含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读者。“为了贯彻优质高效的出书方针，必须反对看钱出书”。
三 关于出版改革的目的性问题
出版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和出版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此，王仿子先生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认为，出版改革的目的是多出好书。“出版改革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多出书，出好书”。“出版事业要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知识，积累文化，推动改革与开放方面发挥作用；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不能不讲究出书质量，不能不强调一个‘好’字”。
(一)改革要抓住出版工作的特性
谈到出版工作的特性，王仿子先生认为：“出版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广义的出版包括出版、印刷、发行三部分。其中书刊印刷是工业，又不完全等于一般工业；发行是商业，又不相同于一般商业。出版也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它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出版社内的生产者如编辑，书籍装帧，技术设计，美术摄影以及图书资料等主要是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能用仪器来测定优劣，他们的工作效率不像土方那样容易计算。由于这种特殊，所以，不能把出版生产看做一般工业企业的生产，不能把编辑当做一般工业劳动者，也不能把图书、杂志当做一般工业品看待。”因此，在出版改革中，要牢牢抓住出版工作的特性，这是出版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
他还认为，一个出版社的成绩和声誉不是靠利润挣来的。要扭转经济效益第一这股风，铲除“向钱看”的弊病，把社长、总编辑从夹缝中解放出来，必须釜底抽薪，停止实行奖金与利润挂钩的办法，探索新路子，找到适应出版工作特性的奖励办法。这些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处在转型期的出版人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
(二)改革要立足于中国国情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图书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出版社没有自主权。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图书定价问题就成了一个决定出版社经济效益的主要问题。对此，出版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要求自由定价；有人要求废除按纸张定价的办法，改按印数定价；有的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做法，以成本为基数，加倍出售。王仿子先生主张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走得太远。他认为，1954年制订书籍定价标准，即以印张为定价计算单位，按图书类别、印数分别规定定价标准的办法，要求出版社把利润控制在5—10％，这种薄利政策是符合中国读者购买力的。由于纸张和印刷工价的提高，定价标准相应地调整是必要的，但大前提是要兼顾国家、集体(出版社)、读者三者的利益，挖掘出版社内在的降低成本的潜力，努力减轻读者负担。
(三)出版社应实行多种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社的经营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但苏联模式的弊端很快显露出来，正如王仿子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建国初期实行出版与印刷、发行分工，出版按专业分工。1956年后，发现专业分工过于死板，不利于某些门类图书的出版；单一的流通渠道，在图书品种大量增加时难以应付出版订货数量偏多偏少的状况。《人民日报》社论把这种情况称为‘又缺又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体制的僵化模式已经有所突破，专业分工过死的偏向有所纠正，改革图书发行体制的“三多一少”方针得以贯彻。当时出版社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书店订货数量下降和纸张上涨引起亏损。唯有进一步摸索适应出版规律的改革措施，加快改革步伐，才能扭转局面。为此，王仿子先生主张，改变出版社的经营模式，变革单一模式为多种模式有利于摆脱当前的困难。例如，出版社从生产型变为生产经营型，要充实销售部门的人力、物力，掌握图书发行的主动权；出版专业分工不能太窄太死，一个出版社有比较宽广的出书范围，才能具备以赢补亏的优势；有些出版社应该列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如团体、大学和某些专业部门办的出版社，以发扬学术文化、解决本部门业务需要为目的，出书少，门类窄，不能强求有多少利润，应有基金会或事业费给予补助，免交或少交税金；要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等等。
王仿子先生的这些出版理念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当年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的很多出版改进办法，在今天已成为现实政策，由此也足以看出其独到的出版眼光。在出版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现代社会和复杂的文化环境下，王仿子先生的一些出版理念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关于编辑工作者的看法，在今天已发展成为“大编辑”理念；对于图书发行工作“买书难”和小众学术著作出版的忧虑，在今天网络出版“长尾理论”优势中可以看到解决的希望。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平衡的问题，如何解决当前消费社会背景下泛娱乐化倾向、跟风现象和出版资源扩大化现象等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当下的出版工作者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
(作者单位：开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