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出版后，朱大可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无欣慰地写道，“这部著述的出版，历经３年，走了将近60家出版社，最后才在作者对书稿充分自阉之后，由新星出版社接纳，获得出生证。”但是朱大可先生的这种欣慰好像也是太早了些，《流氓的盛宴》出版的时间正值2006年年末，各大图书媒体正忙于整理、评点和举办2006年十大好书、2006年十佳或百佳图书，甚至2006年十大被忽略的好书之类的活动。评论界更是好像提前通了气似的，对这本书保持了众口一词的缄默。朱大可曾说《流氓的盛宴》出版的经历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一个镜像”，这句话更像一种谶语，预言了评论界面对这本书的失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本身被媒体忽略的原因，在我眼里它成为2006年最被忽略的好书。
　　我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誉和偏爱，这种过誉之辞源于朱大可用“流氓”重写中国的文本历史以及对现代中国话语之境的深刻洞见，更源于那种强悍无比令人眼花缭乱，具有形式主义所谓的极度“陌生化”的书写文体。在我看来，朱大可是以对历史的文本性或者说历史的虚构性的怀疑和反思来进行自己“流氓学”书写的：即为什么一个看上去是被儒家学说全面掌控的国家却最终丧失了礼仪的特征？为什么痞子精神和痞子话语正在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暴力美学日益支配着我们的文化？这一连串焦虑且饥渴的发问像一把嗜血之剑吞噬着每一个有着良知的思考者的内心，对这些问题的重视而不是忽视区分了一个个学者的良莠不齐。也正是这样的发问激发了朱大可对“流氓学”的深入探究。他最先的研究成果并非是《流氓的盛宴》，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传诵一时被许多学人引用并模仿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之所以提到这篇文稿不只因为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此文——可见此文在朱氏心目中的地位——更是因为这篇文稿中已经初步具备了流氓学研究的历史全貌。大禹作为最初的失去家园者，是作为第一代的流氓出现的，这种惊骇世俗的论断给流氓继续的“正名”提供了历史的根基。而在《流氓的盛宴》中，当朱大可最终把“流氓”定义为“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的时候，那种历史上被误读千年，被我们一直遗弃并且保持道德上的憎恶情感的流氓形象才日趋淡化出我们的心灵乃至精神视野。
　　我们始终误读了那一个个流氓，那个我们一直看作是罪犯和道德沦丧者的流氓。而对流氓进行谱系学的梳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谓的“流氓”不过是那些丧失了家园、国家乃至最后的身份的“流亡者”。原来“流氓”的精神一直在我们的血脉中汩汩流淌。
　　朱大可曾经说要把此书献给我们这个时代，我理解意义中的这个时代是指韦伯所谓的世界除魅，上帝隐退，一切本为神圣的东西都逐渐瓦解的时代。这也是哲人施特劳斯所谓“我和你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不能信仰，我必须寻找在一个不能信仰的时代中如何生存下去的可能性”的时代。在我看来，朱大可先生“流氓”身上的重重迷雾，给一直被误读的“流氓”正名正是为了给自己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继续生活的可能。
　　对“流氓学”意义的重大分析我只能管中窥豹探究到此。事实上，我觉得《流氓的盛宴》中最具独创性的有两部分：其一是在第三章中对“流氓话语”作出细致而新颖的区分，指出现今的流氓是借用色语、酷语和秽语进行自己的“话语狂欢”和“话语盛宴”；其二是用“流氓”这个新颖的角度对中国的文学史、美学史、建筑史、绘画史、音乐史等领域进行颠覆性的书写。虽然限于篇幅和个人视野的有限性，几乎每个领域都是浅尝辄止，但是暴露出的那种囊括整个中国各个领域历史的野心，让这本《流氓的盛宴》走出了以往学者著书专业化、狭隘化和千篇一律化的研究视野，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犀利而睿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