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章太炎是鲁迅的国学导师，那么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可以说是鲁迅的革命导师，他对鲁迅的思想与革命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
　　鲁迅与陶成章第一次见面是在1903年冬。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东京的“浙学会”召開了两次集会，鲁迅均参加了。第二次集会上，还决定派陶成章等回浙江、安徽等地分别开展革命活动。鲁迅和陶成章在集会上有无交谈，无文献记载。第二次见面是1905年11月。作为浙江光复会骨干的陶成章等为了准备起义，来到日本，鲁迅与同学们特地去横滨迎接他和徐锡麟、范爱农等人。
　　鲁迅与陶成章的私人交谊始于1906年冬。鲁迅由东京伏见馆移居中越馆不久，光复会另一创始人龚宝铨常带陶成章等来，一起谈论国事。从陶成章的谈话中，鲁迅了解到浙江农民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情况，两人的私人交谊从此日益深厚。
　　陶成章是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投入反清革命斗争。他到鲁迅寓所来，一说起什么地方不久可以发动起来了，便手脚并用，神采飞扬。两人常谈到吃饭时候，于是一起用餐。鲁迅晚年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做了一个比划），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他还对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说：“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由此可知，当时像陶成章这样的从事实际斗争、策划武装起义的反清革命党人，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所以，章太炎戏称陶成章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样称呼他。所谓“强盗”，指的是陶成章、徐锡麟以及王金发这些光复会的革命党人。
　　1908年年底，陶成章介绍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有空白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有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曾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据说，在会党之中，“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好比是“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为了防避日本警察搜查，陶成章还将光复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如光复会会员名册、光复会章程等重要资料托付给鲁迅保管。可见两人关系的亲近与互信。
　　陶成章的生活本来比较宽裕，他家开有生意很好的瓦铺。其父曾问他：“你搞革命为的是啥呢？”他回答说：“为的要使个个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他管店，让他到处流浪干革命了，还对家人说“他要使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么好去阻挡呢”？
　　陶成章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于是以教人催眠术为生。有一次陶成章了解到鲁迅在仙台医专学过两年医，就问他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能睡去。鲁迅一直为爱莫能助而深感遗憾，他在20年后的1926年5月25日为刘半农的《何典》作序时，还想起这件事来，说：“陶成章为革命穷困不堪，在上海靠教人催眠糊口。有一天，他问我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我明知道他怕自己的催眠术不灵，求助于药物，因为在大众中实验催眠术本来就很难。但我是真的不知道。后来报纸上有人攻击陶不懂催眠术，在骗人，清政府通缉他时也攻击他‘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鲁迅在《莽原·补白》中曾愤慨地说：“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大捕党人，陶成章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的父亲也大受痛苦……”
　　陶成章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感佩的，他曾两次入京，企图刺杀慈禧，但未得机会，后又奔赴辽宁、内蒙一带，察看形势，以图起义。为了革命工作，他日夜奔走在苏、浙、皖、闽、赣五省之间，联络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流落在各地的会党和反清势力，力争将会党发展成可依靠的革命中坚，并被推为五省大都督。因此，他也成为光复会实际领袖，在东南地区的会党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陶成章被暗杀后，鲁迅极其悲愤，当时绍兴各界为纪念他而发起创办成章学校，鲁迅积极支持，列名为发起人之一。1913年6月，鲁迅从北京教育部回乡探亲，到家的第二天，就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以陶成章命名的成章女校游览一圈；7月1日，又到成章女校参观。陶成章的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风林寺旁，鲁迅每到杭州，总要特地到其坟墓凭吊，并出资建立了社屋一所，名叫“陶社”，以表纪念。