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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效应”又称“从众心理”，心理学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识别能力的差异，而使某个参与人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时，他往往从其他参与人的行为中提取信息，采取类似的行为，从而产生“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房地产热”、“出国热”、“彩票热”、“炒股热”等，都是“羊群效应”的一种表现。最近两年，出版产业领域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上市热潮，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将推动出版企业上市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资本市场也是热炒出版概念股，其实这也是“羊群效应”的一种表现。
一 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表现
1.仓促上市
在我国出版企业上市的“羊群效应”中，仓促上市无疑是其最明显现象，特别是政府的过度参与使之又具有了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和资本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不同，我国政府是推动出版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下面这则引自某省关于促进省内企业上市的原则——培训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就很有说服力，这个原则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实质上是政府主导的，即政府可以通过“培训、改制、辅导”等手段促进企业上市，而常常忽略企业的现状、需求以及资本市场的规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还处于渐进性改革进程中的出版企业而言，上市是需要作好充分准备的，绝不是这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的，也不能由政府说了算。就目前而言，出版企业上市最起码具备如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出版企业要初步形成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以便通过资本市场迅速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和范围，形成规模效应，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出版企业要有符合资本市场的核心项目和盈利模式，以便通过资本市场尽快培育新的企业利润增长点，实现企业内涵式扩张；再次，出版企业经营者要有适应资本运营的决策和操作能力，以便通过资本运营推进产业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出版企业的决策者在企业上市问题上要对照这三个条件“三思而后行”，避免由于条件不成熟而仓促上市。
2.为融资而融资
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为融资而融资，融资成为企业上市的目标，而不是基于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提升，这一点充分体现于我国出版企业上市募集资金的投向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业融资问题”课题组在《我国出版单位融资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出版单位融资的用途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用于书刊出版，特别是用于大型套书、丛书、画册的出版；二是用于出版单位的基本建设。建办公楼、宿舍楼，或用于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建设和更新升级等；三是用于实现多元化经营，将利润投向物业、旅游业等非出版领域。这里所描述的非上市公司的融资用途，而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用途来看，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即主要用于内容制作、信息化管理、渠道建设以及与出版毫不相关的领域。西方出版集团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兼并、重组，在实现低成本扩张的同时，形成基于内容提供商的规模效应和核心竞争力。这就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出版企业上市融资却无法找到符合上市融资成本、收益要求以及能够提升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和盈利模式，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盲目性。
3.重复建设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的财政、税收及其社会的资本和人才等要素资源都向出版产业倾斜，出版产业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这种现象对于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中国出版产业，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将加剧我国出版产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市场分割的产业格局，对实现出版产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提升竞争力十分不利。在现阶段，这种重复建设最严重的领域就是数字化出版，可以说，重复建设这个传统产业领域挥之不去的幽灵再次降临到数字出版领域的各个环节。以数字出版的渠道建设而言，正如聂震宁先生所言，传统出版社由于数据资源有限、渠道建设成本过大以及数字平台不兼容等原因，导致“出版社要打造自己的数字营销渠道无异于虎口夺食”。因此，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北大方正等几家技术提供商，已将全国500多家图书出版社120多万种的图书资源进行数字化的整合集成，从而占据中国电子图书市场90％以上的份额。也就是说，目前单个出版企业实施数字化建设的宏观环境尚不成熟，盈利模式尚不清晰，也不具备西方大型出版集团的规模优势。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大规模投资数字出版建设实质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对于数字化出版，聂震宁和陈听两位先生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们都强调联合在数字出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不过聂震宁强调的是内容提供商之间的联合，而陈听先生则强调内容提供商和技术提供商之间的联合。按照我的理解，两位先生所强调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才是出版企业实施数字出版建设的明智之举，而不是盲目跟风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我个人认为，国内出版产业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有着丰富的内容、品牌资源或者专业优势明显的出版集团有独立实施大规模数字出版建设必要之外，其他尚不具备条件，也很难看到盈利的可能性。
二 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成因
1.基于信息失灵的“羊群效应”
西方学者在分析“羊群效应”形成的原因时，提出了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s)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确定，投资者往往会放弃根据自己掌握信息所作的判断，而根据前面投资者的行为跟风模仿。这种现象在我国出版企业上市的热潮中也较为普遍。我们知道，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而言，上市只是企业融资的一种手段，而且往往是企业融资手段中成本较高的次优选择，况且上市融资使企业面临着诸多风险。特别是我国出版产业在从生产经营向资本运营转型的过程中，出版企业作为运营主体对资本运作对象的了解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出版企业基于提高资本运营成功率的考虑，充分了解上市对出版企业的要求以及面临的风险，因而推迟或者放弃上市的计划；另一种情形就是信息瀑布理论所描述的现象，即出版企业放弃根据自己掌握信息所作的判断，而根据前面出版企业的行为跟风上市。
