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溯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作时期在于中国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相比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国哲学的流派纷纷涌入中国的学术市场，不同的流派在不同的时期各领风骚。由此产生了比较之学，究其根本不同，梁溯溟先生在当时认为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伦理思想，人生哲学”，这些不同点导致了改革在于本国的困难，或者政策不能够顺利地实行。之于文化的根本不同，导致了一些思想在运用上的困惑，之所以介绍国外的哲学理论，是因为它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或者其他社会问题的现状可以作一定的理解和阐述。然而在推进国外哲学理论的进程中会出现方式的问题，正如梁溯溟先生提到的连根“拔除”和“翻身”，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于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不仅中国人使用自己的文化，而且要同西方一样，使东方文化变成世界性的，正如二三十年代，西方提倡的德谟克拉西河科学一样。现在中国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可能存在于翻译西方的经典，其实从中辛苦的寻找教育真理，在中国的土地上加以推广，尤其是杜威，教育甚是推崇，但是认定了适合的理论，也会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杜威万能论，任何教育相关的文章均可以在杜威的哲学著作中有根可寻。这无可厚非地是客观上推动了杜威思想在于中国教育中的传播，推进了西方文化的世界化。梁溯溟先生提及了他对于西方化的认识，“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其根本的精神”。现在提到的全球化其实就为全球性地推进西方化的过程，似乎东方文化正在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而“翻身”似乎存在着一定的艰难性。可能新儒学的兴起，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的重新思考。
　　梁溯溟先生在探讨人生时，抽象了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三条道路：一是本来的道路，遇到问题要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道路；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要求自我满足，不想通过奋斗改变局面，而是安于现状。处理得主要问题是自己意欲的调和；三是遇到问题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者要求。对于各纵欲望的禁止的行为是属于这条道路。其实概括起来即为向前面的要求;对于自己的思想的变换，调和和持中，转身向后去的要求。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毫无疑问他们所走的是第一条道路，即向前的路向，其内涵包括征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相应的，中国传统所提倡的中庸的思想，可能可以归纳为一种协调和中和，即为第二条道路。正如李守常先生认为，东方文明的精神在于静，而西方的精神在于动。西方是要求即刻下手解决问题的，中国传统则与之相反。
　　梁溯溟还比较了西洋，中国和印度哲学和宗教，哲学又具体区分形而上学，知识和人生观三个部分，中国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印度则是以佛教为主线的剖析。首先介绍了哲学的定义和三量，“思想是知识的进一步，就是从原有知识，发生添加出来的意思，哲学则是由系统的思想，首尾衔接成为一家之言。”“现量，就是感觉，比量就是理智，也就是我们心理上构成知识的一种作用。直觉，就是依附于感觉——心王——之受想而心所”。对于印度的佛教和哲学背景，不慎了解，详细看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区别，西洋哲学偏于外向，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尤其发达，因为西方走的是第一条道路，偏重于向外的研究，哲学还是一元多元唯心唯物的问题，依旧承接古代的形而上学，探讨宇宙之本源和究竟。著名的哲学家迪卡尔，斯宾塞，来勃尼兹，巴莱索发挥和讨论的亦是如此。罗素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是静的，外向的因素和自然的精神，犹在自然的一面，所以和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罗素的方法在于他的数理理论的方法来探讨哲学。罗素反对对于理论进行改革而产生新的理论。哲学应该试去讲明哪些根本问题为科学的基础，而不当否认现象，取消科学的。他拿数学的理论来拟构宇宙大概是怎样怎样，自己去建设出一个宇宙来，使现象得到解释，使科学得到安放。柏格森开创了另外一条形而上学的道路，他着眼于对于康德形而上学的批评，宣言说他的方法是出于对于康德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反对之外的，是要把康德以来被康德打断的形而上学和科学又搭建了一座桥接通。他提倡的方法即为知觉，宇宙的本体是生命和绵延，宇宙现象是生命现象之表现，为感觉和理智所认取而有似静体的，要认识到事物的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够办，必须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极为生活时，才能融为一体，没有主客观，可以称为绝对。对于中国哲学有一个大家公认一点即为“调和”，宇宙间没有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篇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隐而不显的，凡是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和和调和。所谓变化就是从不协调到协调，或者从不调和到调和。所以教育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也需要在渐变中寻求调和。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