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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不是民意的流放地，只有网络上的民意能够推动制度的变革，并对现实中的政府治理施加影响的时候，才能获得体制内的尊重。
2004年以来，“个性官员 威权政治”占据了中国地方治理舞台的中心，在一个克里斯马型领导大行其道的年代，地方治理改善更多有赖于明星官员的推动。“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地方”，这也是最常见的媒体叙事逻辑。
2008年，个性官员的个性化施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年度公共生活空间里，鲜有“政治明星”的身影，我们更多地看到群体的力量，在见证并推动着政府治理的改善。“个性官员 威权政治”的终结，必然对应着群益与群力的崛起。
中國网民：
以什么样的方式宣告成年
对中国网民来说，2008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
1998年7月8日，科技部公布第二批56个信息科技名词，其中“互联网用户”的中文名称正式被确定为“网民”。短短十年时间，中国网民就以2.53亿之众，跃居世界第一。
2008年，中国网民带给人们的惊喜，首先就在于其强大的揭示真相的能力。上海一名普通的IT技术人员，偶然捡到了官员公款出游的资料后在网上予以曝光，不仅涉及此事的出国考察人员受到党纪处理，由此引发的对公款出国的网络挞伐更如山呼海啸。
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发生了山体滑坡，这起被当地政府确定为自然灾害的事故。经由记者博客揭开弥天大谎，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行为，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并最终促成国务院组成调查组对滑坡事故进行彻查。
地方副职过多、搜索引擎信任危机，以及系列食品安全隐患，2008年的中国网民一次次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发力，而在“华南虎照”真伪辩论中，网民所起到的定纷止争作用成为标杆事件。
在媒体、专家对着乱象丛生的“虎照”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来自攀枝花的网友称周正龙所拍照片上的那只华南虎，很像他家中年画上的虎。经照片对比，专家才得以确认“此虎”正是“彼虎”。随后，网友查出了生产年画的公司，该公司也证实周正龙所拍之虎，正是其5年前生产的产品。经过几个月的真伪之辩，华南虎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
一张“虎照”引发的公共辩论，早已“离题”千里，在整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陕西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人们关注的是重重权力包裹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网民中的“打虎派”甚至喜极而泣。
对中国人来说，一张照片的真伪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网民已经将对真相的追问，视为对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有力捍卫。
长期以来，中国神秘化的行政传统，让国人在重重权力屏障面前，失去了寻找真相的信心。这种无法逼近真相的无力感，充斥在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网民对公共政策的质疑往往采用“愤青式”的批评，而鲜有寻求真相的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虎照事件不在于其所引发的地方政府公信危机，而在于网民挽救了自己的信心。2008年，经过“虎照”等一系列事件的淬火，中国网民正以其前所未有的行动力步入“成年”。
网络不是民意的流放地，只有网络上的民意能够推动制度的变革，并对现实中的政府治理施加影响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体制内的尊重。
2008年6月2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作客人民网，网友“小火龙”也实现了“要与总书记在网上聊聊天”的愿望，观察家分析认为，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是肯定了网络民意的合法性。网络民意终于与体制内的驱动形成合力，因此，也有人将2008年称作“网络问政元年”。
维权者：“散步”分化出新阵营
网络上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会投射到现实生活之中。2008年另一个群体也在以其特有的行动力改变着自己的际遇，同时改变别人的际遇。
2008年1月12日，天寒地冻。沪杭磁悬浮上海段优化方案和环评报告低调公示。几天后，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此事的沿线居民，陆续走上街头“散步”或购物，温和地表达己见，以寻求与政府沟通的可能。
“散步”不是上海人的首创。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已为上海提供了一整套公民参与的样本。温和的上海人以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向政府表达他们对磁悬浮可能导致的环境问题的担忧。
这是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行为艺术，和解之门再次打开。在人头攒动的上海人民广场，市民说，“散步”只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官员说，公示的只是草案，不排除再作调整，呼吁市民合法、理性地反映意见。双方平心静气，官民沟通就如散步交谈一般从容。
“我们和市民一起成长。”PX事件中厦门官员的话言犹在耳。在利益纷争面前，平等谈判、公平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利益才是最大利益，厦门、上海概莫例外。
有评论认为，上海人的散步是因为他们相信能够遇到一位可说服的市长。能够被说服，是公权具备自我矫正功能的基础，但是当博弈的陀螺转动起来，我们发现不可说服的固执却屡见不鲜。
4月的昆明，有一丝躁动。因为得悉政府要将39条单位及小区道路转为城市公用道路，几百名自发组织的小区业主将城市主干道的4个路口堵断。这一场博弈按照既定的逻辑演进，公安民警“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并表示要“依法查处组织者”。
昆明人之所以没有采取“散步”方式，而是选择传统的上访和激进的堵塞交通来表达对“私改公”政策的不满，可能是他们确信市长是不可说服的。在忽略了征询意见、听证会等必要程序，就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新政策，私权的不被尊重必然招致激烈的民意反弹。
