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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岁的戴明顾不上亲朋好友的劝阻,2003年执意让自己的人生拐一个弯——他放弃某县级市医院副院长的职位,转身筹建当地第一家民营医院。
如今,这所“得到政府和卫生部门支持”的“东岸医院”已经小有名气,戴明却有些黯然神伤:“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踏进民营医院这一行。”
“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戴明十分熟悉公立医院相对优越、稳定的工作滋味。
在创办民营医院之前,戴明曾做过多年市人民医院科室主任。“在这家二级医院,我有五六次升职的机会,但都在最后关头落败。”
一气之下,戴明选择出走,承包了当地某职工医院。这个工作,验证了戴明的能力,也让他对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产生兴趣。当有关部门任命戴明为当地某二级医院副院长时,他只在医院上了一周班,就决定要辞职。
戴明说,以这个年龄做副院长,意味着将在这个位置上退休,“我陷入了人生价值与现实利益等问题的思考,结果是,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彼时,戴明更愿意把兴办民营医院判断为一种“机遇”,“我研究过国家的政策,认为医疗卫生领域同样需要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以满足老百姓的医疗保健需求,这就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戴明给同学好友们举一个数据:当地100多万人口,只有市人民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这种布局合理吗?能消化百姓的就医需要吗?显然不能,那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在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下,戴明借钱、买地、申办医院,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终于让“东岸医院”的招牌矗立在市中心。
“非国民待遇”
医院开办至今,戴明已切身体会到很多民营医院同道描述过的来自有关部门的“冷落”。
比如医院营业必需的发票,戴明说,公立医院属事业单位,其发票毫无疑问是事业单位类型的,但对民营医院的发票使用则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发票也就很不相同,有事业单位的,有税务的,有民政的,甚至还有自印的。“我曾问自印发票的院长,这可是违法的呀,院长说,到处申请发票都不给,只好自己印了。”
再如民营医院的等级评审,戴明说,按照有关规定,申报一级甲等医院以上,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创建“爱婴医院”,“但一些地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民营医院开设产科,理由是产科的医疗风险比较大,这实际上断送了民营医院进入国家评价体系的可能。”
戴明说,他感到幸运的是,“东岸医院”因为其“非营利性医院”的性质,绕过了相当多民营医院苦恼的税收问题和医保定点问题。
“一旦选择营利性,不仅要纳税,而且很难进入各类医保定点,这无异于绑住自己的手脚。不过,非营利性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分红,于是一些医院就会在这个方面弄虚作假。我们医院好在是独资,所谓肉烂在锅里,这方面需求还不迫切。”而记者了解到,根据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民营医院往往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
现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而没有获得相应的医保定点资格,几乎是一些民营医院的“灭顶之灾”:不仅余下的市场份额大大降低,而且面临来自几乎所有相关医院的竞争。
人才“梦魇”
戴明说,人才问题是他几乎难以摆脱的梦魇。“我们医院给医生开的工资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公立医院同级医生的账面工资高出很多,但是,我们很难吸引人才。”
戴明认为,民营医院难以形成人才队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人才流动政策的制约,比如,福利、户籍、职称晋升等。
目前,在很多地方,医务人员选择去民营医院工作,几乎意味着自动放弃职称晋升。原因大致包括:其一,由于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缺少继续教育,而且很难有时间、机会写论文、做研究;其二,竞评高级职称需要医务人员有在基层医疗单位的工作经历,由于民营医院大多没有完全纳入全行业管理,医生职称晋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民营医院的人才队伍往往是‘老的老、小的小’,”戴明说,“中青年专家,真正主动选择到民营医院就职的非常少,所以,民营医院的人才梯队往往很不合理。”
由于福利待遇以及对民营医院发展前景信心不足等原因,不要说中高级职称人员,就连初出茅庐的医学院学生也往往把民营医院当作跳板,工作不到一两年就考研的考研、高就的高就。
“背黑锅”
面对民营医院种种近乎“恶劣”的生存条件,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选择进入。
戴明告诉记者,从他开办医院至今,该市的人口总量大致上升了20多万,民营医院也增加了3家。
在这个市场格局中,已经有人开始搞“小动作”。戴明说:“有的民营医院门诊量小、住院量大,时间长了才知道,原来是靠给乡村医生回扣,比如,介绍一个阑尾炎患者,住院手术费3000元,给乡村医生的提成就能给到600元,说穿了,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民营医院几乎自初起之时就在承受公众对其诚信的质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医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出现,其被指为瞄准皮肤病、性病的市场缝隙,把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在牟取惊人暴利后,使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坑蒙拐骗”的印象。
其后,一些民营医院被指继续使用欺骗诱导、过度医疗、虚假广告、假劣药品等手段,导致民营医院形象大跌,公众对其始终不能放心。
戴明说:“那些期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利尽可能多的投资者,采取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不但损害了患者利益,也祸害了行业风气,最终是让整个行业为他们的短期行为买单。”
“你讲诚信,他不讲诚信,你还要跟着他一道背黑锅,你说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理念、信念自我安慰,对自己说时间是试金石,让我们再赛一程。”
