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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才之所以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很大，是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创新、科研活动能为城市带来更多垄断利益
一座城市的兴衰与凋敝，常常与这座城市的产业发展、人口聚集有关。能吸引人口，特别是人才，正是一座城市具有竞争力的表征。
自2017年年初至现在，不断有城市出台政策，招徕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各个层次人才，户口、住房补贴各种“礼包”纷纷抛了出来。
那么城市崛起，或者说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与人才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人才在城市间的流动完全取决于政策的优越程度吗？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城市并非仅需要高端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竞争力和人才之间有没有特别明确的关系？
倪鹏飞：具体而言，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经济的增量和经济的密度。换言之，不管这个城市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有什么样的功能、条件，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小用GDP的增量和密度来衡量。同时也存在其他衡量标准，但是目前来看，这种标准最为客观。
在这一标准体系中，人才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分项。城市综合竞争力是由人才、政府管理、金融资本、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综合区位、商业文化、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结构、企业管理、生态环境、经济制度这10个分项竞争力贡献的。根据十年的计量测算，人才和政府管理目前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居于前两位。
高端人才之所以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很大，是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们进行的某些科研活动、创新活动能为城市带来更多垄断利益。这种利益产生之后的初始阶段，因为难以被其他城市模仿，而具备高收益性。
《瞭望东方周刊》：创新性高端人才历来受到重视，即便是在人口受到限制的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也同样有相应落户优惠。但为什么2017年的人才竞争没有针对某些特殊的产业，而是到了并无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层面？
倪鹏飞：各个城市都在围绕着自己的产业体系争夺人才。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相应人才，比如，发展生物制药、发展智能制造等。这类产业非常专业，地方不可能具备充足的相关人才积累，所以要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寻找人才。
但是，人才也是阶梯性的，有最高端、最低层级的人才，也有中高端、中端的人才，再者还有低一点的技能人才。从数量来看，越低层级的人才需求量越多，越高端人才需求量越少。充足的低层级人才对城市产业的发展很关键，因为创新性产品由少数高端人才设计出来后，最终仍然需要稍低一些层级的技能人才去制作、生产。
这是一个良性运转的体系。产品的发展方向由高端人才决定。因而城市对人才专业性的挑选，在最高层级就已经完成了，下面的人才层级跟随、实践就可以。所以出现了目前这种状况。
再者，大量吸引应届毕业生还可以构建一种人才引入的氛围。能让所有人才都感受到重视，改变城市的文化环境，增强凝聚力，这一点也很重要。
从集聚到扩散是一般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出台了政策的很多城市都具有区域辐射性特点，是区域中心城市，那么他们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而言，会产生影响吗？
倪鹏飞：目前的这些政策并没有说仅针对一线人才，政策出台以后，人才既可能是从一线城市吸引过来的，也可能是从区域范围内的次一级城市吸引过来的。
不过，相较之下，这些城市的户口对区域内次一级城市人才更有吸引力。所以，可能会出现区域内人才汇聚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而言，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才竞争力。
但是市场的作用机制本来就是如此，一个区域不会同时全部发展起来。目前而言，这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占领先机，优先发展，相应产业进入良性循环，汇聚人才等资源的能力就会更强。
不过，这个规模效应并不能永远进行下去，它也会有负外部性产生，到达一定程度后，区域中心城市就要从集聚阶段转为扩散阶段。这时，人才自身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减弱了，最终，产业要素逐步向区域内其他城市扩散，同时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发展。
因而，核心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影响不太一样。目前来看，成都、长沙、武汉等这些省会城市正在进入经济快速集聚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全国层面上，是否也是先集聚然后扩散？
倪鹏飞：是的。在中部、西部设立城市群或者国家中心城市的目的，其实就在于减少太大层面跨区域的集聚，比如从西部向东南沿海。现在这种设置可以把集聚的范围缩小到西部的几个城市群、中心城市，产生局部集聚，解决一部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具体来看，不同城市和区域间的人才等要素扩散包含三个层面：
首先，东南部沿海发达区域向中部、西部地区的扩散;其次，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扩散;最后，一个城市群之内，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的扩散。
