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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张香华(诗人，柏杨妻子)给我一封信。那是30年前我写给柏杨的，他还保存着。她说，你拿回去作纪念吧。
那封信里写了些爱国、互勉的话。今天看来，我不会说好笑，倒自省是否还抱持当年的想法。当年柏杨就是今天我这个年纪，他在“国父纪念馆”地下室“匪情研究中心”养着。那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负责人是中统的老特务，一个像电影《色，戒》中老吴那样的角色。我去研究中心用那里的图文作宣传，放在中视的“大陆真相”节目中播出。我能进出“匪区”，也算是“特务”，柏杨就是“匪”。
我对这个“匪”，当然不会崇拜，但也没鄙视。柏杨的《高山滚鼓集》，我是高中时在火车上看的，有点喜欢，记得他说警察是“三作牌”，“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后来听说，他被关起来了，是匪谍，也有人说是因为批评政府。我想怎么写那种文章就要关呢?后来见到了他，谈得来，或许是好奇、虚荣、叛逆、附雅，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其实他并没有与我掏心掏肺地深谈过，但我后来遇到许多与他有关的人，知道了很多他的故事，变得很了解他这个人。他还叫我做他的纪录片，我就又把他的相关纪录找出来看，把他的一生浓缩成了15分钟，那可不比他写《白话资治通鉴》容易多少。片子定格在他自己写的“我还要飞”最后那一撇上。他看了满意，我也满意，香华用这部片子代表他去大陆放给读者看，大家都满意。 当时这种匪情中心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局养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李匪敖”从劳改营放出来后也养在那里，这倒很像大陆政协的文史资料室，不少人是“战犯余孽”。这些“匪逆”与最高当局都有个中间人，也算是白脸。中间人或是老长官，或是老朋友，雷震的中间人是王新衡，李敖的是吴俊才，柏杨的是李焕。
所以，柏杨其实是特务。他是特务出身，他的朋友多是特务，他获罪也是因为他是特务，就像雷震当年反共最激烈、陶百川是军法官出身、李荆荪是反共健笔，后来多是因“不识大体”、“不顾大局”而被压制。当然还有些别的原因，现在这全被扣上“白色恐怖”之名而被丑化否定，甚至完全过了头，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合历史事实的。
我早就在想，柏杨死了，我是从俗把他吹成人权斗士以哗众呢，还是从实说他是“误入”旁门?不管是歧途还是正道，人死了，说点好的吧。但是如何给柏杨定位呢?说爱国吗?他最爱国，但他爱的是中国，那不是最不爱台湾吗?那不就又成了卖台吗? 他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与原来的特务圈渐行渐远。又因自己在旁门中有点名气，看那些仍在当“三作牌”之老友不顺眼，对那个沉重的体制有不满．他们也看他不顺眼．这时他调皮地开了个“大力水手”的玩笑，就被打成了“匪谍”，走上了“人权斗士”的不归路。后来时代变了，他又成了“国之大老”了。但柏杨一直在问：“哪个国?”
柏杨最不欲明确答复这个问题，他只说家是心所在，大陆是故乡，台湾是家。绿岛那块纪念碑是柏杨与李登辉揭幕的，上面写着柏杨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对，但我们把格局放大点，当年那些绿岛守监官兵，现在被打成凶神恶煞，他们在大陆的母亲，可能也为台湾音讯全无的儿子在暗夜中哭泣啊!
我有段时间要进入特务核心，被选到“中央党校”阳明山革命实践院受训，同学中有位绿岛政治监狱主任，姓汪，柏杨与他相处得很好，在书中提到过这个人，还提到他政校青干班的同学韩中将来狱中对他照顾的事。
柏杨出生在河南，小时候受后母虐待，他说从小就悟出个道理：“爱是打不出来的，打出来的只有恨。”他以这种心情形容日本人的侵略。他在高中听到“西安事变”，如五雷轰顶，一路哭着回家。后来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听到“大刀进行曲”，他就热血沸腾。“九·一八”时他还是小学生，他们全班哭成一团，深觉国家就要亡了，他说这种阴影笼罩了他一生，到80多岁，仍会以为国家就要亡了。后来到台湾，进了救国团，成为“蒋经国的人”，李焕是主任秘书，所以横贯公路有很多地名是柏杨取的。他会成为“人权斗士”，其实还是“色，戒”害的。
柏杨一生结了5次婚。他与自己辅导的学生谈恋爱，被女方父亲告到“教育部”，蒋经国叫李焕请他了断，否则走人，结果柏杨爱美人不爱江山。但又是这段婚姻，给柏杨带来极大痛苦，为之坐牢，妻离女散，终难弥补。
柏杨离开救国团，生活无着，常去找李焕诉苦。李焕住瑞安街，当时李庆安刚生，李焕抱着女儿在巷子里听他谈话。他出事，李焕向蒋经国说：“他批评政府是有的，但不是匪谍吧?”蒋经国当然知道是欲加之罪，怒曰：“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后来，扣他个参加“民盟”了事。柏杨到大陆还到“民盟”去照了张相．说是来“报到”。
柏杨出来后，有天在街上遇到李焕。李焕说：“你受苦了。”柏杨却说：“这是给我的磨练。”张香华在旁看了很感动。
在李荆荪的葬礼上，气氛肃杀，绿岛同学要致祭，但司仪不敢报，柏杨不知哪来的勇气，站起来说：“火烧岛的难友，到前面来!”李夫人进出第一声哭，家属下跪齐泣。