当不可说服的“市长”遇到了不可说服的市民，沟通、和解的通道就被堵塞，剩下的就只会是私权的蛮力申诉和像石头一样强硬的公权。
非理性的博弈方式在2008年的公共生活中隐隐发作，从瓮安事件到孟连事件，再到陇南上访事件，激烈的矛盾冲突轮番上演，冲淡了年初上海人“散步”透露出的一丝暖意。但是，上海人的选择说明，“散步”并非不可复制，厦门官员“和市民一起成长”的努力已经在2008年得到更多维权者的响应，如果说“散步”是告别传统维权方式的一个符号，那么，我们祈望看到更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性之光。
“孟学农们”：黯然引退的积极意义
妥协未必不会带来好的结局。2008年的中国官场，对民意的妥协还体现在那些去职的官员身上。
2008年9月12日至22日，短短10天时间，襄汾溃坝、三聚氰胺奶粉、数起矿难、深圳特大火灾接连不断，行政问责风暴随之刮起，其力度已超越2003年首轮问责风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孟学农、李长江的引咎辞职。
除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问责高官，也有一些“小官”因为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丢了乌纱帽。同样是在9月，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有关部门的3名干部被免职。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为质疑茅台酒质量和价格，当众扇卖酒老人两个耳光，被免去党内外领导职务。
“上拍老虎，下打苍蝇”，2008年的行政问责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细，广到工作生活中的言行和琐事，细到为官主政的心态和做派。这无疑给手握公权力的人一个警示：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可以怠慢的。
对于孟学农又一次引咎辞职，弹赞之声兼而有之。有人说，引咎辞职是一种政治理性，是“官员问责阀门的开启”，使“集体负责”之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责任代表，也使中国有了一种新鲜的政治风气；但也有人认为孟在2003年因非典去职，此番在山西的“带病上岗”本来就缺乏一个透明的复出程序。
舆论对“孟学农们”的关注，将2008年的问责风暴推向制度化的前沿，而引咎辞职官员的复出机制更成为一大焦点。
引咎辞职的根本特征是官员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应该是一种制度化的责任运作空间，而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制度，更不是用来平息一时民愤的工具。主动去职是需要政治勇气的，这样一种体面的隐退，是政治责任的承担者尊严地承担责任，并基于自己良心之上的权力自省。
专家呼吁，对于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要给复出的机会，但是，在任用程序上要公开、透明。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支撑，官员复出缺乏严格的程序性，会令官员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2008年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这是邱晓华被“双开”后首次露面，邱晓华复出“云山雾罩”饱受舆论诟病，这也反证出一个结论：只有透明的制度才能经得起民意的审视。
2004年以来，“个性官员 威权政治”占据了中国地方治理舞台的中心，在一个克里斯马型领导大行其道的年代，地方治理改善更多有赖于明星官员的推动。“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地方”，这也是最常见的媒体叙事逻辑。
2008年，个性官员的个性化施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年度公共生活空间里，鲜有“政治明星”的身影，我们更多地看到群体的力量，在见证并推动着政府治理的改善。“个性官员 威权政治”的终结，必然对应着群益与群力的崛起。
中國网民：
以什么样的方式宣告成年
对中国网民来说，2008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
1998年7月8日，科技部公布第二批56个信息科技名词，其中“互联网用户”的中文名称正式被确定为“网民”。短短十年时间，中国网民就以2.53亿之众，跃居世界第一。
2008年，中国网民带给人们的惊喜，首先就在于其强大的揭示真相的能力。上海一名普通的IT技术人员，偶然捡到了官员公款出游的资料后在网上予以曝光，不仅涉及此事的出国考察人员受到党纪处理，由此引发的对公款出国的网络挞伐更如山呼海啸。
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发生了山体滑坡，这起被当地政府确定为自然灾害的事故。经由记者博客揭开弥天大谎，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行为，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并最终促成国务院组成调查组对滑坡事故进行彻查。
地方副职过多、搜索引擎信任危机，以及系列食品安全隐患，2008年的中国网民一次次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发力，而在“华南虎照”真伪辩论中，网民所起到的定纷止争作用成为标杆事件。
在媒体、专家对着乱象丛生的“虎照”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来自攀枝花的网友称周正龙所拍照片上的那只华南虎，很像他家中年画上的虎。经照片对比，专家才得以确认“此虎”正是“彼虎”。随后，网友查出了生产年画的公司，该公司也证实周正龙所拍之虎，正是其5年前生产的产品。经过几个月的真伪之辩，华南虎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
一张“虎照”引发的公共辩论，早已“离题”千里，在整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陕西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人们关注的是重重权力包裹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网民中的“打虎派”甚至喜极而泣。
对中国人来说，一张照片的真伪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网民已经将对真相的追问，视为对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有力捍卫。