这一点既可以体现于目前上市出版企业筹集资金的投向中，也可以在出版类上市公司利润率逐年下降中得到佐证。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渐进性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如跨区域、跨媒体经营的制度瓶颈制约了出版产业规模化发展，但是这其中也不乏那些由于信息瀑布 式“羊群效应”而盲目跟风上市的，这应当引起我国出版产业经营者和管理者警惕。
2.基于委托代理的“羊群效应”
在出版企业上市的“羊群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中，委托代理的机制设置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西方学者基于委托代理的机制，在分析经理人的决策行为对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基于名誉的“羊群效应”，即经理人基于委托代理的机制设计，将会忽略私有信息，而去模仿其他经理人的决策，避免其决策不同于其他经理人而被视为不称职的情况。我国的出版产业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也基本建立了基于委托代理的经理人制度，因此基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将不得不考虑其声誉问题，特别是在出版企业上市问题上。下面我们不妨以上市问题为例，基于委托代理机制分析“羊群效应”的形成机制。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政府配额制以及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上市导向，上市就成了各地出版产业体制改革以及出版产业发展程度的风向标，也自然成为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能力和声誉的重要衡量指标。基于这种声誉的考虑，经理人就会围绕上市问题展开如下情形的博弈：由于代理人B关心的是他的名声，不论信号如何，都会采取和代理人A同样的策略实现出版企业上市，如果决策正确，他的名声就得到增加，如果错误，则表明要么两人都是愚蠢的，要么两个人都是聪明的，但得到了同样的错误的信号，这并不损害其名声；如果采取不同的决策，代理人B将非上市企业经营得十分成功则可以保持其声誉，做一个平庸的代理人，如果决策是错误的则其声誉受到大的损害。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何种情形下，代理人B的占优战略就是模仿其他代理人跟风上市，不管他和代理人A之间的信号差异，这必然导致了出版企业上市中的“羊群效应”。基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出版企业的老总们在面对公众时总不忘描述企业上市后的宏伟蓝图，并迫不及待地推出企业的上市时间表，唯恐在这场竞赛中落后。
3.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
当然，论及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产生原因，自然不能忽略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出版业，受“小而全、大而全”和攀比思想的影响，各地区出版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造成出版产业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市场分割。如今随着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性的市场和政策壁垒正在破除，各地出版产业面临着一体化市场以及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如何保护本地的产业和利益，就成了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目标。在此过程中就产生了地方政府决策行为中的“短视”，作为“羊群效应”的表现之一，便是在追逐作为市场热点的出版产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出版产业发展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过多地介入出版产业领域，产生全国范围内“小而全”和产业结构趋同。这不仅不利于出版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会进一步弱化我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从目前各地政府的决策来看，上市无疑被视为应对市场竞争、保护本地出版产业最为有效的方式，以至于各地政府在“新闻出版产业‘十一五’规划”中都将推动出版集团上市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当中央政府发出“推动十几家符合条件的出版发行企业上市”的积极信号，各地政府便争先恐后地开展出版企业改制上市的竞赛。因为，在地方政府的决策系统中上市有着太丰富的意味：首先，就出版产业本身而言，在上市指标配额制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实现上市就会意味着在市场竞争中不至于被吞并，政府就能保留控制权；其次，就经济层面而言，上市就意味着地方经济又多一个增长点，地方财政将从中受益；再次，就文化层面而言，就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导向和评价体系来看，上市就意味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这无疑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基于此，各地政府积极参与出版企业上市的竞赛之中，“羊群效应”在所难免。
三 几点建议
1.深化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破除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
综合我们对出版企业上市中“羊群效应”成因的分析来看，其中自然有出版企业、地方政府以及管理者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目前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瓶颈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这个层面来说，“羊群效应”实质上是体制性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制度性环境尚不成熟前提下出版企业采取超前举措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有必要深化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破除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特别是要通过产权改革促进出版产业资源的可流动性，制订切实措施推动出版产业跨区域、跨媒介发展。因为只有通过这些措施，出版企业上市后宏伟目标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只有通过产权改革建立起可以市场化配置的出版产业资源，出版上市公司才有可能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壮大龙头企业实力，实现中央在十七大提出的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目标——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只有通过体制改革，破除出版产业跨区域、跨媒介发展的障碍，出版上市公司才能基于内容提供商的基础实现横向规模和纵向产业链扩张，产生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构筑基于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
2.做好出版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生态
