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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长三角城市群能在制度创新、产业分工等方面有所突破，能为珠三角、京津冀等其他城市群提供发展模板
5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批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全国最大、经济效益高、要素流动快的区域，长三角城市群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20%的经济总量，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只要政府因势利导，到2030年，长三角城市群完全有能力建设成与世界五大城市群并肩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家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大、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政府改革的新措施相对来讲做得比较到位。”胡家勇认为，“如果长三角城市群能在制度创新、产业分工等方面有所突破，能为珠三角、京津冀等其他城市群提供发展模板。”
长江经济带最后一块规划拼图
其实，长三角城市群只是未来中国城市群大部队中的一员。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安排，未来五年中国要建设19个城市群，分别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国家发改委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已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等4个城市群规划获批。除上述已批复规划外，北部湾、中原等城市群规划也已纳入今年的年度工作安排。
与中国其他城市群相比，长三角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并且，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核心城市上海的3小时经济圈内，核心区城镇化水平超过60%。其对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的推进，影响巨大。
2013年3月，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基层调研的地点，正是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涉及5个城市群，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其中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规划已经颁布，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出台才能使整体规划完整。”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也有重要地位。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功能，发挥上海“四个中心”引领作用。
合肥入围背后
此前，2015年8月，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基本完成初稿，其后征求相关部委、地方以及发改委相关司局的意见进行修改，反反复复进行了几轮。
“虽然城市群是历史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但是形成城市群一定要有规划。通过规划使得分工更加合理，交通，基础设施更加配套，产业相互连接，甚至产业链更加延长。”国家发改委国土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中哪些城市覆盖？哪些城市不覆盖？此前争议很大。”
“最终方案也没有覆盖全部地级市，城市群应该是优势互补，不是拉郎配入伙。要看经济联系、交通的通达性等，区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胡家勇说。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都市圈正式成为长三角新成员。
在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沪苏浙25个城市中16城市为核心区，其余为辐射区。长三角的范围明确为沪苏浙，并未纳入其他区域。
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长三角”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城市群，而此次《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更是明确了合肥都市圈的纳入。
从此，长三角的范围从原来的“两省一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
“合肥是重要的科教文化基地。合肥都市圈的加入，可以与长三角其他区域的科技创新、产业转移相对接，协同效应更为明显。”郁鸿胜分析。
安徽近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合肥经济圈打造成全省核心增长极。到2020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人均收入力争达到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
新经济与新模式
“此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带头发展新经济’。新经济具有集群效应，可以形成东中西部完整的产业梯度转移，并在产业迁移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胡家勇认为。
长三角地区目前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数据显示，长三角区域的55个县级行政单位，工业总产值在30亿～100亿元之内，这些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正在成为制造业的集聚地。
作为沿海终点和长江水道下游，长三角从苏南乡镇企业模式和浙南草根创业模式起步。现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经济很难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要转变发展方式，就要发展“新经济”。
从规划的具体内容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所确立的改革方向，正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长三角城市群所要承担的正是改革突破者和试验者、带头者的角色。”郁鸿胜说。
具体来说，长三角要带头发展新经济，强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汽车、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关键领域创新，发展金融、研发、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作为中国外向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在当前外贸形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可以加大外贸产品的转型升级力度，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力度、出口份额，加大服务贸易的力度等。”胡家勇认为。
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一体化”
除了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长三角还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协同问题。
“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在强调环境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前提下，作为下游的长三角，在功能上也需要和上游、中游形成联动，这就需要对长三角的功能作一些调整。”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总经济师周云峰认为。
不过，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协同同样是待解的重要课题。
最新的规划提出，长三角城市群要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不过，在研究者看来，这还不是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合作的核心。
郁鸿胜认为，城市群合作分三个阶段：前期是布局合作阶段，大多数城市群目前正处在这一阶段；中期是生产要素合作阶段；最深层次的是制度合作阶段，需要对社会、生态、人口、环境等进行综合考虑，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已经进入到这一阶段。
郁鸿胜说，此次规划的通过，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在机制上形成各城市合作的动力，这包括政府政策的合作、政府机制的合作、政府制度的合作。
“相应的，这种合作会存在一定难度，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的阻力等方面。”郁鸿胜说。
比如，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在重点发展产业，重点招商项目、引资导向等方面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不免在某些项目上存在竞争。由于政府招商时对“短、平、快”的项目更感兴趣，难免陷入“倾销式”竞争之中，并以比照政策优惠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这些，难免导致统一的市场体系被行政区划所割裂，行政区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完全实现共建共享等问题。这就需要推进政府层面的一体化。
