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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奇怪：李安已经得过两座金熊、一座金狮，可是非得要等他在奥斯卡拿了小金人，他的成就才能获得广泛的肯定。中国人的奥斯卡情结，和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一样，永远地爱恨交缠、难解难分、无休无止。
继《卧虎藏龙》的最佳外语片之后，《断背山》终于使李安获得了对他个人导演成绩作出肯定的好莱坞认可证。从世俗的成功意义上说，他二十年的电影梦终于成真。
现在的李安老成持重，气度儒雅，成功似乎唾手易得。其实我们翻开他的历史，可以看到，他曾有六年蜇伏在纽约做家庭妇男的惨淡经历（李安后来开玩笑说，他要是有日本男人的气节，早就切腹自杀了）。六年，在他接近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时候，好运降临在他身上。
有多少人可以坚持六年？李安正如他弟弟所说，是一锅焖了很久的饭，所以才香。其实这六年，对于李安的意义不可小视，他不但将这些经历融进了《推手》、《喜宴》等影片中，且这六年也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和了解，最终形成了他的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于一体的电影风格。
东方的眼光跟西方的手法融合起来，构成了李安电影的奇异世界：在华人看来，李安的电影相当西化，西方的观众却觉得李安的电影百分百东方。而李安电影基本上由家庭生活延伸出来的感情和人性世界，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全世界的人都很容易受到触动。李安，就这样走向了成功。
李安，不容易。
李安，不简单。
李安1984年从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毕业，1990年以《推手》《喜宴》的剧本得奖开始自己的电影事业。其间，在家蛰伏六年。
这六年的个中情形，外人不得而知，李安也很少谈及，只在其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淡淡地以诙谐的笔触说道："我窝在家中当了6年的'家庭妇男'。太太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独立生活的态度。她不要求我一定要出去工作，给我时间和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电影生涯。"
李安和林嘉惠于1984年结婚——“很多《喜宴》里的情景，就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李安后来说太太在生活上是一个很酷的人，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她居然没有通知李安，“第二天我搭飞机赶到伊利诺，医院的人都高兴得鼓起掌来。原来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和亲友，她说不用了，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感觉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就到医院生孩子去。二儿子出生时她也赶我走：你又不能帮忙，又不能生！她的个性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
李安在家窝居，起初是因为孩子太小，太太的博士学位还差半年拿到，于是他决定在家陪一阵子，也试试运气，等待机会，写剧本的同时兼任“煮饭婆”。想不到这一煮就是六年，一次岳父岳母来做客，对他说：“李安，你这么会做菜，我们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让他啼笑皆非。
虽然有太太的支持，但李安的压力无疑还是很大，“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薪水很微薄，有时双方家里也会接济一下。”当时李安生活上的困窘，他的弟弟李岗亲见。那次他去探望哥哥，两人盘算到哪里去玩，李岗知道哥哥没钱，很体贴地说，“吃住算你的，出去玩算我的。”正谈话间，李安在纽约电影圈的朋友来访，李安不好意思地问他最近是否有工作机会，那位朋友提供了一个帮电影系学生筹拍毕业作的零工，李安一听说是帮工，搔了搔头，说那再看看好了。送走朋友，李安对着弟弟，默然良久说，“对不起，大老远跑来美国，哥哥请不起你”。
李岗说，“他认定这辈子就是要干导演，所以他不打零工，不做和电影无关的东西。”李安没有病急乱投医，只认准一个方向：在美国熬出头来略有小成的导演，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如果为了五斗米而先在剧务、剪接或制作等工作打转，很难再转往导演之路。所以他好死不如赖活，宁可赖在家里，不愿出门打工。
“６年不是一段短时间，如果没有相当的耐心，可能早已消沉了。” 李安说。在家中的六年，并非只是煮饭带孩子，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不管是八卦杂志还是影剧杂志、学术论文，只要读到可供作电影素材的文章，他都剪存。他的友人冯光远说：“当时他有一本小册子，里面随时有20部电影的题材。平时在家没事干，李安就到二轮戏院，用十几美元，看一整个下午的电影。冯光远说：“为什么李安可以处理英国古典剧《理性与感性》、美国南北战争《与魔鬼共骑》、还有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冰风暴》种种不同的题材，和他吸纳阅读有很大的关系。”