从目前我国出版产业管理体制来看，新闻出版部门不仅负责行业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也负担产业综合计划管理的职能，发改委作为综合计划管理部门处于缺位的状态。但是，由于新闻出版部门职能的专门性，加之缺乏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造成了出版产业综合计划管理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行业和地区障碍，这不利于出版产业的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应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特别是目前各地出版企业上市中的“羊群效应”，有关部门应当充分重视，应该认真研究出版企业纷纷上市可能给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新一轮的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我们认为，目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在国家原有文化以及新闻出版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立足出版产业的宏观管理，尽快制订出版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规划特别要注意从宏观层面立足于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加大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的力度——在控制出版企业上市总量的同时，鼓励优势出版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发展，逐步改善出版产业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市场分割的产业结构；同时也要培育专、优、精、特的中小出版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出版领域，形成大出版社和中小出版社、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序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出版产业生态。
3.理性对待出版企业上市，警惕“羊群效应”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来看，上市是国有企业改革实现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认为，出版企业上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巩固出版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动出版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有助于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延长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应当警惕的是，只有企业将上市作为其长远发展目标中的一种手段或者一个步骤，而不是为上市而上市，这些目标才能实现。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我们上文所提及的企业要对照上述三个条件谨慎行事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到，上市只是出版企业发展的一个手段。如果企业尚未形成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明晰的盈利增长点，现有资金充沛，或者能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低成本扩张，就不要跟风上市。
参考文献：
[1]杨晋，郝捷，辩证地看待出版发行集团上市热[J]，出版发行研究，2008，(1)
[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业融资问题”课题组，我国出版单位融资问题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02，(11)
[3]聂震宁，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J]，出版科学，2009，(1)
[4]Welch Ivo. Sequential Sales,Learning, and Cascades[J]
. Journal ofFinance, Jun92, Vol. 47 Issue 2
[5] Schaffstein, David S. ; Stein,Jeremy C., Herd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
[6]周蔚华，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促进书业和谐发展[J]，中国编辑。2007，(3)
一 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表现
1.仓促上市
在我国出版企业上市的“羊群效应”中，仓促上市无疑是其最明显现象，特别是政府的过度参与使之又具有了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和资本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不同，我国政府是推动出版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下面这则引自某省关于促进省内企业上市的原则——培训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就很有说服力，这个原则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实质上是政府主导的，即政府可以通过“培训、改制、辅导”等手段促进企业上市，而常常忽略企业的现状、需求以及资本市场的规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还处于渐进性改革进程中的出版企业而言，上市是需要作好充分准备的，绝不是这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的，也不能由政府说了算。就目前而言，出版企业上市最起码具备如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出版企业要初步形成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以便通过资本市场迅速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和范围，形成规模效应，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出版企业要有符合资本市场的核心项目和盈利模式，以便通过资本市场尽快培育新的企业利润增长点，实现企业内涵式扩张；再次，出版企业经营者要有适应资本运营的决策和操作能力，以便通过资本运营推进产业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出版企业的决策者在企业上市问题上要对照这三个条件“三思而后行”，避免由于条件不成熟而仓促上市。
2.为融资而融资
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为融资而融资，融资成为企业上市的目标，而不是基于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提升，这一点充分体现于我国出版企业上市募集资金的投向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业融资问题”课题组在《我国出版单位融资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出版单位融资的用途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用于书刊出版，特别是用于大型套书、丛书、画册的出版；二是用于出版单位的基本建设。建办公楼、宿舍楼，或用于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建设和更新升级等；三是用于实现多元化经营，将利润投向物业、旅游业等非出版领域。这里所描述的非上市公司的融资用途，而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用途来看，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即主要用于内容制作、信息化管理、渠道建设以及与出版毫不相关的领域。西方出版集团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兼并、重组，在实现低成本扩张的同时，形成基于内容提供商的规模效应和核心竞争力。这就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出版企业上市融资却无法找到符合上市融资成本、收益要求以及能够提升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和盈利模式，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盲目性。
