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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读过大量的古书。他对古书理解之深、涉猎之广，令人惊叹。尤为妙绝的是，他经常从古书中汲取灵感，指导现实的斗争。对此，他称之为“古为今用”。在他的倡导下，我国史学界“古为今用”之风，盛行一时。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古书，还劝说和指导身边的人读。他让人读的书，含义深邃，读的人有的能理解，有的则不甚了了，甚至作了错误的解读。笔者推敲了几例，试陈一孔之见，就正方家。
水至清无鱼
据罗点点回忆，1938年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见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但毛泽东要罗瑞卿读的却是《后汉书·班超传》。
知父莫如其女，点点说她父亲“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世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罗夫人就更有意思了，——“妈妈说，有好长时间，她和爸爸都想不透毛泽东这两句话中，到底是表扬的成分多，还是批评的成分多”。
显然，罗瑞卿是认为表扬的成分多，因为他在给郝治坪写情书时，落款便是“洛水清”。他是以“官清如水”而自豪呢!直到1965年12月，罗瑞卿在上海挨整，他才又想起了毛泽东送他的两句话。点点说：“‘文革’后，我不止一次注意到，当提出类似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这样的问题时，爸爸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这两句话。”然而，罗家人始终想不明白：“清清洛之水，为什么如此难保清洁?”经过一番深思，点点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当毛泽东自己水很清时，水清就是优点；当他希望水浑一点的时候，水清就成了缺点。
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那是学术研究的大题目，对于平头百姓，它就是斯芬克司之谜。但罗瑞卿的直觉没有错，他的挨整确实和那两句话有些关系。我们不妨读一下《后汉书·班超传》。传载，西域都护班超离任，继任的任尚前来请教：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收。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原来水清、至察并非指为人的清或浊，而是指对人的宽和严。“性严急”的任尚，对班超的话嗤之以鼻，结果是西域叛乱、负罪还朝。罗瑞卿的“严急”怕是不亚于任尚。张民曾记叙了在三座门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是研究江河漂放木排的问题，罗瑞卿走进会议室，还没坐下，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林业部和水电部。罗越说越气，话说得很厉害，两个部的领导一再检讨。分管的副总理谭震林坐不住了，没等罗瑞卿把话说完，挟起皮包就走。罗跟着宣布散会，还补了一句：“看，有的人不是想走了嘛!”会议不欢而散。
罗夫人回忆上海会议，有这样一段：
总理和小平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严急”如果只是在工作方法上，顶多也就是“关系不好”。但是，“严急”如果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问题可就大了。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二陈事件”。
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福尔摩斯。1949年10月，叶剑英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他从江西陈正人那里要到广东。陈泊和陈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况迅速好转。叶剑英在给公安部的信中说：“广州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安，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然而，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年召开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51年，公安部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平反。
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瑞卿缓颊：“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想法。”叶剑英无奈，只好在华南分局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陈泊的夫人吕璜，向邓颖超递了一份申诉材料，邓仔细看了后，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吕璜从此不许探监。
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文艺晚会，经周恩来提议，叶剑英当场演唱一曲评弹。京西宾馆批罗会中，罗瑞卿跳楼自杀，叶还改辛弃疾词为“将军一跳身名裂”。罗点点对此甚是愤慨，说这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点点只是有点单向思维，—一喻悦原非始自批罗。更为可悲的是，拘捕二陈乃是批判广东地方主义的先声；而批罗，则是端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奏。你就做周勃吗?
1972年12月22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招呼到前排，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又说：“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吗?”(李文卿《近看许世友》)
回到南京，许世友果然派人到新华书店，买来了《汉书》和《新编前后汉故事选》。反复琢磨之后，他想起了毛泽东曾讲过的“周勃安刘”故事，“意识到毛泽东这时要自己看《汉书·周勃传》，是把我当做周勃了。他是在提示我……防止(吕后那样的)坏人篡党夺权”。他对副司令萧永银说，“要注意百年以后”，“可能要动枪，要准备打仗”(《许世友传》)。
许司令对江青的警惕和愤慨，令人钦敬。但是，说毛泽东想在百年之后借重许世友除掉江青，未免有些匪夷所思。看起来，许世友读的不是《汉书》，而是《故事选》。因为《汉书·周勃传》对于“周勃安刘”的事，并没有写，只用“语在《高后纪》”一笔带过。它着重记述的，除了周勃打天下时的赫赫战功，仅余二事。第一件是说周勃“椎(朴讷)少文”。他讨厌文人，每召见“士”，均不以礼相待，还要粗暴地说：“趣为我语。”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有话快讲，有屁快放!”第二件是被人举报谋反。由于居功自傲，汉文帝把周勃放逐回封地。周勃怕遭诛杀，每逢郡县来人，总是身着甲胄，家丁也全副武装。有人因此上书告他谋反，他遂被捕入狱。谋反是死罪，周勃很是恐惧了一阵子，幸赖一名狱吏帮忙，才大难不死。出狱后的周勃不胜感慨：“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6日)，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 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联系周勃对“士”的态度，毛泽东说许“厚重少文”，盖有深意焉!