写到这里我的眼红了，交了柏杨这朋友我还是欢喜，虽然李敖老因此骂我“汉奸”。柏杨说，他死了，骨灰要洒在台东与绿岛的海峡中，果真如他愿，我会去洒一把。
那封信里写了些爱国、互勉的话。今天看来，我不会说好笑，倒自省是否还抱持当年的想法。当年柏杨就是今天我这个年纪，他在“国父纪念馆”地下室“匪情研究中心”养着。那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负责人是中统的老特务，一个像电影《色，戒》中老吴那样的角色。我去研究中心用那里的图文作宣传，放在中视的“大陆真相”节目中播出。我能进出“匪区”，也算是“特务”，柏杨就是“匪”。
我对这个“匪”，当然不会崇拜，但也没鄙视。柏杨的《高山滚鼓集》，我是高中时在火车上看的，有点喜欢，记得他说警察是“三作牌”，“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后来听说，他被关起来了，是匪谍，也有人说是因为批评政府。我想怎么写那种文章就要关呢?后来见到了他，谈得来，或许是好奇、虚荣、叛逆、附雅，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其实他并没有与我掏心掏肺地深谈过，但我后来遇到许多与他有关的人，知道了很多他的故事，变得很了解他这个人。他还叫我做他的纪录片，我就又把他的相关纪录找出来看，把他的一生浓缩成了15分钟，那可不比他写《白话资治通鉴》容易多少。片子定格在他自己写的“我还要飞”最后那一撇上。他看了满意，我也满意，香华用这部片子代表他去大陆放给读者看，大家都满意。 当时这种匪情中心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局养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李匪敖”从劳改营放出来后也养在那里，这倒很像大陆政协的文史资料室，不少人是“战犯余孽”。这些“匪逆”与最高当局都有个中间人，也算是白脸。中间人或是老长官，或是老朋友，雷震的中间人是王新衡，李敖的是吴俊才，柏杨的是李焕。
所以，柏杨其实是特务。他是特务出身，他的朋友多是特务，他获罪也是因为他是特务，就像雷震当年反共最激烈、陶百川是军法官出身、李荆荪是反共健笔，后来多是因“不识大体”、“不顾大局”而被压制。当然还有些别的原因，现在这全被扣上“白色恐怖”之名而被丑化否定，甚至完全过了头，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合历史事实的。
我早就在想，柏杨死了，我是从俗把他吹成人权斗士以哗众呢，还是从实说他是“误入”旁门?不管是歧途还是正道，人死了，说点好的吧。但是如何给柏杨定位呢?说爱国吗?他最爱国，但他爱的是中国，那不是最不爱台湾吗?那不就又成了卖台吗? 他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与原来的特务圈渐行渐远。又因自己在旁门中有点名气，看那些仍在当“三作牌”之老友不顺眼，对那个沉重的体制有不满．他们也看他不顺眼．这时他调皮地开了个“大力水手”的玩笑，就被打成了“匪谍”，走上了“人权斗士”的不归路。后来时代变了，他又成了“国之大老”了。但柏杨一直在问：“哪个国?”
柏杨最不欲明确答复这个问题，他只说家是心所在，大陆是故乡，台湾是家。绿岛那块纪念碑是柏杨与李登辉揭幕的，上面写着柏杨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对，但我们把格局放大点，当年那些绿岛守监官兵，现在被打成凶神恶煞，他们在大陆的母亲，可能也为台湾音讯全无的儿子在暗夜中哭泣啊!
我有段时间要进入特务核心，被选到“中央党校”阳明山革命实践院受训，同学中有位绿岛政治监狱主任，姓汪，柏杨与他相处得很好，在书中提到过这个人，还提到他政校青干班的同学韩中将来狱中对他照顾的事。
柏杨出生在河南，小时候受后母虐待，他说从小就悟出个道理：“爱是打不出来的，打出来的只有恨。”他以这种心情形容日本人的侵略。他在高中听到“西安事变”，如五雷轰顶，一路哭着回家。后来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听到“大刀进行曲”，他就热血沸腾。“九·一八”时他还是小学生，他们全班哭成一团，深觉国家就要亡了，他说这种阴影笼罩了他一生，到80多岁，仍会以为国家就要亡了。后来到台湾，进了救国团，成为“蒋经国的人”，李焕是主任秘书，所以横贯公路有很多地名是柏杨取的。他会成为“人权斗士”，其实还是“色，戒”害的。
柏杨一生结了5次婚。他与自己辅导的学生谈恋爱，被女方父亲告到“教育部”，蒋经国叫李焕请他了断，否则走人，结果柏杨爱美人不爱江山。但又是这段婚姻，给柏杨带来极大痛苦，为之坐牢，妻离女散，终难弥补。
柏杨离开救国团，生活无着，常去找李焕诉苦。李焕住瑞安街，当时李庆安刚生，李焕抱着女儿在巷子里听他谈话。他出事，李焕向蒋经国说：“他批评政府是有的，但不是匪谍吧?”蒋经国当然知道是欲加之罪，怒曰：“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后来，扣他个参加“民盟”了事。柏杨到大陆还到“民盟”去照了张相．说是来“报到”。
柏杨出来后，有天在街上遇到李焕。李焕说：“你受苦了。”柏杨却说：“这是给我的磨练。”张香华在旁看了很感动。
在李荆荪的葬礼上，气氛肃杀，绿岛同学要致祭，但司仪不敢报，柏杨不知哪来的勇气，站起来说：“火烧岛的难友，到前面来!”李夫人进出第一声哭，家属下跪齐泣。
写到这里我的眼红了，交了柏杨这朋友我还是欢喜，虽然李敖老因此骂我“汉奸”。柏杨说，他死了，骨灰要洒在台东与绿岛的海峡中，果真如他愿，我会去洒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