扩散则会是这样的过程：从区域来看，是劳动密集性的低端产业从一个东南沿海区域向中西部扩散;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扩散的是中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则是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某个环节的扩散居多。
如何留住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人才会不会出现某些区域性流动，出现从发达地区和城市向不太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回流现象？
倪鹏飞：目前来看，人才在国家间、区域间，或者城市间改变流动方向是全球存在的趋势，比如中国、印度人才回流已经比较明显了。2016年开始，我国出国的留学人员和回国的相比，已经出现了顺差。
具体而言，人才与产业一直是一起流动的。从美国的区域发展情况来看，人才与产业同样先集聚到东部区域，发展了东部，然后流动到中部，最后就是西部大开发。直到二战之后，旧金山和洛杉矶、西雅图等太平洋沿岸西部区域，才最终发展起来。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太平洋沿岸、硅谷所在的旧金山大都市圈的人才和产业又重新往东部扩散，聚集到了加州，带动了加州的发展。这同样是因为房价太高等成本提升的挤出效应，再者就是生态环境恶化，留不住人才。
欧洲一体化之后，德国的汽车工业布局到波兰等东欧国家，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不能把中国的事情特殊化，世界范围内遵循的规律都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新一线城市的这些政策必然会产生作用，加速了这个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人才来了，产业就起来了吗？城市的竞争力就能提上来吗？还需要准备什么？
倪鹏飞：人才引过来，发展创新产业的同时，需要做好制度保障。创新性产业需要配套资金、设备等，这个是基础，不必赘言。不过，还需要注意几个比较容易忽略的方面：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高端科研和高端制造业需要投入大量研究费用和人力物力，如果一转眼就被抄袭了，就难以获得垄断利润。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针对一些力量弱小的创业公司，更应该加強对他们创新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
再者，形成认同知识和人才重要性的文化氛围。现在的政策涉及了转移支付问题，城市提供给部分人才的种种优惠，比如住房补贴等，实际上来自于税收。各个城市的这种选择，从经济角度而言，没有问题，毕竟人才为城市创造的财富更多，相当于政府预支了这些人才未来给城市创造的经济价值，提前支付给他们。但是，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层面共同的价值认同。
最后，就是城市治安、医疗教育等各个层面公共服务资源的配套。相较于其他人群，人才对城市环境要求更高。想吸引人才，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完善。
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社会犯罪与城市人口规模负相关。一个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城市，何谈留住人才？医疗、教育、城市交通设施配备等也是同样的道理。
他们的创新、科研活动能为城市带来更多垄断利益
一座城市的兴衰与凋敝，常常与这座城市的产业发展、人口聚集有关。能吸引人口，特别是人才，正是一座城市具有竞争力的表征。
自2017年年初至现在，不断有城市出台政策，招徕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各个层次人才，户口、住房补贴各种“礼包”纷纷抛了出来。
那么城市崛起，或者说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与人才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人才在城市间的流动完全取决于政策的优越程度吗？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城市并非仅需要高端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竞争力和人才之间有没有特别明确的关系？
倪鹏飞：具体而言，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经济的增量和经济的密度。换言之，不管这个城市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有什么样的功能、条件，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小用GDP的增量和密度来衡量。同时也存在其他衡量标准，但是目前来看，这种标准最为客观。
在这一标准体系中，人才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分项。城市综合竞争力是由人才、政府管理、金融资本、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综合区位、商业文化、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结构、企业管理、生态环境、经济制度这10个分项竞争力贡献的。根据十年的计量测算，人才和政府管理目前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居于前两位。
高端人才之所以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很大，是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们进行的某些科研活动、创新活动能为城市带来更多垄断利益。这种利益产生之后的初始阶段，因为难以被其他城市模仿，而具备高收益性。
《瞭望东方周刊》：创新性高端人才历来受到重视，即便是在人口受到限制的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也同样有相应落户优惠。但为什么2017年的人才竞争没有针对某些特殊的产业，而是到了并无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层面？
倪鹏飞：各个城市都在围绕着自己的产业体系争夺人才。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相应人才，比如，发展生物制药、发展智能制造等。这类产业非常专业，地方不可能具备充足的相关人才积累，所以要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寻找人才。