长期以来，中国神秘化的行政传统，让国人在重重权力屏障面前，失去了寻找真相的信心。这种无法逼近真相的无力感，充斥在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网民对公共政策的质疑往往采用“愤青式”的批评，而鲜有寻求真相的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虎照事件不在于其所引发的地方政府公信危机，而在于网民挽救了自己的信心。2008年，经过“虎照”等一系列事件的淬火，中国网民正以其前所未有的行动力步入“成年”。
网络不是民意的流放地，只有网络上的民意能够推动制度的变革，并对现实中的政府治理施加影响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体制内的尊重。
2008年6月2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作客人民网，网友“小火龙”也实现了“要与总书记在网上聊聊天”的愿望，观察家分析认为，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是肯定了网络民意的合法性。网络民意终于与体制内的驱动形成合力，因此，也有人将2008年称作“网络问政元年”。
维权者：“散步”分化出新阵营
网络上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会投射到现实生活之中。2008年另一个群体也在以其特有的行动力改变着自己的际遇，同时改变别人的际遇。
2008年1月12日，天寒地冻。沪杭磁悬浮上海段优化方案和环评报告低调公示。几天后，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此事的沿线居民，陆续走上街头“散步”或购物，温和地表达己见，以寻求与政府沟通的可能。
“散步”不是上海人的首创。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已为上海提供了一整套公民参与的样本。温和的上海人以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向政府表达他们对磁悬浮可能导致的环境问题的担忧。
这是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行为艺术，和解之门再次打开。在人头攒动的上海人民广场，市民说，“散步”只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官员说，公示的只是草案，不排除再作调整，呼吁市民合法、理性地反映意见。双方平心静气，官民沟通就如散步交谈一般从容。
“我们和市民一起成长。”PX事件中厦门官员的话言犹在耳。在利益纷争面前，平等谈判、公平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利益才是最大利益，厦门、上海概莫例外。
有评论认为，上海人的散步是因为他们相信能够遇到一位可说服的市长。能够被说服，是公权具备自我矫正功能的基础，但是当博弈的陀螺转动起来，我们发现不可说服的固执却屡见不鲜。
4月的昆明，有一丝躁动。因为得悉政府要将39条单位及小区道路转为城市公用道路，几百名自发组织的小区业主将城市主干道的4个路口堵断。这一场博弈按照既定的逻辑演进，公安民警“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并表示要“依法查处组织者”。
昆明人之所以没有采取“散步”方式，而是选择传统的上访和激进的堵塞交通来表达对“私改公”政策的不满，可能是他们确信市长是不可说服的。在忽略了征询意见、听证会等必要程序，就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新政策，私权的不被尊重必然招致激烈的民意反弹。
当不可说服的“市长”遇到了不可说服的市民，沟通、和解的通道就被堵塞，剩下的就只会是私权的蛮力申诉和像石头一样强硬的公权。
非理性的博弈方式在2008年的公共生活中隐隐发作，从瓮安事件到孟连事件，再到陇南上访事件，激烈的矛盾冲突轮番上演，冲淡了年初上海人“散步”透露出的一丝暖意。但是，上海人的选择说明，“散步”并非不可复制，厦门官员“和市民一起成长”的努力已经在2008年得到更多维权者的响应，如果说“散步”是告别传统维权方式的一个符号，那么，我们祈望看到更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性之光。
“孟学农们”：黯然引退的积极意义
妥协未必不会带来好的结局。2008年的中国官场，对民意的妥协还体现在那些去职的官员身上。
2008年9月12日至22日，短短10天时间，襄汾溃坝、三聚氰胺奶粉、数起矿难、深圳特大火灾接连不断，行政问责风暴随之刮起，其力度已超越2003年首轮问责风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孟学农、李长江的引咎辞职。
除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问责高官，也有一些“小官”因为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丢了乌纱帽。同样是在9月，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有关部门的3名干部被免职。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为质疑茅台酒质量和价格，当众扇卖酒老人两个耳光，被免去党内外领导职务。
“上拍老虎，下打苍蝇”，2008年的行政问责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细，广到工作生活中的言行和琐事，细到为官主政的心态和做派。这无疑给手握公权力的人一个警示：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可以怠慢的。
对于孟学农又一次引咎辞职，弹赞之声兼而有之。有人说，引咎辞职是一种政治理性，是“官员问责阀门的开启”，使“集体负责”之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责任代表，也使中国有了一种新鲜的政治风气；但也有人认为孟在2003年因非典去职，此番在山西的“带病上岗”本来就缺乏一个透明的复出程序。
舆论对“孟学农们”的关注，将2008年的问责风暴推向制度化的前沿，而引咎辞职官员的复出机制更成为一大焦点。
引咎辞职的根本特征是官员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应该是一种制度化的责任运作空间，而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制度，更不是用来平息一时民愤的工具。主动去职是需要政治勇气的，这样一种体面的隐退，是政治责任的承担者尊严地承担责任，并基于自己良心之上的权力自省。
专家呼吁，对于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要给复出的机会，但是，在任用程序上要公开、透明。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支撑，官员复出缺乏严格的程序性，会令官员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2008年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这是邱晓华被“双开”后首次露面，邱晓华复出“云山雾罩”饱受舆论诟病，这也反证出一个结论：只有透明的制度才能经得起民意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