说到这里,戴明掐灭手中的香烟:“如果真的技不如人,关门失败我也认了,但现在是,医疗市场尚不公平。我只盼望,让公平来得更快些吧。”
摘自《瞭望》2010年第35期
如今,这所“得到政府和卫生部门支持”的“东岸医院”已经小有名气,戴明却有些黯然神伤:“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踏进民营医院这一行。”
“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戴明十分熟悉公立医院相对优越、稳定的工作滋味。
在创办民营医院之前,戴明曾做过多年市人民医院科室主任。“在这家二级医院,我有五六次升职的机会,但都在最后关头落败。”
一气之下,戴明选择出走,承包了当地某职工医院。这个工作,验证了戴明的能力,也让他对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产生兴趣。当有关部门任命戴明为当地某二级医院副院长时,他只在医院上了一周班,就决定要辞职。
戴明说,以这个年龄做副院长,意味着将在这个位置上退休,“我陷入了人生价值与现实利益等问题的思考,结果是,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彼时,戴明更愿意把兴办民营医院判断为一种“机遇”,“我研究过国家的政策,认为医疗卫生领域同样需要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以满足老百姓的医疗保健需求,这就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戴明给同学好友们举一个数据:当地100多万人口,只有市人民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这种布局合理吗?能消化百姓的就医需要吗?显然不能,那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在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下,戴明借钱、买地、申办医院,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终于让“东岸医院”的招牌矗立在市中心。
“非国民待遇”
医院开办至今,戴明已切身体会到很多民营医院同道描述过的来自有关部门的“冷落”。
比如医院营业必需的发票,戴明说,公立医院属事业单位,其发票毫无疑问是事业单位类型的,但对民营医院的发票使用则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发票也就很不相同,有事业单位的,有税务的,有民政的,甚至还有自印的。“我曾问自印发票的院长,这可是违法的呀,院长说,到处申请发票都不给,只好自己印了。”
再如民营医院的等级评审,戴明说,按照有关规定,申报一级甲等医院以上,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创建“爱婴医院”,“但一些地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民营医院开设产科,理由是产科的医疗风险比较大,这实际上断送了民营医院进入国家评价体系的可能。”
戴明说,他感到幸运的是,“东岸医院”因为其“非营利性医院”的性质,绕过了相当多民营医院苦恼的税收问题和医保定点问题。
“一旦选择营利性,不仅要纳税,而且很难进入各类医保定点,这无异于绑住自己的手脚。不过,非营利性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分红,于是一些医院就会在这个方面弄虚作假。我们医院好在是独资,所谓肉烂在锅里,这方面需求还不迫切。”而记者了解到,根据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民营医院往往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
现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而没有获得相应的医保定点资格,几乎是一些民营医院的“灭顶之灾”:不仅余下的市场份额大大降低,而且面临来自几乎所有相关医院的竞争。
人才“梦魇”
戴明说,人才问题是他几乎难以摆脱的梦魇。“我们医院给医生开的工资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公立医院同级医生的账面工资高出很多,但是,我们很难吸引人才。”
戴明认为,民营医院难以形成人才队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人才流动政策的制约,比如,福利、户籍、职称晋升等。
目前,在很多地方,医务人员选择去民营医院工作,几乎意味着自动放弃职称晋升。原因大致包括:其一,由于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缺少继续教育,而且很难有时间、机会写论文、做研究;其二,竞评高级职称需要医务人员有在基层医疗单位的工作经历,由于民营医院大多没有完全纳入全行业管理,医生职称晋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民营医院的人才队伍往往是‘老的老、小的小’,”戴明说,“中青年专家,真正主动选择到民营医院就职的非常少,所以,民营医院的人才梯队往往很不合理。”
由于福利待遇以及对民营医院发展前景信心不足等原因,不要说中高级职称人员,就连初出茅庐的医学院学生也往往把民营医院当作跳板,工作不到一两年就考研的考研、高就的高就。
“背黑锅”
面对民营医院种种近乎“恶劣”的生存条件,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选择进入。
戴明告诉记者,从他开办医院至今,该市的人口总量大致上升了20多万,民营医院也增加了3家。
在这个市场格局中,已经有人开始搞“小动作”。戴明说:“有的民营医院门诊量小、住院量大,时间长了才知道,原来是靠给乡村医生回扣,比如,介绍一个阑尾炎患者,住院手术费3000元,给乡村医生的提成就能给到600元,说穿了,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民营医院几乎自初起之时就在承受公众对其诚信的质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医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出现,其被指为瞄准皮肤病、性病的市场缝隙,把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在牟取惊人暴利后,使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坑蒙拐骗”的印象。
其后,一些民营医院被指继续使用欺骗诱导、过度医疗、虚假广告、假劣药品等手段,导致民营医院形象大跌,公众对其始终不能放心。
戴明说:“那些期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利尽可能多的投资者,采取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不但损害了患者利益,也祸害了行业风气,最终是让整个行业为他们的短期行为买单。”
“你讲诚信,他不讲诚信,你还要跟着他一道背黑锅,你说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理念、信念自我安慰,对自己说时间是试金石,让我们再赛一程。”
说到这里,戴明掐灭手中的香烟:“如果真的技不如人,关门失败我也认了,但现在是,医疗市场尚不公平。我只盼望,让公平来得更快些吧。”
摘自《瞭望》2010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