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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在我国列入庆典已90年。90年来,每逢五月一日,全国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庆典活动举行。世纪阅报馆有幸珍藏一批载有“五一”国际劳动节诞生史和最初植入中国时的情况的老报刊,意义颇为重要。岁值“五一”国际劳动节120周年暨这个伟大的节日传入中国90周年,特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植入略加介绍,以致纪念。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确定
据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建设》杂志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19世纪中叶,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逐步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为了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残酷地剥削工人。
在当时的美国,工人每天都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而且工资很低,勉强可以糊口,安全生产措施和医疗更谈不上。沉重的阶级压迫,激起了无产者巨大的愤怒。他们知道,要争取生存条件,就只有团结起来,通过罢工运动与资本家作斗争。自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之后,美国工人深受启发,工人们也提出罢工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必要的劳动保护。但黑心的资本家根本不管不顾,于是各地工厂工人暗自结成组织,然后串连起来。准备开展大规模斗争。
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罢工开始了。工人们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不久,队伍日渐扩大,工会会员人数激增,各地工人也纷纷参加罢工运动。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国会正式制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但是,狠毒的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这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工人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资本家的折磨。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决定将这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推向新高潮,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工人大罢工,导致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处于瘫痪状态,火车停驶,商店关门,所有的仓库都被贴上封条。当时在罢工工人中流行着一首“八小时之歌”,歌中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激昂的歌声唱出了工人的心声,唱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愿望,也感染了广大的群众,他们纷纷声援工人的罢工运动,将罢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极为恐慌,他们不甘心答应工人的条件,便露出他们狰狞的一面。5月3日,芝加哥政府当局终于撕下了“民主”的假面具,用暴力镇压工人。他们组织罢工破坏者在警察的保护下混进工人的罢工队伍,故意制造混乱,以此为借口,当场开枪打死6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心为死难的工人兄弟们报仇!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
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
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联络几个进步组织,成立同盟会,并创办一份机关报——《民报》,大量介绍西方革命内容,其中第四卷和第五卷首次将国际劳动组织情况和巴黎公社起义情况向国人做了长篇介绍。当时翻译过来的名称叫“万国劳动者团体大示威”。不过当时并没有确切的向中国引入的打算,只是一种国际动态介绍。
“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被作为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节日向中国介绍,是在1918年,首先站出来介绍的,正是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李大钊在北方用文字形式在孙中山先主主持的《建设》杂志上介绍,上海、苏州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向群众散发传单进行宣传。
“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在中国举行庆祝活动是1918年5月1日。这一天,陈溥贤、高一涵主编的北京《晨报》将第七版辟为专版,发表署名为“渊泉”、“守常”、“一粟”、“一湖”等几位作者的文章,全面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其中,“渊泉”从人类的三个基本权利即生存权、劳动权和自由权来论述工人应该拥有的权利,论述通俗易懂。守常所写的《“五一节”的感想》,以简约、通俗的白话文,向读者介绍“五一”节是怎么回事,何时何地何因发起的,我国眼前状况及今后的预祝。“一粟”主要谈的是对“五一”节的感想,从“五一”国际劳动节来由,西方工业革命,论述到中国怎样与之接轨。由于他们的见解精辟,说理性强,引起全国新闻媒体重视,各地很多报刊予以转载。
上海是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接受西方新思想比较快,由于1918年5月已经有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道,加之1919年3月以来庆祝“五一”活动的呼声日益高涨,一部分工人已经初步结成团体,做出“五一”游行的行动。此事引起《申报》、《国民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读物的极大关注,它们对上海滩发生的工人游行活动和当局、资本家的反应都作了详细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次日,上海见到北京《晨报》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专版,深受启示,立即对该版的内容予以转载,从而引起一场大讨论,有效地刺激了广大工友投身这项伟大活动中来。
经分析考证,“渊泉”即北京《晨报》主编陈溥贤,福建闽侯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1913年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任《展钟报》记者。1918年春任《晨报》主笔。1918年年底,他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采访。1919年1月11日起,他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发表《日本之讲和态度》,10天后又发表《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等报道。通过这些报道内容可以看出,他到日本后,主要是想考察日本的軍部、政党、议会等统治机构,探索日本朝野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所持的态度特别是日本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因为这是中国舆论最关心的焦点。新闻的特点就是最先、最准地报道社会最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作为《晨报》主 笔,想利用这个机会,抢先发表举国关注的山东问题处理动向。不料,他在日本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对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特别热心,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和他指导的“黎明会”的活动正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焦点。因为日本“黎明会”的活动是非常进步的举动,倡导工人起来响应“五一”国际劳动节运动,陈溥贤以一个新闻人的敏感,察觉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于是连续发表文章声援“黎明会”。回国后,陈溥贤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东游随感录》,前后一个月的时间,详细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情况。
“守常”即李大钊之字。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07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仅20多天又改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建设》杂志发表《五一运动史》、在《甲寅杂志》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国际劳动组织和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素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称谓。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名望,源于他在1918年到1919年连续两年极力推介“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是1919年所写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功劳最大。
“一粟”即高一涵,安徽六安人。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人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25年加人中国国民党。1926年,高一涵赴武昌途中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四一二”后脱党,任上海法政大学教授。1919年创设“五一”国际劳动节号时,正担任《晨报》主编,为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西方无政府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
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且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已经有了工人游行庆祝活动,所以这一年就被认定为,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反动当局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手脚无措。但他们通过报刊也了解了一些国内外形势,加之上年的“五四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所以这一次害怕引起更大争端,也没敢过于干预,只是如同上年一样,随游行队伍“监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早期传人情况。
