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的男女之爱，不管有着怎样的开始，终究会有一个结果。有的修成正果携手一生，有的有缘无分空留遗恨，有的却在修成正果之后分道扬镳。分道扬镳亦有多种，有的好聚好散大不了江湖不见，有的不欢而散悔不当初，有的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将对方打入尘埃。很不幸，民国最著名的才子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的婚恋，就有点这般意味，他们在上海以狂恋开始，最终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脸皮，开头和结尾统统惊动世人。
　　初相见
　　他是享誉文坛的才子，她是当年杭州城第一美人。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31岁的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19岁姑娘王映霞。不知是不是有意的，郁达夫对王映霞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
　　当日回到家中，郁达夫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不久，王映霞和郁达夫在上海江南大饭店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王映霞提出了这样的婚嫁条件：必须明媒正娶，组成一个属于他们二人的完整世界。郁达夫满口答应，两人的恋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恩爱浓
　　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订婚仪式。6月10日，郁达夫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发妻孙荃。孙荃无可奈何，只好默认。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编成《日记九种》出版发行，向世人宣告着他们婚姻的美满与甜蜜。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也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5年甜蜜的生活。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
　　猜忌生
　　彼时，作为风雨茅庐的女主人，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所以，郁达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平稳的生活开始有了暗涌的潜伏，表面上的和和美美也开始出现了裂痕。
　　疏于交际应酬的郁达夫，开始逐渐心生不满。为了避免不快，他开始经常借故在外逗留，很晚才回家。甚至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参议去了。
　　恰逢此时，一个叫许绍棣的男子出现在他们的感情里。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早已对王映霞心生爱慕。他如同当年的郁达夫一样，一封封地给王映霞写着书信。郁达夫也终于在回家后的某一日抓住了“把柄”。
　　性格冲动的郁达夫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达夫谨。”
　　实际上，王映霞只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里去了。翌日，当王映霞在《大公报》上看到郁达夫的“寻人启事”时，不禁勃然大怒。郁达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赶往曹家请她回去时，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的启事。”
　　经过朋友的从中调解，郁达夫不得不又在报上刊登了王映霞拟就的“道歉启事”：“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在登报寻找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二人决定摒弃“前嫌”，决定和解。为摆脱这乱局，许绍棣更是迅速地和人结了婚。
　　但婚姻里最经不得猜忌，猜忌的种子一旦生了根，只会越长越大。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只是暂时的妥协。
　　而真正的导火索——来自王映霞和大汉奸头子戴笠那段说不清的关系，更是让郁达夫如鲠在喉。为了将婚姻维系下去，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一家报社的邀请，带着王映霞来到了新加坡。然而，终究还是徒劳。
　　空余恨
　　王映霞身在异乡，爱意也不复当初，加上对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想念，情绪陷入一种反复无常中，经常和郁达夫吵架。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恼怒的郁达夫在报上刊登了《毁家诗纪》19首，这终于把他们的婚姻推向了坟墓。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对王映霞的报复和责难震动了文坛。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自暴家丑，大书王映霞如何红杏出墙，并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王映霞看到这些字句已是愤恨，加上又了解到郁达夫原来还是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龌龊之心，更是怒不可遏，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中有云：“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1940年3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终是成了一对怨偶。
　　这之后，郁达夫也是非常懊悔，并在诗中写道：“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但那人却永远也不会归了！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郁达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与华侨女孩何丽有结婚。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几名日本宪兵突然秘密绑架了郁达夫，并在9月19日将其枪杀……
　　1942年，王映霞第二次步入了婚姻，她在重庆同钟贤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婚后二人恩爱有加并平静地走过了38年，直到1980年钟贤道去世。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摘自中国学网）（责编 伊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