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三题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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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研究中,最奇特的现象莫过于人们沿着哲学的分支学科和具体问题,不断地向纵深和细微处进行探索,却遗忘了反身拷问哲学本身。一个人从未接触过哲学时,他会充满好奇心地追问:什么是哲学?一旦他成为哲学研究人员,他就像“管家婆”一样忙于具体事务,再也无心去追问这个问题了。其实,这种不追问状态乃是哲学思维衰弱的标志,它使哲学研究方式越来越趋同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式。于是,哲学这门充满智慧的古老学科,就像可怜的司芬克斯,从悬崖上坠落下来了,哲学消失了,哲学家也消失了,触目可见的则是哲学匠。
其他文献
自然语言逻辑也称“语言逻辑”、“自然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逻辑学家就开始了对自然语言逻辑的探索与研究。周礼全是中国语言逻辑研究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鼓励、带动了一大批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自然语言逻辑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周先生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这也大体反映了中国语言逻辑研究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思路。认真反思这三个阶段,可以使我们对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什么的问题得到更为实际、全面的认识。
语言符号与身体符号相互联系而又区分。中国的象形文字大都具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的特点。汉语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就是由人的器官——手的动作引申而来并获得命名的。身体符号不同于文字符号,在于它的“亲身性”、“具象性”。
归纳逻辑是以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为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归纳推理的前提是一些关于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判断,而结论是关于该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性的判断。归纳推理的结论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从认知方法论的角度看,归纳推理比演绎推理更具有认知趋向与价值。
模态逻辑的关系语义(也称克里普克语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关于模态词的解释,其主要特征是,与之前的模态代数理论相比,作为一种塔尔斯基式的语义,使模态句法对象与语义结构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在模型层次上,模态算子的语义是使用一阶量词和结构上的二元关系来解释的,因此模态词本质上就是“局部”量词,即对当前状态的所有后继状态进行量化。从语义的角度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西南大学主办的“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0月15—16日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西方政治哲学”这一主题下,与会代表围绕“人权”、“世界主义”、
易学研究是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领域都备受瞩目,成就斐然。近年来,在出土文献研究的引领下,易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在经传文本研究、易学史研究和易哲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中既有传统问题的推进,也有新问题的发现,精彩纷呈,值得重视。有鉴于此,作者不揣谫陋,试对近两年的易学研究成果略做总结与思考:一则希望能为学界了解易学研究的动态提供方便,二则希望能对大家今后的研究有所启发。
合理行动悖论来自决策论和博弈论中关于行动的矛盾推理,诸如纽科姆难题、囚徒困境等,它们分别散落在博弈论及相关社会科学中。这些难题似乎属于独立领域,互不相关,并且各自都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语用悖论群落,具有共同结构和统一机理。对这个机理的揭示,为阐明这些难题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简单可分析的模型。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前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哲学领域关注的与合理信念和行动相关的形式逻辑,都无法回避这个悖论。
王阳明多次谈到“立志”说,立志在阳明工夫论中实处于一特殊的地位。它不单单意味着确立“必为圣人之志”的抉择,同时也是切实的践履工夫。其特殊意义在于,“立志”实现了学者在为学践履过程中的一种视角的转换,令学者每一具体的行为都被放置在“念念存此天理”的整体视域之下理解,具体行为在这一终极目标之下所凸显的意义取代了每一行为所直接指向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视角转换之下,人们所做出的每一个行为才能够被看作是为学实践工夫。
如何将对环境的关注与社会正义的要求相互融合,正成为当前环境正义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许多社会正义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独立领域,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Miller)则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在追求社会正义的同时,保护并改善我们的环境,就必须对指导我们的原则和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要实行的制度进行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