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面对军内对“文革”的叛逆，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指挥不动就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辫子兵正是从南京起兵北上的，不知此时的毛泽东，是否想到了许世友的率兵勤王。我们不妨读一下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泽东所念的开场白：
送君送到阳关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的锣儿敲得苦。
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老迈年高)。
我老了，也要去“卖年糕”，要到福州去卖年糕。南京不去了，南京太热了。
“文革”前夕，毛泽东说北京的气候不好，不愿在北京待，如今气候不好的地方换成了南京。不知只身赴穗的许司令，最后是否读懂了《汉书》中那位功高盖主、因“谋反”而入狱的《周勃传》。
汲黯和桓伊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我们还是读读《汲郑列传》：
始(汲)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责，与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他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夤缘攀附的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积薪式的用人方式。汉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讥笑他不学无术。
周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经历了这场生死磨难，周恩来倒真该看看《汲郑列传》的结语：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其实，君王和宰相柢牾，历史上时有发生。东晋的孝武帝和谢安，便是一例。本来，谢安指挥儿子谢玄，淝水一战击败强敌苻坚，稳定了东晋的形势，武帝甚为倚重。后来因小人离间，君臣误会，国家岌岌可危。大将桓伊用一曲筝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结。《晋书·桓伊传》载：
奴既吹笛，(桓)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桓伊的歌声慷慨激越、悲壮苍凉，直唱得谢安“泣下沾衿”，武帝“甚有愧色”。毛泽东让周恩来读《桓伊传》，用心良苦呵!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
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古书，还劝说和指导身边的人读。他让人读的书，含义深邃，读的人有的能理解，有的则不甚了了，甚至作了错误的解读。笔者推敲了几例，试陈一孔之见，就正方家。
水至清无鱼
据罗点点回忆，1938年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见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但毛泽东要罗瑞卿读的却是《后汉书·班超传》。
知父莫如其女，点点说她父亲“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世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罗夫人就更有意思了，——“妈妈说，有好长时间，她和爸爸都想不透毛泽东这两句话中，到底是表扬的成分多，还是批评的成分多”。
显然，罗瑞卿是认为表扬的成分多，因为他在给郝治坪写情书时，落款便是“洛水清”。他是以“官清如水”而自豪呢!直到1965年12月，罗瑞卿在上海挨整，他才又想起了毛泽东送他的两句话。点点说：“‘文革’后，我不止一次注意到，当提出类似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这样的问题时，爸爸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这两句话。”然而，罗家人始终想不明白：“清清洛之水，为什么如此难保清洁?”经过一番深思，点点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当毛泽东自己水很清时，水清就是优点；当他希望水浑一点的时候，水清就成了缺点。
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那是学术研究的大题目，对于平头百姓，它就是斯芬克司之谜。但罗瑞卿的直觉没有错，他的挨整确实和那两句话有些关系。我们不妨读一下《后汉书·班超传》。传载，西域都护班超离任，继任的任尚前来请教：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收。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原来水清、至察并非指为人的清或浊，而是指对人的宽和严。“性严急”的任尚，对班超的话嗤之以鼻，结果是西域叛乱、负罪还朝。罗瑞卿的“严急”怕是不亚于任尚。张民曾记叙了在三座门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是研究江河漂放木排的问题，罗瑞卿走进会议室，还没坐下，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林业部和水电部。罗越说越气，话说得很厉害，两个部的领导一再检讨。分管的副总理谭震林坐不住了，没等罗瑞卿把话说完，挟起皮包就走。罗跟着宣布散会，还补了一句：“看，有的人不是想走了嘛!”会议不欢而散。
罗夫人回忆上海会议，有这样一段：
总理和小平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严急”如果只是在工作方法上，顶多也就是“关系不好”。但是，“严急”如果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问题可就大了。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二陈事件”。
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福尔摩斯。1949年10月，叶剑英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他从江西陈正人那里要到广东。陈泊和陈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况迅速好转。叶剑英在给公安部的信中说：“广州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安，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然而，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年召开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51年，公安部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平反。
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瑞卿缓颊：“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想法。”叶剑英无奈，只好在华南分局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陈泊的夫人吕璜，向邓颖超递了一份申诉材料，邓仔细看了后，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吕璜从此不许探监。
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文艺晚会，经周恩来提议，叶剑英当场演唱一曲评弹。京西宾馆批罗会中，罗瑞卿跳楼自杀，叶还改辛弃疾词为“将军一跳身名裂”。罗点点对此甚是愤慨，说这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点点只是有点单向思维，—一喻悦原非始自批罗。更为可悲的是，拘捕二陈乃是批判广东地方主义的先声；而批罗，则是端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奏。你就做周勃吗?