3.重复建设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的财政、税收及其社会的资本和人才等要素资源都向出版产业倾斜，出版产业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这种现象对于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中国出版产业，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将加剧我国出版产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市场分割的产业格局，对实现出版产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提升竞争力十分不利。在现阶段，这种重复建设最严重的领域就是数字化出版，可以说，重复建设这个传统产业领域挥之不去的幽灵再次降临到数字出版领域的各个环节。以数字出版的渠道建设而言，正如聂震宁先生所言，传统出版社由于数据资源有限、渠道建设成本过大以及数字平台不兼容等原因，导致“出版社要打造自己的数字营销渠道无异于虎口夺食”。因此，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北大方正等几家技术提供商，已将全国500多家图书出版社120多万种的图书资源进行数字化的整合集成，从而占据中国电子图书市场90％以上的份额。也就是说，目前单个出版企业实施数字化建设的宏观环境尚不成熟，盈利模式尚不清晰，也不具备西方大型出版集团的规模优势。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大规模投资数字出版建设实质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对于数字化出版，聂震宁和陈听两位先生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们都强调联合在数字出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不过聂震宁强调的是内容提供商之间的联合，而陈听先生则强调内容提供商和技术提供商之间的联合。按照我的理解，两位先生所强调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才是出版企业实施数字出版建设的明智之举，而不是盲目跟风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我个人认为，国内出版产业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有着丰富的内容、品牌资源或者专业优势明显的出版集团有独立实施大规模数字出版建设必要之外，其他尚不具备条件，也很难看到盈利的可能性。
二 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成因
1.基于信息失灵的“羊群效应”
西方学者在分析“羊群效应”形成的原因时，提出了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s)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确定，投资者往往会放弃根据自己掌握信息所作的判断，而根据前面投资者的行为跟风模仿。这种现象在我国出版企业上市的热潮中也较为普遍。我们知道，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而言，上市只是企业融资的一种手段，而且往往是企业融资手段中成本较高的次优选择，况且上市融资使企业面临着诸多风险。特别是我国出版产业在从生产经营向资本运营转型的过程中，出版企业作为运营主体对资本运作对象的了解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出版企业基于提高资本运营成功率的考虑，充分了解上市对出版企业的要求以及面临的风险，因而推迟或者放弃上市的计划；另一种情形就是信息瀑布理论所描述的现象，即出版企业放弃根据自己掌握信息所作的判断，而根据前面出版企业的行为跟风上市。
这一点既可以体现于目前上市出版企业筹集资金的投向中，也可以在出版类上市公司利润率逐年下降中得到佐证。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渐进性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如跨区域、跨媒体经营的制度瓶颈制约了出版产业规模化发展，但是这其中也不乏那些由于信息瀑布 式“羊群效应”而盲目跟风上市的，这应当引起我国出版产业经营者和管理者警惕。
2.基于委托代理的“羊群效应”
在出版企业上市的“羊群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中，委托代理的机制设置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西方学者基于委托代理的机制，在分析经理人的决策行为对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基于名誉的“羊群效应”，即经理人基于委托代理的机制设计，将会忽略私有信息，而去模仿其他经理人的决策，避免其决策不同于其他经理人而被视为不称职的情况。我国的出版产业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也基本建立了基于委托代理的经理人制度，因此基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将不得不考虑其声誉问题，特别是在出版企业上市问题上。下面我们不妨以上市问题为例，基于委托代理机制分析“羊群效应”的形成机制。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政府配额制以及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上市导向，上市就成了各地出版产业体制改革以及出版产业发展程度的风向标，也自然成为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能力和声誉的重要衡量指标。基于这种声誉的考虑，经理人就会围绕上市问题展开如下情形的博弈：由于代理人B关心的是他的名声，不论信号如何，都会采取和代理人A同样的策略实现出版企业上市，如果决策正确，他的名声就得到增加，如果错误，则表明要么两人都是愚蠢的，要么两个人都是聪明的，但得到了同样的错误的信号，这并不损害其名声；如果采取不同的决策，代理人B将非上市企业经营得十分成功则可以保持其声誉，做一个平庸的代理人，如果决策是错误的则其声誉受到大的损害。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何种情形下，代理人B的占优战略就是模仿其他代理人跟风上市，不管他和代理人A之间的信号差异，这必然导致了出版企业上市中的“羊群效应”。基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出版企业的老总们在面对公众时总不忘描述企业上市后的宏伟蓝图，并迫不及待地推出企业的上市时间表，唯恐在这场竞赛中落后。
3.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
当然，论及出版企业上市“羊群效应”的产生原因，自然不能忽略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出版业，受“小而全、大而全”和攀比思想的影响，各地区出版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造成出版产业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市场分割。如今随着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性的市场和政策壁垒正在破除，各地出版产业面临着一体化市场以及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如何保护本地的产业和利益，就成了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目标。在此过程中就产生了地方政府决策行为中的“短视”，作为“羊群效应”的表现之一，便是在追逐作为市场热点的出版产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出版产业发展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过多地介入出版产业领域，产生全国范围内“小而全”和产业结构趋同。这不仅不利于出版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会进一步弱化我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从目前各地政府的决策来看，上市无疑被视为应对市场竞争、保护本地出版产业最为有效的方式，以至于各地政府在“新闻出版产业‘十一五’规划”中都将推动出版集团上市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当中央政府发出“推动十几家符合条件的出版发行企业上市”的积极信号，各地政府便争先恐后地开展出版企业改制上市的竞赛。因为，在地方政府的决策系统中上市有着太丰富的意味：首先，就出版产业本身而言，在上市指标配额制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实现上市就会意味着在市场竞争中不至于被吞并，政府就能保留控制权；其次，就经济层面而言，上市就意味着地方经济又多一个增长点，地方财政将从中受益；再次，就文化层面而言，就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导向和评价体系来看，上市就意味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这无疑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基于此，各地政府积极参与出版企业上市的竞赛之中，“羊群效应”在所难免。