李安的压力是双重的，假如物质生活上的艰苦——依靠妻子微薄的薪酬过活，台湾的父亲因看不起“戏子”的职业而断绝了对他的资助——还可以忍受得了的话，那么对工作事业前途的茫然——一个外国人要在好莱坞打出名堂，其难度可想而知——于他更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李安说，六年来，他的状态一直就是“穷耗”。在他首部剧情长片《推手》的开始，描写两个相冲突的角色被关在屋内，一个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老头，出不了门，整天待在家里练气调神；另一个是美国女作家，竟日耗在书桌前写故事，却什么也写不出来。这就是李安那几年他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当时他在纽约友人家车库屋顶租房住（这也是《喜宴》男主角的住所），有时夜里想起前途茫茫，心里慌得睡不著，常常把老婆大人摇醒：“这房子的楼下是空的，就像我的人生一样。”又说：“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开始始有点自闭。我在家里写剧本，带孩子，做家事，大部分时间在发呆。”惨淡生涯，只差崩溃。
没有办法直进好莱坞，李安选择了迂回的道路，从自己的家乡台湾出发。当他的银行存折只剩四十三美元的时候，传来好消息，他写的剧本得奖，得到执导开拍《推手》的机会。真正开拍时，由于资金有限，要什么没什么，期间又恰逢妻子生了一场大病，李安显得十分沮丧，“这根本不是低成本电影，根本就是无成本电影！” 新台币一千三百万的预算在纽约拍片，只能勉强付二十多个拍摄工作日，丝毫不容出差错。事前做足功夫很重要，才可免浪费时间和底片。
《推手》的副导周旭微回忆，与李安在美国会合的两个月前，曾与李安在台北见面，后来到了美国，惊讶地发现他“判若两人，三千发丝，竟白去一半。”真正是伍子胥过关、李闯王渡河。
“工作时，只见李安经常眉头深锁，忙乱中，冷静应付突发事件，所有拍片期间的困难、五味杂陈一人独吞。旁人很少感觉到他情绪的剧烈起伏。除了工作必要，他很少讲话，一开口则言简意赅，就象《喜宴》里的高父一样，总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偶尔，被人情世故纷扰，也只是轻轻蹙眉或浅浅地苦笑置之。”与六年的惨淡相比，眼前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说：“就是因为那空的六年，才能有东西一直进来。”
背水一战的李安，拍出了《推手》，杀出一条血路。此后是《喜宴》、《饮食男女》、《理性与感性》、《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卧虎藏龙》、《绿巨人》，十年一觉电影梦，“有时我真想留在电影世界里不出来了”。
奖越拿越多，名气越来越响，李安还是会在公干返台前，怕妻小饿着，在家包好两百个水饺，存进冰箱冷冻库。拿了奥斯卡小金人后（他说和太太参加奥斯卡颁奖礼不过是太太的二度蜜月），还是照常到菜市场买菜，回家洗手做羹汤。李碧华说他从来不把工作带回家，在外拍戏久了，思家，便想回去为家人好好烧顿饭，做住家男人。
古云：忍过事堪喜。李安的弟弟李岗总结乃兄的成功，一言以蔽之：“就象煮饭，要焖过才香。”
忍过，焖过，是该李安“喜”和“香”了。
继《卧虎藏龙》的最佳外语片之后，《断背山》终于使李安获得了对他个人导演成绩作出肯定的好莱坞认可证。从世俗的成功意义上说，他二十年的电影梦终于成真。
现在的李安老成持重，气度儒雅，成功似乎唾手易得。其实我们翻开他的历史，可以看到，他曾有六年蜇伏在纽约做家庭妇男的惨淡经历（李安后来开玩笑说，他要是有日本男人的气节，早就切腹自杀了）。六年，在他接近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时候，好运降临在他身上。
有多少人可以坚持六年？李安正如他弟弟所说，是一锅焖了很久的饭，所以才香。其实这六年，对于李安的意义不可小视，他不但将这些经历融进了《推手》、《喜宴》等影片中，且这六年也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和了解，最终形成了他的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于一体的电影风格。
东方的眼光跟西方的手法融合起来，构成了李安电影的奇异世界：在华人看来，李安的电影相当西化，西方的观众却觉得李安的电影百分百东方。而李安电影基本上由家庭生活延伸出来的感情和人性世界，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全世界的人都很容易受到触动。李安，就这样走向了成功。
李安，不容易。
李安，不简单。
李安1984年从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毕业，1990年以《推手》《喜宴》的剧本得奖开始自己的电影事业。其间，在家蛰伏六年。
这六年的个中情形，外人不得而知，李安也很少谈及，只在其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淡淡地以诙谐的笔触说道："我窝在家中当了6年的'家庭妇男'。太太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独立生活的态度。她不要求我一定要出去工作，给我时间和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电影生涯。"
李安和林嘉惠于1984年结婚——“很多《喜宴》里的情景，就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李安后来说太太在生活上是一个很酷的人，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她居然没有通知李安，“第二天我搭飞机赶到伊利诺，医院的人都高兴得鼓起掌来。原来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和亲友，她说不用了，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感觉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就到医院生孩子去。二儿子出生时她也赶我走：你又不能帮忙，又不能生！她的个性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