但是，人才也是阶梯性的，有最高端、最低层级的人才，也有中高端、中端的人才，再者还有低一点的技能人才。从数量来看，越低层级的人才需求量越多，越高端人才需求量越少。充足的低层级人才对城市产业的发展很关键，因为创新性产品由少数高端人才设计出来后，最终仍然需要稍低一些层级的技能人才去制作、生产。
这是一个良性运转的体系。产品的发展方向由高端人才决定。因而城市对人才专业性的挑选，在最高层级就已经完成了，下面的人才层级跟随、实践就可以。所以出现了目前这种状况。
再者，大量吸引应届毕业生还可以构建一种人才引入的氛围。能让所有人才都感受到重视，改变城市的文化环境，增强凝聚力，这一点也很重要。
从集聚到扩散是一般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出台了政策的很多城市都具有区域辐射性特点，是区域中心城市，那么他们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而言，会产生影响吗？
倪鹏飞：目前的这些政策并没有说仅针对一线人才，政策出台以后，人才既可能是从一线城市吸引过来的，也可能是从区域范围内的次一级城市吸引过来的。
不过，相较之下，这些城市的户口对区域内次一级城市人才更有吸引力。所以，可能会出现区域内人才汇聚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而言，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才竞争力。
但是市场的作用机制本来就是如此，一个区域不会同时全部发展起来。目前而言，这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占领先机，优先发展，相应产业进入良性循环，汇聚人才等资源的能力就会更强。
不过，这个规模效应并不能永远进行下去，它也会有负外部性产生，到达一定程度后，区域中心城市就要从集聚阶段转为扩散阶段。这时，人才自身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减弱了，最终，产业要素逐步向区域内其他城市扩散，同时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发展。
因而，核心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影响不太一样。目前来看，成都、长沙、武汉等这些省会城市正在进入经济快速集聚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全国层面上，是否也是先集聚然后扩散？
倪鹏飞：是的。在中部、西部设立城市群或者国家中心城市的目的，其实就在于减少太大层面跨区域的集聚，比如从西部向东南沿海。现在这种设置可以把集聚的范围缩小到西部的几个城市群、中心城市，产生局部集聚，解决一部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具体来看，不同城市和区域间的人才等要素扩散包含三个层面：
首先，东南部沿海发达区域向中部、西部地区的扩散;其次，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扩散;最后，一个城市群之内，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的扩散。
扩散则会是这样的过程：从区域来看，是劳动密集性的低端产业从一个东南沿海区域向中西部扩散;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扩散的是中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则是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某个环节的扩散居多。
如何留住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人才会不会出现某些区域性流动，出现从发达地区和城市向不太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回流现象？
倪鹏飞：目前来看，人才在国家间、区域间，或者城市间改变流动方向是全球存在的趋势，比如中国、印度人才回流已经比较明显了。2016年开始，我国出国的留学人员和回国的相比，已经出现了顺差。
具体而言，人才与产业一直是一起流动的。从美国的区域发展情况来看，人才与产业同样先集聚到东部区域，发展了东部，然后流动到中部，最后就是西部大开发。直到二战之后，旧金山和洛杉矶、西雅图等太平洋沿岸西部区域，才最终发展起来。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太平洋沿岸、硅谷所在的旧金山大都市圈的人才和产业又重新往东部扩散，聚集到了加州，带动了加州的发展。这同样是因为房价太高等成本提升的挤出效应，再者就是生态环境恶化，留不住人才。
欧洲一体化之后，德国的汽车工业布局到波兰等东欧国家，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不能把中国的事情特殊化，世界范围内遵循的规律都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新一线城市的这些政策必然会产生作用，加速了这个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人才来了，产业就起来了吗？城市的竞争力就能提上来吗？还需要准备什么？
倪鹏飞：人才引过来，发展创新产业的同时，需要做好制度保障。创新性产业需要配套资金、设备等，这个是基础，不必赘言。不过，还需要注意几个比较容易忽略的方面：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高端科研和高端制造业需要投入大量研究费用和人力物力，如果一转眼就被抄袭了，就难以获得垄断利润。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针对一些力量弱小的创业公司，更应该加強对他们创新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
再者，形成认同知识和人才重要性的文化氛围。现在的政策涉及了转移支付问题，城市提供给部分人才的种种优惠，比如住房补贴等，实际上来自于税收。各个城市的这种选择，从经济角度而言，没有问题，毕竟人才为城市创造的财富更多，相当于政府预支了这些人才未来给城市创造的经济价值，提前支付给他们。但是，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层面共同的价值认同。
最后，就是城市治安、医疗教育等各个层面公共服务资源的配套。相较于其他人群，人才对城市环境要求更高。想吸引人才，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完善。
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社会犯罪与城市人口规模负相关。一个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城市，何谈留住人才？医疗、教育、城市交通设施配备等也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