三 几点建议
1.深化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破除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
综合我们对出版企业上市中“羊群效应”成因的分析来看，其中自然有出版企业、地方政府以及管理者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目前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瓶颈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这个层面来说，“羊群效应”实质上是体制性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制度性环境尚不成熟前提下出版企业采取超前举措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有必要深化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破除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特别是要通过产权改革促进出版产业资源的可流动性，制订切实措施推动出版产业跨区域、跨媒介发展。因为只有通过这些措施，出版企业上市后宏伟目标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只有通过产权改革建立起可以市场化配置的出版产业资源，出版上市公司才有可能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壮大龙头企业实力，实现中央在十七大提出的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目标——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只有通过体制改革，破除出版产业跨区域、跨媒介发展的障碍，出版上市公司才能基于内容提供商的基础实现横向规模和纵向产业链扩张，产生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构筑基于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
2.做好出版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生态
从目前我国出版产业管理体制来看，新闻出版部门不仅负责行业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也负担产业综合计划管理的职能，发改委作为综合计划管理部门处于缺位的状态。但是，由于新闻出版部门职能的专门性，加之缺乏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造成了出版产业综合计划管理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行业和地区障碍，这不利于出版产业的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应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特别是目前各地出版企业上市中的“羊群效应”，有关部门应当充分重视，应该认真研究出版企业纷纷上市可能给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新一轮的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我们认为，目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在国家原有文化以及新闻出版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立足出版产业的宏观管理，尽快制订出版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规划特别要注意从宏观层面立足于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加大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的力度——在控制出版企业上市总量的同时，鼓励优势出版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发展，逐步改善出版产业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市场分割的产业结构；同时也要培育专、优、精、特的中小出版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出版领域，形成大出版社和中小出版社、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序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出版产业生态。
3.理性对待出版企业上市，警惕“羊群效应”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来看，上市是国有企业改革实现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认为，出版企业上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巩固出版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动出版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有助于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延长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应当警惕的是，只有企业将上市作为其长远发展目标中的一种手段或者一个步骤，而不是为上市而上市，这些目标才能实现。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我们上文所提及的企业要对照上述三个条件谨慎行事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到，上市只是出版企业发展的一个手段。如果企业尚未形成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明晰的盈利增长点，现有资金充沛，或者能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低成本扩张，就不要跟风上市。
参考文献：
[1]杨晋，郝捷，辩证地看待出版发行集团上市热[J]，出版发行研究，2008，(1)
[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业融资问题”课题组，我国出版单位融资问题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02，(11)
[3]聂震宁，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J]，出版科学，2009，(1)
[4]Welch Ivo. Sequential Sales,Learning, and Cascades[J]
. Journal ofFinance, Jun92, Vol. 47 Issue 2
[5] Schaffstein, David S. ; Stein,Jeremy C., Herd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
[6]周蔚华，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促进书业和谐发展[J]，中国编辑。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