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音乐评论家之于中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就如同伯乐之于马。伯乐之了不起就在于慧眼独具能识马：从芸芸众“马”中识选出千里马，昭示于天下；对尚还不是千里马但极具潜质的好马，则肯定其长处，指出其不足，点明改进驯养的方向，热情而真诚地鼓励、引导其成长；至于对那些冒充千里马的假冒伪劣者，则要严肃评判揭露。我想，音乐评论家的职责也大致如此。
　　我主要谈关于交响音乐创作的评论。这里要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很多，但我只想谈三点我想到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商讨。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评论家对交响音乐这种体裁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这里涉及交响音乐的雅俗定位问题。首先，我觉得“交响音乐”这个概念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凡是用管弦乐队或交响乐队演奏的音乐都可以叫做“交响音乐”。就如现在我们在一些交响音乐普及活动中看到的那样，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之类的作品便有着很重的分量。但我觉得在交响音乐这个殿堂里面，真正的镇堂之宝应该是那些有分量的“交响性”作品，如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马勒等作曲家的交响大作，而不是那些用管弦乐队演奏的小品或轻音乐之类。我国几代作曲家如冼星海、江文也、马思聪、丁善德、朱践耳、罗忠镕、王西麟、杨立青、谭盾、郭文景、叶小纲、陈其钢、唐建平、何训田、朱世瑞等等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批交响音乐的优秀作品，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值得评论家重点关注。当然，比较通俗的作品老百姓喜欢，也很好。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交响音乐”（亦即“狭义”的“交响音乐”）还只能是小众艺术，而不是大众艺术。我们也不能仅仅凭主观的愿望就想要去把它变成大众艺术。只有等到将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整个人类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再说。在目前情况下，就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在一千多万人口中如果有十万个爱好交响音乐的听众，每人每年听一场交响音乐会，那么每年就有一百场交响音乐会可以满座。十万人只是北京或上海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我估计十万人都不见得有。而且，实际上一个城市每年也还提供不了一百场交响音乐会（即每周都有两场）。交响音乐的创作与演出成本很高，这也限制了大规模普及的可能性。从目前交响音乐会票房上座率的情况来看，音乐会数量并不算多，但满座的情况很少。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重要的文化中心尚且如此，其他的地方就更加可想而知了。所以我觉得目前还不是充分实现把交响音乐搞成大众化的时候，尽管这样的用心非常好，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就像想要把交响乐变成“超级女声”那样，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它现在仍然只是一个小众艺术。小众不是“贵族”，他们也是大众的一部分，是大众中有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提高了的那一部分。
　　严格意义上的交响音乐，我认为要符合如下四个字的要求，那就是：精、深、高、雅。精，是要有精致的手法，精湛的技巧，精美的形式；深，是要有深刻的思想，深厚的人文内涵，没有深刻的思想和人文内涵谈不上交响乐；高，是一种高文化，具有高尚、崇高、高水准的文化品格；雅，是给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来听的，因此它不会是粗、浅、低、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广义”的交响音乐里头有一些雅俗共赏的东西，我们应该提倡，应该欢迎，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的交响乐真正缺少的恰恰还是它的主体和重头戏，也就是说，真正的镇堂之宝还非常的缺少，我们还没有出现像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和马勒这样的大师，像他们的经典大作那样能够“镇得住堂”的作品还很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评论家应该在考虑交响乐大众化的同时，也要真正考虑到保护和鼓励作曲家搞这种精、深、高、雅的东西，有独创性的东西。如果交响音乐领域中没有这个主体或者核心的部分，我觉得中国的交响音乐事业将会是非常可怜的。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评论工作应该有很高的专业标准。交响音乐创作的评论与一般的媒体宣传、介绍、炒作是迥然有别的，与一般的听后感也是不同的，它应当是具有高度专业修养的内行专家经过严肃认真的研究之后发表出来的真知灼见。外行的评论绝对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很可能在一般读者中产生误导。