中国共产党对“五一”节历来非常重视,抗日战争艰难岁月,边区政府每年也都将“五一”作为最重要的节日来庆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五月一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并规定这一天全国放假一日。从此以后,每到“五一”庆祝时,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裝,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确定
据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建设》杂志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19世纪中叶,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逐步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为了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残酷地剥削工人。
在当时的美国,工人每天都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而且工资很低,勉强可以糊口,安全生产措施和医疗更谈不上。沉重的阶级压迫,激起了无产者巨大的愤怒。他们知道,要争取生存条件,就只有团结起来,通过罢工运动与资本家作斗争。自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之后,美国工人深受启发,工人们也提出罢工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必要的劳动保护。但黑心的资本家根本不管不顾,于是各地工厂工人暗自结成组织,然后串连起来。准备开展大规模斗争。
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罢工开始了。工人们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不久,队伍日渐扩大,工会会员人数激增,各地工人也纷纷参加罢工运动。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国会正式制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但是,狠毒的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这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工人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资本家的折磨。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决定将这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推向新高潮,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工人大罢工,导致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处于瘫痪状态,火车停驶,商店关门,所有的仓库都被贴上封条。当时在罢工工人中流行着一首“八小时之歌”,歌中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激昂的歌声唱出了工人的心声,唱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愿望,也感染了广大的群众,他们纷纷声援工人的罢工运动,将罢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极为恐慌,他们不甘心答应工人的条件,便露出他们狰狞的一面。5月3日,芝加哥政府当局终于撕下了“民主”的假面具,用暴力镇压工人。他们组织罢工破坏者在警察的保护下混进工人的罢工队伍,故意制造混乱,以此为借口,当场开枪打死6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心为死难的工人兄弟们报仇!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
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
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联络几个进步组织,成立同盟会,并创办一份机关报——《民报》,大量介绍西方革命内容,其中第四卷和第五卷首次将国际劳动组织情况和巴黎公社起义情况向国人做了长篇介绍。当时翻译过来的名称叫“万国劳动者团体大示威”。不过当时并没有确切的向中国引入的打算,只是一种国际动态介绍。
“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被作为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节日向中国介绍,是在1918年,首先站出来介绍的,正是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李大钊在北方用文字形式在孙中山先主主持的《建设》杂志上介绍,上海、苏州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向群众散发传单进行宣传。
“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在中国举行庆祝活动是1918年5月1日。这一天,陈溥贤、高一涵主编的北京《晨报》将第七版辟为专版,发表署名为“渊泉”、“守常”、“一粟”、“一湖”等几位作者的文章,全面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其中,“渊泉”从人类的三个基本权利即生存权、劳动权和自由权来论述工人应该拥有的权利,论述通俗易懂。守常所写的《“五一节”的感想》,以简约、通俗的白话文,向读者介绍“五一”节是怎么回事,何时何地何因发起的,我国眼前状况及今后的预祝。“一粟”主要谈的是对“五一”节的感想,从“五一”国际劳动节来由,西方工业革命,论述到中国怎样与之接轨。由于他们的见解精辟,说理性强,引起全国新闻媒体重视,各地很多报刊予以转载。
上海是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接受西方新思想比较快,由于1918年5月已经有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道,加之1919年3月以来庆祝“五一”活动的呼声日益高涨,一部分工人已经初步结成团体,做出“五一”游行的行动。此事引起《申报》、《国民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读物的极大关注,它们对上海滩发生的工人游行活动和当局、资本家的反应都作了详细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次日,上海见到北京《晨报》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专版,深受启示,立即对该版的内容予以转载,从而引起一场大讨论,有效地刺激了广大工友投身这项伟大活动中来。
经分析考证,“渊泉”即北京《晨报》主编陈溥贤,福建闽侯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1913年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任《展钟报》记者。1918年春任《晨报》主笔。1918年年底,他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采访。1919年1月11日起,他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发表《日本之讲和态度》,10天后又发表《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等报道。通过这些报道内容可以看出,他到日本后,主要是想考察日本的軍部、政党、议会等统治机构,探索日本朝野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所持的态度特别是日本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因为这是中国舆论最关心的焦点。新闻的特点就是最先、最准地报道社会最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作为《晨报》主 笔,想利用这个机会,抢先发表举国关注的山东问题处理动向。不料,他在日本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对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特别热心,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和他指导的“黎明会”的活动正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焦点。因为日本“黎明会”的活动是非常进步的举动,倡导工人起来响应“五一”国际劳动节运动,陈溥贤以一个新闻人的敏感,察觉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于是连续发表文章声援“黎明会”。回国后,陈溥贤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东游随感录》,前后一个月的时间,详细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情况。
“守常”即李大钊之字。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07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仅20多天又改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建设》杂志发表《五一运动史》、在《甲寅杂志》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国际劳动组织和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素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称谓。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名望,源于他在1918年到1919年连续两年极力推介“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是1919年所写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功劳最大。
“一粟”即高一涵,安徽六安人。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人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25年加人中国国民党。1926年,高一涵赴武昌途中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四一二”后脱党,任上海法政大学教授。1919年创设“五一”国际劳动节号时,正担任《晨报》主编,为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西方无政府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
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且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已经有了工人游行庆祝活动,所以这一年就被认定为,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反动当局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手脚无措。但他们通过报刊也了解了一些国内外形势,加之上年的“五四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所以这一次害怕引起更大争端,也没敢过于干预,只是如同上年一样,随游行队伍“监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早期传人情况。
中国共产党对“五一”节历来非常重视,抗日战争艰难岁月,边区政府每年也都将“五一”作为最重要的节日来庆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五月一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并规定这一天全国放假一日。从此以后,每到“五一”庆祝时,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裝,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