1972年12月22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招呼到前排，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又说：“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吗?”(李文卿《近看许世友》)
回到南京，许世友果然派人到新华书店，买来了《汉书》和《新编前后汉故事选》。反复琢磨之后，他想起了毛泽东曾讲过的“周勃安刘”故事，“意识到毛泽东这时要自己看《汉书·周勃传》，是把我当做周勃了。他是在提示我……防止(吕后那样的)坏人篡党夺权”。他对副司令萧永银说，“要注意百年以后”，“可能要动枪，要准备打仗”(《许世友传》)。
许司令对江青的警惕和愤慨，令人钦敬。但是，说毛泽东想在百年之后借重许世友除掉江青，未免有些匪夷所思。看起来，许世友读的不是《汉书》，而是《故事选》。因为《汉书·周勃传》对于“周勃安刘”的事，并没有写，只用“语在《高后纪》”一笔带过。它着重记述的，除了周勃打天下时的赫赫战功，仅余二事。第一件是说周勃“椎(朴讷)少文”。他讨厌文人，每召见“士”，均不以礼相待，还要粗暴地说：“趣为我语。”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有话快讲，有屁快放!”第二件是被人举报谋反。由于居功自傲，汉文帝把周勃放逐回封地。周勃怕遭诛杀，每逢郡县来人，总是身着甲胄，家丁也全副武装。有人因此上书告他谋反，他遂被捕入狱。谋反是死罪，周勃很是恐惧了一阵子，幸赖一名狱吏帮忙，才大难不死。出狱后的周勃不胜感慨：“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6日)，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 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联系周勃对“士”的态度，毛泽东说许“厚重少文”，盖有深意焉!
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面对军内对“文革”的叛逆，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指挥不动就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辫子兵正是从南京起兵北上的，不知此时的毛泽东，是否想到了许世友的率兵勤王。我们不妨读一下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泽东所念的开场白：
送君送到阳关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的锣儿敲得苦。
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老迈年高)。
我老了，也要去“卖年糕”，要到福州去卖年糕。南京不去了，南京太热了。
“文革”前夕，毛泽东说北京的气候不好，不愿在北京待，如今气候不好的地方换成了南京。不知只身赴穗的许司令，最后是否读懂了《汉书》中那位功高盖主、因“谋反”而入狱的《周勃传》。
汲黯和桓伊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我们还是读读《汲郑列传》：
始(汲)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责，与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他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夤缘攀附的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积薪式的用人方式。汉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讥笑他不学无术。
周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经历了这场生死磨难，周恩来倒真该看看《汲郑列传》的结语：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其实，君王和宰相柢牾，历史上时有发生。东晋的孝武帝和谢安，便是一例。本来，谢安指挥儿子谢玄，淝水一战击败强敌苻坚，稳定了东晋的形势，武帝甚为倚重。后来因小人离间，君臣误会，国家岌岌可危。大将桓伊用一曲筝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结。《晋书·桓伊传》载：
奴既吹笛，(桓)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桓伊的歌声慷慨激越、悲壮苍凉，直唱得谢安“泣下沾衿”，武帝“甚有愧色”。毛泽东让周恩来读《桓伊传》，用心良苦呵!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
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