　　众所周知，交响音乐创作需要极高的专业技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专业技巧也是与时俱进的。对于评论家特别是有志于从事评论工作的年轻学者而言，面对一些在技巧上追求创新的作品，也必须在专业知识与素养上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如果你对某些新东西不太懂，你就说不到点子上，就无法作出中肯的评说。作曲技巧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对于一些陌生的新手法，不要不假思索就去责怪是玩弄技术。盲目玩弄技术当然是不好的。现代音乐中固然有一些盲目玩弄技术的垃圾作品，但在传统音乐中或用传统技术写的东西中其实照样有大批空洞无物的垃圾作品。传统音乐中可以成为经典的精华其实也是少数。现代技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新风格新技术的探索总是带有实验性甚至冒险性的，其用意是为了寻求新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宜轻易否定。不应怪罪于技巧本身，技术这个东西是无罪的，就看你怎么用。实际上我认为技术一定是要随着时代发展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譬如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第一乐章的再现部，经过跟命运较量之后，双簧管在主题乐句再现后面插入了一个短小的（一小节）宣叙性曲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因此音乐史上把它推得很高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但是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八交响乐》的再现部，引子主题和曼弗雷德主题相继出现之后，在主题再现前插入了一长段英国管演奏的插段。这个被阿萨菲耶夫称之为“我还活着”的宣叙调插段比贝多芬的大了几十倍。这个用法是在继承贝多芬的基础上的大胆突破与创新。为什么？这就是时代内容不同了，就要求有新的技巧去表现，毕竟贝多芬还没有经历过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大浩劫、大灾难嘛。时代不同就会要求新的艺术手法，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我们再回想一下，像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如果用莫扎特式的手法来写，能有这样的震撼力吗？上海非常著名的越剧演员袁雪芬，她对西方交响乐应该说并不太熟悉，但是她在国外听了勋伯格的这部作品之后都能感动得流泪，震撼得不能自已。莫扎特的手法能表现这样的东西吗？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像诺诺，我听了他的《被打断的歌》之后就感觉这简直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真实地再现了人类所经历的那种浩劫，在面对生死关头人类内心所发出的呼嚎和呐喊。可以看到，这些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派都不是在无谓地玩弄技术，而都是为了某种特定艺术表现的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同样是作曲家的追求。用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来说话，怎么可能有艺术震撼力呢？我国当代最杰出的老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和罗忠镕先生都是在他们已经功成名就的知天命之年才改弦易辙，在创作上探索新技法新风格。所为何来？就是因为他们深切感到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老手法不足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新内容新精神。所以我认为技术是无罪的，而且不但无罪，简直大有功，技术探索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够表现新的时代的声音、新的人类的精神和新的审美趣味。
　　第三个问题，如果普及交响音乐是我们美好的理想，那么评论工作正是高雅精深的交响音乐与大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很多交响音乐爱好者正是因为读了精彩的评论才引发对交响音乐的兴趣，并在评论的引导下走进交响音乐的殿堂的。就拿贝多芬来说，大多数人是先从书面或口头的评介知道了贝多芬其人其乐的信息后才去听他的音乐的。因此，深入浅出的交响音乐评介对大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交响音乐评论家应当在普及交响音乐的神圣工作中担当重要角色。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评论的学术性与普及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普及性的评介固然需要浅显生动，但也必须以精准的学术定位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应当深入浅出。没有学术的“深入”，一味追求通俗浅显，有时可能造成误导。另外，普及评介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来把握尺度。普及性的交响音乐评介，不仅限于文字，评论家到群众中去作讲座我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教育部前些年启动的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几年来已取得很好的效果。这种活动其实也可以不限于高等院校，而把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热情而执着地去开展这项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取得成效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是超乎一切要求之上的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评论的道德。评论应当诚实、公正。评论离不开主观性，要有主观的看法，就必须诚实；评论又离不开客观性，要有客观的评价，因此就必须公正。两者是矛盾的统一。不诚实不公正的评论带来的危害我不必多说，我们曾有过太多的惨痛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交响音乐世纪回顾——2008上海论坛”上的发言）
　　高为杰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