李安在家窝居，起初是因为孩子太小，太太的博士学位还差半年拿到，于是他决定在家陪一阵子，也试试运气，等待机会，写剧本的同时兼任“煮饭婆”。想不到这一煮就是六年，一次岳父岳母来做客，对他说：“李安，你这么会做菜，我们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让他啼笑皆非。
虽然有太太的支持，但李安的压力无疑还是很大，“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薪水很微薄，有时双方家里也会接济一下。”当时李安生活上的困窘，他的弟弟李岗亲见。那次他去探望哥哥，两人盘算到哪里去玩，李岗知道哥哥没钱，很体贴地说，“吃住算你的，出去玩算我的。”正谈话间，李安在纽约电影圈的朋友来访，李安不好意思地问他最近是否有工作机会，那位朋友提供了一个帮电影系学生筹拍毕业作的零工，李安一听说是帮工，搔了搔头，说那再看看好了。送走朋友，李安对着弟弟，默然良久说，“对不起，大老远跑来美国，哥哥请不起你”。
李岗说，“他认定这辈子就是要干导演，所以他不打零工，不做和电影无关的东西。”李安没有病急乱投医，只认准一个方向：在美国熬出头来略有小成的导演，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如果为了五斗米而先在剧务、剪接或制作等工作打转，很难再转往导演之路。所以他好死不如赖活，宁可赖在家里，不愿出门打工。
“６年不是一段短时间，如果没有相当的耐心，可能早已消沉了。” 李安说。在家中的六年，并非只是煮饭带孩子，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不管是八卦杂志还是影剧杂志、学术论文，只要读到可供作电影素材的文章，他都剪存。他的友人冯光远说：“当时他有一本小册子，里面随时有20部电影的题材。平时在家没事干，李安就到二轮戏院，用十几美元，看一整个下午的电影。冯光远说：“为什么李安可以处理英国古典剧《理性与感性》、美国南北战争《与魔鬼共骑》、还有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冰风暴》种种不同的题材，和他吸纳阅读有很大的关系。”
李安的压力是双重的，假如物质生活上的艰苦——依靠妻子微薄的薪酬过活，台湾的父亲因看不起“戏子”的职业而断绝了对他的资助——还可以忍受得了的话，那么对工作事业前途的茫然——一个外国人要在好莱坞打出名堂，其难度可想而知——于他更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李安说，六年来，他的状态一直就是“穷耗”。在他首部剧情长片《推手》的开始，描写两个相冲突的角色被关在屋内，一个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老头，出不了门，整天待在家里练气调神；另一个是美国女作家，竟日耗在书桌前写故事，却什么也写不出来。这就是李安那几年他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当时他在纽约友人家车库屋顶租房住（这也是《喜宴》男主角的住所），有时夜里想起前途茫茫，心里慌得睡不著，常常把老婆大人摇醒：“这房子的楼下是空的，就像我的人生一样。”又说：“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开始始有点自闭。我在家里写剧本，带孩子，做家事，大部分时间在发呆。”惨淡生涯，只差崩溃。
没有办法直进好莱坞，李安选择了迂回的道路，从自己的家乡台湾出发。当他的银行存折只剩四十三美元的时候，传来好消息，他写的剧本得奖，得到执导开拍《推手》的机会。真正开拍时，由于资金有限，要什么没什么，期间又恰逢妻子生了一场大病，李安显得十分沮丧，“这根本不是低成本电影，根本就是无成本电影！” 新台币一千三百万的预算在纽约拍片，只能勉强付二十多个拍摄工作日，丝毫不容出差错。事前做足功夫很重要，才可免浪费时间和底片。
《推手》的副导周旭微回忆，与李安在美国会合的两个月前，曾与李安在台北见面，后来到了美国，惊讶地发现他“判若两人，三千发丝，竟白去一半。”真正是伍子胥过关、李闯王渡河。
“工作时，只见李安经常眉头深锁，忙乱中，冷静应付突发事件，所有拍片期间的困难、五味杂陈一人独吞。旁人很少感觉到他情绪的剧烈起伏。除了工作必要，他很少讲话，一开口则言简意赅，就象《喜宴》里的高父一样，总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偶尔，被人情世故纷扰，也只是轻轻蹙眉或浅浅地苦笑置之。”与六年的惨淡相比，眼前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说：“就是因为那空的六年，才能有东西一直进来。”
背水一战的李安，拍出了《推手》，杀出一条血路。此后是《喜宴》、《饮食男女》、《理性与感性》、《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卧虎藏龙》、《绿巨人》，十年一觉电影梦，“有时我真想留在电影世界里不出来了”。
奖越拿越多，名气越来越响，李安还是会在公干返台前，怕妻小饿着，在家包好两百个水饺，存进冰箱冷冻库。拿了奥斯卡小金人后（他说和太太参加奥斯卡颁奖礼不过是太太的二度蜜月），还是照常到菜市场买菜，回家洗手做羹汤。李碧华说他从来不把工作带回家，在外拍戏久了，思家，便想回去为家人好好烧顿饭，做住家男人。
古云：忍过事堪喜。李安的弟弟李岗总结乃兄的成功，一言以蔽之：“就象煮饭，要焖过才香。”
忍过，焖过，是该李安“喜”和“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