“当前长三角任何政策出台，都要考虑区域发展的战略，也就是说区域内各自所实施的一些地方性政策，都要考虑沟通发展、抱团取暖、互通互融联动发展。”胡家勇认为。
5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批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全国最大、经济效益高、要素流动快的区域，长三角城市群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20%的经济总量，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只要政府因势利导，到2030年，长三角城市群完全有能力建设成与世界五大城市群并肩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家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大、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政府改革的新措施相对来讲做得比较到位。”胡家勇认为，“如果长三角城市群能在制度创新、产业分工等方面有所突破，能为珠三角、京津冀等其他城市群提供发展模板。”
长江经济带最后一块规划拼图
其实，长三角城市群只是未来中国城市群大部队中的一员。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安排，未来五年中国要建设19个城市群，分别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国家发改委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已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等4个城市群规划获批。除上述已批复规划外，北部湾、中原等城市群规划也已纳入今年的年度工作安排。
与中国其他城市群相比，长三角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并且，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核心城市上海的3小时经济圈内，核心区城镇化水平超过60%。其对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的推进，影响巨大。
2013年3月，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基层调研的地点，正是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涉及5个城市群，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其中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规划已经颁布，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出台才能使整体规划完整。”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也有重要地位。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功能，发挥上海“四个中心”引领作用。
合肥入围背后
此前，2015年8月，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基本完成初稿，其后征求相关部委、地方以及发改委相关司局的意见进行修改，反反复复进行了几轮。
“虽然城市群是历史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但是形成城市群一定要有规划。通过规划使得分工更加合理，交通，基础设施更加配套，产业相互连接，甚至产业链更加延长。”国家发改委国土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中哪些城市覆盖？哪些城市不覆盖？此前争议很大。”
“最终方案也没有覆盖全部地级市，城市群应该是优势互补，不是拉郎配入伙。要看经济联系、交通的通达性等，区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胡家勇说。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都市圈正式成为长三角新成员。
在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沪苏浙25个城市中16城市为核心区，其余为辐射区。长三角的范围明确为沪苏浙，并未纳入其他区域。
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长三角”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城市群，而此次《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更是明确了合肥都市圈的纳入。
从此，长三角的范围从原来的“两省一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
“合肥是重要的科教文化基地。合肥都市圈的加入，可以与长三角其他区域的科技创新、产业转移相对接，协同效应更为明显。”郁鸿胜分析。
安徽近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合肥经济圈打造成全省核心增长极。到2020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人均收入力争达到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
新经济与新模式
“此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带头发展新经济’。新经济具有集群效应，可以形成东中西部完整的产业梯度转移，并在产业迁移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胡家勇认为。
长三角地区目前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数据显示，长三角区域的55个县级行政单位，工业总产值在30亿～100亿元之内，这些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正在成为制造业的集聚地。
作为沿海终点和长江水道下游，长三角从苏南乡镇企业模式和浙南草根创业模式起步。现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经济很难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要转变发展方式，就要发展“新经济”。
从规划的具体内容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所确立的改革方向，正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长三角城市群所要承担的正是改革突破者和试验者、带头者的角色。”郁鸿胜说。
具体来说，长三角要带头发展新经济，强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汽车、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关键领域创新，发展金融、研发、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作为中国外向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在当前外贸形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可以加大外贸产品的转型升级力度，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力度、出口份额，加大服务贸易的力度等。”胡家勇认为。
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一体化”
除了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长三角还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协同问题。
“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在强调环境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前提下，作为下游的长三角，在功能上也需要和上游、中游形成联动，这就需要对长三角的功能作一些调整。”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总经济师周云峰认为。
不过，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协同同样是待解的重要课题。
最新的规划提出，长三角城市群要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不过，在研究者看来，这还不是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合作的核心。
郁鸿胜认为，城市群合作分三个阶段：前期是布局合作阶段，大多数城市群目前正处在这一阶段；中期是生产要素合作阶段；最深层次的是制度合作阶段，需要对社会、生态、人口、环境等进行综合考虑，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已经进入到这一阶段。
郁鸿胜说，此次规划的通过，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在机制上形成各城市合作的动力，这包括政府政策的合作、政府机制的合作、政府制度的合作。
“相应的，这种合作会存在一定难度，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的阻力等方面。”郁鸿胜说。
比如，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在重点发展产业，重点招商项目、引资导向等方面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不免在某些项目上存在竞争。由于政府招商时对“短、平、快”的项目更感兴趣，难免陷入“倾销式”竞争之中，并以比照政策优惠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这些，难免导致统一的市场体系被行政区划所割裂，行政区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完全实现共建共享等问题。这就需要推进政府层面的一体化。
“当前长三角任何政策出台，都要考虑区域发展的战略，也就是说区域内各自所实施的一些地方性政策，都要考虑沟通发展、抱团取暖、互通互融联动发展。”胡家勇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